更新时间：2023-02-21 08:07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别称《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或《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元始经》《无量经》，为道教极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明代《正统道藏》以此经作为群经之首，此版本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一共有六十一卷，其第一卷为古本《度人经》的原文，也是古灵宝经的重要经目之一，此卷大约于晋朝时期成书，其余的六十卷则是于北宋末年所增益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虽然属于道教灵宝派的经典代表，但此经中蕴含的思想却堪称合多端，其不仅吸收了道教另一支脉上清派的部分思想，也融合了魏晋之世流行的社会思潮，以及北宋时期为世人推崇的道法，构造出了一个以“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作为核心的道教宇宙图式。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对道教神灵体系的构建贡献颇多，被誉为“万法之宗、群经之首”。此经弘扬济世理念，重视道德伦理，兼之丰富了道教思想内涵，对后世影响深远。
古本《度人经》为古灵宝经中的一部分，南北朝时期，道士陆修静编订的《灵宝经目》中已见此书，后世诸家多有沿袭。自唐朝以后，此书更为流行，其全称为《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为《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别名，亦简称《元始经》《无量经》。古灵宝经为灵宝派所看重，为其重要典籍。灵宝派是以灵宝斋法作为特色的道教派别，于魏晋时期兴起，与上清派、正一派合称早期道教三足鼎立的道教派别。“元始”二字，与“元始天尊”有关。此书之中，部分内容附会元始天尊向神真、众人演说经义，亦颇受后人重视。后世所见的诸多典籍中，《度人经》的经名之前大多冠以“洞玄”字样，以明确其属于洞玄部。“洞玄”属“三洞”之一，所谓“三洞”，分别为洞真、洞玄、洞神。三洞说的分类，以道教三大派系为依据:洞真经即为上清经，洞玄经即为灵宝经，洞神经即为三皇经。尽管也有观点认为，此经在明代之前已经被列为道藏首经，但就存世文献而观，明代编修的《正统道藏》中，其“群经之首”的地位是较为明确的。也正是在《正统道藏》中，此书被归入到洞真部，为了避免其书名引起歧义，故删去“洞玄”，名为《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第一卷构造于两晋时期，而第二卷至第六十一卷，则一般认为是后世道教学者增益所得，当为北宋末年神霄运动的产物。
两晋南北朝为中国道教兴起与发展的重要阶段，道教的流行与此时期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随着“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等事件的出现，社会愈加动荡，政治混乱，战争频仍，流民四布，瘟疫流行，人民群众的生活日益贫苦。即便是王公贵族，也因对仕途的绝望与对未来的彷徨而陷入苦闷之中。现世的苦难使得宗教兴起，道教逐渐在社会上、下层受到欢迎。此时期的道法经过了长期的传授与不断发展，而最终在适当时机被诉诸文墨，经整理而成书，又兼之佛教兴盛，为了与佛教争夺信众，也为了在道教自身各教派常出现的教义争论中获胜，故而凭空编造经典的事例频频出现，古本《度人经》即在此时被编撰了出来。
北宋建国之初，面对着经济凋敝、社会残破的情况，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恢复民力，巩固统治，赵匡胤、赵光义等人均采用了有着浓厚黄老学说色彩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为治国之道，对于道教亦多加崇奉与扶植。此时期，中原地区境内的宋、辽、西夏、大理白族自治州、吐蕃等政权并立。无法实现统一的北宋统治者大肆崇道，冀以“神道设教”，以宣扬自身的正统地位。宋徽宗统治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此时北宋政权在外有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威胁，在内人民愈发贫苦，出现多次农民起义。宋徽宗借道教以自重，愈发宣传君权神授的观念，以维护自身统治。他优宠道士林灵素、张继先、徐知常等人，大肆营造宫观，改佛入道，建立道学，道教在事实上被奉为了国教。《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第二卷至第六十一卷的内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造作了出来。
有关《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成书，可以追溯到道教灵宝派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江南葛氏家族。葛氏家族的道教法脉传承，应当是始于葛玄。葛玄号为葛仙公，是著名道教学者葛洪之从祖。葛玄的部分道教思想，传于葛洪，又传于葛氏后人葛巢甫。道史记载，葛氏家族善于造作经书，而古灵宝经最晚在葛巢甫生活的时代时已然有所撰作。唐末五代十国时期，闾丘方远所写的《太洞玄灵宝大纲钞》中提到，“仙公”得到了太极真人的传授，作成古灵宝经。以书中文字而观，经文所称的“仙公”就是葛玄，故而有观点认为，葛玄即是古灵宝经的撰写者。
古本《度人经》较早的经本，如云篆本、敦煌市写本、陈景元集注本等均是由《道君前序》《元始洞玄灵宝本章》《元洞玉历章》《道君中序》《元始灵书中篇》与《道君后序》六部分组成。元代薛季昭所著《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解后序》提到，仙公葛玄得到了太极真人所传授的文本，就已经包含了《灵书下篇》和《太极真人后序》，其后葛洪又从郑思远处得到了此经的传授。元代道士陈致虚则认为，是葛洪增加了包括《灵书下篇》《太极真人后序》在内的部分篇章。古本《度人经》的文本多有流变，当是在一段时间内经过多次完善而最终成书的。若论及古本《度人经》的确切撰作年代，则已经难以稽考。
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称，抱朴子葛洪在“马接(迹)山”得到了张思远的传承。此后，葛洪于东晋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上巳节在罗浮山将其传授给自己的弟子。作为葛洪道教思想传承人的葛巢甫，于东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把此经传给道士任延庆和徐灵期等人，这部经典才得以逐渐行世。因此，东晋隆安元年可以视作古本《度人经》成书的下限。
至于《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第二卷至第六十一卷，其撰作时间与撰作者是较为明确的。北宋末年，宋徽宗皇帝笃信道教，而道教人士便利用灵宝灾劫观念，谎称神仙传经，将道教传统中对于神仙的信仰附会到宋徽宗个人身上。宋徽宗也希望借此试图挽救北宋政权内部每况愈下的糜烂局面，二者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这些举措推动了道教神霄派的发展。为了符合前代道教的“预言”，《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在北宋末年被构造了出来，而作为圣君降临的祥瑞与符应。同时，为了神化此经，宋徽宗等人模仿道教神异叙事，鼓吹长生大君、神霄玉清王和安妃信仰，使此书在道教的地位更为隆盛。北宋时期成书的《高上神霄宗师受经式》著录的《高上神霄太上洞玄灵宝度人经》与《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所载品目大致相同，此书多提及“壬辰”二字，故可知此类造作的经书约作于北宋政和二年(壬辰年，公元1112年)前后。详查书中行文与相关的史料，撰作者应当是熟悉上清派道脉思想的道教中人，宋徽宗与其后妃刘姓也当有所参与。
从文本内容来看，《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卷，即古本《度人经》；第二部分为第二卷到第六十一卷，为北宋末年编撰成文。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第一卷包括《元始洞玄灵宝本章》《元洞玉历章》《道君前序》《道君中序》《道君后序》《元始灵书上篇》《元始灵书中篇》《元始灵书下篇》等内容。主要叙写元始天尊于始青天中宝珠之中，向着十方天真大神、上圣高尊、妙行真人、无鞅数众来演说灵宝度人经教，秉持“仙道贵生，无量度人”思想，宣传斋戒诵经带来的的功德可以消除天灾、庇佑帝王、除去毒害、度化民众，使得男女信众都可以受到护佑、度化，进而得以长生。
此经第二卷到第六十一卷，则是模仿古本《度人经》而作的。此部分以音诵和道术为核心，对宋代以前的道教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与运用，比较完善地解释了道教秉持的宇宙论、道性论等思想、理念，构造了长生大君、洞神道君、神霄玉清王等神格，具备丰富的内涵。
共六十一卷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今尚存明版《正统道藏》本，版本颇为单一。因为卷与品的排列相同，一卷即是一品，故而卷与品也互通使用。此书被列为《正统道藏》之首，属《洞真部·本文类》。
此外，敦煌发现的古本《度人经》残本，为《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第一卷，被学者称作敦煌本。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第一卷做出了塑造道教神灵体系的较早尝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门中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部分来自佛教的思想，构建出相对成熟的宇宙空间结构，其中尤其以十方(天)、三十二天、三界、大罗天等为代表。其所反映的道教天界观的转变，体现出道门中人对于天地生成与演变问题的认识变化。又经过后世诸多注家的不断丰富、完善，道教天界观最终完整，形成较为固定的体系。尽管与前代经典相比，《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第一卷更注重的是构造空间上的道教宇宙图式，但通过此经中部分文字即可知晓，其将天地构造的开始归因到不断运化的“”，与道家、道教的传统观点一脉相承，也是对于前代“气化起源论”的因循与踵继。
道教神仙谱系的完善也与《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有着重要联系。在《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元始雅威至尊”是神界的地位最高者。《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对于元始天尊形象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约为东晋时期成书的古灵宝经之中，地位仅次于元始天尊的最为主要的尊神是大上大道君。古灵宝市经经过对于太上大道君形象的重新叙写，使得其转变成为了一位颇具代表性的灵宝经尊神。而在后世与道教传授有关的记载之中，灵宝经亦常与太上大道君有着一定的联系。在《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第一卷的传承叙事中，此段文字即是由元始天尊传于太上大道君。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第二卷到第六十一卷的内容，影响了道教尊神长生大君的形象构建。长生大君的前身为南极上元君，在道教叙事中，其为晋代上清经的传经者。北宋统治者认为其自身继承了南方火德，故而更加尊崇炎帝或赤帝。正是以南方火德为线索，儒家所崇敬的炎帝与道教供奉的赤明和阳天帝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因为赤明和阳天帝与南极长生大帝两位尊神的职能和神格与职能具备一定的相似与重合之处。比较而言，南极长生大帝的宗教地位更高，且其具备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兼之长生大君和前代一度流行的道教终末论之信仰核心，也就是金阙帝君，具备颇深的联系，更加容易被宋徽宗时期造作的神文体系所吸纳，故而长生大君逐渐取代了赤明和阳天帝，更是成为了宋徽宗崇道活动的主要尊奉者，以及诸多新经与新法的传经者。《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第二卷到第六十一卷的部分记载，丰富了长生大君的神格。北宋末年的经书编撰者把长生大君看作是“道之尊”，试图将之抬升到和元始天尊近乎同等的地位。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宣扬“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理念，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展现出了道教的教义与教理，并且将“济世度人”作为长生久视、得道成仙的必然条件。此外，此经提倡“普天度人”，也就是济度行为的对象不择富贵贫贱、根骨愚慧，世间万物均可包括在内。无论是阳间众生还是阴间不死生物，无论是凡人还是神仙，均是此经救赎的对象。古本《度人经》记载有“元洞玉历，龙汉延康”之词，其背后即蕴含着道教的“劫运”理念。在道教典籍中，“龙汉”被称作初劫，在其之后,还有“延康”“赤明”“开皇”“上皇”等劫运或年号。元始天尊根据不同劫运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劫度人、普惠众生。
道教虽然提倡出世，但希图超脱凡尘的道士并非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生活在人类社会的特定环境之中，道教徒是难以完全远离与自身命运相关的现实世界的。早期道教理论中，尚未存在凭借某种法术或者某部经典就可以救度一切众生的说法。此种情形在思想流变的过程，经灵宝市道教的改造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灵宝派道教学者认为早期的修道者过于注重道术，过分推崇个人的山居隐修，因而将之贬低成“小乘”，因其“只求自度，不求度人”，被部分修道者所诟病，而将提倡“无量度人”的偏向入世的道教法脉看作“大乘”。也正因此，这种价值取向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济世思想由“道术济世”为中心而转向了以“善功济世”为中心。
时至宋代，民间社会普遍流行起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道教徒和对道教有一定认识的广大民众看来，《度人经》具备着颇为神异化的效用。在此基础上，部分道教经典的符咒化，亦被视作宋代道教斋醮仪式兴起的重要体现。两宋道教重视符咒法术，一改隋唐更重义理的风气。共六十一卷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仅仅第一卷是古本《度人经》的本文，其余六十卷则均是由本经所衍生而出的道法仪轨。同时，以古本《度人经》的本文为基础，编造出诸多神将吏兵与道法职司，为当时新兴的道教符派的常见做法。
北宋时期出现的大量新道法、新道派均和古本《度人经》有一定的关系。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灵宝市道派和上清道派的融合起，直至宋元时期道教发展新局面的出现，与古本《度人经》有关系的文献逐渐丰富，而且沿袭、演变为一个尤具特色的传统。《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出现的符箓咒术，是这种发展路径的延伸。论及具体的措施，就是以古本《度人经》为蓝本，加以注解并造作新的道法科仪，把新生的道经、道法认作是古本《度人经》的传承。
因古本《度人经》被附会为元始天尊所传的“真文”，所以具备显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古本《度人经》强调获取功德无需借用繁琐的仪轨，为延续合法性，北宋时期撰作的符箓咒术也具备着简便性与功用性的特点。在古本《度人经》的文本流变过程中，渐次出现了诸多将“真文”嵌入到斋醮科仪、道法仪轨中的现象。这类斋醮科仪和道法仪轨，有着不同的目的、功用：有的为了阴超阳荐；有的为了求子纳福；有的为了祈福灾。《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所载的第二卷到第六十一卷的内容，即可以看作是以“真文”为核心的有着六十种不同目的的道法仪轨。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以“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作为宗旨。该书采用元始天尊开劫度人的神异叙事，以“无量度人”的使命感，使得济世思想得以彰表，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济世思想体现了道教对于个人生命价值的人文关怀。《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不仅倡导乐生、重生观念，还认为济世度人不但是向人施恩，亦是为自己积德，行善积德才能修成长生。济世度人思想显示出道教的普世情怀，告诫民众要爱惜生命、热爱生活。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肯定了人性本真的观念，把心性的修养看作为“返本归元”的路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心性思想，在总体上探讨的是人的本真问题。此经在肯定了人性本真与本善的基础之上，认为恶与幻能够依据一定的方法去除。此经肯定心性对于善恶二途的超越，较多地谈论并肯定了心性的善，而把恶等同于幻与假，即此经中道教意义上的扬善去恶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并不是本体论的问题。
对于个人来说，修心是修德的重点，而克制情欲则是修心的重点。《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认为，“迷惑”与“无知”是众生难以修行得道的根本原因。所谓“迷惑”，就是指众生执着于外相。所谓“无知”，则是指对于大道的把握和体悟缺乏理解。唯有修养心性，追寻人性的本真、本善，才能摆脱“迷惑”与“无知”。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极为看重道德伦理，把社会伦常看作是涤炼自身、修行成仙的基础。《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奉持者，与相关仪轨的执行者、各种仪式的受众，均需要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此经提倡“齐同慈爱，异骨成亲”，认为众生都应具备一定的道德，并且友善待人、和睦共处。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不但加深了道教作为独特的功用型宗教的特质，其对于奉持者有着颇为严格的道德要求，还将行善积德与奉持经文的灵验程度联系了起来。此经并未把伦理道德的践行仅局限在道教信众的个体操守中，而是冀以凭借个人对于心性、道德的践行，于尊道贵德的认识之下把内在的道德修养外向化，进而形成全社会普遍奉行的道德意识。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所采语句为简略易读的四言联句，对于前代众多道经中的思想，能够做到兼收并蓄、共存一处。此经并未对前代的道教经典加以褒贬，而是罗列其精要，不予过分的阐发。这种特征也使得《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在道教内部产生重要影响，其在道教教义与义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无论是融贯歧说、博取思想、启发创新等方面均有建树。
从道教史的角度看，《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有着递增的倾向。随着时代的发展，古本《度人经》在道教传承过程中由一部普通经典逐渐被提升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最终被后世的道教学者和信徒尊奉为万法之宗、群经之首。随着古本《度人经》文本的长期流布，其所记载的许多思想被后人接纳并予以阐发，甚至在北宋宋徽宗时期一度渗透到了国家礼制建设之中。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影响了后世道教的理论与制度革新，此经革除了早期道教中流传的积弊，对若干庸俗粗鄙的内容予以扬弃。唐朝著名道士薛幽栖提及此经时，认为：”讽诵之篇，则此卷为首”，其当为道门中人必须修习的功课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影响力，后世部分道教典籍，也是在古本《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文本的基础上敷布、衍生而来的。
道教思想的传播，与《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关系亦堪称密切。北宋时期，由于差官考试根据包括《度人经》在内的多部道典而命题，道教思想被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所熟悉、接受。赵恒曾为古本《度人经》作序，《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亦有称名宋徽宗的序文。帝王的重视和士大夫的喜爱，让《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影响更甚。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还对部分文学艺术作品产生了影响。在中国古代的诸多与道教有关的文学作品中，来源于《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度脱”观念是其内容大宗，令凡人脱离现世的困苦而进入仙境，为此类作品中神仙修行的崇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