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11
本体论（英文：Ontology，拉丁文：ontologia）的本义是关于存在（on）的理论（logos），由17世纪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纽（R.Gocieneus, 1547—1628年）在《哲学辞典》中最早使用。本体论是最为普遍的哲学理论之一，是主要研究存在本身的形而上学分支，但在哲学史当中也经常被用以指代整个形而上学。目前西方哲学学界在本体论的定义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广义上的本体论既是关于存在的理论，也是关于实体的理论或关于本体的理论等；狭义上的本体论则是意指“关于存在的理论”，因而可以理解为“存在论”。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在长时间内被看作哲学其他学科的基础和根据。西方哲学家从各自的哲学理论出发，将本体论的主要对象界定为“理性”“理念”“逻格斯”“单子”“物自体”“绝对”“绝对精神”等。
西方哲学中，对于本体论的探讨始于古希腊。在巴门尼德之前，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本原”的讨论，其中出现了诸如“水本原”“无定”“火本原”“数本原”等等。从巴门尼德开始，本体论就取代了以往的本原哲学从而使哲学具有了更加理性化的考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都是古希腊时期本体论的直观表现。在中世纪，本体论则往往与基督教的神学相关联，其中关于雅威“三位一体”的论述，更是涉及到众多关于本体论的考证，并且在奥古斯丁原罪论与意志论的论述中开显出不同于希腊哲学的“无”与“自由”的面向。近代时期，本体论更多与科学发展相关联，勒内·笛卡尔企图为科学寻找本体论的根基，以捍卫科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更是在之后发展为理性主义与经验论两大阵营，开辟出哲学的新的可能性。在德国古典时期，伊曼努尔·康德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则以本体论作为基础，构建了“批判哲学”与“绝对精神”两大体系，形成蔚为大观的哲学系统。直到现代，本体论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主要体现为现代哲学家们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以及重新建构，表现为唯意志论、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等诸多形态。除西方哲学外，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提出了“道”“理”“气”等本体论，印度哲学提出了“梵”的本体论。
本体论从诞生之初，就已经意味着哲学整体形态的转变和思维确定性的凸显。哲学家们通过本体论将视角从具体的物质形态中转移到思维范式之中，规范了哲学中关于宇宙论和世界观的形态。哲学中的本体论不仅影响了哲学这门学科本身，还进一步渗透到诸如数学、科学、艺术、政治等等其他诸多领域当中。黑格尔认为，本体论的建立“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一个人使得他自己从一切的表象和意见里解放出来，否认它们有任何真理，并且宣称，只有必然性，只有‘存在’才是真的东西。”
本体论（英语：ontology）源自希腊语单词ον（意思是：存有）和λόγος（意思是：言说、研究、理论）的组合。 拉丁语ontologia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学者雅各布·路哈特（Jacob Lorhard）于1606 年在圣加仑出版的拉丁文著作 《经院哲学的八个要素》（ Ogdoas scholastica）。ontology这个词表明它是一门关于on的哲学，on相当于英文中的being，指“关于存在的理论”“关于‘是’的理论”。而“是”和“所是”在哲学中是用来表达最一般的对象的概念。在语言表达上，“所是”或“是者”能普遍地表述一切东西，例如在一切判断当中，都需要“是”这个系词才能作出真理性的思维断定。“是”的外延最广，内涵最小（不是任何特定的所是），本身又是无可定义的。“是”于是成为ontology 这门学问的逻辑起点，把其他各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所是”都当作属性。“本体论”涉及的都是些一般的概念与这些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于是反映这些概念间关系的命题就被认为是普遍的、且先于经验事实的原理。
“本体论”这个概念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它的本义是关于存在（on）的理论（logos），体现了形而上学的主要内涵。当时人们既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亦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诸存在物的存在的科学”，中文既译作“本体论”，也译作“万有论”“存在论”“是论”等等。从直接的字面意义看，本体论乃是“关于存在（on）的理论（logos）”，所以产生了“存在论”这一译名， 亦有学者如王路主张根据 to be 的系词用法译之为“是论”。将 ontology 译作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有其根源，如海德格尔主张，一部形而上学史乃是存在的遗忘史，自近代 ontologia这个概念出现以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并没有研究存在，更多地在研究“实体”。所以学者们在翻译海德格尔著作的时候，通常会把海德格尔之前的 ontology 译作“本体论”，而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 ontology译作“存在论”。在西方哲学中通常以“本体”翻译 noumena，而“本体”（noumena）与“现象”（phenomena）是一对概念。所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本体”的确也是 ontology 的对象，但是并不能涵盖其对象的全部意义。尽管人们以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两者实际上亦有差别。
本体论是把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或“是”者）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系。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首先为本体论下的定义是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中所蕴含的“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领域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
学界对于本体论的定义至今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例如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中，本体论被定义为关于“是”本身，即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在《斯坦福百科全书》中，本体论被定义为“最高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实体（实体）”“性质”“关系（Relations）”“事态（State of affairs）”“事件（Events）”等。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中，本体论被定义为“西方哲学史中，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在安东尼·弗卢的《新哲学词典》中，本体论则被定义为“研究存在本身（不考虑任何存在物性质）的形而上学”以及“关于作为任何概念图式或任何理论或规念体系基础的存在的假设”。
本体论的讨论范围大致包含万事万物存在的本质基础和逻辑根据、宇宙中存在的真实性、宇宙统一性基础和本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本体论”具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理解。从狭义上看，本体论意指“关于存在的理论”，因而可以理解为“存在论”；而从广义上看，本体论既是关于存在的理论，也是关于实体的理论或关于本体的理论等等，因而本体论在此涵盖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论、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内容。
第一个问题体现为：万事万物有其生灭变化，他们赖以存在的本质基础和逻辑根据是什么的问题。例如古希腊的本原哲学往往通过具有具体物质形态的“本原”概念来解释变化的原因，“本原”的本义是万物从中而来，毁灭后由回归到其中的“始基”，是宇宙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当时的哲学家们企图以自然来解释自然，通过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自然万物，以求得真理性的知识，从而诞生了“水本原说”“气本原说”“火本原说”等等。
第二个问题体现为：宇宙中有没有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的问题。在古希腊的本原哲学之后，巴门尼德放弃了对“永恒不变真实”的直接性假设，而是将“静止”视为变化的对立面，视为“永恒”的表现，将作为“时间上”开端的本原转换为“逻辑上在先”的本质，这一本质被巴门尼德称为“存在”。从带有想象的假设性过渡到逻辑上的真实性，巴门尼德进一步认为本体以逻辑作为基础而真实存在。
第三个问题体现为：作为有机整体的宇宙的统一根据基础或本质的问题。例如中世纪哲学哲学家强调自然的有机性，并进一步将本体论的视阈与自然的目的性相结合，在经院哲学家爱留根纳的眼中，“本体”的概念被转换为“自然”，他认为自然是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概念，自然被区分为四种样态，其中最为重要的、真正作为宇宙同一根据的是“创造而非被创造的自然”和“不创造又不被创造的自然”，二者都指雅威，是包括存在和不存在的一切的原因。在爱留根纳看来，万物产生与上帝，最终又复归于上帝，上帝创造万物，存在于万物之中，是一切存在的本质，整个包括人在内的有机宇宙背后的统一性原因都是作为“自然/本体”的上帝。
第四个问题体现为：人的认识能力能否认识宇宙万物的统一根据和本质，这一本质能否通过语言进行表述的问题。最先指出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矛盾的哲学家是古希腊的智者高尔吉亚，他认为“无物存在，即便有物存在也无法被思维，即便此物能够被思维，也无法被言说”。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康德通过“二元论”的方式，将知识与本体分割开来，他认为，知识的构成是人将自身的知性范畴运用到自身的感性直观之上，从而使知识获得了普遍性与综合性，但本体却不能够以“知识”的方式来进行认识，只能通过逻辑上的有效性来予以证明。
第五个问题体现为：存在的本质与具体的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是时间上的生成关系还是逻辑上的本质与现象间的关系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论述较多的则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他批判以往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只是聚焦于存在者，而遗忘了真正重要的存在，要求重提存在问题。他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试图克服主客二元的认识论局限，通过对人的存在，即“此在（Dasein）”的生存活动的生存论分析，将“存在”带到敞亮之所，回归哲学的本源之处，这就是将“存在”与“存在者”二者之间进行区分的“存在论差异”。
上述问题大概涉及了西方本体论哲学自产生以来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即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无限与有限、相对与绝对、本质与现象、思维与存在、理性与经验、知识与对象等等。哲学家们从各自的哲学理论出发，在不同的意义上称之为“理性”“理念”“逻各斯”“单子”““绝对”或“绝对精神”等等。本体论对象的历史演变体现了西方哲学在观念上的历史变化。
本体论问题不只是存在问题，但确是从存在问题发端，在西方哲学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本体论问题逐渐显露出越来越深、复杂，丰富的内涵。
本体论在希腊哲学中以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为其开端，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初步完成，经过中世纪哲学的改造，到了近代哲学那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些演变在希腊哲学中已见端倪。
早期希腊哲学以自然作为思考的对象，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时期，它的主要问题是“本原”（arche）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规定，所谓“本原”亦即万物从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回到那里去，一切皆变惟它不变的“始基”，已是宇宙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当时的哲学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他们企图以自然来解释自然，用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自然万物，以求得真理性的知识。于是，早期希腊哲学家们有的认为本原是水，有的认为本原是气，也有人认为本原是火等等不一而足。在本原问题上，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果离他们追求知识的理想越来越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门尼德对本原哲学进行了批判，并正式通过“存在”范畴将关于“本原”的讨论转为关于“存在”的哲学本体论。
在留下的著作残篇中，巴门尼德一开始就指出了哲学探索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以“非存在”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一条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而后者对应的就是本体论的思想范式。在他看来，哲学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 “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按照他的观点，惟存在是存在的，非存在不存在，因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则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是不存在的。所以，能够被述说和思想的一定是存在的，即“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由此，巴门尼德便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为后来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者统治地位的本体论奠定了基础。
巴门尼德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为本体论奠定了基础。与追问宇宙自然“在时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开端的自然哲学道路不同，巴门尼德致力于探讨宇宙自然“在逻辑上”处于第一位的根据或本质，他称之为“存在”。一切存在物都存在，但是它们总有一天都将不再存在，惟有使一切存在物存在的存在本身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存在之于存在物，不是“生成性”的本原，而是“本质性”的根据。不仅如此，他亦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哲学之思辨思维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通过感觉经验不可能达到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同一性，惟有在思想或理性认识中才能获得真理。在他的存在论中已经蕴涵着本体论的基本要素。
以希腊哲学为开端的西方哲学一向以重视知识为其基本特征，自然哲学家们追问“本原”的目的是为了知识，巴门尼德扭转哲学的方向也是为了知识。继巴门尼德之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进一步开拓和发展了这条追求知识的哲学道路，把哲学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了探索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之上。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是什么”的问题：例如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德性是什么？等等。他追问的是一事物就其自身而言决定它是这一事物的定义或概念，因而人们通常把他的哲学思想称为“概念论”。
柏拉图正是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础上之建立了他的“理念论”。在柏拉图看来，可感事物变动不居因而只是意见的对象，事物的普遍共相即本质才是知识的对象。相对于由可感事物构成的“可感世界”，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每一类事物都有它们的类本质或共相，亦即“理念”，所有事物的“理念”就构成了“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正如可感世界以太阳为其主宰，理念世界则由善的理念所统治。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亦即哲学通常而言的“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惟有“本质世界”才是哲学思考的对象。晚年的柏拉图虽然苦于无法解决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他认为就知识而言绝不能放弃理念论的立场，因而他更关注的是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是他尝试进一步说明理念世界的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在本体论的角度上认为真正现实存在的是个别的具体事物，而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中形式和质料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主张认识所认识的乃是事物“是什么”的形式或本质，所以在认识中可以将事物中的形式与质料分开，以形式作为认识的对象。《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的科学所研究的是存在的某一属性或某一方面，至于这些属性或方面赖以存在的存在本身它们是从不过问的，因而一定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这门学问就是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其核心环节就是本体论问题。与巴门尼德不同，亚里士多德发现，“存在不是种”，作为最高的普遍性，存在不能通过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的方式来下定义，因而无法直接规定存在是什么。于是，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来回答存在问题，他将存在的本然意义亦即存在的存在方式称作“范畴”（ketagoia），认为“就自身而言的存在的意义如范畴表所表示的那样，范畴表表示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并以十个范畴囊括了存在的全部存在方式，在这十个范畴中，ousia 亦即事物之“是什么”（ti esti） 或“是其所是”（to ti en einai） 居于中心地位，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实体”。当亚里士多德以诸范畴的体系来解决存在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所建构的是“存在”的“存在之网”亦即世界的逻辑结构。
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中世纪古典本体论体系最为庞大、完备。这一体系得益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综合与调和。中世纪本体论的典型特征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不是以存在论或认识论为最高的部分，而是以神学为最高的部分。中世纪本体论以13世纪的“经院哲学”为成熟的形态，经院哲学以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为主要建构原则，以亚里士多德式论辩推理的辩证法为主要命题形式。
中世纪本体论体系为哲学思想带来了希腊哲学本体论中所未有的新视野和新问题，其创造性就体现在它为了综合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体系和世界观而对二者所做的推进和融通。雅威的概念以及创世论学说给西方思想带来希腊哲学前所未有的新思维方式。经院哲学的辩证法和逻辑学激发了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一些概念和观念。
奥里根（Origenes， 约185—254年）是早期教父哲学最伟大的代表，也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哲学家。在奥里根的神学本体论中，上帝不是人格化的耶和华，而是世界万物唯一的、单纯的、精神性的、永恒的始基，是完满的“一”。作为本体和整体的“一”包含圣父、圣子和生灵这三个位格。圣父不断生出圣子（逻格斯），圣子道成肉身即耶稣基督。圣父之产生圣子，并不是像自然的生育那样把圣子分离出去，而是像太阳不断地发射光芒那样，圣子永恒地与圣父同在。同时，逻各斯又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灵魂的原型，而在这些灵魂中，圣灵是最高者。圣子产生于圣父， 已不像圣父那样纯粹，因而是减弱了的本性，圣灵就更低了。但由于圣子和圣灵都是直接产生于圣父，所以不能与圣父分离。圣父、圣子、圣灵在本性上是统一的，都属于上帝同一个神体。
在作为本体的上帝的属性中奥里根尤其谈到了上帝的全能。雅威有能力做一切事情，但并不包括任意和悖谬，毋宁说，它必须受理性和秩序的约束。上帝不能做任何与本性相悖的事情，不能做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也不能做任何丑陋和恶劣的事情，因为这与他的尊严从而与他的本质相矛盾。上帝也不能创造无限多的事物。因为无限性自身是无法认识的。因此，上帝的权能在自身是确定的和有界限的。
奥古斯丁从本体论沉思的层面吸收了柏拉图主义，尤其是对柏拉图的理念说、灵魂说和回忆说的吸收。奥古斯丁之所以能吸收柏拉图主义，就在于他认为柏拉图的善与灵魂的概念与基督教神学没有任何冲突。在奥古斯丁看来柏拉图的不足在于，他那里没有“恶”和“恩典”，也就是说，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无法解决与人的灵魂的实践问题，即幸福问题。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表明，新柏拉图主义在哲学理论上已经达到了古典世界的思想顶峰，但是它的致命缺陷是在实践上的无力。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概念的核心是人的理智，人的最高的德性是智慧，人最接近于神性的生活是沉思善的理念的生活。然而，本体层面的善的理念以及灵魂的理智概念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人会在生活中明知道对却不去做，或者明知道不对却仍要去犯。用圣经的语言来说，希腊哲学无法解决人为什么不追求善好而自甘堕落。
为了解决善的理念所不能解决的恶的起源的问题（在基督教神学中相应于神义论问题），奥古斯丁在人的灵魂中引入了“意志”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基督教的“原罪”与“恩典”概念相关。原罪与恩典这两个概念决不可能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设想，因此，他们也不会产生出一种人的自由意志的概念，以解决二者的冲突。柏拉图主义所难以克服的问题，实际上乃是基督教的原罪与恩典的概念打开了理解人的理智与德性的败坏的一个新视角，即所谓的恶与堕落的问题。从这一新视角不仅会打开一个新的问题域，而且也必然带来理解那些旧问题的新视角。这一视角极大修正了柏拉图主义仅仅在理论上提出的善的概念和灵魂的概念，进而通过一种更富有实践性的基督教目的论和人类学，将其整合到整个基督教神学体系之中。
对于本体论而言，爱留根纳全部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自然”。在其著作《论自然的区分》一书中，爱留根纳对“自然”作出了规定，他认为自然是一个包罗万象最广泛的概念，近似于古希腊哲学中所说的“本体”或“存在”。爱留根纳基于传统的本体论范式区分了四种自然，其中包含了“存在”的概念界定：（1）创造而非被创造的自然，它包括存在和不存在的一切的原因，指的就是雅威；（2）被创造又能创造的自然，它是众多的创造的原因， 指的是存在于上帝之中的诸理念，其统一就是逻各斯；（3）被创造而不能创造的自然，它是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出来而被认识的，指的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上帝理念的表现；（4）不创造又不被创造的自然，作为一切事物的终极目的，指的仍是上帝。这样，万物产生自上帝，又复归于上帝，这里的上帝取代了古希腊哲学的“本体”概念，成为了首要和第一位的哲学范畴。上帝创造万物，无非是说上帝现存于万物之中，上帝是一切存在的本质。整个自然在雅威这里达到了统一。
爱留根纳的自然包括所有的存在与不存在。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自然，爱留根纳又提出了五种区分存在与不存在的方式，进一步扩充了其神学本体论的框架。第一种方式：理性以它为根据，要求一切可以清晰辨认的或超越感觉的，都可以隶属于存在的范围，而与此相反，那存在由于本性卓绝，不仅超于物质即感性之外，而且超于纯思维以及理性之外，则表现为不存在；第二种方式：作为物质世界和每一区分的界限的每一个层次，连同它的紧接的较低层次，都可以通过令人惊奇的理解方式，视为存在和非存在；第三种方式：凡是根据在时间和空间里产生出来被形成了的物质原因本身而被认识的，习惯上被称为存在；反之，凡是仍然内含于自然深处，尚未成为被形成的物质，或者还不在时间和空间里，并且还没有由于某种机会成为可见的，习惯上被称为不存在；第四种方式：只有凭纯思维认识的，才是真正的存在；相反，那些通过产生、通过物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运动而延伸或收缩从而变化着、凝聚着或分解着的东西，只能说实际是不存在；第五种方式：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犯了罪，从而背弃了上帝，背弃了上帝赋予自己的形象，丧失了自己的存在，就成为不存在。
到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准备吸纳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知识体系时，教会和经院的神学家感觉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尖锐挑战，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肯定世界的永恒性，就等于间接否定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教义，而上帝创世论是基督教教义体系的基础。当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被引入到某种神学体系中，亚里士多德完整的知识体系及其理性主义的鲜明立场对整个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教义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托马斯·阿奎纳采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语言和基本原则，认为基督教并不排斥神学采纳哲学。阿奎那试图向异教徒解释基督教教义的实质内容，也就是拿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体系向异教的哲学进行自我解释，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权威面前来进行证成和检验。
阿奎那以亚里士多德的各种本体论范畴来描述上帝及其神性，遵循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的基本范畴去规定上帝的神性，上帝从哲学上被设定为“必然的存在”“最完美的存在”“最高的存在”“最实在的存在”“无限的存在”“永恒的存在”“自因的存在”。阿奎纳将“上帝的存在”作为上帝的第一属性，把基督教的自然神学部分与希腊的自然哲学结合，使得启示神学或神秘主义的上帝转化为自然神学视野中的上帝，将圣经中的上帝转化为本体论思辨中的上帝，将上帝及其神性的神学范畴以哲学的方式进行了论证和检验，重构了整个形而上学知识体系。
阿奎纳发展出存在论的雅威概念的全部复杂性，激发了中世纪在形而上学上对单义性、同质性、统一性、必然性、可能性、偶然性、无限性、终极因、实体性、形式化、个体性等重要哲学范畴的深刻思考，突破了希腊本体论的原有框架。从托马斯·阿奎纳多本体论角度，上帝是整个存在秩序的根据、基础和目的。根据形式或实体的等级，整个存在的链条就分为上帝、自然（或世界）和人（及其社会）三个不同的领域或层次，其中上帝是统一人与自然的基础，而整个形而上学体系就相应地分为神学、自然哲学和人类学三部分，其神学乃是体系最重要的部分，而神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又是以存在论论证的创世的上帝概念。
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在其1613年编写的哲学辞典中第一次使用了“本体论”一词，把本体论看作关于存在本身的学问。此后德国古典哲学家沃尔夫对哲学体系进行了重新划分，“本体论”被归为“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学说呈现出以思维为基础的多元化态势，在这一阶段，关于本体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心灵的理性能力与身体的感官经验哪一个更真实，二是精神性的思维与物质性的存在究竟谁才是第一性的本体。
笛卡尔是西方哲学“二元论”的杰出代表，他受到梦境的启发，认识到现实世界中所见的一切都可能是虚假的，没有任何事物的真实性可以被毫无疑虑地接受。因此，为了重新构建世界的知识体系，他以“对思考的思考”，即“反思”活动的不容置疑性为出发点，以雅威及其“天赋观念”为前提和确定性保证，重新建立了基于理性的“真实世界”。
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将“我思”视为形而上学上的“第一原理”或“基本出发点”，揭示了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背后的主体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个主体的本体论研究：即“上帝”、“我思”和物体。从“我思故我在”的结论出发，勒内·笛卡尔认为，该结论中的“我”并不涵盖我的身体，而是超越了肉体的纯粹思维，是独立存在的心灵实体。笛卡尔提出的“身心二元论”基本原则是：无论是用属于精神的认知能力去理解物体，还是用属于物体的认知能力去理解精神，都会产生混淆和错误。这一论断的最终目的是确定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优先地位，从而开启了欧洲古典哲学“理性主义”的先河。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身心二元论”成为后来哲学家的普遍共识，也引发了理性与感性、真实与虚假等问题的争论，演化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大学派的根本分歧。
经验论作为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实际上是反对本体论的一种哲学立场。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除了数学知识之外，一切知识都源于基于感觉的经验。他们不认同在人的经验世界之外存在着另一个理念的或本质的世界，也不承认有所谓的“天赋的观念”。这些观点可以说是针对本体论以及从本体论发展而来的理性主义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并不试图克服原理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的鸿沟，而是采用确切的词汇来描述它，当用“取消”而不是“克服”。经验主义坚持在经验世界内部，否认一切超出经验界限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真实性，否认存在一个超越经验的原理世界。他们通常将本体论中的“idea”一词翻译为人的知觉中所感知到的事物。
大卫·休谟作为“经验论”的代表，他认为一切超出经验的推论都基于因果关系。为了否认超越经验之外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他试图阐述因果性并非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观念。因果性并不在经验对象中存在，而是由于人多次见到相继出现的对象而形成的思想习惯。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的知识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也不能推论未来的情况。因果性只具有概然的性质。
康德认为，本体论是完全超出经验领域之外的一种学说，其概念被称为理念。本体论、宇宙论以及理性心理学都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不同之处在于，后两者虽然始于经验，但最终超越了经验，而本体论则完全脱离了经验的领域。康德还认为，人们不能把纯粹从概念到概念推论得出的本体论原理当作真理看待。首先，这些原理都是基于先天的分析命题，无法得出新的知识；其次，这些概念无法通过经验验证，充其量只是逻辑上的可能性；第三，即使在不违反逻辑规则的前提下，纯粹概念的推论也可能导致二律背反，即以两个互相对立的命题为前提，都可以得出各自符合逻辑的推论。对于本体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伤害。最后，如果要用本体论的方式证明雅威的存在，那么，如果把这个证明看作一个分析判断，所得的结论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如果目的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实际存在，这个存在不能由概念分析得出，而是需要经验来证实，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通过本体论的途径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行的。
然而，伊曼努尔·康德认为，包括本体论在内的形而上学毕竟是由人的理性自然倾向造成的。虽然超验的目标在认识论的范畴内无法得到确证，但在道德和政治生活领域，却是一个指引方向的目标。这是他认为形而上学不可缺少的理由。他主张，要考虑建立一种可以作为科学的未来的形而上学，这种建立必须以对理性的批判审视开始，不应让理性超出经验的界限。这意味着康德主张舍弃本体论。这一决定意味着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方向将最终终止。
在伊曼努尔·康德对形而上学作出批判之后，一般认为本体论已经无法成立。然而，就在这个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为定论之时，黑格尔向世人展示了他建立的一种完整的本体论体系，即《逻辑学》。黑格尔所谓的逻辑学并非指亚里士多德所创立、当时流行的形式逻辑，而是一种“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黑格尔的逻辑学虽然是一种本体论，但与传统本体论有所不同。概括而言，黑格尔的逻辑学与传统本体论有三个主要区别。首先，逻辑学起点的“是”是从“否定”的方面，被视为没有更进一步规定的概念，而不是肯定地假定包含一切规定性的“最完满”的概念。其次，逻辑学采用了辩证法而不是形式逻辑的方法。第三，逻辑学试图超越传统本体论的局限，统一经验和超经验领域，融合在绝对理念之中。尽管存在这三个不同之处，但可以得出结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关于“是”的学问，通过“是”自身的逻辑运动，展示各种概念或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作为纯粹的哲学原理。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种本体论，这三个不同之处有助于理解黑格尔为何选择使用“逻辑学”而不是“本体论”来标志自己的理论。
黑格尔充分考虑了伊曼努尔·康德的批判，他努力克服传统本体论的理论缺陷，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本体论。这一重建被认为是哲学的最新发展，并一度获得了国家官方哲学的认可。
对黑格尔哲学的决定性批判首先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出。卡尔·马克思指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意识先于存在、原理先于事实的世界观是一种唯心主义，是头足倒置的观点。这一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本体论的批判上。其次，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扬弃的态度，保留了其合理的内核即辩证法，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重新阐述。由此，黑格尔哲学的命运更多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导致黑格尔的本体论彻底解体，这标志着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再有人能够使用范畴的逻辑推论来建构统治整个世界的绝对精神。
自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哲学步入了现代时期。现代西方哲学源于康德哲学，但在解决康德哲学所提问题的方式上产生了不同的流派。根据这些不同的方式，现代西方哲学可分为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前者又称为实证主义思潮，后者又称为新形而上学思潮。
科学主义思潮接受了康德哲学关于人的认知能力仅限于主观表象，无法达到事物本质的结论。不仅如此，它还进一步推导出结论。由于人的认知只限于表象领域，哲学应该仅研究表象领域，只关注那些可通过经验验证的问题。鉴于世界的本质是超出经验范畴的，人类的认知无法抵达，探索这一领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应该从哲学范畴中排除出去，本体论应该被废除。
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面对康德哲学留下的问题，认为科学主义思潮废除本体论的立场是不可接受的。它认为哲学应该探究世界的本质，本体论应该是哲学的核心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但是，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对世界本体的追求采取了与古典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传统不同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哲学。根据对世界本体的不同看法，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某种非理性的精神视为世界的本体；第二阶段以人类存在为本体；第三阶段以语言为本体。
将非理性精神视为世界本体的本体论哲学被称为非理性主义本体论，其始创者为阿图尔·叔本华。叔本华的哲学深受伊曼努尔·康德影响，但也做出了重大修正。与康德一样，叔本华的哲学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们所认知的表象世界，类似康德所说的现象界，是通过认识主体的先验认识形式整理感觉材料而形成的，因此是主观的。除此之外，在表象世界的背后，还存在着决定其本质的世界——物自体，但叔本华对物自体的看法与康德根本相悖。叔本华通过人类身体的活动表现其意志，发现意志是决定世界上一切事物、即整个表象世界的内在本质，意志即是物自体，是世界的本体。
阿图尔·叔本华所指的意志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欲望，它“自身在本质上是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的，它是一个无尽的追求”。如果硬要问它追求什么的话，它只追求一件东西，那就是其自身和世界的生存，因此叔本华将其称为生存意志。但无论称之为意志还是生存意志，实际上都是一种非理性的精神，叔本华将这种非理性的精神视为世界的本质、本体，因此他的本体论是非理性主义的本体论。
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在他的影响下，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欧涌现出一系列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流派，形成一股思潮，其中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权力意志主义，威廉·狄尔泰和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生存本体论的真正创始人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而他的老师、现象学的创始者胡塞尔则为生存本体论的建立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胡塞尔认为，非理性主义对传统本体论的改造并不彻底，本体论依然面临危机。要彻底改造传统本体论，就必须彻底废除将世界分为现象和本质的传统观点，建立现象学的一元论。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以先验的自我为中心，与之结合为一体的纯粹意识即现象作为本体。相较于非理性主义本体论，它在克服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方面确实取得了进展。然而，现象学更加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本体论，而在于提供了一种引起哲学巨变的新方法——现象学还原法。海德格尔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建立了生存本体论。
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的方法终于将人这个特殊存在者作为研究存在的起点，为本体论赋予了“根基”。在他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集中探讨了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结构和生存意义，以揭示存在的一般含义，从而构建了他的本体论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通常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但实际上，由于他所指的存在指的是人的生存，因此从实际内容上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以人的生存为本体的本体论哲学。
在生存本体论中，本体论哲学与人生哲学不再像在非理性主义哲学中那样只是分离式地结合，而是完全融合在一起。这表明，人生问题更加引起了现代西方哲学家的重视，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更加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意识为中心。
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的第三个阶段被称为语言本体论。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人类思维的深入研究，语言逐渐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科学主义思潮主要从逻辑层面对语言进行研究，停留在现象界的范畴内。而人文主义思潮则更注重对语言在本体论和非逻辑层面上的探究。然而，真正将语言与本体论直接联系起来的哲学家，首推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在其晚年建立了所谓的“语言本体论”。他意识到过去以人的生存为中心的本体论仍然以主体为核心，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本体论的束缚。同时，他也意识到通过生存来揭示存在的普遍意义的尝试并未成功，因此放弃了生存本体论。通过对古希腊思想史和语言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海德格尔发现了与世界存在直接相关的更根本因素，即语言。他建立了关于存在的独特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是存在的根源，存在依赖于语言，语言具有本体的意义。海德格尔用一句名言来概括他的语言本体论“语言是存在的家”，这表明海德格尔将语言与存在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语言高于一切，是存在的基础。
在海德格尔晚年，受到中国哲学的启发，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为了彻底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他废除了“存在”这一术语，取而代之的是“大道”作为最高范畴。这个“大道”类似于中国老子哲学中的“道”，它超越了存在的层次，支撑着一切事物的存在。海德格尔还指出，“存在之家是语言”，“语言是在场的庇护”，因为“道说的语言乃是大道的方式”。这意味着语言作为存在的根源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海德格尔所谈论的语言并不仅仅是指人类直接使用的语言，而是超出人言之上的作为本体的语言。但是，这种本体的语言又要通过人的语言来表现。然而，据海德格尔看来，并非所有的语言都能揭示存在。语言既可以启示存在，也可以掩盖存在，关键在于人们使用何种语言。只有本源的语言，建立在存在作为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言语才能揭示存在。然而，要达到这一点，海德格尔指出，人们必须“将语言从语法框架中解放出来，使其进入更加原初的本质结构”，也就是通过“思维”，用诗歌的语言来揭示存在。
本体论在20世纪分析哲学运动中曾被作为主要的排斥对象，主要体现为诸如摩尔和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对英国新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主义者本体论的排斥、维也纳学派对传统本体论的排斥等等。但大部分分析哲学的立场并非尝试取消传统的本体论问题，例如罗素的《哲学问题》《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所面对的也是传统的本体论问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具有一定的本体论面向。真正反对本体论建构的，是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奥斯汀所开创的日常语言学派，在这些哲学理论的流行下，本体论逐渐被排斥到边缘化的境地。
本体论在分析哲学内部的复兴，则是随着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对经验论的批判和对存在论的辩护而开启的，同时斯特劳森，P.F.的《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也进一步让哲学得以重新面对本体论问题。
新兴的本体论理论既是对传统的回应，也是对新的领域对开辟，但其核心与传统仍然一贯：本体论是范畴理论，重点仍然是殊相与共相、普遍与特殊等典型问题。阿姆斯特朗的《共相理论》、威廉姆斯的《何谓存在？》《何谓同一性？》等理论为本体论新的模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围绕模态概念，本体论中涌现出了可能世界理论，并取得了分析哲学内部的合法地位，人格与心灵、自由意志的问题也随之再次凸显。近年来，本体论与人工智慧、信息系统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纠缠在一起。诸如人工智能中数字生命背后“一切皆可计算”的数字/数量本体论，更是当今哲学讨论的重点。
本体论复兴之后，经历“语言转向”的“语言本体论”成为哲学研究的头把交椅。分析哲学尝试从亚里士多德传统出发以把握本体论的性质，以期概括古典本体论和现代本体论，同时本体论学家也指出，本体论是不可定义的，“存在”“实在”“终极”等概念本身在理解上就存在严重分歧，定义不足以刻画当代分析哲学本体论的面貌。
当代分析哲学本体论的特征被学者C.Macdonald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本体论研究事物的“真实性质”；二是本体论具有“理智”或先天的性质；三是本体论关注的是普遍性和一般性，而非特殊科学所关注的特殊类型的存在；四是形而上学的本性就是以先天的方式处理关于存在物的性质和种类的最一般、最根本的问题。这四个方面同时适用于传统本体论和分析哲学本体论，是本体论在进入现代视野之后的典范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本体论主要是通过“道”“物”这一成对的概念进行论述的。“道”与“物”之间的关系，首先被视为“本源”与“万物”的关系，之后则是“规则”与“实存物”的关系。在第一重关系中，“道”被赋予绝对的意义，在第二重关系中，则是“物”具有更加根本义。例如在老子的哲学中提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本身是空的，但这空中却产生无穷之功用，在这里“道”与“万物”的关系类似于之后的体用关系。
在魏晋哲学中，本体论的问题还涉及到体与用的关系、有与无之间的关系、本源与万物之间的关系等等。例如在王弼的哲学中对存有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凡具有某种既定属性与特征的事物都是有限的，惟不具任何属性与特征的事物才有无限性。周敦颐则是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处，即宇宙之创生的方向建立起“诚”的本体论地位；又从“乾道变化”涉及到个体之性命，是通过把宇宙自然化生过程的价值化来成就人作为主体的道德责任的。
直到宋明理学，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已有较为成熟的形态。例如程朱理学最先引入了共相与殊相的认知框架来讨论道德问题，并把“共相”提升为“本体”从而成就了道德本体论，其明显的标志是将“理”作为最高范畴，以“理”诠释具有“本源”意义的“太极”和“道”。在朱熹的哲学中，“理”具有本体论的地位，这种地位不是以在阴阳二气和五行之外之先的本源存在物的方式予以确保的，而是由作为“有物之极则的地位获取的”。
印度的本体论由 Brahman（梵）和Ātman （我）所共有。呈现为Ātman（我）即是 Brahman （梵）。梵作为本体论与西方哲学的logos（逻各斯）和中国的道具有基本相同的意谓。Ātman（我）则是与梵同一的哲学范畴，梵我一如。我是与人相连的人，梵是宇宙的本体，二者之能互通合一。
Ātman（我）即是Brahman（梵），来自印度思想的特殊演进。Ātman（我）一词在古印欧语中就是原始时代的灵气。原始时代的个体之我是整合在宇宙之灵的整体之中，在印度的主神系列里, 天神伐楼那(Varuna)的名称就内蕴着“包孕” 和“遍入” 的词义, 带着明显的气化万物的特色。《伐楼那赞》 讲, 伐楼那施展 māyā(幻力)产生了世界。这一天神用幻力产生世界的方式在帝释天那里得到发展，最后定型在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思想之中。本体之Brahman（梵） Atman（我） 或最高主神用幻力产生出现象世界，成为印度思想的基本结构。
形而上学（英文：metaphysics）是研究“存在”的学科，其对象往往为超验的，是经验或自然的基础、前提和根据。正如本体论的本义，形而上学。在哲学家看来，所有存在着的东西皆以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相对于所有研究存在着的东西的学科，形而上学研究作为存在物的基础的存在。自亚里士多德以后，关于终极原因或第一原理的研究与研究“最高的存在”或“不动的动者”的“神学”往往合而为一，因而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范畴体系，一是研究超验的实体的理论。由此可以把形而上学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问题涉及作为诸存在物之本质系统的逻辑结构，一类问题涉及作为整体的宇宙之统一的存在根据。
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或核心的部门或学科，通常意指哲学中关于宇宙万物之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由于哲学家们对于形而上学的对象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规定，因而形而上学的对象既可以是“存在”，也可以是“实体”或“本体”，从性质上讲它的对象有时被理解为“理性”（nous），有时被理解为“精神”，或被理解为“绝对”。关于“存在”、“实体”、“本体”或“绝对”究竟是什么，哲学家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和共通的规定。所以形而上学所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问题或一系列问题，哲学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
存在（希腊语：on/to on，英文：being/to be），是由系动词演变而来的名词概念，原本的含义是生活、生者、由其自身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者：本真常住者。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使用“存在”概念的是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就此而言，巴门尼德是本体论的奠基者。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主要是研究存在的学科，然而存在却又是西方哲学中最富于歧义的概念。
“存在”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有其语言学上的原因。“存在”乃形而上学作为西方语言的产物，起源于印欧语系所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亦即命题或语句最普遍、最基本的系词结构。
在语句中，主词与宾词都可以是变化不定的，唯有其中的系词“是”不变。即使它有时态上的变化，如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但是这恰恰说明“是”总是“是”，它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当早期希腊哲学家们企图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之中发现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的时候，巴门尼德却发现真正不变的乃是这个“是”或“存在”，它是使事物是什么的“是”，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因而哲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追问这个“是”或“存在”“是什么”，它类似于宇宙万物最普遍的“本质”。通过巴门尼德以及后继者们的努力，追问宇宙自然之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即“本原”（arche）的宇宙论，便让位于追问宇宙自然之逻辑上在先的本质即“存在”的本体论，并且从此主宰西方哲学史长达两千多年之久。
实体（实体）源于拉丁语对希腊哲学概念ousia的翻译。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亦把ousia看作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实体”主要指事物的“形式”或“本质”。ousia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范畴表中第一个也是核心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将ousia规定为只能充当主词（主语）而不能充当宾词（宾语）的东西，即判断中的绝对主语。在《形而上学》第12卷中，亚里士多德也探讨了永恒的、不运动的、可分离的存在的第一实体，这部分内容通常被人们称为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由此便涉及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两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范畴体系，其二是带有超越意义的最高的实体，这两个方面对于后来的形而上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过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实体”概念在近代哲学中从范畴体系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形而上学最高甚至唯一的对象。本体论研究的是存在的范畴体系或逻辑结构，关涉到形而上学关于终极原因、第一原理和最高存在的问题，即通常称之为实体论的问题。勒内·笛卡尔把实体规定为能够自己存在而其存在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东西。真正符合他的实体规定的只有上帝，不过就思维与广延各自相互独立存在而论，也可以把思维和广延看作有限的实体。于是，我思、雅威和物体构成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三条基本原理。巴鲁赫·斯宾诺莎试图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他以实体、属性和样式为核心构造了一个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对斯宾诺莎来说，神即实体，而神是世界的内因，因而哲学不需要一个超越于世界之外的上帝，一样可以有效地说明世界。就哲学家的追求而论，形而上学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因而有必要将本体论与实体论统一起来，亦即将关于世界的逻辑结构的描述与关于世界的终极原因、第一原理和最高的存在融合为一个体系，而这项工作最终是通过黑格尔哲学完成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以“实体即主体”为原则，为巴鲁赫·斯宾诺莎的实体融入了能动性的因素，构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的哲学体系。
本体论之前的本原哲学起源于宗教和神话，从而带有不可避免的具体性和直观性，体现为借助人的想象力来构思世界的整体，从而具有偶然性与随机性，并由于情感意志的参杂，沾染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和诗性的想象。巴门尼德之后的本体论，则通过“思维与存在”的问题的提出，将具有感性色彩的本原哲学提升为以语言学为基础、客观思维为实质的新的哲学观。自本体论之后，哲学拥有了自身的形态，脱离了诗歌的载体，获得了必然性这一强大的支撑力量。
同时，本体论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还意味着对“形式逻辑”的开显。巴门尼德在两条道路的划分中，进一步阐述了真理与谬误的范式，前者即“是者是，不是者不是”的同一律；后者即“是者不是，不是者是”的无矛盾律。这一卓见被之后的哲学广泛采用，例如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中，涉及到大量“辩证法”的探讨，这一类看似繁琐的论证都离不开最为基本的形式逻辑；再如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中同样涉及到大量基于“存在/是者”的逻辑探讨。本体论所引发的各类逻辑争论，不仅在哲学史上开拓出更多的论阈，还在人类整体的历史进程中拓展出关于“理性”的更多可能性，由此，理性最终在古典哲学中占据了首要且超然的地位，即便在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中，“雅威”作为第一实体，同样无法避免置于理性的宣判之下，“上帝的合理性”始终萦绕在神学体系之中。
从古典哲学来看，本体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部门，而形而上学又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所以本体论本身不得不承担为一切知识作出担保的重任。
在古希腊哲学中，历史学、数学、修辞学、艺术等等都不自觉地受到当时哲学本体论的影响。从历史和时间观的角度而言，在本体论的原始形态——“本原哲学”中，世界本身被定义为一个巨大的循环机。不同于本原哲学，本体论意味着超越一切物质形态，呈现出思维的力量，而思维最为基础的范式就是“同一律”，这一逻辑定律从根本上揭示了世界之等于世界，将这一定律置于时间的定阈之后，就称为世界通过物质形态的展开，最终回归到世界本身。从数学的角度而言，本体论意味着开显了“一”的本质性地位，拥有了基本单位之后，数学才能够以理性的规律性得以展开。同时，古希腊艺术所具有的“静态”的特性，正契合于古希腊哲学中自巴门尼德之后对于“静止”的强调，巴门尼德认为存在的特性是“不变不动”的，而古希腊艺术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以“静止”作为基调，更是在静止中包含了动态性的力量，而这一点也在希腊哲学的本体论中被大量提及，例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最终实体是“不动的动者”，直到现代，“动”与“静”这一对哲学范畴也是艺术创作的关键考量因素之一，这一点可以在阿甘本的《姿势本体论》中得到体现。
在近代时期，自然科学由于“自然”这一哲学范畴逐渐脱离神学的制约，从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自然科学所追求的精细化的“定义”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篇》中所强调的种属关系、“是其所是”的形式原则具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本体论的追求在自然科学中重新下降到具体的现实世界，自然科学家们通过本体论所开显出的逻辑思维的力量总结出一系列规则，对世界整体进行了“实践”层面的改变，这一切的背后仍然是本体论的合理性机制。
在古希腊时期，城邦制作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特殊历史形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哲学本体论当中所强调的“一”的原则，这一点尤为体现在城邦之的“君主制”当中。以柏拉图的哲学为例，其本体论的构想中，“善”的理念作为中心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基于结构的、稳定的形式图景。在他的政治哲学名著《理想国》中，更有“哲学王”这一理想君主人格的体现。在中世纪，不论是人的生活方式、经济体系还是整体的政治环境，都与其背后具有宗教立场的神学本体论息息相关，这一本体论的图式主要围绕具有超越性的实体——雅威来进行构建。按照中世纪的传统来看，本体论不仅仅是充分发扬了上帝作为人理性中“一”的原则的至高体现，更是通过这一本体论的基础，开显出“无”，从而进一步论证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一点既是中世纪哲学的特点，也是近代哲学得以突破神学本体论的基础。近代时期，主导人生活方式的除了基督教信仰的残留影响，还有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此时的本体论则以勒内·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作为典型特征，即为科学寻找其理论根基，为科学奠定必然性的基础，人的“主体性”从“自然”中凸显出来，人得以站在自然之外来审视整个自然，发扬了人这一特殊存在者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近代时期的政治不再单纯建立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王权的基础之上，而是下降到了具体的个人，相关方面的哲学论述的典型则是以让-雅克·卢梭和托马斯·霍布斯为代表的契约论，国家的建立逐渐以理性作为基础，而不是单纯的强权关系。这一时期的哲学已经具有了更加成熟的理性形态。启蒙运动之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更是以其独特的政治形态展示了哲学本体论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德国逐渐突破了其原有的封建制度，贵族的世袭制逐渐被以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理念所撼动，其中所体现出的个体的情感意志力量成为市民精神的浓缩体现，但真正使得个人自由跃上台面的是伊曼努尔·康德所开创的批判哲学。康德的哲学体系集中清扫了以往形而上学本体论当中的独断论倾向，并终止了怀疑主义针对科学基础范式“因果关系”的攻讦。通过将本体论建立在“实践理性”之中，建立在道德行为之上，康德最终真正捍卫了哲学的立场，并为道德赋予本体层面的地位。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则更是通过一体化大全的“绝对精神”，彰显了本体论的最终形态，将古典哲学中的本体论提高到巅峰状态。黑格尔通过回到亚里士多德，成功将本体论与辩证法相结合，最终达到了资本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
黑格尔认为，本体论的建立“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一个人使得他自己从一切的表象和意见里解放出来，否认它们有任何真理，并且宣称，只有必然性，只有‘存在’才是真的东西。”
斯特劳森，P.F.在《分析与形而上学》中说到“关于逻辑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之间密切关系的普遍思想，就像千丝囊一样，横穿从亚里士多德至今的整个哲学史。”
海德格尔则从侧面评价道：“整个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存在’的遗忘史。”这里的“存在”代表了海德格尔本人对于本体论的看重。
学者俞宣孟在《本体论研究》一书中评价道：“本体论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出现的，它的方法助长过科学，而科学的发展却把作为世界观的本体论打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