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5 16:12
五胡乱华是发生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西晋末年至北魏统一北方之前（公元304年—公元439年），匈奴、鲜卑、、羌、氐等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割据中国北方，共历时一百余年，史称五胡乱华。
胡人经过长时间的人口迁移，在中原地区以扎稳脚跟。八王之乱后期，匈奴刘渊据平阳、氐人李雄据成都市，晋室已告分裂。刘盈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叛晋，自称汉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匈奴刘渊自立于平阳县，建立东汉。两年后，其子刘聪继位，派刘曜率兵攻洛阳市。永嘉五年(311年)，刘聪再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并掳怀帝北去，史称“永嘉之乱”。次年，安定知府贾疋迎立秦王业为太子却传来怀帝遇害消息。司马邺遂登位为司马邺，改元建兴，都长安。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刘曜陷长安，帝出降，被掳至平阳，晋朝亡。中原地区的世家贵族纷纷南迁，在南方建立起了东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五胡民族相继建国。除早已建国的刘渊。山西省、山东省则为羯人石勒所据，建立后赵。鲜卑本居塞外，日渐强大;酋长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划为三部。慕容氏居于幽州、段氏居辽西地区、宇文姓居辽东、拓跋氏居漠北。后来，清河公主与拓跋氏相继入主中原，分别建立前燕及代国(北魏)。至于氐、羌，氐人李雄于惠帝末年建“成”国，后改国号“汉”;不久，氐人苻健一族建前秦，都长安。前秦君主苻坚统一北方后发动了淝水之战，结果招致大败，国破身亡，北方又陷入混乱。最终，拓跋焘拓跋焘攻灭各国，再次统一北方。
五胡乱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衰落，使得中原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和混乱，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得以恢复。其次，五胡乱华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也产生了影响，这些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后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羌和氐这五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是游牧民族，分布在中原王朝的西北边境地区。从东汉时期开始，这些民族不断向内地迁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汉朝对这些民族进行征服，并利用他们的兵力和劳力弥补中原地区的不足。同时，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的势力变化也促使了一些民族的迁徙。然而，五胡只是一个泛称，实际上乱华的民族不仅限于五胡，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五胡只是其中规模较大、政权较为重要的民族。
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如刘恒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保塞内附”;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凡此种种，皆为“容胡”措施。东汉末，政府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乃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
五胡盘据中原地区北部，产生不少危机。匈奴最早内徙，至汉末已散居山西省(太原市)一带;羯为匈奴别支，居于并州、污庭。曹魏更将匈奴编入军队，增强战斗力。至于羌氐，早在汉时已叛服不常。司马衷末年，武威郡、益州杨千万、齐万年之乱，便是由氐、羌族领导。诸族内徙中原，情况十分严重。刘彻时，郭钦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司马衷时的江统亦强调渭河平原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人至千万。随时会引发变乱。
西晋初年，许多胡族已经迁入关中和泾渭流域，形成了一个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市的局势，对晋朝非常不利。因此，在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建议将胡族迁往边疆，并通过汉族人屯田以绝胡患，但武帝没有接纳这个建议。在惠帝元康元年，山阴令江统撰写了《徙戎论》，认为如果不立即迁徙胡族，晋室将岌岌可危。然而，这个建议也没有得到惠帝的采纳。当时的形势已经非常严重，无法逆转，即使要求胡族“各附本种，返回他们的故土”，也是不可能的。而政府允许胡族移入，却没有进行教化，只加剧了胡汉两族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将胡族当作兵力。在采取这种胡策略下，胡族对晋朝的国力虚实非常清楚，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起兵造反。
西晋后期天灾不断。先后爆发蝗灾瘟疫，死者无数，造成了大规模的灾民流徙，氐人李特、李雄趁机煽动百姓，起事作乱。而此时的西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诸王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历时十六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大恶斗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遭到破坏，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不少人因饥饿而死。西晋王朝也因此一蹶不振。
汉末以来，胡人不断移入中原，除汉政府鼓励外，尚有一客观因素，便是气候变迁及地理因素。原来在长城以外，由于天气干燥，一向只能畜牧；反之，长城以南则较宜农耕发展。然汉末魏晋时，北方出现了一次“小冰期”，气候变得寒冷。本宜于农耕的华北地区，转为适合游牧生活；而游牧民族原居之处，却不宜居住，故胡人大量南下觅生计。
永嘉三年(309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自称汉室之后裔，先称汉王，后称汉帝，建都于平阳。其子刘聪、侄儿刘曜，以及部将王弥、石勒等，都勇猛异常。先后两次南下攻晋。永嘉四年(310年)春夏之交，刘渊派兵攻打洛阳市。司马越征调扬州市刺史王敦，率军援救京师。七月，刘渊病死，暂时撤军北去。十月，刘聪除掉刘乂刘乂夺得王位后，重新调遣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同年十一月，司马越为避刘汉锋镝，竟率亲信大臣及精兵出屯许昌市，留下司马炽和一些老弱大臣，守在洛阳。洛阳宫廷遂无兵守卫。怀帝司马炽怒不可遏，于永嘉五年(311年)正月，密诏征东大将军荀晞讨伐司马越，司马越闻知，于三月病死。王衍率兵扶柩还东海国。汉将石勒得知司马越去世后，立马率领三万精骑追击晋朝军，最终在宁平城全歼了西晋二十万主力。自此，西晋再也没有可以抗衡外族的军事力量。
在洛阳市的怀帝认为司马越离世是个时机。遂重新对各方镇进行任命。永嘉五年（311年）六月，汉大将刘曜、王弥攻陷京师洛阳。怀帝被俘。汉兵纵兵烧掠，洛阳宫殿被付之一炬。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被杀。史称“永嘉之乱”或“永嘉之祸”。永嘉之乱时，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出镇建康，闻愍帝遇害，得北方大族王敦、王导帮助，又拉拢得江东士族如顾荣、贺循、陆机的拥护，于建康即位，是为晋元帝。从此东晋偏安江东，下开宋、齐、梁、陈之局。
刘渊去世后，胡汉的军权分别落于其族人刘耀和大将石勒手中。公元318年，刘聪去世，由于内乱，镇守长安的刘曜借机掌权，改国号为赵，迁都长安。第二年，原汉国的镇东大将军石勒自称赵天王，在信都县（今邢台市）建都，不久又改称皇帝。为区别二赵，史称刘耀为前赵，石勒为后赵。刘耀建立前赵后，为巩固政权，在关中与陇西县一带对氏、羌族多次征战，并将征服的胡人迁移到长安。氏族首领符洪和羌族首领姚弋仲被迫归降。在政治上，前赵采取胡、汉分治政策，大量任用汉人担任官职。前赵与后赵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多次发生战争。公元328年，双方在洛阳市附近展开大战，刘曜骄傲轻敌，临阵酗酒，结果兵败被石勒俘获。次年，刘耀之子刘坚也被石勒侄子石虎所杀，前赵灭亡。前赵官员和大族多被迁徙到襄国。
石勒于公元333年去世后，他的侄子石虎杀害了石勒的儿子并夺取了皇位。石虎统治期间，人民生活越来越艰苦。他不顾人民死活，不断发动战争，横征暴敛。公元348年，石虎为了镇压其子女的争位谋乱，不仅大开杀戒，还将原无辜的东宫十万卫士流放到凉州作为惩罚，结果引发了内部动乱。公元349年，石虎去世后，诸皇子争夺皇位，相互残杀，不到一年内皇位三易其主。最终由石虎养孙冉闵即位，改国号为魏。冉闵掌权后，由于报复心理，对羯族进行滥杀，不仅使羯族遭受巨大伤害，也导致自身政权不稳。结果，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冉闵政权就被在辽东崛起的鲜卑族的前燕所灭。
在后赵统一北方时，边缘地区仍有另外三个割据政权。一是在河西走廊，由原晋朝武威郡刺史张轨建立的前凉。301年，凉州大姓汉人张轨被晋朝封为凉州刺史，313年封西平公。314年张轨病死，其子张寔袭位。西晋灭亡后，仍然据守凉州，使用司马邺（晋愍帝）的建兴年号，成为割据政权。二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南部，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永嘉之乱后中原大乱，当时仍孤悬华北地区坚守太原市的晋并州刺史刘琨经常受到鲜卑、铁弗刘虎等部落袭扰；此时猗卢与刘琨结盟，协助其击败鲜卑白部及铁弗刘虎，故刘琨与其结拜为兄弟，赠其土地并向东晋朝廷表请封猗卢为代公，后再进封代王。咸康四年（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置百官，制法律，由部落联盟最终转变为国家形式。三是由慕容皝建立的前燕。晋朝时，慕容廆为鲜卑族慕容氏的首领，曾效忠西晋，与鲜卑族以外的民族作战。后来其儿子慕容于337年自称为燕王。342年击败了后赵的二十万大军，解除了来自中原的压力，建都朝阳市（今辽宁省朝阳市）。东破夫余及高句丽，攻灭鲜卑宇文部，成为辽西地区唯一的武装势力。
后赵时，关中氏族首领符洪被迫率众居住在仿头（今河南汲县）。后赵亡，符洪的儿子率众回关中，于公元351年建国号大秦，建都长安，史称前秦。公元357年，健的侄子符坚因符健的儿子苻生暴政而夺取了皇位。符坚博学多识，有抱负，重用汉人王猛为相，国势日盛。公元370年，前秦灭前燕，376年又灭前凉与代。后来，符坚又从东晋手中夺得梁、益、成、汉、干、襄阳市和淮北市之地，实现北方在后赵后的第二次统一。
到公元382年，符坚统一了北方，遂想吞并江南统一全国。但大臣们认为连年征伐，国力大耗，兵疲将倦，需待休整。在内部，鲜卑、揭、羌等刚刚降服，不稳，易起变乱。东晋内部稳定，有长江之险，易守难攻。但是，符坚坚持己见，于次年调集马兵、步兵近百万南下。秦晋双方在淝水之滨交战。前秦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东晋军队则在战斗力上占据优势。谢玄等将领英勇善战，在战斗中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战术对前秦军队发起了反击。东晋军队利用前秦军队中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并采取离间之计使得前秦军队中各民族互相猜忌和攻击。同时东晋军队还利用前秦军队的疲劳和士气低落发起反击，在淝水之战中取得胜利。
淝水之战的失败导致原前燕降将慕容重借机率众回河北重建燕国（史称后燕）。原被徙于长安的前燕鲜卑族人亦起兵复国（史称西燕），离长安向东迁人山西东南。而原依附前秦的羌族姚袭也借机在渭北招集族人称秦王（史称后秦）。符坚本人亦于公元385年兵败被后秦所杀，前秦所统一的北方又重新处于混乱之中。
前秦苻坚淝水兵败后，关中空虚，原降于前秦的羌人贵族姚苌在渭北叛秦，晋太元九年（384年）自称“万年秦王”，都北地（今陕西耀县东南）。次年（385年）擒杀苻坚。太元十一年（386年）姚称帝于长安，国号秦，史称后秦。在关中地区，前燕于公元394年灭了西燕。羌人姚苌所建立的后秦于公元384年灭亡。接着，在陇西地区，于西晋从汉北迁人的鲜卑人，先后受制于前赵和前秦，此时于公元385年也乘机由乞伏国仁建西秦，建都金城（今兰州）。在陕北及内蒙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于公元407年脱离后秦建立大夏。后秦于公元417年被东晋刘裕率军攻占长安所灭。公元418年，大夏借刘裕南回占领了长安，于公元431年灭了西秦。
在河西走廊，淝水之战后，原前秦部将名光（氏族）于公元386年据武威市建立后凉。由于后凉石光诸子争位，相互残杀，在其所控制地内的鲜卑秃发乌孤、汉人李篙和匈奴沮渠蒙逊分别于公元397、400及401年，在青海乐都、敦煌市和张掖市建立南凉、西凉和北凉。南凉和北凉又分别于公元414年和421年被灭于西秦和北凉。
原被前秦所灭的鲜卑族代国，在淝水战后，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附近）。北魏迅速强大。公元396年道武帝改元皇兴，率40万大军征讨后燕，一举攻下中山、信度、邺城，平定中原。后燕一部分败退到原始据地龙城，另一部分转到山东广固。在龙城的后燕残部于公元409年由汉人冯跋建北燕。在广固的，则自称其为南燕（公元410年灭于东晋）。经过明元帝时代的承平岁月，到北魏太武帝时，于427年攻破夏国首都统万城，428年占领安定，逐走赫连夏后主赫连定。436年攻破和龙，灭亡北燕。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吞并北凉。442年西凉残余势力李宝投降北魏。443年仇池杨保炽投降北魏。至此北魏兼并华北地区，使整个北方又重新统一起来，结束了分裂。这时华南地区和南方早已是刘宋，南北各自为政，形成互不隶属的对峙之局。
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编《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洛阳倾覆以后，中原的士族男女十有六七到长江下游的江南避难。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截至南朝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近三十万户，达到九十多万。北方南迁的汉人，给南方的社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留在北方的汉人，自发组织起来，修建堡垒以求自保。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晋阳秋》残本记载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同时在数个州开展。中原地区动荡不堪，人民流离失所。
永嘉之乱以后，华北华东长期陷于战争，民生经济大受破坏，人口锐减，晋室政权南下，改都建康，建立了东晋。从此东晋偏安江左，下开宋、齐、梁、陈之局。北方则自刘渊称号建国，到鲜卑拓跋姓统一北方，前后一百三十六年间皆陷纷乱状态，先后兴起很多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此后南北分裂达二百七十余年。
五胡入据中原后，北方中国人民流亡四方;晋室南渡建国，中原人仕亦随之南移。原先在中原地区的士族、仕人、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去，他们带来先进的技术及资金。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淮和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此后，江南地区渐取代中原而成全国经济重心。其中的冶铁、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五胡入侵中原以前，北人的文化优越，非南人所及，所以轻视南人。但南方自孙吴经营以来，人才蔚起，新兴文化，富于朝气。晋室播迁，中原人士开始与吴接触，再经刘宋、齐、梁、陈四代的长期发展，南人北人往来日密，于是南北文化，混而为一。再者，五胡侵据中原后，北方人民相继大量南迁，辽使中原文化散播于江南，从此南方文化突飞猛进，人才辈出，渐有凌驾北方之势。另一方面，胡族虽为北方之统治者，但他们一向向往中原文化，所以他们占据中原后，便全面地接受汉族文化的洗礼，以致促成华族的融合，与中华文化的扩大。
中原地区有史以来，经济重心点向在关中一带，五胡入据中原后，北方人民相继大量南迁，他们运用其卓越之才智及刻苦耐劳之精神，对江南地区，广泛开发，使南方渐趋繁荣，经济日益进步，逐渐造成日后江南地位取代关中，成为全国之经济中心。
五胡乱华，晋室偏安江左后，一方面内地人民与南方部族如傣族、诸蛮等相处融和，导致南方部族归宗于中华民族；另一面，入居北方之胡人，与留居中原之汉人通婚，血统混合，在不知不觉中，胡人遂同化于汉族，使华族更形强大。同时，胡族割据北方，造成中华民族之大迁徙。内地人民，因不安于胡人的扰乱，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此等流人移迁路线如下。
元帝定都建康，是为江东。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于是晋代王公士族，及青、、并、冀诸州流人，由泗水、沂水、菏水诸水，先栖息于彭城、广陵，沿中渎水（古沟）渡江至京口，分寄建康晋陵及太湖一带。故于彭城置有司、冀、幽、并四州，于广陵置有青、兖二州，及泰山、辽西地区等郡，于京口置南徐州及下邳、东海等郡，于建康置有广川、高阳等郡，于晋陵置有兰陵、东莞、清河、东安等郡，盖东晋侨置之郡，共七十有八，而江左一隅，占四十四郡（自海虞至建康并入广陵），是三分之一的中原地区人物，多寄居于此矣。刘师培氏谓：“吴下之音，多与古合，则古代朔方士族，萃居江表地区之故也。”
司、豫二州流人，沿汝、、涡水，暂托足于寿阳县、钟离，而以芜湖市、寻阳县为栖息之地，更及于鄱阳湖域。乃于党邑侨置秦郡，于和县侨置颍川郡，于寿阳侨置陈留郡，于芜湖侨置豫州及上党郡，于寻阳侨置弘农、松滋二郡。《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民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则知所谓客家者：由流民寄居大姓以为客，或流民失其原籍，另给客籍。司马睿以来，即有给客制度。而江州南康郡所辖赣县、雩都、平固、南康、揭阳等五县（《宋志》尚有宁都县、南野、虔化三籍），即今日所谓客家地区矣。
五胡之乱，洛阳长安二城，首遭破坏，而汉水与关洛邻近，其流人或来自汉中市，或来自武关，或来自南阳郡，必先经汉水，而以襄阳市、南郡为栖息之地。故刘奭建立新兴及南河东二郡，以安置司州、并州流人。及李雄进据汉中，又侨置梁州于襄阳。其后赵亡氐乱，秦、雍流人，多出樊、，又侨置雍州、秦州于襄阳，并立京兆、扶风县、河南省等郡。而义阳人来南郡者日多，又侨置义阳郡、东义阳、南义阳等郡，盖环居于洞庭湖滨一带。
渭河平原扰乱之际，秦雍流人，或取道北栈，或取道略阳县，既弃汉中，乃上书求食巴蜀，朝议不许入剑阁县。时侍御李芯上表：“流人十余万口，非汉中市一郡所能赈赡，东下荆州市，水湍汛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流人散在益、梁二州者，数万家。时巴西宕渠氐李特，先从祖父迁居洛阳市，至是亦随流人入蜀。乃厚结流人，阴为己用，卒成割据之势。永嘉时侨置南阴平、北阴平二郡于梁州，以安辑秦州区流人。其后又侨置置康郡于成都市，以安辑关陇流人。又立晋昌郡于长乐区，以安辑巴汉流人。更于剑阁附近，别立南汉中郡，以安辑汉中流人。于是流人在巴蜀中者，几遍及各郡县。
西和县在今甘肃成县之西，世外桃源也。《宋书·氐胡传》：“略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刘协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子孙名飞龙，渐强盛，司马炎假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无子，养外甥令狐氏为己子，名戊搜（《晋书》作“茂搜”），司马衷元康六年，避齐万年之乱，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盖关陇流人，沿渭河而上至天水郡，南转而入西和县。虽良田仅有百顷，亦可暂时托足，而杨氏对来者能延纳抚接，对去者能卫护资遣，使流人忘转徙之苦，有足称者。
当石勒、石虎占据中原之日，南北道阻不通时，慕容廆为平州牧，仍系心江东，奉表称臣。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统，流亡士庶，或假道分青州，浮海入辽；或道出幽、，归附龙城。廆乃立郡以统治之。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流人皆能安居之。其后慕容廆之记室参军封裕尤重劝农力田，称：“先王（指慕容廆）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怀远，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宜省罢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善藏者藏于百姓，若斯而已矣。高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皝纳其言，罢苑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流人皆能乐业矣。后罢成周、冀阳、营丘等郡，以渤海国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市，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国。
武威郡张轨，本汉代张耳十七代孙，世以儒学显于陇右。后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八王之乱，四方解体，轨亦有据一方以自保之意。会鲜卑若罗拔能来寇边，一战破之，威名大震。乃大城姑臧，设险自卫。及刘曜犯阙，中原地区避难来凉州者，或取道天水市，或取道安定，皆转徙河西。日月相继，数逾万人。轨乃分武威市置武兴郡以抚辑之。轨卒，子张实继位。时南阳郡王司马保退守上邦，为陈安所败，余众奔走凉州者，又有万余人，实皆安置河西。其后郭黁寇武威，武威、张掖市以东流人西奔敦煌市、晋昌者数千户。及武威郡李暠都酒泉市，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盖张氏、李姓向东晋朝问，故对中州流人乐于安置。
“侨寄法”是指在两晋之交，北地人为避战乱，纷纷迁居南方，依大臣王导议，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迁入的士族和民众。侨人不列入当地的户籍册，他们只受侨州郡县的管理，不负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的方法。
西晋灭亡后，北方的士族大户逃亡到南方。东晋初，北方逃到江南的人已有九十多万，约占当时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是时，南方吴地地广人稀，于是王导便在南方士族力量较弱的地区设立侨郡、侨县，好安置北方士族及其部曲、徒附、奴隶、佃客等。因为当时南逃的大族，通常是整县整县得南迁，所以到了南方，依旧按其北方原籍郡县名再设郡县政府，基本保持原来的一套政治机构。据《宋书》记载：长江下游一带的南方，曾一度有过三十三个侨郡，七十五个侨县。
东晋初，侨寄法兼顾了各方利益，缓和南北双方士族的矛盾；但是到了东晋后期，士族利用法案漏洞兼并土地，挟藏人口，弊病日甚。两次废止，都没成功。至南朝刘宋时，终于废除。
永嘉以后，胡人盘据中原。五胡的首领多倾慕中原文化，重用汉人。其中鲜卑建立的北魏，拓跋宏更推行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其后，在南方，晋室偏安江南后，随之南迁的中原大族亦积极剿灭山越盗寇，开发江南。自永嘉以后，南、北方皆出现民族融和。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为隋朝统一南北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大规模民族融合丰富了“中华”内涵，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寅恪认为，隋唐之所以崛兴，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五胡入主中原前，因北方发展较早，且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所在，故北方文化远高於南方。晋室南渡后把中原文化带到岭南。经刘宋、齐、梁、陈四代的发展，南北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并建立政权后，在继承汉、晋旧制的基础上，也带来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点的政治体系和组织结构。如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就与鲜卑旧制密切相关。与中原王朝相比，胡族受传统束缚较小，守旧意识较淡。阎步克认为，胡族政权在制度、文化上颇敢于“标新立异”，最初只是制度的畸变，到一定阶段后，也表现为一种制度活力。
晋时期的“衣冠南渡”对于南方的开发局限于长江流域，并集中在长江下游，虽然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但经济基础仍然在那个农耕文明时期总体比不上北方，这是地域差别也是发展时间不同的因素。在农业上，北人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劳动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复合式传播。北方南下移民在参与农业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成为了水稻插秧与稻麦复种两项技术的携带者与推广者，这两项技术结束了江南地区火耕水的粗放农业，使江南实现了精耕细作，深耕熟耘，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南方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有效地增加了社会财富。在商业和手工业上，南迁使得大量北方手工业者涌入南方广大地区，带动了南方商业发展，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早在东汉初年，南匈奴便正式附汉入塞，“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随着时间推移，南匈奴部众自长城沿线逐渐南下至汾河、黄河流域。刘渊起兵时，内附的匈奴人已经在汉地生活二百余年，深受汉文化影响，部分匈奴人甚至“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氐、羌等族从汉朝西陲进入关中地区的过程，亦与南匈奴相似。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东汉、曹魏、西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北方已然形成胡汉杂居错处的民族分布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五胡”虽已“入华”，却并未“乱华”。
并且，胡族的内迁并非是入侵，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外族进入汉地，往往都是中原王朝允许甚至是主导进行的。这些受中原王朝招抚的胡族，不仅充实了北方地区的人口，也为中原王朝提供了赋税和兵员，促进了北部边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在与内迁胡族不断接触中，汉、魏、晋等中原王朝也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传统。魏晋之际，虽然也出现由内迁胡族发起的地方性骚乱，但主要原因大多是官府的盘剥与压迫，而不是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西晋灭亡，症结在于内乱，而非胡族。
历史上对冉闵最大的争议就是其发布的杀胡令。石鉴即位后，他想密谋杀冉闵和大将李农。在关键时刻，冉闵和李农发动反击，在邺城遗址大开杀戒，夺取了政权。冉闵攻陷邺城后，打开城门，宣布“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结果羯人纷纷出城，而汉人则纷纷入城。冉闵明白了羯人不可能拥护自己，于是下“杀胡令”，在邺城共屠杀了二十万人。这一事件，也是五胡乱华时期北方的一次重要民族冲突。史学家对于冉闵颁布杀胡令也存在着诸多争议。北宋司马光认为冉闵执政期间，造成了北方百姓大量死亡，是不折不扣的屠夫。而与冉闵同时期的《晋书》却记载冉闵保护了北方大量的汉人，还多次向东晋政权发出过友好信息，心系中原地区正统，将冉闵描述为民族英雄。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认为：“冉闵反胡羯斗争是胡汉矛盾激化的迫不得已的产物。”
《刘琨传》载：“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郡胡数万，固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此流人在道路流离之痛苦也。
《郗鉴传》载：“鉴寝疾上疏曰：‘臣外统杂错，齐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太常臣蔡谟，平简贞正，众望所归，可为徐州刺史。晋陵内史郗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可为兖州刺史。’朝廷从之。”是知当时流人去国日远，怀土思家之心甚迫切矣。
《慕容载记》载常炜上言：“自顷中原地区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沉卒，往往而然，孤孙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异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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