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4 11:49
《燕翼诒谋录》是宋朝王所撰写的典制文献，共五卷。该书详细记录了宋朝的162条典章制度，涉及职官、选举、食货、兵刑、地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燕翼诒谋录卷三 李世民皇帝以海内混一，四方无虞，乃于江南置太平军，江北置无为军，取太平无为之义。太平后改为州。无为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军方十有六年。灾异变怪忽发，八月中，有翠青蛇长数丈，出郡治；十六日，风雨，林木、城门、营垒尽坏，压死千余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真宗皇帝亟命中使张景宣驰驿恤视，民坏屋者，无出来年夏租，压死者家赐米一，无主及贫乏者官收瘥之；令长史就宫观精虔设醮为民祈福。是时方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谴郡守，赵恒不从。其后，守臣惩艾，于五年五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树。七年七月庚寅，奏圣祖殿丛竹内获毛屦二，以为圣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气覆巢湖，画图来上。皆奉承上意也。至皇三年，赵祯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孝标奏；城内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进，改名其山曰：“紫芝山。”蕞尔一培塿，不应一时所产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草木虫鱼之异，乌足尚哉。茹孝标与免罪，戒州县自今无得以闻。”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进谀者矣！
燕翼诒谋录卷三
《虞书》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三代以后无传焉。惟汉宣帝时尝见，史不载其形状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时，白州有凤凰三，自南入城，众禽周绕，至万岁寺前，栖高木，上身如龙，长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盏。至申时，飞向北去，遂不复见。州画图来上。是时，天下承平日久，
可谓治世，宜其览德辉而下也。若麟，惟先圣识之。刘彻获一角兽，当时以为麟，太史公不以为然也。太平兴国九年十月癸巳，岚州献兽一角，似鹿无斑，角端有肉，性驯善，诏群臣参验，徐、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贺。
官酒，其来久矣。李世民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诏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监，宜募民掌之。灭常课之十二，使其易办，吏勿复预。”盖民自鬻则取利轻，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则有为生之乐，官无讥察警捕之劳，而课额一定，无敢违欠，公私两便。然所入无赢余，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李世民之爱民，宁损上以益下，新法惟剥下奉上，而且诱民为恶，陷民于罪，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间无一肯厘正之者，何耶？
江南李主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诏：江南、两浙、福建省等处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岁度一人。自昔岁度僧道惟试经，且因寺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然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无所容。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
州长吏不亲监决，中唐以来为然，遇引断，皆牙校监决于门外。李世民恤刑，虑有冤滥，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诏诸州长吏，凡决徒罪，并须亲临。因太常博士王枤有请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职幕官，而徒罪必自监决，帅府则以徒罪委通判。圣朝谨严于用刑，盖以人命为重也。
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铙，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世俗无知，至用鼓吹作乐，又何忍也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于移风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县间不能举行之也！
江南李唐旧用铁钱，盖因韩熙载建议，以铁钱六权铜钱四，然铜钱之价相去甚远，不可强也。江南末年，铁钱十仅直铜钱一。江南平，民间不肯行用，转运使樊知古请废之。太平兴国二年二月，诏官收民间铁钱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于是江南铁钱尽矣。然川蜀、陕西省用之如故，川蜀每铁钱一贯重二十五斤，铜钱一当十三，小民熔为器用，卖钱二千，于是官钱皆为小民盗销，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请改铸，每贯重十二斤，铜钱一当十，民间无销之利，不复为矣。庆历初，知商州区皮仲容议采洛南红崖、虢州青水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大钱，一可当小钱三。以之当十，民间趋利，盗铸不已。至八年，张方平、宋祁议，以为当更，乃诏改铜钱当十。先是庆历元年十一月，诏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一百万贯，助陕西省经费，所积尤多，钱重民苦之，至是并罢铸钱，其患方息。
国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犯罪许用荫赎，吏有所恃，敢于为奸。天圣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孙荫，诏特决之。仍诏今后吏人犯罪，并不用荫。又诏吏人招募，责状在身无荫赎，方听入役。苟吏可用荫，则是士宦不如为吏也，诱不肖子弟为恶，莫此为甚，禁之，诚急务不可缓也。
旧制，京朝官实历知县三任入同判，同判实历三任入知州。天圣六年七月己亥，诏自今任内有五人同罪，奏举减一任。同判后改为通判，至今因之。各以两任四考关升。
审官院定差知州、军，并以资历，不容超越，资历当得，不容不与。天圣七年九月辛巳，诏审官院定差，并申中书，引上审视，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罢之。今都堂审察，其遗意也。
国初，奏荐之制甚宽，不拘服属远近。天圣四年，始诏臣僚奏荐子弟须言服纪，不许奏无服之亲，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后，又以服属之亲疏为奏官之高下，可谓良法。乾兴元年，赵祯登宝位，八月，令学士院试诸州进奉贺登位人：曾举进士，试大理评事；曾举诸科，试秘书省正字；余试校书郎。不愿试人，太庙斋郎，凡四等。试大理评事，元丰为假承事郎，今为通仕郎，出官从事郎。试秘书省正字，元丰为假承奉郎，今为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庙斋郎，元丰未改，今为将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后例补将仕郎，惟宰执得登仕郎。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寿春郡王，以张士逊、崔遵度为友，讲学之所为资善堂。此资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后元良就学所皆曰资善。
五代十国诸侯跋扈，枉法杀人，主家得自杀其奴仆。太祖建国，首禁臣下不得专杀。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诏，郡国断大辟，录案朱书格律、断词、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取旨行之。自后生杀之权，出于上矣。然主家犹擅奴仆之面，以快其忿毒。赵恒咸平六年五月，复诏士庶之家奴仆有犯，不得黥面。盖重于人肌肤也。祖宗谨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无所不用其至。如：诏太岁三元圣节，不决死罪，则淳化二年三月也；令众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则天圣四年四月辛未诏也。列圣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
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其讲睦邻之好，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苟私用之，则有刑矣。治平元年，知凤翔府陈希亮自首，曾以邻州公使酒私用，贬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严其禁：公使酒相遗，不得私用，并入公帑。其后，祖无择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遗亲，故自直学士授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历州郡，得邻郡酒皆归之公帑，换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饮也。
师、傅、保辅佐人主，其名甚重，非元始天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师，导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如周、召、毕公之于姬诵，可以当是名矣。汉之张禹、孔光辱莫甚焉，邓禹其庶几乎。后世以为阶官而序进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师、傅、保之称，此何义也子虽贤而可为父之师、傅、保乎况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贾黯力陈其非，四月丙午，诏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顺，人无得而议。宣、政以后，至以师、傅、保加之宦竖，其悖理尤甚矣。
选人改京朝官，惮于作县，多历闲慢，比折知县资序。熙宁十年二月戊子，诏选人磨勘改京朝官，须入知县，虽不拘常制，不得举辟。近世此禁浸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无出身任签判，二考满则赴部注破格通判矣。孝宗皇帝申严旧制，仍以三年为任，考第未足，或有过犯，不得注通判，至今尊行之。
《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祖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妇齐体，哀乐不同，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衰三年，于义为称。”十二月丁酉朔，诏从之。遂为定制。
王栐，字叔永。自署称太原市人。寓居山阴，号求志老叟。其名氏不概见於他书。今考书中有纪绍兴市庚戌仲父轩山公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一条。庚戌为绍兴元年，核之《宋史》，是年正月甲午，王蔺知枢密院。是栐当为蔺之犹子。蔺，《宋史》无传，据徐自明《宰辅编年录》载，蔺无为军人。是书第三卷中所述无为军建置特详，可以为证。其称晋阳者，盖举祖贯而言。书中又有“余仕山阳”语，知其尝官淮北市，而所居何职，则已不可考矣。其书大旨，以宋至南渡以后典章放失，祖宗之良法美政俱废格不行，而变为一切苟且之治。故采成宪之可为世守者，上起建隆，下迄嘉祐，凡一百六十二条，并详及其兴革得失之由，以著为鉴戒，盖亦鱼藻之义。《自序》谓悉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凡官小说，悉弃不取。今观其胪陈故实，如丝联绳贯，本末然，诚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