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2:16
王星拱（1888年-1949年10月8日）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化学家和哲学家，出生于怀宁县。他在教育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和哲学家。王星拱的字是抚五，他在中国教育和科学领域的成就备受赞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入安徽高等学堂肄业，因学业优异，学部奖给贡生。光绪三十四年，安徽招考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应试录取，赴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研习化学。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
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
1921年，安庆发生“六二”学潮，他支持安徽到北京的请愿代表与北京政府据理力争，使安徽的教育经费得以增加和独立管理。
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能"。
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
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因得罪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
1945年7月，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
1948年3月，他辞职回到安庆。其间，国民党当局屡次催逼他飞赴台湾，他都不予理睬。
健康生活
1949年10月8日，王星拱在上海病逝，终年61岁。
在上海的300多名武汉大学校友不约而同地聚会哀悼；陈毅市长送来了一幅挽联，上书：“一代完人。”遗体后被运回老家，与其妻叶玉芝的遗体合葬于故里。
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
自然科学方面
作为自然科学家，他有着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哲学家，他又深受第二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恩斯特·马赫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争”中，站在“科学派”一边，反对“玄学派”，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相对立。
哲学方面
他在哲学上否认宇宙间有超自然主宰力量，但认为外部物质世界与主观的“精神的我”不痛分开（《科学概论》）。认为科学的构造应以宇宙现象中的因果律为基础，但又认为因果关系只能凭直觉获得。肯定一切事物可知，人的认识是从未知到已知的演进过程，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等问题。著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
《科学概论》于2008年05月出版。
在办学过程中，王星拱积极主张学术自由，“无为而治”，反对中国国民党政权暴力干涉。他虽是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赞成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呼吁当局不得迫害进步学生。武汉市警备司令部特务，行将逮捕武大学生潘乃斌，他冒着坐牢的危险，资助潘离开武汉。在乐山市时，王星拱对蒋介石推行的“党化教育”十分反感。乐山武大国民党区分部拖了两年才草草成立。国民党教育部强令各大学实行导师制、军事管理、“新生活运动”，一概拖延下去，未予执行。他的目标和信念是“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1929年中国国民党教育部企图将他调离武大，因武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接着，反动派又唆使不明真相的学生掀起“倒王运动”。面对军警当众掀翻他的黄包车，特务分子用油漆在马路上刷写“打倒王星拱”的标语，以及300多假签名的控告信而毫不畏惧，表现出一身正气，刚正不阿。1933年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与教务长朱光潜、训导长赵师梅一起，先后掩护武大进步学生何代、甘大志、刘兆丰等数十人，安全脱险。
1936年，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中大学生因参加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多被逮捕。王星拱多次向广州市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当局无理拒绝。于是愤然离校至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公开谈话，以示抗议。1937年2月，毅然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携子女返回安庆市。适值其妻叶玉芝在安庆病逝，安徽省主席夏威借吊唁拜访，致送程仪，劝其去台湾，他断然拒绝。南京高教部亦连续来电，催离大陆赴台，亦未理睬。
王星拱和武汉大学
2008年是武大西迁乐山市70周年，也是王星拱老校长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为武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校长，武汉大学在樱顶老图书馆旁建了王星拱雕像。
从1934年6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正式担任武大校长11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李达（14年），他在武大工作并实际主持校务前后长达17年之久，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为武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是武汉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在长期的工作中，王星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主张，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汉大学于1935年开创了研究生教育，1936年设立农学院，发展成为一所有5个学院15个系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1937年，抗战爆发。王星拱及时稳妥地做好了迁校准备，使武大在搬迁诸大学中受损最小。国难当头，王星拱多次发表演说，号召抗日，并以教书育人为手段，在教学中灌注抗战的精神，特别强调战争与困难时期的人格教育。
1938年，王星拱率校西迁四川乐山，曾拒绝中国国民党在校内建立区分部，并保护进步学生，支持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武大西迁乐山市后，物质匮乏，经费困难，王星拱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与科研的正常开展，使武大得以继续和发展。他不顾病痛的折磨，跑遍了整个抗战大后方，广揽学者名流。他不问出身、派别，一律兼容并包，往往亲自登门相邀，从而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他长继承蔡元培兼收并蓄、任人惟贤的传统，聘任周鲠生为教务长（后政见不合，撤换为朱光潜），赵师梅为训导长，叶圣陶、方重、张真如、杨端六、陶因、石声汉、愈忽等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为各系主讲。还延请郭沫若、黄炎培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莅校讲演、评论时局武汉大学继30年代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后，再次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并誉为“四大名校”，还赢得了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赞赏。武大郎“乐山市时期”的辉煌，王星拱当居首功。
1947年中山大学不少学生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反蒋游行示威中被捕，他多次向广州市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进步学生，遭拒绝后，王星拱愤然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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