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4:59
程熙文，原名昌，又名程，1905年5月生于云南曲靖陆良县旧州村，昆明市委委员。
程熙文的父亲程荫南和外祖父骆天骐都是清代秀才，父亲以教书为业，家境一般。程熙文3岁丧母，靠父亲抚育成人。他自幼聪颖，5岁开始背诵诗词，15岁考取省立曲靖第三师范，1925年师范毕业考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1927年升入文学院本科就读。1930年大学毕业获学士。程在东大读书期间，积极参加昆明市地区的革命活动，支持陆良、曲靖等地的革命斗争，于血雨腥风的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东大支部书记和昆明市委委员。
程熙文短暂的一生，经历了无数凄风苦雨。在曲靖求学时，克勤克俭，家中尚可供给，大学读书时，则靠约贝宗集资、勤工俭学维持。当时，尽管经济十分困难，但仍节约开支订阅《环球月刊》、《世界》等十几种杂志，坚持“每日日记无缺白”，“每日加记10个英文单字”。由于他孜孜不倦，苦学苦钻，不仅知识渊博，学有见地，并对革命作出颇多贡献。
1927年“四·—二”蒋介石大屠杀后，我党在云南省的工作被迫转入地，程熙文以学生会、旅省同学会等名义，夜以继日地撰写文章传播真理，启迪青年，在陆良旅省同乡会主办的会刊《陆潮》上，先后撰写了70多篇文章，宣传党的主张。他的这些宣传活动，不仅为后来省三师学生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为其后党在曲靖、陆良县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在党组织的教育和革命形势影响下，1928年，程熙文先后阅读了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扎记》、公孙愈之陈公博的《关于阶级问题的几件事实》、《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杨抱堂的《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波多野鼎原著徐文亮译的《近代社会思想史扎记》以及《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扎记》，同时深入研究了《共产主义党宣言》、《资本论》及亨利·德·圣西门、约瑟夫·傅里叶、欧文、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托络茨基的社会主义学说。内容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流派。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问题。他在是年4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无所谓好坏，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决不能讳避。”同年10月4日，在日记“社会记事”栏内写道：“日本积极准备世界大战”。1931年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证明了程杲的预见。在程杲的其他日记里，更对中国社会情况作了透彻分析。其中一篇日记写道：“我们现在的中国表面上可以说暂告统一，骨子里简直说不上什么改革，直言之不过换汤不换药而已，试问：民族能自决了吗？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了吗？民权县能够实现了吗？民主能够解决了吗？我敢说完全没有。”程熙文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帝国主义瓜分和经济破产两大危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而且认为“乡村阶级斗争已在深入”，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加紧职工运动，反帝，发展游击，组织群众和促成土翅命”。他积极投入了张经辰领导的“反法”及“收回滇越铁路”的斗争。程熙文把中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有为青年”身上。他说，要改造中国社社会，“老朽的政客靠不住的，庸碌的军阀也是同样靠不住的”。“一般有为青年，一定能成为社会的中坚，青年的模范。”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知地方土豪跋扈，无任愤然，拟邀有为青年组织一青年革新会，用全副精力，力图铲除一切恶莠，革新地方事业，解救人民疾苦。”并说：“因责任重大，故对于会员应详以斟酌，易腐化而无勇气者均不与闻。”他认为理想滇政：“宜积极整理内政，肃清土匪，守境安民，从事建设，不必穷师武，劳民伤财。”
1929年底由程熙文、刘苑梅推荐，省临委派王启端等到陆良县，在熊从周掩护下建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建立据点，同时为准备武装暴动，经程杲和康建侯多次工作，与方鹤鸣成功地建立了统战关系，并经熊从周以县政府名义正式委任方鹤鸣为县团防大队中队长。1930年秋方率部加入暂编红军第38军参加党领导的陆良暴动，暴动失败，方鹤鸣壮烈牺牲。
1929年夏，程熙文在昆明市接待省三师赴昆请愿的学生代表徐文烈等，并发动昆明各界大力声援省三师学运。
是年秋，省临委特派员杨立人撤离曲靖、陆良县。程杲即担负了滇东地区的交通联络工作。次年1月28日，程杲、刘苑梅在东陆大学生宿舍接待了出席省临委扩大会议的陆良代表吴永康，并日夜赶印党的宣传材料，让吴永康带回陆良、路南圭山等地散发。省临委扩大会议前后，程熙文向省委反映了陆良党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接着省委派张经辰到陆良，协助进行组织整顿，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陆良中心县委。
1930年3月，中共昆明市委委员刘苑梅被捕，程熙文接替了刘的工作，担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并负责与刘平楷为首的模范监狱内党组织的联系工作。
是年底，省委领导人王德三、张经辰被捕，省三师特支书记黄云梯被迫离开曲靖，赵国徽持黄云梯的密信赴昆通过程熙文找到党的组织。当年陆良县起义失败后，中共党员周子安被迫离开陆良，临行前交待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与程杲联系，程熙文作了“形势紧张，注意隐蔽”的指示。
1931年旧历四五月，程熙文和东陆大学毕业同学按省教育厅安排准备到南京市考察，在火车站被捕关进省模范监狱。敌人软硬兼施，采取逼供、诱供等手段对程轮番审讯，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特务手持照片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程答：“我是共产党。”特务追问：“你的联系人是准？”程说：“上有父，下有儿女，中间联系我的妻子。”敌人大怒，多次施用电刑，仍然没有得到半点口供，在不到9平方米的囚室里安装了两个500瓦的大灯泡，妄图用强烈的灯光刺瞎他已高度近视的双眼，程熙文只托送饭的人转告堂兄程实藩买来一副墨镜对付。硬的不行，特务又强迫十几个妙龄少女，以“侍候”为名，轮翻引诱。对此，程又以昼夜读书看报对付，结果，美人计又以失败告终。是年底，经在昆明市任市长的中共秘密党员雄从周多方营救程才得出狱。半年的狱中生活，使程的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从此，留下了不治之症。
程熙文出狱后，省民政厅厅长丁兆冠先后委他到禄丰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任县长和安排到河口海关、个旧锡业公司担任要职，但程均以身体不适，需要养病和气候炎热等为借口，一一谢绝。为此，丁兆冠气愤地问：“国家培养你是要为回国家做事，这也不去，那也不去，你究竟要干什么？”程冷笑说：“我没有当官的本事，我只会教书。”回到家里，父亲问他为什么不去做事，程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读书是要为人民造福。”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经熊从周安排，程愉快地到昆明翠湖公园当了经理。
1932年，程熙文受聘到楚雄中学任教。开始担任教务主任，兼高、初中文史课教员，后校长患病在昆治疗，程即主持了该校工作。建校初期，校园一片荒凉，程利用课余带领师生到龙川江抬石挑沙，铺筑由校门口到览秀亭的人行道。后这条路被命名为“五一路”。当年程杲和师生们亲手种下的树苗，如今老干犹存，挺立参天，枝叶繁茂，令人神往。
1932年秋和1933年春，程熙文发动楚中师生开展了两次“拉偶”运动，破除迷信，宣传无神论，把楚雄西门高顶寺、“凹塔”及东岳庙、城隍庙里的大小菩萨全部掀倒。为教育学生，在语文教学中，他还用顺口溜生动形象地对菩萨进行描绘：“一声不作，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九不动，十分无用。”
在教学过程中，程熙文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认识社会，分析事物。他对学生讲：历史的演变，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根本原因是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的变革。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在程的教育下，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不断提高。高二班学生张承凯（共青团员）在《论兴学救国》一题的作文中，论述了兴学可以救国，也可以亡国，问题在于兴什么样的学。其见解受到程熙文的赞扬，程写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评语。
程熙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1934年春，楚雄县长周继福制造借口抓捕学生，程发动全校师生与之斗争，取得胜利。初一班学生王开学，品学兼优，幼时丧父，家境贫苦，程杲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帮助，使其不致中途辍学。
1934年暑假，程熙文病重返家休养，同学们依依不舍，含泪送别，他对同学们说：“你们要努力向上，将来走入社会不可盲从，免为贪官的走狗，土豪的后援，须时时引导人民走光明的途程，铲除一切恶势力，决不要为人所欺，为人所逼，这是我的忠告，也是我平生所抱的志气。”程熙文返回家乡后，病情加重，给楚中校长写信说：“念及楚中事，耿耿难安，对学校则事业未尽，有始无终，……”其文义虽清，而词语深沉。
程熙文病危时，其妻王氏肝肠欲断，心如刀绞，忍痛割下左臂肌肉炖给程食，仍不奏效。程于是年旧历7月3日丢下爱妻和两个幼小的儿子离开了人世，年仅29岁。逝世后，楚中设灵堂召开追悼大会，并于楚中《校刊》刊登了二首《挽歌》，以资悼念。其一为：“黄花惨淡，阴风萧条，雁落晨霞犹在矣，龙泉夜月仍光皎，先舍此何处逍遥，置明道之．令德继颜回之，先生精神固于楚中长而不凋。”其二为：“日落天地昏沉，雁塔区寂寞无声，登山兮临水，莫悲兮于今，忆先生之善诱，教育视为己任，想师之话音，为吾修南针，何天地之不仁，夺吾师兮太甚，想师之话音，泪流兮满襟。“程杲短暂的一生，犹如一支熊熊的火炬，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先驱精神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