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2:05
刘苑梅，云南省早期中共党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对曲靖、陆良县、昆明市的早期革命斗争作出过重要贡献。
刘苑梅，字鹤仙，又名刘，化名刘。1903年生于云南省陆良县马街镇刘家村。其父刘首先，清末秀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清末民初，曾任马街钟灵书院和马街高级小学堂教员、校长。连年的军阀混战和社会的黑暗，使刘苑梅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反压迫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陆良找刘苑梅索要整徐文烈的材料，刘苑梅如实谈了徐文烈的情况。想不到讲实话又闯了祸，来人临走时对大队干部说：“他和徐文烈相识，不可小看，要严加管制。”此后，刘苑梅的日子更难过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陆良县委和陆良县人民政府，给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作退休干部看待，发给生活费。
1981年，刘苑梅因病逝世，终年78岁。
青年时代的刘苑梅，不满当时读书人脱离实际、一味追求功名禄的言行。1923年春，他刚满20岁，即抱着学好本领，改造社会，拯救家乡的志愿，考入滇东当时的最高学府曲靖省立第三师范旧十班（后新一班）学习。该校校舍宽敞，图书丰富，且有一些开明教员和进步同学。刘苑梅反对读死书，喜欢到图书馆博览群书，使他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他与在会泽县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同班同学吴永康同龄，并志同道合结为挚友。在吴永康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社会发展简史》、《共产主义问答》等进步书籍，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同时，注意接触社会，接触实际，尤其想了解农民的情况。他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与吴永康等相互交换意见，沟通信息，并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些进步活动。在茫茫黑夜，遍地荆棘的年代里，他与吴永康、丁锡禄、徐文烈等志同道合的同学，经常到曲靖城北面的麒嶙山上和丁锡禄的家里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他们写文章，作演讲，在校内揭露军阀专横、政治独裁的社会制度。1928年秋，正值云南省当局遵令“清党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时，经吴永康介绍，刘苑梅与国文教员陈香圃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省三师党支部的领导下，根据师生最普遍、最迫切的要求开展了反对学校当局克扣学生伙食的学生运动。刘苑悔在学运中撰写文章，发动同学与学校当局作斗争。这次学运持续了一个多月，学校当局决定提前考试，提前放假，以此遗散学生，压制学运。吴永康、刘苑梅等又组织同学“罢考”。最后刘苑梅被学校当局以“舞文弄墨”，煽动学潮为由开除学籍，后通过地下党员、东陆大学（云大前身）学生程熙文的堂兄、陆良县立初级师范校长程实蕃的关系到该校任教。不久，又进入东陆大学预科班读书。从此，他同乡同学程熙文，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认真研读《革命之路》、《政治经济学大纲》等书籍，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学生运动。
1929年六七月间，省三师地下党员黄云梯、徐文烈、周子安、赵国徽等组织发动第二次学潮。中共云南省临委和省学联对这次学运非常重视。委托程熙文、刘苑梅召集学生代表会议，发快邮代电支援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学运，并热情接待省三师赴昆请愿的学生代表徐文烈、赵国徽、汪丙贞等。
1929年底，刘苑梅任中共昆明市市委委员，分管昆明地区的学运工作。在此期间，中共云南省临委决定抽调干部加强陆良县党的领导力量。经他和程熙文共同推荐，省临委派遣王启瑞（王吉辉）、王正昌（王飞鹏）、杨东明（赵光明）、李希白（李子坚）、李德和等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到陆良工作，加强和充实了陆良的革命力量。
1930年1月28日，刘苑梅、吴永康分别代表昆明、陆良党的组织，同时出席在昆明东岳庙召开的省临委扩大会议。会议正式选举并建立了中共云南省委。会议期间，吴永康住宿于东陆大学学生宿舍，他和程熙文、吴永康连夜秘密刻印党的宣传材料，让吴永康会后带回滇东地区供党员阅读。
省临委扩大会议后，为推进陆良县、曲靖两地的革命斗争，他和程熙文不仅在陆良省同乡会创办的进步刊物上撰写文章，介绍形势，沟通信息，支持陆良、曲靖等地的革命斗争，还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1930年3月，刘苑梅遭敌逮捕关进省模范监狱。在狱中，刘苑梅参加了先后被捕入狱的刘平楷（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人之—）为首组织的党的组织活动。刘平楷以讲授因特语为掩护，向同狱的地下党员秘密讲授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诸问题。刘苑梅认真研读了刘平楷编印的《怎样认识时代》、《辩证法讲话》、《土地问题》、《武装暴动》、《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概况》等学习材料，并与程熙文（刘入狱后程接替其工作，任昆明市市委委员）分别负责狱内外通信联络工作，秘密传递文件。这期间，省市地下党通过种社会关系进行营救。程熙文和刘苑梅的父亲刘首先也先后找省政府政务委员兼龙云的参谋长孙渡、省政府副官长李希尧通过家乡关系和师生关系活动保释，经多方营救，1931年初刘苑梅被从轻判处保释出狱。
当时，正值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云南省。1930年4月陆良暴动失败后，转移到昆明的吴永康，处境十分困难，在这关键时刻，刘苑梅不顾个人安危，受中共秘密党员熊从周（当时任昆明市长）委托给吴送去200元银币，并转告吴永康“省委候补委员陈家铣叛变”的消息，要吴永康迅速到富民县找原在东陆大学学习的李坤元掩护隐蔽（后来刘苑梅与吴永康介绍李坤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底，云南地下党主要领导人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被叛徒出卖遭敌逮捕杀害，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苑梅为了逃避敌人的侦缉，经常搬家，有时—天搬两次家。在昆无法立足，遂于1931年春，经杨体元相约回到家乡陆良马街小学，以补习班教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地下工作。这时，除陆良县城外，四乡小学概无资金。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拨经费，任其自灭。在程熙文的指导下，刘苑梅、何绍基与骆彪、皇甫立本等建议将马街、三岔河、板桥等地的街捐税收，作为当地的教育经费。陆良县长张尧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并以“成命已发，碍难收回”为借口，继续控制四乡街捐税收，以便垄断教师任免权，从而排挤进步教师。干是刘苑梅、何子贞等发动教师开展以夺取街捐税收办教育为内容的学生运动，进行讲演宣传，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县政府、县教育局控制街捐扼杀教育的阴谋，首先发动马街、三岔河两校罢课。陆良旅曲同学会主席张秉仁、秘书骆彪召开会议，散发传单，在三岔河等地贴出标语声援，并通过《打倒陆良教育蝥贼俞丕休》的宣言，支持陆良四乡夺取街捐办教育的斗争。这次学运波及全县，影响滇东，持续半年之久。在曲靖、昆明市学界的支援下，经过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陆良县学霸、教育局长俞丕休被撤职，马街、三岔河、板桥、旧州、庄上、芳华等地街捐由学校掌握，教育经费独立，学校有了教师任免权，并聘请一大批进步教师任教。然而，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县教育局有人告发刘苑梅“要还人头愿”、“图谋暴动”。陆良县长张尧又听说“马街的马邦有武装”，“杨体元支持刘苑梅”，于是下令戒严，并电报省主席龙云云：“四乡赤化，图谋暴动。”同时下令逮捕三岔河小学校长钱均仓和王耀庭，搜集抓捕刘苑梅的证据。于是，1933年下半年，刘苑梅便带着刘林元的亲笔信，由孙渡委托在河口任督办的李希尧护送出境。经越南、香港特别行政区到上海市找党中央汇报云南党组织的情况。他在上海“景明号申庄”找到郑易里（郑雨笙），经郑介绍与吴少默见面（据说吴当时参加中共沪西区委的工作），吴叫刘写一个简单报告转给党中央。报告呈交后，中共上海市委还和刘苑梅约定了谈话时间。可是意外的事件发生了，仅隔两天，吴少默对刘苑梅说：“替你转报告的那个人叛变了。我现在只能和你见这一面，赶快跑。”于是，刘苑梅立刻离开了住所。
找不到党组织，刘苑梅便在一家私人开办的补习学校“文生氏英语补习学校”读了半年书。后来吴少默找过刘苑梅一次，叫刘上大学算了，说他要回贵州省去。刘苑梅后来才知道，吴少默不是回贵州，而是到苏联学习去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次，杨一波路过上海市，刘通过郑易里见到杨一波，把云南省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对杨了，希望杨向中央转报云南情况。杨一波说，他的组织关系也脱掉了，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
这次与杨一波见面后，刘苑梅进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经刘惠之介绍，加入“左联”领导的“政经学会”，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聂汝达介绍加入救国会。沪战爆发后，学校节节后迁，先驻重庆市，后到贵阳市。刘在重庆收到共产党员原省三师同学张治赋的来信，说中央已派黄大陆负责云贵高原的工作，但不幸到贵州省被捕入狱（黄是云南文山人，据说进过中国国民党的陆军大学，与罗炳辉曾相处过一段时间，后来到延安市。在延安碰到徐文烈，通过徐文烈介绍，所以他要找刘苑梅），刘以探亲戚为名，请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写个介绍信，到监狱与黄见面。在卫兵的监视下，他俩互相只能用家常话隐约其词地交谈。刘谈到毕业后，想到滇军58军去，黄很同意刘的打算，认为到军队里去为好。
刘到58军后，又到贵阳市看过一次黄大陆。黄写了一封密信，由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带出来交给刘，并附有一封介绍信，要刘把这封信交给住武汉市的叶剑英。刘拿着信回湖南58军，碰到张天虚，对张天虚讲了这个情况。张天虚说，由他负责把信交给叶剑英。刘把信交给张。后来，张天虚病故，黄大陆不知音信。从此，他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4年6月18日，长沙市失守后，刘苑悔请假回滇。先后在省训团昆明铁路职教会工作，由延安市回滇的宣威市人陈绍曾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者联盟”。
1948年 3月7日，李崇高、桂荫堂等民兵联防武装数十人，在陆良灵台寺召开会议，遭到中国国民党陆良县参议长孙玉山等邀约的陆良机场驻军国民党守备营第五连和县常备中队1个班的围攻，民兵联防武装全部被俘。李崇高、桂荫堂等17人被敌当场枪杀，其余32人被敌先后押送陆良监狱，分送昆明警备司令部审讯。刘苑梅闻讯，立即找回滇的国大代表李希尧活动保释，致使32名无辜农民免遭关押屠杀。此外，对党领导的滇东游击战争的开展，刘苑梅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云南解放初期，刘苑梅先后在云南省公安厅、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安处工作。后又调沾益中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年近60头发花白的刘苑梅回到陆良县家乡，在马街公社刘家村大队第三生产队安家，与老伴靠生产队救济过活。夏天，生产队长安排他看守梨园，秋收时节，又安排他看守晒场。尽管他处境十分困难，但他仍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当时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大跃进”提出批评，因此马街的群众曾称他为大跃进中的“济公”。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陆良找刘苑梅索要整徐文烈的材料，刘苑梅如实谈了徐文烈的情况。想不到讲实话又闯了祸，来人临走时对大队干部说：“他和徐文烈相识，不可小看，要严加管制。”此后，刘苑梅的日子更难过了。
刘苑梅一生勤奋学习，钻研不懈，无论在复杂艰险的革命斗争，还是在险恶曲折的政治逆境中，他都没有忘记党的光荣历史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他被错划为右派回乡后，仍然利用农闲季节，冒着政治风险，走村串户，走访早年参加过陆良暴动的保其贞、汪德生、马小敢（回族）等，撰写了《陆良暴动本末纪要》、《云南革命回顾谭》等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为党和人民提供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一大笔精神财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陆良县委和陆良县人民政府，给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作退休干部看待，发给生活费。
1981年，刘苑梅因病逝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