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俊 :“四八烈士”之一

更新时间:2024-09-20 21:49

赵登俊,男,中国共产党革命家,无产阶级的战士,1946年4月8日不幸在黑茶山遇难,是“四八烈士”之一。

不幸遇难

自从叶挺在“皖南事变”被囚以来,中共一再跟蒋介石交涉,要求释放叶挺。1946年1月,当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中国国民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后来,经过多次交涉,蒋介石总算答应以中共释放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为条件,在1月22日释放廖承志。接着,在3月4日,释放了被囚达五年零两个月的新四军军长叶挺。

出狱的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提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中共中央获悉之后,当即于3月7日电复叶挺。电报手稿,现保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从手稿上可看出毛泽东修改的笔迹。原文开头为“叶挺军长”,毛泽东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又加上了“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等句。

这样,叶挺终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个月后,4月8日,王若飞、博古要从重庆市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叶挺也就和他们一起去延安。同机而行的有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邓发,还有叶挺夫人李秀文、五女扬眉、幼子阿九,以及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和黄齐生的孙子黄晓庄,八路军参谋李少华等,共13人。

他们所乘的是和毛泽东赴重庆所乘的同样飞机,即C-47运输机,由美国军队上尉兰奇等四位美国人驾驶。

那天延安市一带天气不好,但飞机仍在上午9时许起飞。起飞后,飞机机组不断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电台联络。飞机途经西安市半个小时后,即中午12时25分,还曾与延安美军电台联络了一次。

此后,飞机杳无音信。

毛泽东在延安焦急不安。周恩来在重庆忙于与各方联系。严峻的形势,使周恩来不能不作严峻的考虑——会不会是蒋介石在玩弄什么阴谋?

叶挺他们乘的飞机,失去无线电联系后,毫无信息,表明凶多吉少。飞机是从西安飞往延安的半小时后,失去联系的。根据航程推算,当在甘泉县一带。美国军队派出飞机,一连三天在甘泉一带盘旋搜索,毫无结果。

那几天,毛泽东在延安,周恩来在重庆,都昼夜不安。

直到11日晚10时,中共驻扎在晋西北的部队发来电报,告知在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发现飞机残骸,机上所有人员遇难。黑茶山是海拔两千多米的荒山,8日下大雨,飞机可能在浓雾中撞在山上。翌日,村民上山打柴,发现飞机残骸,从死者身上,找到八路军证件。当地中共部队闻讯,在康思俭排长率领下,上山警戒,保护现场。由于交通不便,消息传到兴县蔡家崖——中共部队军区机关所在地,已是11日了。

消息传到延安市,中共中央震惊,毛泽东派出陈云,乘飞机前往出事地点上空,了解情况。

遇难之后

1946年4月8日傍晚,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兼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由晋绥分局开会回到公安总局(公安总局驻在兴县城内)。谭政文吃饭后告诉我(我当时是谭政文的机要秘书兼公安总局机要股长):“今天有一架美方军用飞机送我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回延安,飞机是从重庆市起飞,在西安市稍停加油后飞往延安来的,按时间算早就该到延安了,可是现在飞机还没有下落。延安党中央来电询问晋绥地区发现这架飞机没有。”他要我马上通知各县公安局查询。我听到这件事后,心情异常沉重和忧虑,一种不祥之兆使我不敢深想下去。

翌日,即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亲自赶来公安总局,报告说:4月8日午饭后不久,我们听到飞机的声音,因为当时我们那里云雾很大,山上下雪,山下在下雨,看不见飞机。不一会就听到黑茶山上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飞机声随即消失了。当时周围村庄的群众都很惊慌,不知道黑茶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不敢上去看。第二天早晨,我带着一些地方武装到黑茶山上去查看,这才看到昨天飞来的那架飞机撞毁在黑茶山上了。开始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国民党的飞机和人员,周围村庄的一些群众也陆续上山来看。大家在捡拾遗物中发现了一张乘坐飞机的人员名单,上面有秦邦宪、王若飞、邓发等我党中央委员们的名字,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的名字,我这才知道是我党一些领导同志所乘坐的飞机出事了,急忙赶来报告情况,请总局派人去处理(当时还没有电话,是由人来传递消息)。听完他的口头报告后,我们都极为震惊!这么多的中央领导同志一起遇难,是抗日战争以来发生的一起极其惨痛的不幸事件,是我党的一个巨大损失。

谭政文当即指派公安总局一室主任金昭典,约兴县地委组织部长苗逢澍火速动身赶到黑茶山,把出事现场先保护起来,不要叫群众再进现场了,等他请示晋绥分局后就亲自去现场处理。随后谭政文就带着那张名单赶往晋绥分局去了。他回来后通知我第二天上午陪同他到黑茶山出事现场去。10日一早,我们带着两名警卫员骑马奔往黑茶山,路上谭政文对我讲:到现场后,首先我们要把那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遗体寻找、识别出来,其次要详细调查飞机失事的原因。谭政文询问我在延安市时期熟悉哪些烈士,我说比较熟悉秦邦宪、王若飞和邓发。因为我在延安学习期间,听过秦邦宪和邓发的报告,王若飞曾经给我们讲过“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课。秦邦宪是瘦高个、戴近视眼镜;王若飞身体很胖,胖圆脸;邓发个矮些,不胖,鼻梁高些;叶挺的照片我看到过,他身体魁伟,比邓发高。谭政文讲,他只对秦邦宪和邓发有些印象。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就赶到了黑茶山的出事现场。

从黑茶山脚下到黑茶山飞机出事地点有二三里地,山上遍地是干枯的禾本科杂草,山坡上的积雪尚未化完,出事现场到处都散发着很浓的汽油味。到现场后,我们首先查看了飞机撞石处,飞机不是撞在黑茶山的最高主峰上,而是撞毁在黑茶山的侧峰山顶上,撞在山顶南坡一块巨石的南面上,撞在石头上的印痕非常清晰明显。如果飞机略飞高一些,就会飞过这个侧峰的。这块大巨石只露出地面十二三米,宽约5米,厚约8米。石质很坚硬,飞机撞上后,它连一点摇动的痕迹或裂纹都没有,只是南面有撞碰的印痕。紧接着我们开始寻找、识别烈士遗体,特别是马上寻找几位中央领导的遗体,以便将这些遗体暂时集中放在一处,这样便于夜间专门看守,防范夜间山狼损坏烈士遗体。于是,我带着警卫员们去寻找、识别和搬运烈士遗体,谭政文在山上找到一处破房旧址,他看守运去的烈士遗体,并对出事现场和搬去的烈士遗体拍了一些照片。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我们比较顺利地将秦邦宪、王若飞、邓发和叶挺的遗体一一找到,并搬运到破房旧址内。

这4位烈士的遗体都很完整,面部表情都呈现出十分惊讶的样子,每个人的眼球都甩出来了。王若飞的面部皮肉有些破裂,邓发、叶挺和秦邦宪的四肢有骨折情况。他们的面容和体形都很容易地识别出来了。这些遗体全都散落在飞机遗骸左右几十米处的杂树丛中,是甩出最远的,大概他们当时是坐在一起的。当我们将这4位烈士的遗体集中到破房旧址时,天色已经黑了,我们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在破房子里静静地守护着烈士的遗体。

4月11日,天才蒙蒙亮,我们又开始继续寻找、识别其他烈士的遗体。叶挺的爱人李秀文和小儿子保姆的遗体很不完整,上下身都已分离不在一处了。叶挺女儿的遗体还完整些,但四肢也不全了。叶挺小儿子的遗体是完整的,但上身被烧得焦黄了。这些遗体,一部分是在飞机遗骸周围的枯树枝上散架着,一部分是散落在飞机遗骸两旁的杂树丛中。叶挺小儿子的遗体是挂在树枝上的。看起来他们这4人是坐在一起的。黄齐生老先生、李少华、彭踊左、魏万和、赵登俊等人的遗体完全被烧得焦黑成团,面孔和体形根本无法辨认。黄老先生的遗体,是后来医务人员在清洗遗体中,发现有许多白胡须的痕迹,才把他区别确认出来的。他们5个人的遗体均集聚在飞机遗骸附近。美方4个驾驶人员是在飞机前部的驾驶室里,所以遗体全被挤得粉碎,大部分散落在机头附近,有一小部分被甩到山背后的北坡上,他们的遗体当时无法搬运,找来抬筐才运走的。他们的某些断脚、断肢被甩到几十米以外的草丛中了,最后才陆续找到的。机上人员共计17人,有秦邦宪、王若飞、邓发、叶挺、黄齐生、李少华和彭踊左参谋,随员魏万和和赵登俊,叶挺的爱人、女儿、小儿子及其保姆等。我方人员为13人,美方人员为4人。

烈士遗体的寻找、识别和搬运下山的工作是在12日基本结束的。这项工作结束后,谭政文叫我集中精力在出事现场详细绘制出飞机失事现场示意图来,如飞机撞石处情况、飞机残骸遗落分布情况、烈士遗体散落分布情况等等,要求我详细标志出来,还要附上必要的说明。然后再起草一个关于“四八”烈士遇难事件的专题报告稿,以便向延安中共中央和晋绥分局汇报。

自4月11日起,开始组织人员陆续搬运烈士遗体到黑茶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晋绥边区行署和公安总局的一些领导同志陆续带领医务、后勤和警卫等有关人员前来办理烈士遗体的善后事宜。兴县专署和县的党政干部也参加了这方面的组织工作。医务人员对烈士们的遗体一一清洗干净,缝好伤口,进行整容和防腐处理。后勤人员和当地群众很快设立了一个严肃、庄重的灵堂,烈士们的遗体安放在灵堂里面。晋绥边区行署的领导同志,晋绥公安总局的领导同志,兴县专区和各县的党政干部们,都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陆续不断地前来灵堂进行吊祭和守灵。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前来吊祭和守灵后,还亲自到黑茶山现场进行了察看。在当时,“四八”烈士遇难事件成了震动晋绥边区的一件大事。晋绥边区党政机关为烈士们组织了隆重的公祭

公安总局一室主任金昭典、二室主任狄飞等一些领导负责组织总局、分局和县局公安警卫人员专门收集和清理烈士们的遗物。因为烈士们随身的遗物,如手枪、表、印章、证章、钢笔、眼镜、照片、法币……以及美方人员的手表、金币、绣虎臂章等,不仅需要到周围村庄群众中进行动员工作,及时收回他们已经捡走的许多遗物,而且还需要到现场去反复细心地寻找散落在草丛中的遗物。特别是有许多重要的绝密文件和干部档案材料已破碎散落,需要许多人去一一收集和整理起来,这是一件很繁重和严肃的任务。经过多日的突击,大部遗物收集整理起来了,整整装了一大麻袋,以后随飞机送交延安市党中央了。

当时,除谭政文亲自对烈士遗体和现场进行了一些拍照外,晋绥公安总局还专门派来一些照相人员,他们将黑茶山全貌、飞机撞石现场、飞机遗骸、整容后一些烈士遗容、黑茶山脚下灵堂、沿途群众公祭和机场护送烈士遗体上飞机等等均进行了拍照。这一整套照片不仅事后送交给延安党中央一份,公安总局也保存了一整套

参考资料

赵登俊.中华英烈网.2024-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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