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4:01
郑秀，外文名Zheng Xiu，女，曹禺第一位夫人，1912 年出生于南京，是一位标准的大家闺秀，父亲郑烈是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舅舅林文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璿庆曾在海军部任职。1989年8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郑秀先后就读于北京贝满中学、清华大学法律系。
1937年冬，郑秀与曹禺在湖南长沙结婚。
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郑秀的父亲离开大陆前往台湾，郑秀则留在了大陆。
1950年，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曹禺和郑秀正式宣布结束他们13年的婚姻生活。
1989年8月，郑秀在北京病逝。曹禺在给次女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曹禺与郑秀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曹禺在清华大礼 堂演出《娜拉》的时候。那时郑秀还在北京贝满中学念高中。演出结束后，郑秀经清华大学同学成己介绍得知刚才演娜拉的就是曹禺，她顿时大吃一惊。
郑秀怎么也没想到，面前站着的这个圆圆的脸、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件布旗袍、貌不惊人的矮个子男青年，和刚才在台上活蹦乱跳的那位就是同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曹禺第一次见郑秀，便对她有一种亲近感。
第二年秋，郑秀考进清华法律系，曹禺闻讯后很高兴，但苦于没有接近的机会，也只好暗自沮丧了下来。
1933年春，清华话剧社排演英国话剧《罪》。该剧由曹禺翻译、导演，并且由他主演男主人公拉里，而拉里的女友汪达，曹禺特邀郑秀担任，借机接近郑秀。此剧公演后，轰动了清华大学。曹禺让好友孙浩然出面，特别邀请郑秀出演英国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担任女主角，同时曹禺也开始了对郑秀的热烈追求。
1936年11月26日，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曹禺和郑秀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
1937年在曹禺母亲和郑秀父亲的催促下，曹禺和郑秀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巴金、靳以、马彦祥、张天等人等人都参加了这次典礼。
1950年，他们协议离婚了。
1933年6月初，清华大学放暑假。曹禺留在学校未回天津市的家，他要求郑秀也不要回南京。于是两人整天在清华园图书馆的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地区一隅，靠近借书台附近的一张长条桌的一端，相对而坐，除了低声交谈一两句之外，便各自做自己的事。
曹禺埋头创作剧本《雷雨》，郑秀则用工整娟秀的字迹誊写。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忠实读者，他俩也由相识到相知，陷入热恋。每个夏日的傍晚，他俩从图书馆出来，荷花池畔，小山石上，促膝而坐，娓娓而谈。
同年8月初，《雷雨》初稿完成。1933年的深秋，《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当时曹禺只有23岁，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
1936年9月，曹禺赴南京，任教于成立不久的中国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不久，郑秀放弃了自己的学业，也到南京审计部当了一名小职员。
经过3年的恋爱，后经两家协商，他们决定在南京举行订婚仪式。1936年11月26日，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曹禺和郑秀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
当天，许多文化名人，像巴金、靳以、马彦祥、张天翼等都专程前往参加了这次订婚仪式。巴金还特地挑选了一个洋娃娃送给他们，作为庆贺的礼物。郑秀高兴地说：“我捧到了一个金娃娃，家宝（曹禺的名）要没有巴金的赏识，《雷雨》不出版，还只是一个穷学生。”
临开宴的时候，仆人向曹禺通报：田汉先生来了。
曹禺请田汉入席，田汉说他是专程来贺喜，至于婚庆酒嘛，改日再讨扰。说话间，田汉将手中拿着的一卷东西展开。那是一幅中堂，上面是田汉亲手书写的“蜚声诱和”四个大字，下面还画有文房四宝。曹禺、郑秀一再挽留，田汉坚辞，迈开大步一阵风似地离开了宴会厅。
订婚仪式直到当晚12点，才在欢腾热闹的气氛中结束。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军又大肆轰炸上海市、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至长沙市。10月，他们奉令在长沙就地开学。曹禺和郑秀从武汉市赶到长沙，两人决定再举行一次正式的婚礼。
于是曹禺和郑秀又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一次婚礼，这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由余上校长做证婚人，参加婚礼的有吴祖光等20余人。
1938年初，因为日机轰炸，剧校又开始从长沙向重庆市搬迁。剧校到重庆后先在七星岗，后定址于北碚区，经过半年流徙，师生多有散失。到重庆后，余上沅聘请曹禺任教务主任。
在重庆，郑秀时常怀念南京的岁月。那时两人朝夕相处，郑秀病了的时候，曹禺几乎天天到郑秀家，给她讲法国剧本《玛婷》的爱情故事，背诵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会”一场中罗密欧向朱丽叶求爱的大段优美台词。
郑秀闲着没事就常想：长沙市婚礼过于简朴，抗战早点胜利回南京再补一次婚礼，搞得再热闹些。不过，这个想法，郑秀从未同曹禺说过。谁也没想到，在四川省，他俩一待就是8年。
1939年4月，日本飞机大肆轰炸重庆市，剧校奉命疏散川南小城江安县。曹禺此时发现与郑秀在性格志趣及生活习惯上矛盾渐大。小城生活单调乏味，曹禺忙于事业，郑秀闲来无事，常与剧校几位师母打牌，还常拉曹禺陪打。不久，她与曹禺这段炽热感情产生裂痕。最直接的原因是：“曹禺在四川小镇江安又爱上一位愫芳式的人物”（好友吕恩语，愫芳乃曹禺名剧《北京人》中的女主角，命运悲苦但气质高雅，是曹禺十分欣赏的理想女性。此时，曹禺与郑秀已有两个女儿———万黛、万昭。
次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剧校女学生邓宛生把一位年轻女学生方瑞（邓译生）介绍给曹禺，让其帮忙补习英语。曹禺觉得这是一个文静的女子，温柔且善良。从此，曹禺和方瑞逐渐产生爱恋之情，而与郑秀的感情也由此渐渐破裂。
两人单位协商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简短离婚协议，两个女儿由郑秀抚养，曹禺承担抚养费。离婚后，郑秀终身未再婚嫁。
裁决书刚一读完，郑秀忍不住放声大哭。想到两人当年月下定情、南京订婚和八年离乱中共同经历的艰难岁月，曹禺百感交集，也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曹禺和郑秀都已进入了体弱多病的衰迈 之年。
1989 年8 月，郑秀病重，通过多种渠道提出要见曹禺一面，不知为什么，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在人生的最后，她嘴里呼喊着的，仍旧是“家宝”。
郑秀去世后，曹禺在给次女万昭的一封信中，心情复杂地写道：“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曹禺因重病住在北京医院，未能前去吊唁郑秀，他特意嘱咐女儿买了一只花篮，恭恭敬敬地放在郑秀的灵前。
晚年，曹禺回忆起他与郑秀的并不美满的婚姻，感慨地说：“在这件事上，她有错，我也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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