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12 13:12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年出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坦桑尼亚裔英国小说家，毕业于肯特大学，202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48年，古尔纳出生于坦桑尼亚，受非洲民族运动影响，于1967年逃亡英国，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并开始他的文学创作。1982年，古尔纳获得英国肯特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职于肯特大学，负责英语与后殖民文学的讲授。1987年，古尔纳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离别的记忆》，而后陆续创作十余部长篇小说。2021年10月7日，瑞典文学院高度肯定古尔纳与其作品的价值，并向其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古尔纳植根于非洲大陆的被殖民历史，创作《天堂》《海边》《遗弃》等长篇小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赞誉古尔纳“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1948年，古尔纳出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他的父亲是一名阿拉伯难民，为躲避战乱而从中东迁居坦桑尼亚。20世纪60年代，非洲爆发民族解放运动，1963年12月10日，桑给巴尔宣布独立，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和桑奔人民党联合建立新的政府。次年，非洲设拉子党掀起黑人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并于4月与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黑人革命中，黑人反抗者盲目将反抗目标扩散至阿拉伯管理者之外的普通阿拉伯人，扩大了受害群体。在此期间，大量无辜的阿拉伯人遭到迫害，青少年时期的古尔纳亲历了这些重大社会变迁，过早体验了暴行的残酷，深刻感受到种族歧视的伤害，这些经历也成为他后殖民创作的动力源泉。1966年，古尔纳中学毕业，随即被送往乡下学校教学。1967年，黑人革命对阿拉伯裔的迫害进一步扩散到了流淌着阿拉伯人血统的古尔纳身边，古尔纳出于对安全的担忧和对知识的渴望，与他的表兄弟一起流亡英国。由于坦桑尼亚与英国外交关系正处于紧张时期，女王陛下政府加强了对非洲入境人员的签证审查，古尔纳只能以游客身份申请为期一个月的旅游签证进入英国。
抵达英国后，古尔纳在英国接受了高等教育。起初，古尔纳在只拥有旅游签证的情况下考入了坎特伯雷技术学院，英国移民局为其办理了留学签证。而后，古尔纳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与一位英国女士结婚后取得了英国国籍并在英国定居。1982年，古尔纳获得肯特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古尔纳开始在肯特大学教授英语和后殖民文学。在此期间，他将目光集中于非裔作家以及英国移民作家，发表多篇关于现代后殖民作家的研究论文，主要聚焦于维迪亚达·奈保尔、萨尔曼·鲁西迪和沃莱·索因卡等作家的作品。作为曾接受过英国宗主国高等教育和在高校从教经验，古尔纳既汲取了英国移民作家如约瑟夫·康拉德和奈保尔的文学思想，同时，他的思想也受到非洲本土作家沃尔·索因卡等人的影响。
在英国求学的同时，古尔纳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由于受到多位移民作家以及非裔作家的影响，古尔纳的作品多以桑给巴尔为背景，植根于非洲人民的殖民历史，突出非洲人的自我与文化认同问题。他用日记写下自己漂泊异乡的感受，这些内容后来逐渐演变成关于他人的虚构故事，最终于1987年形成他的小说处女作《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此后，古尔纳陆续发表多部长篇小说，其于2005年完成创作的《遗弃》（Desertion）一书入围2006年的英联邦作家奖。古尔纳的短篇小说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囚笼》被收录于《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2021年10月7日，经过瑞典文学院的评定，古尔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国王亲自为其颁奖。2021年11月5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宣布已获得古尔纳的授权，将会陆续出版其十部作品。
陆建德 认为，近年欧洲的难民危机促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选择了古尔纳这位以难民为主题的作家。在古尔纳的作品中，难民是无法让抛开的话题，多部作品均有体现，《海边》正是围绕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萨利赫·奥马尔开展叙述。古尔纳的作品从多个角度向读者展示了 难民所面对的困境的以及困境形成的复杂原因，打破了对难民的刻板印象。
古尔纳关注的主题之一是长期存在的种族间冲突和剥削问题，以及在印度洋沿岸东非部分地区发现的无数群体之间的混杂和容忍问题。他发现，欧洲人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以及持续的肤色和文化种族主义对非洲社会造成的伤害比任何地方争端都大。在《囚笼》，主人公受限于身份带来的困境，遭受着歧视与剥削，《天堂》则再现了殖民统治下的桑吉巴尔遭受的苦难。古尔纳毫不留情地批判英国社会及其机构普遍存在种族主义，而不是仅限于偏执的少数群体，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帝国主义历史。在过往的历史中，英国总是扮演着剥削者与殖民者的角色，而在今天，这样的情绪依旧存在于英国社会，并将非裔移民作为剥削与歧视的对象。
古尔纳关注的主题之二是探索东非内部以及从桑给巴尔到欧洲的移民、流离失所以及对自我缺乏认同等问题。古尔纳注意到，种族主义是通过“微侵略”、表面的幽默和暗地里的嘲笑来运作的，这些与公开的种族主义行为一样具有破坏性，使得来到英国的非裔移民难以融入英国的社会。古尔纳十分关注非洲殖民历史、非裔在英国的经历以及身份认同话题，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因进入新的社会环境，导致其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认同。《朝圣者之路》讲述了主人公面对地方主义与种族主义，难以对新的环境产生认同的痛苦，而其他的一些主人公既有因历史遗留问题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又有因长久以来存在的种族主义无法被新的种族接纳，逐渐迷失在对本我、对新的种族文化、对旧的种族文化的迷惘之中，精神饱受煎熬。
古尔纳的叙事策略包括不可靠叙事、多重叙事视角、复杂聚焦、反讽等，《海边》与《遗弃》通过不可靠叙事及多重叙事的视角刻画了人物的“沉默”，并以“沉默”展现非洲殖民历史下，移民需要面对和经历的复杂问题。同时，在古尔纳的一部分作品中，有着浓厚的自传风格，古尔纳深刻地明白，自己与同伴是他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路上最好的素材库。在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异质文化和他们原本成长植根的文化之间，他用写作的方式进行复杂的自我构想和自我创造。回忆是古尔纳最常用的叙事手段，他的小说几乎都是以主人公进行回忆的形式展开，再加以叙述的，回忆构成小说的一条主要线索。
在他的创作中，同时兼顾了英语文学与斯瓦希里语文学，古尔纳承认，童年时对斯瓦西里语与英语的接触、成年后的移民历程以及在英国的生活经历共同构建了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交流空间。《天堂》中非洲早期斯瓦西里语故事的互文形成了非洲本土文学谱系，体现了后殖民文学的倾向。古尔纳并非仅使用本民族语言或者英语，而是希望重新构建英语体系，使其脱离殖民性与侵略性。
古尔纳在创作的过程中，结合他本人从非洲到欧洲的求学、工作的生活经历，重视文字与空间之间的联系，思考了位移对创作和人生的影响。在其作品中，海洋是重要的符号，多个故事的背景都为东非印度洋海岸，对于有着流散经历的古尔纳而言，“黑色大西洋”是其作品中重要的空间隐喻，对于塑造非洲流散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身份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新兴的印度洋研究则不同于大西洋研究中“相对程式化的种族与奴隶叙事”，更多涉及到对后殖民时代的考量。古尔纳的长篇小说《海边》对对斯瓦西里海岸的刻画突出了海洋这一空间意象，而《遗弃》中的拾荒者同样对印度洋意象有着重要含义。
古尔纳认为“文学对历史的再书写不应只是被用来逆写帝国、澄清事实真相，而是应展现更多非洲的当地的社会范式，让叙事重新回归非洲”。在古尔纳的小说中，总会在不推翻或者否定“大”历史的前提下，向读者展现时代之下的“小”历史。他的《天堂》从历史的角度对东非车队贸易进行重现，而在《来世》中，古尔纳利用八十余年的纵向跨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现了东非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地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间的战争景况、社会生活及人情风俗。
古尔纳的文学创作以非洲的被殖民历史为背景，深刻还原了一个屈辱的时代，使读者进一步了解非洲大陆的屈辱历史。在其作品中，非裔移民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的问题受到重视，引导更多的人关注非裔移民在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生活品质，加强了对非裔移民的人文关怀。在古尔纳主编的书籍中，收录了大量移民作家的作品，扩大了非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范围，推动其发展。
2024年3月5日至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首次访问中国，在上海、宁波市与北京三地展开多场文学与文化交流活动。当月11日，古尔纳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与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莫言，进行了题为“文学的故乡与他乡”的文学对话。
2024年3月12日，古尔纳做客董宇辉抖音直播间“与辉同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称赞古尔纳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作家邱华栋评价古尔纳，称他是黑暗中不为人知的舞者，而“2021年这束光打到他的身上，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文学空间、文学天地”。
70后作家徐泽臣表示一个拥有偏僻的、非常个体化的资源的作家在处理这些资源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猎奇的、奇观式的描述，但是古尔纳后撤一步，站到更广阔的背景下，所以他整个作品里没有一惊一乍的东西。同时，他还将古尔纳与约翰·库切、维迪亚达·奈保尔两位写作题材相似的诺贝尔奖作家作了对比。认为库切是非常尖锐的，一个小的切口一直往下深挖的作家。但是古尔纳能铺开来，而且整个古尔纳作品里面历史的深度和社会面的宽度是胜过库切的。
由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的存在，在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有评论称其出生于桑给巴尔，在他出生与成长期间，桑给巴尔尚未与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在坦桑尼亚成立前，古尔纳已经离开桑给巴尔前往英国，所以不能算作坦桑尼亚作家。另有观点认为，古尔纳于1967年前往英国，而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在1964年合并，由此来讲古尔纳理应算作坦桑尼亚作家。
古尔纳在进行创作时使用英语而非母语斯瓦希里语，这进一步激发了读者对于古尔纳是否可以算作坦桑尼亚作家的争论。对于非洲语言的使用，古尔纳曾经作出解释，他认为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倡导本土语言是否属于文化民族主义或者是否面向非洲读者，而是在于多大程度上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会使文本陷入对其依赖之上。古尔纳没有否认英语的帝国主义性质，但他支持重新构建英语，使它脱离殖民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