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9 16:02
雷履泰（1770年-1849年），清平遥县细窑村（今平遥县龙跃村）人。清代山西票号的创始人之一，出身于经商世家。
雷履泰自幼勤奋好学、办事干练、颇有才华。爱新觉罗·颙琰年间，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掌柜。西裕成除在达蒲村设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外，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九条和天津市、汉口、重庆市等地也设有分号，从事颜料的贩运与买卖。当时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晋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往家乡寄银钱多用镖局押运，运费高且风险大，常有丢失，遂有人将银钱交托西裕成北京分号，由经理写信通知总号，其家人于总号取款。异地拨兑的方式，初仅限于亲友之间，不取费，后要求拨兑者不断增加，双方在互利原则下，商号可取一定的手续费。遂和东家李箴视共同商定，此乃生财之道，可大力为之。爱新觉罗·旻宁元年（1821年），开始兼营汇兑，至道光三年（1823年），将颜料庄改设山西票号，定名“中国票号博物馆”，营业旺盛，遂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随着日升昌汇兑业务的发展，分号遂遍及全国各大商埠。日升昌的兴盛引发晋商广泛投资票号，山西票号鼎盛时期一度执金融业牛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
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山西平遥县龙跃村（原细窑村）人，出身农家，因家贫弃学经商。办事干练，颇有才华。清嘉庆年间，受雇于平遥县城西达蒲村人李箴视，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受亲友间异地汇兑的启发，发现汇兑的商机。
道光元年（1821）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果然营业旺盛，遂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
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
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
创建的中国票号博物馆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这些制度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
“两权分离”似乎是现代企业的起点，然而，考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几近完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深究。日升昌的“两权分离”同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不同处在什么地方。
起码从明代开始，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业”就已经诞生。
日升昌票号旧址到日升昌时期，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这里的伙计，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不包括掌柜）。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掌柜又分为不同层次，习惯上称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东家是出资人，其职责只有两项，一是掏银子，二是选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而形成的惯例，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给东家赋予了想象中的经营决策权。试想一下，如果东家具有杰出的经营能力，大掌柜就是多余；而如果东家缺乏经营能力，插手经营事务只会添乱。所以，久而久之在晋商中就形成了一条虽不成文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只有出资人不插手经营，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甚至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显然，如果允许“三爷”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专权”，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倒插门”，儿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宫戏”。其中的关节窍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被描写成了东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现实中的企业两权不分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历史哲学家克罗奇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关于日升昌的资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李氏的记载则非常简略，也说明了这一事实。“董事长兼总经理”，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
日升昌山西票号内部组织及管理内容当然，作为东家，大笔银子出手，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当打定主意出资时，东家惟一要重视的，就是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你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你就等着亏血本。异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仪式，同帝王拜将差不多，摆酒席，请中人，盖红印，画字押，反映出东家对大掌柜的全权委托。所以，东家的标准形象，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细算扒拉着算盘珠子不放手，而是披着大拿着水烟袋悠哉乐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其职权之大，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比如对资本的运用，对人事的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山西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可以说，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而这种经营权威，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这种体制，恐怕会使我们当今的那些“小媳妇”型经理人羡慕不已。
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从选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计，再到资本运作和具体业务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金的调度与运作，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务决策。所以，晋商的东家几乎都是一个模样，而大掌柜却各有特点，有雷厉风行者，有谨小慎微者，有出奇制胜者，有重视细节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设二掌柜，通常职责是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的实施以及员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号，还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协助上一级掌柜工作。这些掌柜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队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
日升昌票号汇票日升昌为了适应在全国甚至在外国开展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设立了大量分号。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所有分号不独立从事业务，其业务一概由总号调度，所以，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从整体上看，山西票号是以大掌柜为中心的垂直式集权组织模式。分号只是总号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顶身股
“顶身股”是晋商的发明创造，有人把它比作当今的MBO（即管理者控股，但身股的获得渠道不是购买，而是服务年资和表现）。这是当时特有的企业激励体制，也是协调东伙利益关系的基本举措。具体做法是：东家的出资为银股，是票号的真实资本；掌柜和伙计以人力入股，是为身股，俗称“顶生意”。身股与银股相对应，不交银子，但是需要对东家投入的资本负责，是山西票号里的“虚拟”股本。身股与银股一样，都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掌柜和伙计，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现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务年限增长及表现优异，则会追加股份。反之则会降职。这种顶身股制度，使票号在组织体系上利益一体化，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晋商有言：“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这一俗语中表露无遗。
日升昌票号运钱的镖车身股如此重要，想获得也十分艰难。获得身股是从当学徒开始的，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磨炼，才能取得顶身资格。商家选学徒，比丈母娘挑女婿还要严格，而且还要由与山西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学徒出事，保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进号以后的三年学徒期，对于常人来说十分难熬。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生意，在实践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准告假，脏苦累贱，一样不缺。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调侃语来说，就是“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干得比牛还多，身份比猪还低”。从装水烟、递毛巾到倒夜壶、叠被褥，对掌柜要伺候得无微不至。现在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样做有点过份，而且似乎不见得同经商技能有多大关系。实际上，正是这种生活小事的濡染，才能养成经商所需的眼尖手快、脑筋活络、察言观色、心机灵动。学徒期满，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就变成山西票号的伙友，但是还要经过七年班期做事，业绩可观，无错无误，才能取得身股。这十年期间，伙计从早上东方发白起床，到晚上繁星满天关门，在店里是没有座位的，所以才留下了“站柜台”的说法。许多学徒，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中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对身股的预期。
这十年，也是掌柜观察伙计、辨识人才的过程。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李宏龄，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以知其究竟。”在具体的考察人才方法上，他还提出了一整套准则：“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如测验其人确实可用，由总号分派各分号任事。”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身股的数额不等，大掌柜的身股数量，由东家确定。一般的山西票号，大掌柜往往可以顶到一股，也就是十厘。有的票号比较特殊，限制整股，如大盛魁的大掌柜，最高身股为九厘。也有个别票号，大掌柜顶到十一二厘。从二掌柜以下，身股为七八厘（掌柜）到一二厘（伙计）不等。身股的多少，同经营中的职权大小相对应。由低到高，顶一二厘生意者，就可以接待客户，商洽生意，掌管杂事；顶三四厘生意者，可以上柜，应酬买卖，决断一般营业（对于这种可以上柜的伙计，客户打招呼时就开始以“掌柜的”尊称），但大事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就已经进入中层，可以定夺一些较重要的生意，独立开展业务；顶七八厘生意者，就已经成了票号的台柱子，大宗交易可直接拍板，盘点分号，核算盈亏，甚至掌管全局；顶九厘生意以上者，非大掌柜二掌柜莫属，他们通常不过问小宗贸易和日常营业，而是决断重大疑难，进行战略设计。
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顶身股者并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有权利分红。这样，掌柜和伙计不用承担本金风险。从这一点上看，身股制度并不是资产制度，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为了给伙计示范，有些山西票号，对起过重要影响或创造巨大利润的掌柜伙计，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他去世之后，票号依然会给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最长可达七年。这种身股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伙计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密绑在一起，取得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果，从而能更有效地激励伙计们的工作热情。
日升昌票号汇票票号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号规也是严格的。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有许多规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山西票号，都严格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也就是说，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各个票号，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更细的规定。例如，除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月准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带东西银钱；家信要交总号检查并由总号转交，不得私寄等等。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强调山西票号对伙计的人身控制，在当时行之有效。
号规的严格，还在于不分高低，不讲情面。日升昌天津市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资深高级经理”。他的弟弟冀体和，担任百川通票号天津分号的二掌柜。在晋商群体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有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冀体谦明知号规不准纳妾，但自恃资格老，贡献大，贪于美色，就把号规抛在脑后，将这位女子收为偏房，并嘱咐伙计们保密。他的弟弟觉得不妥，劝说无效，就给父亲写信告知此事。父亲令他尽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过得蛮舒服。但好景不长，日升昌总号派梁怀文“巡边”，发现此事，报告总号。总号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冀体谦“卷铺盖”。冀体谦没想到总号会动真格的，灰溜溜地带着小妾回家。更没想到他的老父亲动了真怒，拒绝他进门，宣布断绝父子情分。他只好另租一个地方，勉强度日。冀体谦干了一辈子票号，没有其他谋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于断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业的门路。青楼女子奢侈生活过惯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杀。冀体谦人财两失，鸡飞蛋打，彻底沦落。有这样的前鉴，票号伙计都会掂量轻重，没有人敢于轻易违规。至于票号的具体经营业务，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在当时，这样一种治理结构，带来的是日升昌生意兴隆。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日升昌给晋商提供了一个样板。很快，晋商纷起效尤，在平遥县、介休市、祁县、太谷、榆次区等地涌现出了大批票号，有的票号（如合盛元）的分号甚至设到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市、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等地。梁启超曾感叹说，山西票号“执中原地区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为票号的领头羊，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到雷履泰70岁寿诞时，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予一匾，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表彰他首创票号之功。
往来帐目清末时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数额为5000两的中国票号博物馆张家口市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任柜头的一看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赶紧跑到后厅询问大掌柜，两人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帐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5000两白银，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体运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换完衣服择日出殡后，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开始败落。妻子十几年熬过来，一天，这位早已沦为乞丐的老妇，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中国票号博物馆汇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兑取现银。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日升昌票号，其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清朝乾隆已资财雄厚。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爱新觉罗·颙琰末年的一天早晨李大全和朋友（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名失传），在平遥城皇庙赶庙会，突然算命先生指着一位风流后生说：“李老爷你若能把这后生收下日后定大发其财”。李大全问为什么？算命先生答：“这后生外表风流成性，挥金如土，实是怀才不遇的奇人，他人不知且难供这后生开销，只有像李老爷你这样的财东才能供起后生的开销，李老爷要信得过鄙人，年后定金银无数”。李大全听后说：“哪我就养活他一年看这后生是什么奇才”。算命先生又说：“李老爷不过鄙人有话再先，这后生想去什么地方、想做什么你都要答应他”。李大全稍思后说：“只要他不犯王法”。随后二人便把后生召唤过来，问后生叫什么，家住哪里，想做什么？得知后生叫雷履泰，家住细窑村，想去京城，时过久李大全便派人把年青的雷履泰送到了西裕成颜料京城（北京）的分号。
日升昌票号的大掌柜雷履泰雷履泰到达京城后无事可做，每日和富家子弟吃喝玩乐，并用二佰俩银子买了一只百灵鸟，大把的开销银两使的西裕成颜料京城（北京）的分号收不赢支，分号告急，李大全从平遥总号拨银给京城分号，时隔不久京城分号又告急说：“雷履泰将用二佰俩银子买的百灵鸟送给他人，这样的败家子弟怎能养的起”。李大全命分号不要限制雷履泰，但要了解雷履泰在与什么人玩，在做什么？话说雷履泰将百灵鸟送给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清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爱新觉罗·旻宁)太子，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雷履泰就用这只百灵鸟打开了戒备森严的皇宫大门。
一日雷履泰进得宫去看见宁太子愁眉不展，便问其因。旻宁太子说：“由于年成不好，全国响马四起。救灾银两和粮草经常被抢盗，国库空虚。父皇（爱新觉罗·颙琰皇帝）为此大动龙颜”。雷履泰听后说：“如太子能让我面见皇上，在下有妙方防止现银运送被盗抢”。旻宁太子听后忙带雷履泰面见嘉庆黄帝。雷履泰把“即不需要劳师动众，又能防止现银被盗抢的汇票”想法面奏了嘉庆黄帝。嘉庆皇帝听后认为是个上策，但毕竟先朝先祖无此例，就下口谕以西裕成颜料庄名誉，向民间筹措银两放贷获利，以资国库空虚，就这样诞生了中国一张汇票。在雷履泰的精明策化与经营下，清朝政府的默许支持下，年终只是上缴皇宫的税银，就用骡马驮着便排满了京城十里长安街。
清爱新觉罗·旻宁三年（公元1823年）中国票号博物馆山西票号成立，开创了中国银行史上笫一家票号。总号设于平遥县西大街，财东李大全，经理雷履泰。
雷履泰故居始建于道光年间，距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故居坐北朝南，里外三进的院落构筑得四平八稳，稳重端庄，不事张扬的感觉，故居内部装修细致精巧，每一块石刻、浮雕，都有着考究的工艺。房面阔三间带前廊，是由下为窑洞，上为木结构楼房组成的建筑，房顶为双坡硬山瓦顶，雀替、挂落装修完整，前后两院厢房左右各三间，呈三三对应式。整院建筑用料考究、坚固实用、建筑工艺朴实无华，建筑造型雄伟壮观，充分反映了一位金融家丰厚的家财和务实的创业精神。院子的地形，里院比外院高，"前低后高，世出英豪"科学地讲，是排水好，采光好。整座院子里面，种花，种草，不种树。在当地民俗中，在院里种树也是有讲究的。
值得一提的是每间房屋中的顶梁柱与北方地区常见的位置不同，不在一般的房屋正中部位，而是全部竖立在贴墙的地方，在四分之一处顶住房梁，如此大大增加了房屋内的使用空间。
地址：平遥古城上西门街11号门票：古城内实行套票，120元/张。包含古城墙、日升昌、县衙、清虚观、城隍庙财神庙、明清古街、百川通、协同庆、天吉祥、雷履泰故居、中原地区商会馆、同兴公镖局、古民居博览苑、华北第一镖局博物馆、中国镖局、蔚盛长、汇武林、孔子庙、报纸珍藏馆、蔚泰厚20个景点。不能单独买票，持有学生证的可以购买半价学生票。
交通：在古城内，步行即可到达。
作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长于顺流而动、颇善经纪。他能抓住时机转营山西票号，不仅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定出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山西票号业的蓬勃发展，对中国金融业以及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票号鼻祖雷履泰，不！应该是中国现代金融业的鼻祖，雷履泰开创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三爷不用”(少爷、姑爷、舅爷)，票号鼻祖雷履泰当年制定的这一制度，在当今也是行之有效的。在当时的经济环境、文化背境下，雷履泰创立的制度之严谨、周密，可以说是完美的，尤其内控管理不比今天的银行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