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1 13:2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之后改编的。
1931年12月14日，由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的宁都起义爆发，并获得成功。起义军共1.7万余人。中央军委十分重视这支有生力量，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下编13、14、15三个军。军团总指挥为季振同，副总指挥为董振堂，政委为肖劲光，政治部主任为刘伯坚。第13军军长为董振堂（兼），政委为何长工；14军军长为赵博生，政委为黄火青；15军军长为黄中岳，政委为左权。
红5军团组成后，立即开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归入红1方面军建制。1934年10月，季振同被错杀，总指挥改由董振堂担任。后参加长征。1935年7月，红1、红4方面军会师以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仍由董振堂任军长，编入左路军开始西征。1937年1月，红5军主力与六倍与己的敌人血战甘肃省之高台，军长董振堂以下20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只有极少数人辗转回到陕北地区。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省宁都县起义，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肖劲光任政委，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
1932年2至3月，红五军团参加赣州战役。3月12日，周子昆任军团参谋长，红十四军调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红十五军调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红五军团只辖红十三军，全军团6600余人。6月，红十三军缩编为红十三师，博生胜利石城模范师改编为红十四师，两个师各辖3个大团，隶属红五军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参谋长陈伯钓，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保卫局长欧阳毅，供给部长傅兰，卫生部长陈义厚.后姬鹏飞。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政委谢良，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师长程子华，政委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唐天际，10月28日，红十四师调入红九军团。年底，曹里怀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刘振亚任补充师师长。
1934年6月，红七军团三十四师调入红五军团，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参谋长袁良慧，政治部主任朱良才，郭如岳任军团参谋长，曾日三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全军团12594人。
1934年10月，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军团政委，陈云为中央驻五军团代表，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傅兰荪任军团后方部主任，刘型任军团后方部政委，姬鹏飞任军团卫生部长，彭嘉庆任军团卫生部政委，邓振任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突围转移时全军团约12100人。突破湘江蒋介石第四道封锁线时，红三十四师大部壮烈牺牲，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仅剩1000佘人。12月18日，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剩余部队补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罗荣桓调红五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刘伯承调回中革军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伯钧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
1935年2月，扎西整编，撤销红十三师番号，军团直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7月21日，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9月15日，张国焘强令红五军随四方面军南下。1936年1月，红五军部队缩编为红十三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部队缩编为红十五师，红五军辖两个师。
1936年11月8日，红五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县、临泽县、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日，红五军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董振堂率部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20日壮烈牺牲。
1931年12月，李达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1932年9月加入中共。先后任中国工农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革命根据地独立第一师参谋长、第十七师参谋长兼团长、第六军团参谋长。参加了湘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曾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他率军团部分部队，几经辗转，冲出重围，与贺龙同志所率第二军团胜利会合。后调任第二军团参谋长，参加指挥了龙家寨、梧溪河、忠堡、龙山、板栗园等战斗，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征途中，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成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37年初，李达任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参谋长。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全军1.7万多人宣布脱离中国国民党，参加红军。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三军团，加起来也只有2万多人。16日，军委就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分别兼任各军军长。随后，红五军团开往石城县一带进行整编。毛泽东对“宁都起义”有很高评价，曾于1938年12月题词：“以宁都县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经过整编后，红五军团成为我工农武装的一支雄师铁军。1932年，红一、三军团攻打赣州市，由于赣州城三面环水，又有坚实的城墙，易守难攻，炸城墙进到城里的红军被中国国民党军包围，此时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受命前往增援，战士们挥舞大刀冲进敌阵，把受困的部队解救了出来。随后在攻打漳州市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五次反“围剿”等历次战斗中都屡立战功，以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著称。1933年1月8日，该军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赵博生在金溪黄狮渡战役中英勇牺牲，中央人民政府为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在红都瑞金叶坪建博生堡以示纪念。宁都至今还有赵博生烈士陵园及赵博生墓，原来的起义旧址成“宁都起义纪念馆”，收藏了有关红五军团的各种资料，宁都的博生路是目前该县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铁流后卫”成为红五军团的另一称呼。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在湘江血战和金沙江阻击战中，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击退并迟滞了中国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三十四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被俘后，他从腹部的伤口中拽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九昼夜，像一个“铁闸”一样，紧紧把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路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们编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县、临泽县、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日，第五军在甘肃高台遭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进攻，全军将士在董振堂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高台，血战七天八夜，战至最后一人一弹，终于寡不敌众，董振堂及3800多名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五军在临泽的37团和43团，最终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
1931年12月14日，被蒋介石驱入江西省“围剿”红军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该军中共特别支部的策动、组织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率领于驻地宁都城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以宁都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红五军团，在巩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红军长征以及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中国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不少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而红五军团的四位卓越领导人，却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赵、董血洒疆场，季、黄冤遭错杀。
赵博生——血染黄狮渡
宁都起义后，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中国工农红军的原则，首先确立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党支部建在连上。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充实红五军团，任命肖劲光为红五军团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为十五军政委。
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他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告诫并鼓励士兵：“要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团结，去掉不良作风，这对我们长期生活在旧军队里的人开始可能不习惯，有不少困难，但是不要向困难低头，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干革命，是至高无上的任务，我们的幸福日子，就在后头了”。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逐渐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赵博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他认真研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书籍，深有感触，深受启发。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苦于没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奋斗了十几年，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就是孤军奋战，以失败告终。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我赵博生愿将后半生为全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竭尽微薄之力”。
两个多月的整编结束后，赵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领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1932年2月，参加围攻赣州战斗。4月与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战役。接着回师江西省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会合，于7月间向粤北南雄挺进，在水口镇攻打广东省军阀陈济棠部。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三、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县、乐安县等县城；尔后，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战役。赵博生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一贯的勇敢、坚定、沉着。水口战斗中，他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在他的感召下，全军战士奋起向前，重创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一、三军团的反“围剿”作战。
赵博生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原则，做到果断、机谨、灵活。凡属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马刀拼得敌军胆颤心惊。之前，苏区军民都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厉害，此后又加上了“五军团的马刀”。因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枚红旗勋章。
1933年初，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五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正图歼灭我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赵博生深感责任重大，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研究与部署战斗，告诫叮嘱指挥员，在长员庙利守难攻的地形上，要择险而守，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善挖战壕构筑堡，发扬我们善于防守阵地的作用。这次战斗事关全军胜利，必须要完成这次战役的光荣使命。
战斗开始后，敌人的进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火炮轰炸我军前哨阵地，然后发起连续数次进攻，但均被打退。此时，我军弹药所剩不多，到中午11时左右，敌人又向我左路发动进攻。赵博生很快意识到，如果敌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团的阵地，左路一二八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要守住阵地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团“特务连立即出击，协助一三五团恢复阵地”。特务连多为身强力壮的老兵，武器配备较为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较强。出击以后很快打退敌人，恢复了一三五团的阵地。赵博生把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找去说，估计敌人还会进攻一三五团阵地。一三五团阵地地势低，工事薄弱，战斗动作不熟。要他补充工事，形成扇面火力，注意节省弹药，他把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自己则亲赴一三五团这处最前线、最危险的阵地上。
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又立马集中力量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砸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部队伤亡增大，阵地发生了动摇。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疯狂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当即倒地。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五军团，吊唁赵博生。唁电说：副总指挥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并慰勉五军团的广大指挥员“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纪念，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曾于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诗云：
宁都霹雳响天晴，
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
几人鲜血染红星。
董振堂——高台铸荣光
红五军团在石城秋溪、龙冈、横江等地接受整编时，董振堂怀着新生的喜悦，认真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当时对红五军团改造的政策，是采取自愿的原则，愿走的送走，愿留的留下，有的还送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接受学习。因受到“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许多争取起义过来的营连级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对此，人们有议论。董振堂对这种做法当时亦有所不解。但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耐心做好被劝说回家的自己属下官兵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安心离开。认真查摆部队士兵的思想、纪律及作风改造建设情况。配合负责红五军团整编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编工作做好。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队伍的熏陶，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根据他的表现与要求，1932年4月经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战斗热情高涨。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正在攻打赣州市，多次激战未克。于是红五军团受命前往助战，与红三军团一道着手第四次爆破攻城。董振堂指挥部队，棺材内装上爆药，炸掉了城楼和后面的碉堡及左翼的敌阵地，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200余人，随后董振堂亲率战士攻入城去。但因敌人阻击火力强大，后又撤出城外。敌人加兵救援，中国工农红军用火力封锁赣江上下游，把援敌堵截于赣江彼岸，红三军团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猛烈再次攻城，沉重打击了守城敌军。
1932年3月，红军撤围赣州，不久董振堂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军团长。漳州战役战事吃紧时，红五军团奉命前往增援。此役初显红五军团英勇善战，在董振堂指挥下，俘敌1000多人，胜利完成阻击任务。1932年9月，南雄水口战役打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三军团打得十分激烈，红五军团再次奉命助战，军团领导亲上战场，红五军团勇猛杀敌，声威大震。为此，在庆祝红五军团诞生一周年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董振堂红旗勋章一枚。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红五军团受命担任突围西进的后卫任务，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完成了掩护大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又疾至湘江，阻击敌人对红军的围歼，帮助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因战斗激烈悲壮，人员伤亡较大，其三十九师遭敌合围，未能渡江，红五军团部队战斗力由两师减到一个师。之后，红五军团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过老山界来到贵州省。在贵州，董振堂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董振堂和五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中央部署，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在黔北，他指挥红五军团奋战五昼夜，顶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整编师九个团，使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渡过赤水河，重占娄山关和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红五军团飞赴金沙江畔，坚守九天九夜，掩护全军安然过江。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一路上，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国家森林公园，于1935年6月在四川功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五军团响应党中央继续北上的号召开出会宁城。但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和四方面军到达靖远县附近时，却接到张国焘西渡黄河的命令。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董振堂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沉着、镇定。为顾全大局，减少红军损失，他一边耐心地做部下的思想工作，稳住大家，一边把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和朱总司令作了汇报，使党中央及时掌握到了这一信息。但红五军团在张国焘的胁迫下还是渡过了黄河，开始了悲壮的西征。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以后，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董振堂指挥红五军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并于1937年1月2日一举攻克高台城，但随即陷入了马匪军的重围之中。马彪等匪首以数倍于我的兵力，猛烈攻城。董振堂不顾个人安危，镇定自若地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激烈的战斗从12日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一场残酷的巷战经过几小时的肉搏，敌人胆战心惊，尸积成山，我方也伤亡惨重，活着的为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只得带领剩下的战士且战且退至东城，钻进东南角的一个双层碉堡里坚守，欲阻止援敌，但未果。无奈之下，他只得带着身边的几名战士跳下城去，随即又陷入包围之中。他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手举两把盒子枪，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搏斗，毙数敌后，不幸大腿中弹。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继续战斗，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这时，他手中仅剩一颗子弹。为不让敌人生俘自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
董振堂牺牲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英雄，并且决定将他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命名为“振堂县”。
毛泽东对董振堂和红五军团作了极高的评价，曾满怀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干部合影留念，并亲笔在照片上题词：“为创建新的红五军团而奋斗”！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起义后，中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后，在起义部队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及后来黄中岳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编入东路军入闽作战中，都很积极，经受了考验。但作为原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起义后也存在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斗争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甚或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偶尔邀集几位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事情。季振同起义后因军权旁落，心情郁闷，也曾对人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的话。但他对中革军委派到红五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很尊重，有什么心里话都对萧说。他在1932年三四月间表示自己难以适应红军中的工作，希望能离开红军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并把这个想法向萧劲光作了报告。萧发电报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出国学习的要求。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队方面对季振同进行策反。季振同原在西北军的老上级冯玉祥派其参谋长刘骥为代表与季联系。季振同将此事报告了萧劲光，萧报告了中央局，中央局同意季与刘见面。事后，季也将国民党的一些策反信件送给萧看，表明他“不为所动”。为出国学习，季振同离开军团部时，萧为他开了欢送会。季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给了萧劲光，一匹骠骏的青马留下，后来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枪交了，警卫班也留下了，只带了一个保镖。萧劲光派人将他送到了瑞金市。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市期间，思想有些动摇，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乘便做了一套便服，“准备开小差”时用；还说过“我这次到前方去，干多少就多少，拖（拖枪）不动就算了”的话，但却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实际行为。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长黄中岳、红十五军参谋长萧世俊逮捕。5月8日，又将等待出国、请假到长汀县视事的季振同逮捕。随后被捕的还有：李聘卿（红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朱冠甫（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红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六人。当时加给季、黄、萧等人的是“反革命”罪名。
1932年8月3日至4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审讯。最高法院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叔衡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并罗列了一大堆“罪状”。审讯结束时，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判决如下：“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没有同意。他们认为：“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于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泽东、项英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决议如下：季、黄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朱、高、张三人“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判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市九堡、麻田等地收容所。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解除后顾之忧，中央政治保卫局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处决于瑞金九堡大山中。
毛泽东对季、黄之死十分痛心。据萧劲光说：“延安市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