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6:34
《书谱》，是香港书谱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杂志，与唐代孙过庭的书法理论专著同名。
2008年春，该刊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著名文化人、甲骨学者、经史专家、书法篆刻家、梁披云的高足张培元先生领衔，率领其弟子及乡贤倾力复刊。张培元先生提出了“以为人之道，成书谱之学”的理念，以光大梁披云“弘扬书学，嘉惠书林”的精神为己任，将《书谱》杂志由双月刊改为季刊，在充实学术内涵、彰显文献性及学刊特质的同时，加强了与当代书坛的互动，并增栏目，将原来的80页扩容为208页，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赞誉。复刊当年（2008），即在书画界网络投票盛典中获得公认（《书谱》杂志名列前茅），昭示出了经典的魅力和不朽人气以及张培元先生的博古通今之深厚学养与领衔有方。迄今，《书谱》季刊经已连续出版了《刘彦湖》、《张瑞图》、《章草》、《甲骨文》、《潘主兰》、《十七帖》、《台湾书法》、《当代书法》、《褚遂良》等专辑，震撼当代书坛。发行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与《汉字书法报》等，并称为“促进中国书法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书谱》杂志对中国书法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及其海外传播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她催生了新中国建国之后境内的第一本书法杂志（1977年的上海市《书法》）及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最终成立（1981年），堪称当代书法复兴之石及同类传媒之发端。值得一提的是，自复刊以来，张培元先生坚持纯学术之路，提出“以为人之道、成书谱之学”的理念，致力於打造殿堂级学刊，固守严正之路，拒绝版面出售等商业行为，迥异於功利至上之时习，其清雅高贵的风格与创办人的古典情怀一脉相承，其意义已跨越学科而影响当代文化和社会，故而备受赞许。
张培元先生携《书谱》杂志之普遍及高端的影响力，延伸其品牌价值於教育领域，凭己微力创办了“香港书谱学院”，以“诗、书、画、琴、棋、金石”等六艺设教，高调出示“人间净土、学术殿堂”之风标，卓立於一众之上，如出水芙蓉，尽收青睐；从《招生公告》刊出仅月，即录首届书法研究生三十名之踊跃，可见民心之所向。假以时日，《书谱》杂志及“书谱学院”为净化学界之风或将作出更大贡献，应该是可以期许的。
墨迹本，《书谱》，唐孙过庭撰并书。书于垂拱三年（687），草书，纸本。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每纸16至18行不等，每行8至12字，共351行，3500余字。衍文70余字，“汉末伯英”下阙30字，“心不厌精”下阙30字。《书谱》在宋内府时尚有上、下二卷，下卷散失后，现传世只上卷。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孙过庭（生卒年不详），字虔礼。吴郡富春（今富阳区）人。官率府录事参军，一说官右卫胄曹参军。工正、行、草三体书，深得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撰《书谱》，阐述正草二体的笔法和章法，以及作者本人的实践经验。
《书谱》是一部书法技巧论著，全书共有两卷。《书谱》的墨迹至今犹存，文末有“今撰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功用，名曰《书谱》”等语，因此引起历代学者对《书谱》的不同看法。或以为另有正文，此仅序言，故题作《书谱序》者；或以为此即正文，分裱两卷，故题作《书谱》卷上、卷下者。近人朱建新所著《孙过庭书谱笺证》认为：《书谱》应是全文，唯屡经装裱，中间已有断失，“卷下”等字失去，故多杂议，而除此以外，尚未有其他的篇幅发现。
《书谱》一书概括了篆、隶、今草、章草等多种书体的基本特点，及其具体要求：“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并揭示了各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草不兼真，于专谨；真不木通，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认为学习楷、草也应从其它各体中吸取营养，以致“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其次，以“执、使、转、用”四字概述了书法技巧原理上的核心问题：“今撰执、使、转、用之由，以祛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所谓执，即执笔，有执得深、浅、长短之分；所谓使，即运笔，有左、右、提、按之类。所谓转，即运笔中的萦回绕，曲折呼应；所谓用，即用点画来结字，有向背相让等。揭示了书法入门的要领。再者，分析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等和谐与变化、守法与创新的关系，又提出了“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凛”与“温”相济，“鼓”与“和”互补，以取得刚柔结合，枯润并举的艺术效果。凡此种种，都充满了艺术辩证法。《书谱》还提出：“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以及“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过程，道出了学习书法“由平至险，再由险至平”的三个阶段。此外，孙过庭认识到：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故撰是书，“窥其根源，析其枝派”。于运笔之道详加阐述，因此，后人亦有称之为“运笔论”的。可见，此书也是一部关于书法技巧理论的专著。
此书不仅是著名的书学论著，而且也是一部法度严谨，气势飞动的草体书法范本。其书法继二王，俊拔刚断，宋元以后，学书者奉为圭。论者以为优人晋人之室，唐贤遗墨，罕与伦比。
《书谱》墨迹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宋代薛绍彭《秘阁续帖》、《太清楼》，明代文徵明，以及清代安歧、《三希堂》等均有摹刻本。
南宋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县（今属江西省）人。撰有《续书谱》一卷，分述正、草二体的具体书写方法，凡二十条，分论书体、用笔、用墨、临摹、章法、气韵等， ，对书法艺术不乏精辟之见，如《用笔》中以“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等形象的比喻，为历代学者所重。论“情性”的“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和述“血脉”之 创“然盈，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等观点，亦可供参考。
传世有《百川学海》本、《书苑》本、《说 较》本及多种石刻本。通行者有上海古籍 的出版社朱建新《笺证》本，朵云轩马国权《译注》本和《历代书法论文选》本等。此外，更有多种《书谱》墨迹单行本间世。
宋薛绍彭有刻本，可补今墨迹本所缺之文。
孙氏在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因撰《书谱》一卷，于运笔评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为《运笔论》。《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有“宣和”、“政和”。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岐，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省，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书谱》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提出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相统一的。
《书谱》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奠定了书法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中提到反对写字如同绘画“巧涉丹青功亏翰墨”，认为书法审美观念要“趋变适时”，所谓“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反对把书法当作秘诀，择人而授的保守态度，认为楷书和草书要融合交汇“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木通，殊非翰札。”
《书谱》墨迹为一卷，历代均有摹刻本，真迹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拓《书谱》是上卷残本，摹刻精良，且首行至第二行较墨迹多17字，可补墨迹之缺。原石早佚，该拓系海内孤本。拓本有张伯英、罗敦、林志均、马叙伦、齐燕铭等跋，钤“石门吴乃琛尽忱珍藏”、“陈叔通”等印。共14页，每页8行，行10至14字不等。每页尺寸纵31cm，横22.3cm。
【全文释文】：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馀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谢安素善尺，而轻鲁肃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于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子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
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昧钟张之馀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一点之内，殊挫于毫芒。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犊，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羽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
夫潜神对奕，犹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若功宣礼乐，妙拟神仙，犹埏之罔穷，与工炉而并运。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赏，岂徒然与？而东晋士人，互相陶。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复闻疑称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绝，无所质问；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规矩而犹远，图真不悟，习草将迷。假令薄解草书，粗传隶法，则好溺偏固，自阂通规。讵知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转用之术，犹共树而分条者乎？
加以趁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木通，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若毫厘不察，则胡越殊风者焉。至如钟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自兹己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嗟乎，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遗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庸昧，辄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除繁去滥，睹迹明心者焉。
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编录。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无取焉。若乃师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郸淳之令范，空著。暨乎崔、杜以来，萧、羊已往，代祀绵远，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加以糜蠢不传，搜秘将尽，偶逢缄赏，时亦罕窥，优劣纷纭，殆难缕。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且六文之作，肇自黄帝；八体之兴，始于秦始皇。其来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质悬隔。既非所习，又亦略诸。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异夫楷式，非所详焉。
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且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牍仍存。观夫致一书，陈一事，造次之际，稽古斯在；岂有贻谋令嗣，道叶义方，章则顿亏，一至于此！又云与张伯英同学，斯乃更彰虚诞。若指汉末伯英，时代全不相接；必有晋人同号，史传何其寂寥！非训非经，宜从弃择。
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粗可仿佛其状，纲纪其辞。冀酌希夷，取会佳境。阙而末逮，请俟将来。今撰执、使、转、用之由，以祛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环盘纡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方复会其数法，归于一途；编列众工，错综群妙。举前人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窥其根源，析其枝派。贵使文约理赡，迹显心通；披卷可明，下笔无滞。诡辞异说，非所详焉。
然今之所陈，务学者。但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致使摹搨日广，研习岁滋，先后著名，多从散落；历代孤绍，非其效与？试言其由，略陈数意：止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史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岂惟驻想流波，将贻啴嗳之奏；驰神睢涣，方思藻绘之文。虽其目击道存，尚或心迷议舛。莫不强名为体，共习分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致，安有体哉！
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术，适可兼通。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
尝有好事，就吾求习，吾乃粗举纲要，随而授之，无不心悟手从，言忘意得，纵未穷于众术，断可极于所诣矣。
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时然后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历，而风规自远。子敬已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亦乃神情悬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运。自矜者将穷性域，绝于诱进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断可明焉。
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躯。或恬雍容，内涵筋骨；或折挫槎，外曜锋芒。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况拟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犹疏，形骸未检；跃泉之态，未睹其妍，窥井之谈，已闻其丑。纵欲唐突羲献，诬罔钟张，安能掩当年之目，杜将来之口！慕习之辈，尤宜慎诸。
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劲疾；不能迅速，翻效迟重瑞。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能速不速，所谓淹留；因迟就迟，讵名赏会！非其心闲手敏，难以兼通者焉。
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晖。如其骨力偏多，遒丽盖少，则若枯槎架险，巨石当路，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若遒丽居优，骨气将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兰沼漂萍，徒青翠而奚托。是知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径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书之为妙，近取诸身。假令运用未周，尚亏工于秘奥；而波澜之际，已浚发于灵台县。必能傍通点画之情，博究始终之理，铸虫篆，陶均草隶。体五材之并用，仪形不极；象八音之迭起，感会无方。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譬夫树青琴，殊姿共艳；隋殊和璧，异质同妍。何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得鱼获兔，犹蹄。
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语过其分，实累枢机。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余乃假之以湘缥，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盖有由矣。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妄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庸听惊其妙响；逸足伏枥，凡识知其绝群，则伯不足称，伯乐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题扇，初怨而后请；门生获书几，父削而子懊；知与不知也。夫士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之则不足以为道也。岂可执冰而咎夏虫哉！”
自汉魏已来，论书者多矣，妍蚩杂，条目纠纷：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音，或存观省。缄秘之旨，余无取焉。
宋米芾评道：“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史》）
清朱履贞：“惟孙过庭草书《书谱》，全法右军，而三千七百馀言，一气贯注，笔致具存，实为草书至宝。”（《书学捷要》）
王世贞云：“《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堂室。后复纵放，有渴游龙之势。”(《书概》)
然因过于圆熟，《书谱》也得到“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的批评(《述书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