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22 15:05
人口老龄化（英文：Population Aging）是指因年轻人口数量相对减少、老年人口数量相对增加而导致的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相对增长的动态过程。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那么这个国家（地区）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地区）。在2020年，就已经有91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最低的国家是阿联酋，（即使是按照旧的标准，老龄化最严重的是日本）中国排在其中65位。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降低，但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人口老龄化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现象，带来了诸多问题，诸如劳动力短缺、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经济发展遇阻、其他社会问题等，这些问题或多或少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带来了一个广阔的老年市场——银发经济，只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就可以逐步缓解这个问题对社会发展形成的阻力。
《人口学词典》中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尤其是指在已经达到老年状态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 二是特指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人口状态。
老年型人口和人口老龄化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老年型人口是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结果，是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超过一定界限的状态。而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总体在向老年型人口演变或者在老年型人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超老龄社会是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延续，即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意味着整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比例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则进入“超高龄社会”。目前，全球老龄化问题较严重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老龄化进程也在加快。
建康老龄化，这个概念最初于1987年5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被提出，并在1990年世界老龄大会上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发展战略。2017年3月中国的国家卫计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将健康老龄化定义为：“从生命全过程的角度，从生命早期开始，对所有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综合、系统的干预，营造有利于老年健康的社会支持和生活环境，以延长健康预期寿命，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功能，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银发经济”，就是面向老年群体的老年经济、老龄产业，主要是指与老年人群相关的经济活动，包括日常消费、家政服务、健康服务、旅游娱乐、教育服务等。
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总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劳动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还呈现出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高龄老年人增长速度快、女性老年人增长速度快、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不断延长、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具体表现
按照人口学的解释，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降低。从全球的总体情况来看，适龄妇女孕育婴儿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这也就导致了新生婴儿数量的减少。发表于《柳叶刀》期刊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1950年，每个女性一生中平均生4.7个孩子。到2017年，平均生育率都减少到每名妇女生2.4个孩子。这意味着全球近半数的国家都将陷入“婴儿荒”，没有足够的新生儿童来维持本国的人口规模。在这篇报道中还归纳了生育率下降的三个因素：儿童死亡率降低意味着女性的生孩子数量自然减少、更容易获得避孕工具以及更多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局势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没有爆发大范围、毁灭性的战争，而且随着人类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提升，非自然死亡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非自然死亡率会有所下降。再加上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身体素质得以提高，使得人均寿命有所延长，也会降低自然死亡率。
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现象，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通常表现为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资料的丰富，将会为更多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这其中就包括衣、食、住、行等四项基本生存资源。
从本质上来说，人口老龄化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表现在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前进，则会带动医疗技术的提高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这又会有效的遏制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传染性疾病的蔓延，进而降低死亡率，并带来预期寿命延长的结果。此外，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还会带来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生活节奏随之加快。人们对新生儿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再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加家庭育儿成本，以及现在年轻人面对的越来越重的生活压力，更加追求少生优生，或者有的人群开始尝试“丁克”，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原因上有与世界类似国家相同的地方，比如科学技术特别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也有自己的国情，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绝大部分家庭只养育了一个孩子，这放在整个社会面来看，老年人口在增加，而新生儿的数量却在控制中逐渐降低。当然，这并非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动因，计划生育的实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这一天的到来。
而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不够高，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而其中的现代社会高房价、工作压力大、子女抚 养成本高等因素，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此外，“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天伦之乐”等传统理念，是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形成的文化思想，因此在过去的时间里，生育被赋予了这些重要使命。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逐渐丰富、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与此同时子女的抚养成本却在逐年上升，此消彼长之下，抚养子女的“净收益”在下降，传统文化建构起来的生养观念和养老模式被进一步瓦解，造成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降低，使得生育率得不到有效提高。
根据联合国2022年7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22》显示，全球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达到80亿，从全球人口增长的趋势来看，自1987年以来，基本上每隔十二年，就会增加10亿人口，从1987年7月到1990年10月，世界人口由50亿增加到60亿，再到1997年，增加到70亿，然后再是2022年世界人口增加到80亿。
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人口虽然还在持续增长，但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之中。2008年，奥地利维也纳人口研究所表示，到21世纪中叶，全世界人口的的平均年龄将37.3岁，60岁以上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的所占比例将超过三分之一。而俄罗斯《晨报》则报道，在2040年之前，平均年龄和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的增速会明显加快；而本世纪下半叶，这一进程会逐渐慢下来。呈现这种趋势的概率高达88%。
注：2018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的预测
2019年，联合国就有过一项预测，到2020年，发达国家和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比大概为25.9%，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大约是12.1%。虽然最不发达国家当时还只有5.7%，但是预计也会很快赶上。
到2050年，全球人口总数将达到89亿，而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15亿。从各个地区来看，欧洲的老龄化率将最高，会达到28%，其次是北美，为23%，再次是亚洲，为18%。而非洲的人口比例将从占全球人口的17%增长到26%，其老年人口仅为9%。从总体形势上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且速度也会越快。
人口数据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202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总人口约为14.43亿人。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9亿人相比，增长率为5.38%。其中，60岁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比18.7%，而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90635280人，占比全国总人口的13.5%。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在2020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百岁老人数量最多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长寿大国”行列，但距离“长寿强国”尚有距离。
人口结构
全国31个省份中，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60%-65%之间的有15个，在60%以下的有3个。除西藏自治区外，其他30个省份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均超过了7%，其中12个省份的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14%。
2006年，中国老龄办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称，根据国际惯例，中国已经于1996年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中国的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上涨1.35%，下降6.79%，上升5.44%，少儿人口的比重有所回升，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要受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权威数据显示，中国从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到2018年的19年间，老年人口净增1.18亿。到2018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逾2.49亿，占总人口的17.9%。2035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预计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总体上看，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渐进性, 指人口老龄化随着人口结构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和变化; 二是层次性, 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具有循环性和层次性的特点, 其往往从与老年人最密切相关的领域扩展而来, 最后形成对社会的综合影响; 三是不平衡性, 指人口老龄化对各个地区、 领域和环节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此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还具有以下特点，其一，进程快。与全世界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主要国家对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在未来也是很快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今天，中国始终处在低生育率阶段，2020年，这一数据已经降至1.3，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水平，其结果基本上会导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在2015年到2055年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以每年2.35%的速度提高，而全世界在这个比重的平均提高速度是1.53%。
其二，规模大。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在上居于世界首位，而且这个情况还将长期存在。十四五末期，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接近3亿。虽然我们的老年人口占比将在2050年降低至13.2%，但是，同期中国老年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将仅仅从23.4%左右降低到22.6%，意味着将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
其三，未富先老，即老龄化程度在世界的排位显著高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从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发展相较于几十年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需要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老年人的赡养。2014年，3个省份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2017年扩大到10个，根据2019年财政部公布的预算，22个省份需要外部输血来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
这一点，在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收入也能体现出来。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8.7%，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约为12.5%，高收入国家平均约为24.1%。这一特征将长期保持不变。2035年，中国老龄化率预计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届时预期达到的人均GDP约为23000美元，仍低于2019年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势必会导致社会人口结构失衡，大量的老年人成为社会人口组成的主要部分，长远来看，青壮年劳动力和新生儿的减少或者徘徊不前，就会导致社会劳动力不足。因为受到逐步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影响，日本已经开始降低成年人的年龄年限，试图从概念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危机。而且，日本国内已经开始使用老年人来弥补劳动人口的不足，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成为了必须使用的劳动力资源，日本的轴承制造商Isoda也在逐步调整劳动力结构，早在十多年前，它就开始允许65岁以上的熟练工人留下来继续工作。
同样遭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影响的韩国，其制造业正在受到劳动力不足的冲击，2021年，韩国经济研究所表示，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中，年满50岁的人在十年内翻了一番。从2010年到2020年，这个比例从15.7%增长到了30.1%，劳动力年龄段的提高，将加重企业的聘用成本，而且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制造业，也会拖慢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产品的质量，尽管这种影响在现代技制造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已经微乎其微，但是从较长的时间来看，韩国制造业还是会因此遭受不等的损失。
另外，从人口流动性上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入城镇从事建筑、服务等行业，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危机，大量土地撂荒，耕地无人耕种。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较为普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严峻，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20%，目前中国乡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仍然不高，年龄整体偏大，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尤其是务农劳动力队伍素质不高、结构不优，地区差异明显。报告指出，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和结构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出了挑战。”
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据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人口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养老问题的突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60岁以上劳动力逐渐减弱且疾病缠身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与之相对的是赡养老年人的青壮年会逐年减少。据研究，到2050年中国将拥有1亿左右的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也将达到1亿左右，比现在增长近2倍多；中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目前的近5:1（5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年人）发展到2050年前后的1.5:1（1.5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年人）
中国的养老方式仍旧是较为传统的“家庭式养老”，但是这种方式在近些年来却受到了较大压力，特别是受到70年代之后的计划生育影响，中原地区的家庭中多是独生子女。当这些独生子女成年组建新的家庭之后，所要面对的局面就是，独生子女结成的夫妻要同时负担双方上一代家庭的养老责任，这对一个新组建的家庭而言，将会带来不小的压力。较为重要的是，这种压力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支出，还需要付出足够的精力和时间，而这些在当前快节奏的社会进程中是很难被满足的。长此以往，会加大家庭矛盾的爆发概率。而且，“中国的老龄化与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少子化“四化”并发，给应对老龄化增加了新难度。”
此外，就社会层面来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改变，但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负担如此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养老的同时不仅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还要面对医疗保健体系的不健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养老保险体系不够完善，老年护理市场的的巨大缺口、养老护理专业人才不足等诸多问题。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虽然受到诸多技术性因素和不确定的风险所影响，但是归根结底，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的要素，还是在于要拥有价格低廉且规模庞大的劳动力，以及足够的资本。同时整个社会的消费力要足够强大，这样才能快速的完成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从而产生经济效益。
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严重不足，自然很难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此外，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必然会加重社会公共养老资金支出，就会分散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分配。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经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后会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是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积累基金会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用来进行投资的资本。消费基金则是用于政府的公共支出，这其中就包括了养老、医疗、教育、国防等，这一部分支出基本上属于全付出性支出，是看不见直接回报的。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就会分走其中大部分的消费基金，这样一来，国家能够投入到再生产的基金将会被迫缩减。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有两个端口，生产和消费。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同样也会使得社会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降低。就中国社会而言，大多数老年人的经济来源都来自子女的给予，少部分老年人拥有退休金，没有充足且稳定的经济来源自然会降低老年人的消费意愿，限制其购买能力。此外，随着平均寿命也有所增加，更多的老年人为了未来生活的保障，会选择将资金存入银行，也就降低了用于消费的资金占比。而人口老龄化限制的不仅仅是老年人的消费，同时也限制的全国大多数中产阶层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这一部分人群往往属于消费群体的主力军，却因为要负担养老压力不得不减少发展性消费，如购买汽车、住房等大宗产品。同时为了预防老人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也会选择将部分收入进行储蓄。
社会治理难度增加
现阶段，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区域都在城市社区，但是这些老人由于长期脱离单位、家庭和子女，造成了客观上的“自由化”，会加重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群体的辨识能力会不断减弱，很容易陷入消极的迷信活动，同时也会成为更多电信诈骗和宣传营销组织的目标，会给社会治安、维稳带来巨大的压力。
社会代际矛盾突出
社会代际矛盾主要体现在老年人和青壮年、少年儿童之间因为年龄、思想、行为等不同在日常生活的相处之中。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深，这种矛盾正在演化为公共资源分配格局的问题，且正在成为一个社会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例如：“99广场舞扰民”，广场舞作为老年人文化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丰富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有利于老年人群日常交友，增进邻里关系。但是，无序的广场舞活动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噪音和挤占青少年公共活动空间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在不同的国家还具有不同的问题，在中国以及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往往会体现为城乡倒置，即农村的老龄化高于城镇的老龄化水平，且农村的老龄化增速也要快于城镇。由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席卷中国，使得农村中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他们在城镇就业，然后定居，不仅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面积流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能力进城务工的那一部分人群正在老去，也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空巢老人”现象。
应对人口老龄化，主要的是需要实施积极的生育政策，增加新生人口来保持青壮年的规模。特别是要加强教育政策和生育政策协同，这样才能稳步提升生育率水平，促进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于2016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1月1日起全国各地同步实施二胎政策，中国正式进入“全面两孩”时代。
同时调整的还有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包括，在现行政策范围之内，生育二胎无需单独审批；加强产科学和小儿科医师、助产士及护士人才培养，合理确定服务价格，在薪酬分配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将计划生育政策由管理转向服务，主要是以“服务家庭”为主，即实施生育支持、幼儿养育、老人赡养、青少年发展、、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支持政策。
面对当代年轻人生养压力增大的现实情况，全国各省市也是采取了相应的扶助措施，主要涉及婴幼儿抚养，育儿假期，女性生育期间就业权利的保障。女性生育两孩，面临着四五年的孕产期，有些人担心找工作受歧视。《决定》明确，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措施。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在这一规定的支持下，湖南省、广东省、北京、天津市、上海市、四川省等多地规定，子女3周岁前夫妻双方每年均可休育儿假，重庆市、安徽更是将子女年龄放宽到6周岁前。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还明确了延长男方的陪产假，天津将陪产假7天延长到15天，辽宁省由15天延长至20天。
老年人的养老，是国家和社会都需要关注的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在“养老金”上开始新的探索，包括建立国家推行的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补充性养老保险，后来发展为企业自愿举办的企业年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强制加入的职业年金，最后是个人和家庭为单位自愿建立的账户制养老金制度。据统计，2021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权益2.59万亿元
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从八个部分共二十四条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推进老龄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其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就包括加强社会养老的服务体系建设，即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着力发展街道（乡镇）、城乡社区两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同时，还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鼓励以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养老院为依托发展互助式养老服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想要给老年人群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使全社会有能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还需要从发展经济入手。现在的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口红利虽然依旧存在，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未来的中国的经济还需要依靠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支撑，需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而“十四五”规划由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建议中提出的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继续发掘老年市场的消费潜力和劳动力潜力，根据中国人社部门的统计，中国的退休平均年龄为53岁左右，按照这个数据估算，如果中国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0岁以上，涉及到了劳动力人口规模将达到8000万，而事实上，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仍然就不小的就业意愿和需求。
对于老年人群中出现的法律意识淡薄，认知水平有限、公共资源分配不协调、数字服务不能完全贴合老年人需求等诸多问题，国家层面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改革。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的要求，要继续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提高老年人群的认知能力。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各地要通过盘活空置房、公园、商场等资源，支持街道社区积极为老年人提供文化体育活动场所。
在政策导向之外，各地都应该加强针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培养老年人的法律意识，降低围绕老年人产生的诈骗犯罪活动的风险。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应该注意这类事件的发生，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多，老年人防骗意识较为薄弱等情况，2022年5月，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干警深入侗寨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普法宣传活动。
同时推动老年开放教育的发展，提高老年群体的认知水平。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发布的《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约有7.6万所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等教育机构，在校学员超过千万。而据《老年教育蓝皮书：中国老年教育发展研究报告（2018—2020）》的调查，在调查覆盖的29个省、区、市（不含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港、澳、台），老年教育办学机构总数达11.1万所，在校学员837万人次。
20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市老年学和老年健康学会会长黄石松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北京探索与国际借鉴”专题报告中，以超大城市北京为例，围绕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时代背景、现实困境、路径优化和前瞻思考进行详细剖析。黄石松建议作为超大城市的北京，在发展目标上归根结底是要建设一个活力奔涌的老龄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长寿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最具综合意义的成果。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我们应保持积极心态。他建议，国家应加强统筹考虑和顶层设计，并加大投入，按照城乡统筹的原则来推进老年保障事业发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兰·贝朗热认为，“维持老年劳动力供给、提高青年劳动力质量、加强移民融入等政策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养老金支出压力和劳动力短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