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7:13
《伪满洲国》是迟子建于19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日本占据中国东北三省，建立满洲国伪政权的历史时期，深刻反映了当时东北地区人物的生活。该作品讲述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以及黑土地的风土人情。迟子建于1998年至1999年12月间完成创作。《伪满洲国》于2023年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伪满洲国》中所描述的是一群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物，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从溥仪、郭布罗·婉容、谭玉龄、福贵人等皇室成员，到胡二、杨三爷、王小二等所谓贱民；从王亭业、郑家晴到王金堂、祝兴运；从李香兰、谢子兰到慰安妇、朴善玉、杂货张，这各色人等的书写，都是从日常生活写起。作者通过记录他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命运浮沉，来展示伪满洲国统治下的民众生活状态，并希望以此来还原、或者说论证这段历史的存在。
1990年底，迟子建到日本访问，一位日本老人问她：“你从满洲国来？”她当时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因为伪满洲国的历史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而那段历史对东北人民来讲，象征着苦难和屈辱。回国后，她决定创作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试图还原伪满时期底层社会的生活图景。1991年—1997年的这几年里，她除了写一些中篇小说外，四处搜集有关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从图书馆复印来的，也有的是从书店购置的，还有一些则是从旧书摊寻到的。1998年，迟子建觉得创作《伪满洲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写作更顺畅，她又集中做了两个月的资料整理。接下来的春夏秋冬，她夜以继日地写作。直至1999年12月脱稿之后，当她把文稿整理出来，发现小说竟然长达60多万字，这着实吓了她一大跳。
《伪满洲国》这部编年体的长篇小说出版后，评论家们都说是“历史小说”，迟子建却觉得，它只是涉及了特殊岁月的生活。她笔下的“历史”仍然是日常的，没有大事件、大人物，有的只是开当铺的、当劳工的等等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把一个特殊年代的日常生活写足了”，这便是她理解的历史小说。她认为，真正能让人肝肠欲碎的作品，其实是靠冷静的叙述、富有“质感”的生动的细节营造来实现的。她不喜欢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品，觉得和文学的本质背道而驰，文学的表达需要的是小提琴似的“如泣如诉”。
溥仪
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的皇上。他只有国族理想，他看中的是祖宗的牌位与颜面，而并非整个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公民，复辟不过是个人权利野心的膨胀，无法形成完整的故乡意识，他的“可怜”是自我意识流失的可怜。
张秀华
中村正保的妻子，嫁给中村正保时怀有自己中国恋人的孩子。不愿生养日本人人的后代，所以千方百计堕胎，意外地产下一子后，起初出于心理反感疏远婴儿，但母性本能又使她亲近婴儿。因为听说自己的恋人婚姻不幸，联想到自己的强行配给，而迁怒于孩子，将尚未足月的婴孩鼻塞黄豆使其窒息而死。最后发疯崩溃。
羽田
文中共有四次对羽田的描写：到满洲服役的羽田发现之前在国内所接受的宣传与现实不符，他看到“日本对国际社会声言的对满洲利益的维护，不过是一种攫取”，然而他必须“效忠国家”，这是作为大和子民的义务。他渴望早些回到故土，与送他腰带的姑娘成婚。但执行陪送慰安妇任务，偶遇吉野百合子，他“眼前是广阔的黑暗，他觉得自己正无可挽救的一步步坠向深渊”。当他目睹自己的同学北野南次郎将杀人的细菌试验视为神圣的医学研究时，萌发了“归乡的念头”。他对战争的思考显得中肯而忧伤，在羽田看来，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是危险的游戏，可这种游戏由于有巨大的利益作为驱动力，会永远存在下去。一旦认清了这一点，他就觉得深深的悲哀，因为对待这个世界他是无能为力的。他想人类只有最纯真的情感是属于自身的，它在战争中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可是他心中的纯真情感也被战争的铁蹄所踏碎。
王金堂
以弹棉花为生。后被日本人抓为壮丁。吉来的爷爷，王恩浩的父亲。因驼背，又称“罗锅子”。
王恩浩
丰原当当铺的掌柜。出场时刚满40岁。面目白净、体魄健壮。吉来的爸爸，王金堂的儿子。喜欢救济乞丐。
《伪满洲国》告诉我们历史是由日复一日的生活累积而成，而主要支撑历史这座大厦的牢固基础便是亘古不变的芸芸众生。作品对历史的揭露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告诉我们这样一种事实：在看似一如既往的生活状态中，战争和侵略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轨迹，罪行惟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行为，无处不在，无时无刻，才更恐怖。征服一个国家易，征服一个民族难；消灭人的肉体易，消灭人的精神难；占领的是土地，占领不了的是情感；所以放浪形骸的胡二最终选择了逃逸山林；放荡不羁如谢子兰，宁可选择嫁给可以做她父亲的阿廖沙，也放弃了年貌相当的羽田；王恩浩虽然知道平顶山惨案与山口川雄无关，但他拒绝了与这个民族所有人的友谊。这是一种生命的拒绝，一种文化的拒绝。这是一种顽强而又坚韧的心灵的抵抗。真正牢不可破御敌于千里之外的长城建立在人的心上，这就是老百姓所代表的民间立场在历史上真正的作用和意义。它让统治者由绝望变得加倍疯狂，最终走向灭亡。
《伪满洲国》展现了其特殊的意义：它试图展现在沦陷历史中人们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构建一种新的观视沦陷史的角度。我们看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沦陷史，这里并非不包含侵略压迫以及奋勇抗争，但也关注那些既无所谓附逆也无所谓抗争的人群，甚至也关注侵略者以及附逆者内在的复杂情绪。换言之，它既容纳了主线历史的叙述，又关注东北地方的独特性，同时不简单拒绝日本殖民现代性，而是重新反思这段殖民历史到底给这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的人民带来了什么。
叙述方式
《伪满洲国》延续了司马迁开创的历史叙述方式，从各个层面上表现历史中的人物，有帝王、后妃，有不可一世、专横拔扈的侵略者，也有以侵略者身份的普通百姓；有各为其主的军界人士，有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也有啸傲山林、豪气冲天的侠胆义匪。有工商阶层，有平民百姓，有文化界、演艺界、知识界人，也有小手艺人，妓女；有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有汉族、满族、鄂伦春族；有白俄罗斯、朝鲜⋯⋯历史的演变让历史的人物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历史的发展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形式可能改变，历史的本质不可能改变。历史在她的笔下，充满了生命的质感，像她的文字一样富有生机和活力。
审美意义
《伪满洲国》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是有着独特审美意义的。从历史观来看，尽管它与革命历史主义都追求宏大历史叙事，可切入角度却不是“庙堂历史意识”，而是“民间历史意识”，因此，在宏大叙事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解构革命历史主义的新历史主义行列；从时间观来看，她充分借鉴了革命历史主义的线性时间观，极具个性地走进了新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却又极具个性地走了出来；从对历史主体的塑造来看，她是拒斥革命历史主义的，而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照下，她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冷静思考，既不全面颠覆、也不多加嘲讽，只是尽可能如实地切近历史真相。
叙事体裁
笔端穿梭在“伪满洲国”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叙事呈现出形式的特别——大历史小叙述。整部作品以历史大事记为经，老百姓生活为纬，经纬交织阡陌纵横，以年谱的形式写出长达十四年的中华民族耻辱沉的“满洲国”历史。作者的用意与笔力均在于小人物的命运上尽管出于对历史感的考虑，作品中也描写了以溥仪为首的伪 满洲国的行政设置以及日本侵略者关东军的阴谋暴行，但写得最为充沛丰盈的依然是小人物的命运和们的日活。大历史小叙述切入了历史氛围，风暴的中心往往是表面静止。《伪满洲国》编年体的“大历史小叙述”叙事特征，使抗战题材传统表现的正剧意义出现了不同的意味。在体味小人物波澜不惊酸甜苦辣的日常人生时，作家笔下理解 的朴素简单的英雄情结让我们从中感悟到历史的真谛。传统正史书写的抗战史“主流”，毕竟有太多意识形态为依据的正史蓝本，今天重新反思历史，现代立场与意识已经在一些研究领域有了新的判断。伪满历史也如是。对英雄理解的多元化开放化写作态度，使《伪满洲国》呈现出历史厚重复杂的这一面，也因之对小人物命运的细致勾勒而使作品显得气韵生动。
人物塑造
《伪满洲国》里设置这样三个代表性的人物，羽田对爱情的绝望、张秀华对亲情的扼杀、王恩浩对友情的拒绝，不能说是个别的偶一为之！是什么粉碎了人性与生俱来对爱情、亲情、友情的依赖?——战争——以人性贪婪为动力的利益攫取，与人性善的一面殊死顽抗，昭示着人性中残忍的一面。
《伪满洲国》实现了深层意蕴的超越与逆转,，在传统结构的着力点上大规模的颓化和弱化,，使叙事对象呈现出个人化和民间化的迁移。如剃头师傅，作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无论是在四平与寻安客栈店主接头, 还是在承德女儿家里重开理发铺，甚至让教书先生王亭业写门联并使其入狱直至惨死,，都衍生出阻碍性情感反应, 但这种经验非但丝毫无损作品的真实度,，反而更能激发起读者的认同性热情及现实展延魅力。同样的还有对杨靖宇、赵尚志牺牲场景的描写，在典范的历史题材小说那里，这是英雄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精神放歌处，而作者相当淡化的处理，令人信服地缩短了文本和读者的间隙。对日本人的刻画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倾向，正如作家所说：“尊重历史，保持历史的真实，在保有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的同时，对我作品中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赋予以人性的意义” ，小说中羽田的多情正直，中村正保的大度、喜欢孩子，山口川雄的明智、重义气，麻枝子的沉静、娴雅等都突破了小日本、日本鬼子的审美范式，闪烁着民间理想照耀的光点。
在民间化的审视中，人性及人道主义的砝码始终左右着均衡，在人物链及人物活动的动力系统中起着枢纽及润滑的作用。所以，以民族铺垫升起的民间精神，充盈于人性的光环之下，相得益彰；相反，非民族的异质社会势相在上述民间域里矛盾重重，举步维艰，不得不靠人性观照来扩张民间的活性。迟子建有效地调和了民间与人性的矛盾，人性的大超越了一切价值取向而富有形而上的意义。《伪满洲国》绝不单单是写给中国百姓的，它的读者中必须包含日本人民，当然也可以是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因为它叙述的是一个人类共同的问题，那段历史，那段岁月中人类的处境，是无法回避的，小说不惟是饱含民族情结的爱国主义讨伐和申诉，而是超越了侵略一反侵略的对立立场，面对战争，审视人性。作者匠心独具的地方是用大自然强化了人本应清醒却遗忘的意识，承接了自然里面的丰富资源，并把这些资源逆转过来，难以泯释的哀痛又回到自然中，形成一个自我警策、自我反思、继而自我疗伤的开放系统。
迟子建认为，《伪满洲国》是她一本“跨世纪的小说”。这部长篇的筹备起始于1998年，写完以后正式出版是在2000年，初版是在作家出版社，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版本。在后续的十多年里，这始终是她个人写作历史上格外看重的一部长篇作品。
在毕飞宇看来，《伪满洲国》宛如一曲描摹历史的史诗。在中国，史诗可以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三国演义》，一种是《红楼梦》。在他看来，《红楼梦》式的史诗更有价值，因为《三国演义》里面所处理的事件，所处理的人物在历史上已经被命名过了，作家所做的不过是组装，这样的史诗的作用是呈现历史。但《红楼梦》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园子里的树木以外，石子以外我们看不见，它的历史文化，需要作家凭空命名，并使用文字模拟和重塑。换句话说，《红楼梦》的价值不在呈现，而在于创造历史。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的沈丽萍评价说：在《伪满洲国》中作家把历史人性化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实际上，伪满洲国完全是一个人格化或人性化的象征，它寓言的是人脱离母体、脱离家园后的命运。在这个角度上，“满洲国”与一个个故事主人公的命运不正是相通的吗？王亭业、杨浩、郑家晴、姑母、吉来、王金堂，包括日本人中村正保，他们演示的不正是失去家园后的痛苦与挣扎吗？如果说，在这部小说中历史多少显得有点空洞的话，那么正是那些人性的细节丰富和填满了历史的缺口。不同于传统的人性善恶二分和民族大义的正义考量，作者在《伪满洲国》中对众多人物的生存抉择，并没有给出明显的爱憎和居商临下的道德评判，而是保持一种看似超然的冷峻，把诸多的可能性向读者、也向未来敞开。在一个还不很善于谈论和正确思考人性的文学世界里，这无疑是一个比较聪明的策略。或许，疑问和模糊能够激发更多的人去寻求答案。-沈丽萍
珠海教育学院的方守金评价说：一部气势恢弘，场面繁杂，人物众多且鲜活生动的长篇小说，在叙述结构上必定有其强大而独特的吸附力才行，《伪满洲国》便具备了这一凝结形象贯穿情节的力量。它以人物的命运及其心灵的展示作为情节之维，链接着一个个在时间和人物关系上似无多大瓜葛的故事板块，其内蕴又共同指向那个悲惨年月东北地区大地民众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生活。
迟子建评价说：《伪满洲国》这部编年体的长篇小说出版后，评论家们都说是“历史小说”，迟子建却觉得，它只是涉及了特殊岁月的生活。她笔下的“历史”仍然是日常的，没有大事件、大人物，有的只是开当铺的、当劳工的等等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把一个特殊年代的日常生活写足了”，这便是她理解的历史小说。她认为，真正能让人回味无穷的作品，其实是靠冷静的叙述、富有“质感”的生动的细节营造来实现的。她不喜欢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品，觉得和文学的本质背道而驰，文学的表达需要的是小提琴似的“如泣如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