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24 21:57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约公元前86年），字子长，西汉芝川镇（今陕西韩城）人，另说龙门（今山西省河津）人，中国古代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受父亲司马谈教导，司马迁十岁便可学习并诵读文言文。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司马迁分别拜师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与《尚书》，为《史记》撰写奠定基础。司马迁二十岁时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漫游江淮、黄河、泗水等地，访问名胜古迹，"网罗天下放失旧事"。约公元前122-116年，司马迁被封为郎中，在皇帝左右侍从，开始仕途生涯。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司马迁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今四川省、云南省）筹划新郡的建设。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不仅得以广泛阅读国家藏书，还经常陪刘彻四处巡视，更利于他搜集历史资料。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制订以正月为立春的《太初历》，并于同年开始撰写《史记》。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继续撰写《史记》。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司马迁完成《史记》的撰写，时年约53岁。约公元前86年（武帝末年）司马迁逝世。
司马迁继父遗志，用尽毕生完成代表作《史记》，被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全本史记》有"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这五种不同体例，其中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以人事为中心记载了上起五帝下迄刘彻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不仅为中国历史学奠定了独立的地位，还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对后世的史学、文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汉景、武年间司马迁出生于左冯夏阳（今陕西韩城，另说龙门今山西河津），司马迁家族的祖先曾是周代的史官。八世祖司马错在战国秦惠文王时是武将，因主张伐蜀有功而留守于蜀；六世祖司马靳在秦昭襄王时是白起白起得力武将；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时的铁官；曾祖父司马无泽在汉初是长安四市的市长；祖父司马喜也是五大夫；到其父司马谈时，虽耕牧为生，但仍保持家族好学求知的传统，并先后师从天文学家唐都、易学家杨何、哲学家黄生等求学，成为有名的学者，后在刘彻建元年时成为太史令。
司马迁童年时期，受父亲影响，很早便开始学习文言文，并在十岁时能够诵读古文。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约19岁时，汉武帝在修建茂陵，司马谈举家迁至茂陵，时年司马迁分别拜师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与《尚书》，并为后来的《史记》的诞生奠定了一定基础。
公元前140~135年间（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来到长安。司马迁的的父亲为将司马迁培养成史学家，开始漫游江淮、黄河、泗水县等地，访问名胜古迹，"网罗天下放失旧事"。司马迁二十岁开始从长安出发，经过南阳市，至南郡渡江，再到汨罗江畔凭吊屈原；顺湘江往上至零陵郡的九疑山，考察舜的葬地和事迹；又从湘南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顺沅江市而下东孚大江，又登庐山，了解大禹疏九江的传说；随后顺江而下，向东南上会稽山，探究大禹曾去过的山穴，此外，还在吴县攀爬了姑苏山、眺望了五湖、参观了黄歇的故城宫室；此后，渡江北上，到淮安市了解韩信生平，走访淮阴父老；紧接着，渡过淮河，沿泗河北上，到达曲阜市、临淄区，了解了齐、鲁国的文化，向儒者学习，讲习学业，并观赏了孔子的遗风；随后一路向西，虽在薛城区与徐州市时已经很穷困，但依然没有停止漫游计划，并历经沛县、沛丰邑、砀县到睢阳区，一路访问秦汉之际重要人物（如田文、曹参、萧何、刘邦等人）的故乡；最后由睢阳向西至楚汉战争的大梁观"夷门"，最后又回到长安。
约公元前122~116年，司马迁被封为郎中，在皇帝左右侍从，开始仕途生涯。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刘彻为巩固中央政权，命驰义侯遗平定西南夷，其部下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定南夷为牂柯郡。夜郎震恐，自动入朝。汉朝的西路军，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于是汉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郡西边的白马为武都郡"。此时正值汉武帝东巡，约35岁的司马迁在仕途已表现很出色并受到汉武帝的信任，遂授命随从司马迁以监军身份征略西南夷，设郡置吏，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司马迁奉命首先置南夷柯郡，随后至西夷境，经巴郡、蜀郡到沈犁郡，再到越郡。这次西南出使，不仅完成使命，更丰富了司马迁对西南的地理、物产、风俗、民情的认知。
公元前110年(刘彻元封元年)，司马迁36岁。汉王朝进入鼎盛时期，汉武帝在前往泰山准备举行"封禅"大典的途中，随从的司马谈因病重留在洛阳市，此时正赶上司马迁从西南出使归来，司马迁便先去探望父亲，诀别之时，司马谈将自己毕生未完成的论述历史的遗愿传命给儿子司马迁，他说"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他教导儿子，修史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太王、王季、周文王、秦武王、周公、姬奭等伟大历史人物的创业。铸造伟大人物品格尽孝、尽忠、立身缺一不可，而完成一代大典不仅可以光宗耀祖、垂名万世，而且也是完成歌颂大一统的汉家业绩的忠臣，更是可以与孔子修《春秋》相媲美的立身之事业。随后他又强调"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他希望司马迁能继承他太史令的位置，如孔子一般自觉肩负使命，牢记心中，将"太史公书"完成。司马迁含泪接受遗命并答应父亲自己一定完成整理历史旧闻的论述。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赶去泰山参加封禅，随后跟随刘彻沿海北上，至碣石(海畔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北)，巡辽西地区(治所阳乐，今义县西)，历北边，至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约38岁正式被任命太史令，开始史官生涯。他经常陪汉武帝四处巡视，这种机会有很利于他撰整理史料。司马迁上任太史令后，发现一直沿袭秦的《历》不精确，导致"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便上书汉武帝建议改历法。公元104年（太初元年），刘彻授命司马迁主持改历工作，他与邓平、唐都等人完成新历法《太初历》。完成《太初历》后，司马迁更加感到修史责任之重大，并将自己继承父亲遗愿的思想告诉了一同制定历法的好友壶遂，这时汉兴百年，封建国家出现统一局面，司马迁认为继承孔子论述历史的时机到来，便于同年以论述历史人物为中心开始创作继孔子《春秋》之后的《史记》。
司马迁撰写《史记》5年后，李陵之祸从天而降。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汉武帝攻打匈奴，李陵率兵五千吸引匈奴主力，最终因寡不敌众，不仅全军溃败，还投降于匈奴，汉武帝收到消息情绪很差，王侯公卿在大堂之上也附和谴责李陵的背叛，当汉武帝向司马迁问他对李陵的看法时，司马迁想到他虽然和李陵没有交际，但据他平日对李陵操行修养的观察，他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便直言不讳的称赞李陵，不料刘彻大怒，认为司马迁不仅为李陵开脱，还贬损李广利。便得了一个诬罔主上的罪名，被判死刑。据当时的法律，犯死罪的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用钱赎罪，二是受"腐刑"。但司马迁入狱后，亲朋好友都离他远去，他自己也没有钱，他感受到世态炎凉，一度心灰意冷，他便在生与死的斗争中挣扎，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到，在监狱他感悟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古今成大事者的所经历的磨难让他备受鼓舞，更有父亲的遗愿《史记》的著述还未完成，让他转变思想，忍辱负重活下去。
公元前96年(刘彻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约50岁的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以宦者身份在内廷侍候。他内心忍者煎熬与愤恨，除继续著述《史记》外，对朝廷内外再无兴趣。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司马迁完成《史记》的撰写，时年约53岁。此后，关于司马迁的经历无从记录，据《太史公年考表》约公元前86年（约汉武帝末年至刘弗陵初年）司马迁逝世。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录赋八篇，但都无从考究，只有《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唐修的《隋书》正式著录为《史记》。《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被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理念，所谓"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的关系。因此，司马迁不仅仅是史学家还是天文星象学家，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国家兴衰"、诸侯力政、五伯代兴及至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可以得出，天体运行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记》通过"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这五种不同体例，其中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转以传人，以人事为中心记载了上起五帝下迄刘彻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并被称之为"纪传体"。《史记》不仅为中国历史学奠定了独立的地位，还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对后世的史学、文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史记》中，十二《本纪》含五帝、夏、殷、周、秦、始皇、项羽、高祖、吕雉、文、景和今上，《本纪》编年，具有统领其他四体的功能，除记天子之言之事外，还有"纲纪庶品，网罗万物"的作用。《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包括《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把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了纲目式的表述，简要明晰地展现了历史的演变，使纷繁的史实厘然有序，从而构建了大一统历史观，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书》有《礼书》《乐书》《历书》《律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其中《礼书》和《乐书》排在最前，即用礼仪道德来替代严刑苛法的主张，《天官书》和《封禅书》则借助天象、人事来抒发他的政治主张。《世家》内容三十篇记诸侯、封国的历史及其与王朝或皇朝的关系，其中孔子、陈胜作为特例列入其中。《列传》为古往今来能够"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立传。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出狱后写给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回信。任安曾写信给他，劝他"推贤进士"，向刘彻推荐贤人。此书载于《汉书·司马迁传》。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认为，此文作于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清代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认为作于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回信中表达了自己受宫刑之辱后，没有"引决自裁"，而是发愤著书，无心仕途，不能推贤进士的心境。并强调，著述《史记》完成父亲的遗愿，不得不"隐忍苟活"，痛苦异常。"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官刑"的荣辱观，使他此信成为"舒愤懑"之作。司马迁在信中反复申论，遭受腐刑(宫刑)是人间最大的耻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悲士不遇赋》作于司马迁受刑以后约公元前98年，这是一篇抒情小赋，全篇二百字，主要感叹自己"士生之不辰""没世无闻"，虽然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但又自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越是这样，越应该有所作为。
司马迁是中原地区历史学之父，作品《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同时，司马迁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在《史记》这部巨著中，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美学、伦理道德、天文、地理等各个领域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是一部呈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
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时，很重视其艺术性，并表现出一定的文学主张：一：建立史学的独立地位，并在《史记》中加入大量的文学作品。司马迁为屈原、司马相如等人立传，将斯《谏逐客书》《论督责书》，乐毅《报燕惠王书》，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鲁仲连的《遗燕将书》，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等作品收录传中。他认为作品可以反映作者的心志，可以立名、可以传后世。二：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并刺讥时事。虽然《史记》贯通近三千年的史事，但近百年的汉代史占全书一半以上，秦汉之际及作者生活的当代人物。司马迁体察下层百姓的穷苦，同时受到天人感应的影响，他的笔下多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此外，他更强调历史人物不认命的特性与直面人生而抗争命运的信念，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既有惩恶劝善的教化作用，又有讽谏刺讥的政治作用。三：司马迁对于战争的客观性，注重细节描绘。对于军事文学也做出了积极的影响。笔下大小战役多如星辰，而列入史传的战事更是繁多。对战事进行具体化描绘，尽可能的向多方面思考，探索某方胜利的本质并讴歌正义一方。在战事场面描写上，并非是一笔带过而是涵盖军事路线、军事方法。对于失败战役，将领从中汲取经验以防止自己覆车继轨。
司马迁尚奇的美学思想，继承了《离骚》浪漫主义的精神。司马迁以尚奇为审美观的主旨。据文史学者、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分析，首先，司马迁好奇的审美观是从"发愤"精神引申出来的，并继承了屈原《离骚》的浪漫主义精神。其次，司马迁好奇的内容又是现实的，司马迁好奇人奇事，并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描写"奇伟倜傥"之人的奇行、奇言、奇策、奇计、奇伟功业或奇伟德行。其三，司马迁好奇，充满悲剧色彩。司马迁通过时运不济、功臣遭忌、贤才遭妒、献身于义、人性异化、理性被感情或个性所淹没酿成的悲剧六种类型来描写人物悲剧。司马迁饱受人间疾苦，感叹命运的捉弄，运用悲剧的画面展示人间苦难，引发人们的同情和沉痛。写悲剧的用意是揭露社会矛盾，通过不同悲剧类型来展现不同的人生信念和追求，而不是强调命运的作用。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是对西汉初年哲学思想提出的命题。从殷商时期到西汉，"天、人"关系代表各朝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同时形成了"天人合一"（无人感应）与"无人相争"（天人相感）的两种解释。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很大程度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所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主义成为官方哲学，又因为司马迁师从董仲舒，所以他也认同"天人合一"，如在《六国年表·序》中，司马迁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可以看出，他相信"天人合一"的观点，即便如此，司马迁还是更倾向唯物主义的"无人相争"，原因有二，一是司马迁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区别开来。如《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批评了"星气之书，多杂机祥，不经"。但又受父亲的影响认可阴阳家在五行学说中对自然规律的解释。二是司马迁通过对实录史事的具体论述，对天道提出了质疑。如在《伯夷列传》中，暗示七十列传是讲人事活动的、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
所以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他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所谓"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首先认可"天"的存在，但他主要思想倾向，是"无人相争"，他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对天命鬼神提出否定，他将董仲舒"天人相与之际"这句话中"相与"二字删除，更体现无人相争的唯物主义思想。司马迁通过对天象的实际观测和对人事的实际考察中来"究天人之际"。如司马迁在《天官书》中记载了五残星、枉矢、司危、大贼星、蚩尤之旗等等天象，只是记录数据不讲人事；有如刘恒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哈雷彗星周期性回归，司马迁只字未提。由此可见，司马迁借"无人感应资料表达自己的政治看法。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的"仁政"为本，以道家的"无为"为辅，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据《论六家要旨》讲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然后总结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司马迁批判的继承了先秦诸子与汉初思想家的进步观点，他重视德政思想，并强调仁义的重要性。如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与《惠景间侯者年表》中他分别说"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咸表终始，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这里他告诫诸侯不能犯上作乱，要"以仁义为本"。此外，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德治"与"暴政"相对立，如《太史公自序》对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其中在《陈杞世家》中颂扬舜："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在《史记·夏本纪》中，颂扬禹的德政:"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同时，司马迁认为夏桀、殷纣、姬宫湦、周厉王，以及秦始皇、胡亥等国的灭亡，均是由于他们的暴政。如在《夏本纪》中他说:"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说:帝辛"好酒淫乐，于妇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司马迁虽崇尚儒家思想的德治，认为"德治"可使天下太平，但他也不反对"法治"，他认为"刑罚"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治政的目的。司马迁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贯穿《史记》全书。他赞美人民有道伐无道的反暴斗争、革命行动。如秦暴政，项羽灭秦，司马迁为颂扬项羽为其立《本纪》;将陈涉与汤武并论，为其作世家；再如《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颂扬反暴的精神。
在司马迁《史记》一书，所歌颂的圣君贤相，皆"因循为用"而使国家兴盛；所抨击的暴君污吏皆"多欲滋事"而国破家亡。司马迁主张自然无为的治国策略，即"因循为用"。他认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在《货殖列传》中批判了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他采自道家的思想资料，但却与老庄之道有本质的区别。"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奉职循理"可以说是司马迁对"循吏"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是奉行无为治民策略的官吏，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而在《秦淮书》也隐喻了刘彻从"无为"转"多欲"使西汉从盛转衰。
司马迁认为黄帝乃中华之始祖、匈奴、东越、闽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均发源于此，从种族根源上予以了肯定，解决了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所谓天下之大均同根而生。这也为天下之大一统解决了历史根源上的困惑，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是春秋战国以来大一统要求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纷争不断，战火连天，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为秦秦灭六国之战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一直到秦汉时期，这种民族融合的趋势日益增强，并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不断进行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更多的是在思想文化层面。在七十列传中，司马迁将周边少数民族视为汉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等列为汉之臣属。这正好是民族大一统思想的重要体现。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首位系统地考察商品经济的特征、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关系的人，并提出了一套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国家安定的重要条件。工商业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物质财富的多少决定着人的政治地位。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平准书》与《货殖列传》，《平准书》讲述汉初到刘彻元封元年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以刘彻的平准、均输政策为主。《货殖列传》主要记载使成功商人的言行，鼓励发家致富。司马迁对于老子主张的闭塞的经济活动和僵化的财富思想的反对，从而彰显了自己所主张的财富观，即一种开放的财富观。司马迁还把财富的多少和仁义的轻重挂钩，提出‚人富而仁义附焉‛。提出天下熙熙攘攘，都是受利益和利润的驱使。司马迁认为当时主要有农、虞、工、商四个主要行业。司马迁主张农商并重，不可偏废，并坚决反对‚重农抑商‛的理论和政策。农、商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司马迁认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种客观过程，既是客观的，就有其规律可循。国家对经济活动不应采取过多的干预政策，而应该营造一种自由放任的宽松环境，使其按照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来调节其变化。司马迁对汉初"开关梁，驰自然之禁"政策以及"刘盈、吕雉时，为天下定，复弛商贾之律"，政治经济放任政策所造成的文、景年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市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繁荣景象十分赞赏。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好策略是听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即所谓的"善者因之"。并间接批判了汉刘彻"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与"善因之"成鲜明对比。
司马迁积极倡导"善者因之"而坚决反对"与之争"，"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的方法依次居于中间，可以视条件使用。司马迁对上述各种经济政策等次排列和优劣区分的标准是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认为干预越少越好，干预越多越差。这是他吸收"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并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于社会经济规律的总结结果。
历史上商人虽然不从事直接生产，但通过各地物产交流，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不仅肯定了商人对于国富民强的意义，更为巨商大贾范蠡、端木赐、白圭、猗顿、乌氏倮、巴寡妇清、卓氏、程郑、孔姓、氏、刁间、师史、任姓、桥姚等古今三十个商人立传。司马迁认为商人作为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通过贸易和商业活动，促进了商品流通，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带动了就业和经济增长。此外，司马迁的著述体现了商人的历史作用，商人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范蠡等商人出身的政治家，都曾在政治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司马迁对商品流通的考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商品流通的规律。司马迁认为商品的价格波动巨大，最昂贵的，可能变成最不值钱的；最不值钱的，也可能变成最值钱的。能把握住这个规律，看准商机，其实也是一种智慧和决断力。2.商品流通的作用。司马迁认为发展商品流通，可以扩大交易，互通有无，使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3.商品流通对国家的重要性。司马迁认为发展商品流通，可以使国家富强，君民共富。
司马迁对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的考察，总结了商业活动生产发展的作用，并把全国分为四大经济区。长江以南谓之江南；长江以北分为山东省、山西两区，中以华山为界；龙门、碣石一线以北为北方区。在每一个大区下面又分为若干小的经济区。山西区分为关中区、巴蜀区和陇西区。山东区分为三河区、燕赵区、齐鲁区、梁宋区。江南区分为东楚区、西楚区、南楚区、岭南区。北方区基本上是以牧畜业为主的经济区，比较单一。各区之下的经济中心是都市。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主体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到秦汉已基本形成大一统局面。司马迁在董仲舒等前一代的基础上又系统的完善这一理论。《史记》的五体结构，形象的反应了封建等级秩序，全书从皇帝的统一到汉武帝的大一统，不仅是历史发展方向、帝王德业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相互融合、殊俗逐渐统一的象征。《史记》奠基了中华民族皆华夏子孙的民族统一观念。此外，司马迁将周边的匈奴、西域等民族纳入炎黄子孙的范围，更表现了他民族统一的思想。
第一，司马迁对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做了扬弃和改造，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第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从人事和历史思考中，突破了循环论的框架，认为历史发展的本质就是"变"，而且是不断进化的。"通古今之变"这一命题就是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针锋相对的。"变"是司马迁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只有用"变"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规律。而《史记》具有正确评价历史功过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对国家统一兴盛有过功绩的历代最高统治者、多功臣、爱国主义者以及社会底层进步文人之士给予了肯定。
二元论是指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为基础，形成的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对立以及人类社会内部两种相互矛盾力量的运动的理论。司马迁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对立的，人类社会是由阴阳、刚柔、动静等对立的力量构成的。同时，人类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君臣、父子、夫妻等对立的关系。这些对立的关系在自然界中都有相应的对立物，形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对立。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主体是帝王将相。司马迁不遗余力地歌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强调英雄的创世作用。但司马迁在英雄史观的内核中有两个显著进步的历史观点：其一，司马迁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统治者都不能自以为是，而是必须广泛集中百官群臣的智慧。其二，司马迁认为，民心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亡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司马迁的贡献，是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秦朝之亡，是由于陈胜发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这是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
《史记》是古代最完备的一部战争史。司马迁的战争观有以下三个方面：
1.战争是诛暴救危的自强工具，它既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应当慎重使用。司马迁认为给战争是诛暴救危的工具，它是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的。接着司马迁更进一步用昆虫鸟兽的毒针爪牙来比喻战争，视为自卫的工具。司马迁战争观的理论核心是"非兵不强，非德不昌"。他认为国家缺少战争手段就不能自强，但注重战争而缺少礼、义之德，国家也不会昌盛。
2.认为战争"行之有逆顺"，颂扬顺天而行的正义战争，反对逆理而动的非正义战争。司马迁将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他认为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如在《周本纪》和《陈涉世家》颂扬了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在《匈奴列传》以实录史事的手法谴责匈奴侵扰中国。此外，司马迁将这两种战争分为三个类型：一是颂扬平乱世的统一战争，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二是颂扬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反对暴虐人民的昏乱之君；三是颂扬诛暴战争，反对穷兵武的战争。其中颂扬统一战争，在《史记》载述战争中占比很大。
3.认为战争"用之有巧拙"，要兴建功业，必须详参彼己，慎择将相，认真研究用兵作战的方略。司马迁的战争方略有二，其一是详参彼己。司马迁认为详参彼己是取胜之道，这是司马迁在孙子的"知彼知己"的战术思想基础上，综合了详参交战双方的社会总力量的对比，如双方的强弱形式，财力大小，人力寡众，政治举措，人民习性，兵卒素质等。这一点在《淮候阴列传》与《张仪列传》中重点体现。其二是择任将相。司马迁认为战争想要以"巧"取胜，必须选择智勇双全的良将。如《田单列传》中田以五千之人破燕十万大军，司马迁评价："兵以正合，以奇胜。善战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他认为兵锐将勇，是战争取胜最基本的要素；兵略权谋，则是决定因素，二者相辅为用，而百战百胜的将军是智勇兼备，用兵置陈，正奇相依，变化无穷的。
《史记》十分重视周边民族活动的记载，以具体的史实证明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的紧密，开创了中国史学重视周边民族历史记载的传统，对于促进全国各民族的统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撰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如白寿彝先生所说，"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图画"。其中《匈奴列传》主要记载匈奴民族生活的地域、经济、文化及风俗习惯。他们都长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匈奴人民食畜肉，饮重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其畜产多马、牛、羊、骆驼、驴羸、𫘝、、弹等。而《大宛列传》以国际交流视角，"汉既通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主要记述外国史事远至中亚。再如《西南夷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主要讲述两越、西南夷周边的民族都愿加入中原版图，成为天子之民。司马迁以其进步的观点和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自然会对推进国家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民族观可分为民族等列思想、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三种。其中民族等列思想指司马迁打破儒家传统的"种别域殊"的内外之别，把民族区域纳入统一的封建帝国版图之内来叙述，视各民族皆为天子臣民，从而承认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并非今日的民族平等观念。而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是司马迁从传说和历史中提炼出的民族一统理论。最后，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是至革故鼎新，变革天命。具体说，就是参与中原事务，在改朝换代中支持得天命者即位。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司马迁认为礼仪道德的产生是因整齐人们社会行为的需要。其次，司马迁认为礼仪道德为满足、养人之欲而起。司马迁在《》里说:"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这里从人情角度解释礼的起源。另外，他从人欲角度解释，:"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意为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泛滥则为恶，应节制所以产生礼。同时司马迁也强调了礼仪道德的制定原则是"缘人情"和"依人性"，即根据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长期形成的共同心理特征、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等要素而制定。司马迁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道德的阶级性，提出了"侯门"道德与"鄙人"道德的区别与对立。侯门"道德，指统治阶级的仁义道德。在上位的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却言行不一，并不遵行。"鄙人"道德，即乡野下民或在下位的人奉行的道德准则。
司马迁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对礼仪道德的培养，因为他认识到了礼仪道德的重要作用。首先，司马迁认为道德是治国的根本，他反复指出:"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有兵有德则兴盛，有兵无德则灭亡。究其原因:"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因此主张:"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正下无下，"即以德治国。
其次，司马迁认为德也是个人立身之本。《》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司马迁从"乐"的角度讨论何为"君子"，强调德在才之上，人无德不立。他在《史记》中记载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各种人际关系，荣辱、生死、爱国、礼让、忠义、孝悌、诚信等各种人生观念，并写出各种代表人物，在行文叙事中凸显人的珍贵品质，提醒后世人们应以此为榜样，以鲜明的笔触，歌颂美德，批判恶德。
儒家崇尚仁义，法家主张刑罚。司马谈论述先秦诸子，认为儒家"以《六艺》为法"，"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法家"一断于法"，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司马迁接受其父观点，扬长避短，提出刑德兼用。既克服了儒家"为政以德"的"迂远而罔于事情"，又避免了法家"一断于法"的"严而少恩"。道德引人向善，法令制止邪恶，二者结合就能全面而完整地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经济条件决定道德。司马迁辩证汲取先秦儒家义利论思想，形成独具特色的"义从利出"即"、"义利论思想，该思想集中于《》。司马迁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本性与权力，认为仁义道德是财富的派生物，即义从利出，利是义的基础条件，即仁义道德的建立要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司马迁提倡以利养义，他深刻认识到，物质基础必须优先得到保障，关乎上层意识形态的礼节荣辱才具备践行的必要条件。
道德又是规范市场，促进经济良好发展的重要手段。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总结了道德对市场的规范作用，其核心思想是"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换言之，用道德来引导、整齐市场走向秩序化，规范化，因而日益繁盛，人人皆可"归于富厚也"。
江苏省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枝富认为"司马迁撰史，其宗旨是探求治国之道。"司马迁在3000多年的历史中总结出人才是治国之本；任用贤才则兴盛治强，任用奸则衰弱败亡；治理国家，要起用"众智"，组建文武兼备的人才智库。而关于人才，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系统理论的人才学论者。
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人才的基本素质应包括三个方面。德才兼备。司马迁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才德兼备的人十分称道赞赏。如屈原，司马迁极写其治国才能，"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司马迁赞其德曰:"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对于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德无才的人，司马迁是不认同的。写丞相石庆，"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其治理国家的结果是"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隐忍"的品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司马迁认为，人生难免遭遇灾难祸患等考验。"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人才多能在苦难中"隐忍"，变消极磨难为积极锻炼，最终克服困难，增长才干，建功立业。他对伍子胥的论赞最能说明这一点。长存的理想和信念。司马迁写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非常非常之人"、"奇士"也就是心存远大理想而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们往往表现出超人的言论和行动。韩信受"胯下之辱"，虽超俗得让人耻笑，但其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他，终归建功立业。
司马迁在描述历史人物的奋斗过程，直接或间接地阐发了成才的思想。"势"对成才的影响。成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司马迁特别提到了"势"的作用。"势"诸如时势、国势、财势、人势等，它能减少成才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司马迁分析了范雎、蔡泽成功的原因，"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故强弱之势异也。"是国家势力强弱不同的原因。成才需要自我"发愤"。时势造英雄"，但成就英雄事业也离不开自身努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司马迁认为修身立名是人生道德的最高表现，并强调成才的根本条件自奋图强。成才离不开后天的实践。对于《史记》中所写的汉开国功臣，司马迁感叹道:"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这些小人物在动荡的时代跟随枭雄起事，在鞍马辗转中得到锻炼，终成为风云人物。
识才是重才和用才的一个先决条件，司马迁认为:首先，人才存在于民众之中。司马迁十分注意那些市井黎庶中的人才，并在《史记》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为他们作传。其次，选才要深入下层。既然治国之才存在于民众之中，选才者就要眼睛向下，深入下层，从民间卒伍中鉴选人才。如殷帝五丁，"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举以为相，殷国大治"。
司马迁认为用才要做到三个方面：其一，要知人善任。"知"，除了具有识别人才之意，还包括了解人才的具体特点。唯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感叹:"谁为为之，孰令听之?""士为知己者用"。其二，要宽容不苛。贤才难免会有一些过失和缺点，甚用才者需以大义为重，做到宽容不苛。如陈平，虽曾有盗嫂受金之过，司马迁仍写他"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是"贤相。其三，要用而不疑。重视人才就要有用而不疑的精神，否则谗邪便会乘隙而入，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所以失天下也"。
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文化巨人，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认为：司马迁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天才，他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称为中国继孔子之后，两千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界的伟大巨人。
作为历历史学家，司马迁是中原地区史学独立的奠基人，他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史记》记载了中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刘彻太初年间，共3000年的历史。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学之父，他所创立包含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的纪传体，被传统史学家奉为作史"极则"，对两千年来"正史"的编写有直接影响。历代史学家踵其遗轨修成的列朝正史从《史记》至《清史稿》积数有二十六种之多，四千零四十二卷，近五千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保存下来。如《史记》所创"八书"，《汉书》扩充为"十志"，为正史系列所继承。唐以后别支分出，发展成为各种典制体专史系列，贯通的有《通典》《文献通考》等所谓十通系列，断代的有历代《会典》《会要》系列。此外，经济史、学术史、地方史、少数民族史等专史领域，追本溯源，都由《史记》发其端。因此，《史记》在学术界有中华民族全史之称。除正史外，司马迁还开创了"通史家风"，如司马光、郑樵分布著述的《资治通鉴》《通志》。
作为文学家，司马迁开创了散文序事的传记文学，《史记》成为历代文学大家和千万计的读者学习、借鉴的典范，并对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成就，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是唐宋八大家倡导的古文旗帜。如从写人文学角度看，司马迁创造了史学与文学高度统一的传记文学，因此，《史记》不仅影响了后世史传、杂传的写作，也深深地影响后世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司马迁是人物形象创作典型化的奠基人。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时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独特的见解。例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通过对项羽的描写，展现了项羽的英雄气概和悲剧命运，同时也表达了对项羽的同情和赞扬。此外，司马迁在人物传记中好写戏剧情节和戏剧化的场面，为后世戏曲创作提供了大量历史题材。从元代开始，《史记》成了历代戏曲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在现存的一百三十二种杂剧中，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十六种。现存的明清杂剧取材于《史记》的有十九种，清传奇二种。据不完全统计，京剧有一百几十个，川剧、滇剧有上百个，秦腔有近八十个，其他晋剧、豫剧、汉剧、河北梆子等等，少则几个、十几个，多则几十个。
司马迁文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发愤著书"说，受到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影响。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论述了古代圣贤著书的本质特点，明确地提出"发愤者书"说。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揭示了文学艺术创造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理论的一个优良传统。他的"发愤著书"说明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许多优秀著作，其中总是体现作者的进步思想，而这些思想在当时的黑暗现实中遭受到压抑，无法实现，只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出来。这一见解，对于封建社会中的进步作家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鼓舞，并在理论上对后世的诗、文甚至是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创造了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这不仅是历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创新，而且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也都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从司马迁立言角度来看，五体结构的纪传体是"一家之言"的表述形式；而贯通百家学说以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是"一家之言"的内容，其核心思想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志古自镜。因此，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不是思辨哲学，而是经世致用的总结历史经验，在述往事、思来者中形成"一家之言"，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左传》中记载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精神，一直是中原地区古代士人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也是古代诗歌常见的精神范式。司马迁通过《史记》的写作，在讲述众多历史人生的过程中诠释了"不朽"的内涵，从而加深了士人对不朽精神的体认与实践。与《春秋左传》等编年体史书因事记人的方式不同，《史记》是以纪传体形式展现了众多历史人物波澜起伏的一生。司马迁热情歌颂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哪怕是以失败告终的悲剧英雄；而对"碌碌未有奇节"之辈，始终颇有微辞。可见，在选择《史记》传主时，司马迁偏重积极有为的历史人物，并通过对这些有为人生的叙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立德建功、泽被后代的人物范本，召唤着后代士人仿而效之，秉持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坚持对不朽精神的追求。并且《史记》所载人、事，略于盛世而详于乱世，因此戎马倥偬、建立事功的飞扬人生也就频频出现于史迁笔端。《史记》描述的沙场英雄，往往成为后世之人崇拜的对象，激发了他们内心的英雄梦。除了立德、立功的不朽思想之外，司马迁"著书"精神也体现为对立言不朽的重视。在司马迁看来，著书立说既是通郁结之道，又有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化追求，并且他还明确表露了"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真实心声，从而旗帜鲜明地宣布了立言不朽的人文理想。司马迁的立言不朽精神激发后世文人从事著述事业的梦想，促成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理论探讨的深入。
扬雄在《法言·潜夫论》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历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评价司马迁:"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不拘于史法，不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并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评价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1949）
郭沫若评价司马迁:"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并于1958年在司马迁的碑文中写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
翦伯赞评价司马迁:"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师哲对司马迁的评价是：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全本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司马迁祠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上，东临黄河，西偎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望芝水长流，建于晋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据说共用了526500块砖，与《史记》的52万字相对应。祠内有神道、牌坊、祠院、祠墓等，神道有九十九级台阶，九为数之尊，九九有着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表明后人对司马迁的敬仰。神道尽头矗立着一座石牌坊，上刻"高山仰止"四字，比喻司马迁德高如山。祠院在山顶，司马迁墓在祠院后边，墓碑上有清乾隆陕西巡抚毕沅题的"汉太史司马公墓"七个字。
传说司马迁在撰写《全本史记》时，因怕被统治者摧毁便让外孙杨恽抄副本，正本由妻子柳倩娘藏在韩城芝秀庵。后来，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判刑入狱。司马家族听说后怕因暗藏"谤书"而被诛灭九族，便决定改姓、埋名、迁居。长门在"马"字前加两点，改姓为"冯"，二门在"司"字前加一竖，改姓为"同"。后举家搬迁至巍山东麓野牛坡下，村名定为"续村"，意为马家族之"续"。后又取同音字"徐"。"徐村"的含义为"双人余村"，意为"司马迁两个儿子在徐村"。此后，徐村便有"冯同一家，冯同不分，冯同不婚"，且在一个祠堂祭祀祖宗的习俗。
司马迁死后，后裔为避过官府，每年清明节午夜时分在徐村西北的法王庙前，以敬神的名义祭祖。"据说，汉宣帝时期，有一年清明节黎明时分，司马迁后裔正在祭祖，突然传来京城的钦差来徐村的消息，后裔为掩人耳目，匆忙让戏班子和祭祖人群狂奔到村东九郎庙前，继续搭台演戏、焚香敬神。后来发现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奉母亲司马英之命为外祖父扫墓，并回舅家报喜，说汉宣帝已为司马迁平反昭雪，《史记》从此以后可以公诸于世。徐村人转惊为喜，喜出望外，敲锣打鼓，演戏庆贺。后人为了纪念这一转悲为喜的故事，每年清明节都要唱"跑台子戏"，以此来纪念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祭祀活动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如今已发展为韩城市全市性的祭祀活动，并有以下六种活动形式：
一：改地名为司马迁鸣不平。根据"老牛力尽刀尖死，自古忠臣无下场"的民谚，将徐村西边的"野牛坡"改为"老牛坡"。
二：建造"司马双峰"祠堂纪念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与其父司马谈都曾任"汉太史"之职，司马迁遭遇不幸后，徐村人为了纪念司马与其父司马谈迁建造了门匾题额为"汉太史遗祠"的祠堂，但名为纪念司马谈。
三：建庙修墓，明敬法王，暗祭司马迁。徐村人在村西北修建了一座"法王庙"，庙后埋葬着司马迁的忠骨，并修了一座墓冢，人称"真骨坟"。
四：唱"跑台子戏"。每年清明节前一天在司马迁真骨坟前法王庙前搭好戏台，午夜时分冯、同族人由长老带领，着礼服、抬香案、带供品在法王庙戏台祭祖唱戏。黎明时分突然全场灯火熄灭，鼓乐骤停，演员不得卸妆，乐人携带乐器，马上从台上跳下向九郎庙跑。村民们则立即拆掉戏台，抬上香案随演员一起奔跑至九郎庙。接着九郎庙戏台鼓乐响起，大戏又唱了起来。
五：司马迁祠的祭祀活动。每年清明节，徐村、华池、高门及十村八社的人们都要敲锣打鼓吹锁呐，成群结队登山入祠祭奠司马迁。
六：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改革开放后，在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带领下，民间祭祀司马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清明节祭祀活动不断规范化与制度化。从2006年清明节至2008年，大规模的清明节民间祭祀司马迁活动己连续举办了三届。渭南市人大、中共韩城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和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省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的领导及各届群众2000余人参加了2008年清明节的民间祭祀活动。
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记录自己的出生时间，后世研究他时对于他的出生有十年之差的争议，一种是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刘启中元五年），另一种是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朝张守节注。《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是太初元年，往上推41年正是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王国维、梁启超等认为这种是正确的。公元前13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根据晋代张华的《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二十八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则是公元前108年是刘彻元封三年，此时的司马迁28岁同年升为太史令，由此上推27年，正是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郭沫若等认为这种说法正确。后世多采用第一种说法。由于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来两种争论不断，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于2019年发行《司马迁生年研究》一书，并在第三讲与第七讲将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证实为定论。
《太史公自序》中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文言文。"这是对司马迁少年时代生活的记述。因此，有说生于龙门寨，有说生于夏阳城内，有说生于华池，有说生于芝川，有说生于山西河津。传统观点认为司马迁出生于龙门。而龙门处于今山西省河津县和陕西省韩城市之间，跨黄河两岸，汉时属夏阳县。史料证明司马迁的出生地就在今龙门山南七十里韩城市芝川镇，陕西韩城芝川镇的司马迁庙也可以作为佐证。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在《司马迁大传》一书中也提及，关于司马迁自诩"迁生龙门"，后世有陕西夏阳与山西河津两种说法，前者更具可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