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5:15
《儿童杂事诗》作于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一九五零年二至五月在上海《亦报》连载，丰子恺插图。《笺释》作于一九八九年秋，一九九一年交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印了三千册，一九九九至二千零一年改交中华书局三次共印行三万册。现经修订增补，由岳麓书社重新出版，书名亦由《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改为《儿童杂事诗笺释》。
《儿童杂事诗》是周作人一生大量文字中很有特色的一部作品，以类似竹枝词的形式，根据岁时、民俗、名物等描写儿童生活、儿童故事，反映儿童的天真与乐趣。据文史专家倪墨炎介绍，周氏曾手抄过几本《儿童杂事诗》用来送人。
而此次现身上海博古斋秋拍新文学专场的，则是周作人于60年前手抄的定本。手抄本引首有题词，卷末有跋语，全书还有作者的四方印鉴：卷首“十堂私印”，序尾“周作人”，正文起首“知堂”，尾跋“十堂私印”。此抄本由周氏于己丑年写成赠友。拍卖方表示，周作人这一罕见手抄本很可能创下此次新文学专场成交价格纪录，其起拍价就高达13万元。
《儿童杂事诗》的内容分为甲、乙、丙三编，每编各24首。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描述了儿童的生活，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具有民俗学、儿童学的价值内容。甲编的“儿童生活诗”主要描写了儿童的童年生活，经历的民俗习惯及小孩心理；乙编“儿童故事诗”则记叙了中、外名人的故事，描述了种种与儿童生活相关的教育故事和情节，从而提出作者的儿童教育观；丙编则是对甲编内容的补充，以名物分类，描写儿童生活中的游戏、玩具、吃食等。综观《儿童杂事诗》的内容仿佛是一段童年生活的回访，诗中体现了一种浑然天成的童真童趣和娇嫩的稚拙，一种对故乡地域文化的感性回归，也是作者民俗学思想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
在少年时期周作人就对故乡的文化、风俗习惯及儿时游戏非常感兴趣；于日本求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许多日本、英国学者的民俗学理论著作，尤其是当时日本新兴的儿童学与民俗学的讨论研究运动使他更关注这一方面的研究。在绍兴市担任绍兴教育会长时，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兴趣更加浓厚。1914年，周作人登载启事，搜集资料，着手儿童文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在老虎桥期间，周作人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将其中七十二首诗歌汇编成册——《儿童杂事诗》便是此时的重要成果。至《儿童杂事诗》的真正诞生，可以说它是经过了一次剧烈的阵痛才完成的，才达到了其“真、净、美”的艺术境界。《儿童杂事诗》的诗歌语言平白朴实，具有高度凝练的特点，是周作人民俗学研究、儿童学研究的理论升华，如周作人在《〈儿童杂事诗〉诗序》中说：“这实在乃只是一篇关于儿童的论文的变相”，是以吟诗的方式来说话而已。
钟敬文先生曾说过：“民俗学的记叙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也就是说，它是最大化地概括、提炼生活现实，并以这些朴实、平凡的新鲜事物和意识形态作
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的研究，包含了物质民俗文化、社会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如民间艺术中的说唱、迎神赛会等节日活动）。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历来为许多研究者津津乐道，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内容。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意、无意地渗透了民俗学思想。同样地，《儿童杂事诗》也倾注了周作人积极的民俗学立场，体现了一种乡野村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儿童杂事诗》以故乡的风俗人情为背景，展现了广博而丰富的社会民俗文化内涵。
周作人的故乡绍兴市是吴越文化滋生和培养的重要土壤，这里的遗风逸俗、乡野村趣不仅给他的童年带来无限的欢乐，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精神烙印。故乡的“四时八节”、风味土物、祖先祭日等活动在周作人笔下娓娓道来：新年拜岁、分发压岁钱的习俗；立夏扛秤称人、吃健脚笋；端午吃“五黄”、挂蒲剑艾旗、画老虎头驱邪；清明节扫墓、吃烤鹅、上坟看姣姣；上元设供、煮元宵……一幅幅风俗人情画卷构成了一段独特、亲切的绘画长廊，给人以温馨的向往。这种含有原始文明文化意义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是周作人童年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种童年的兴趣和情感也影响了周作人后来对民俗学的关注和研究。童年时期的各种鬼神祭拜、人神交流的经历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对节候变换的感悟和土物风情的体验是构成周作人日后思想的重要因素。这种色、香、味、声俱美的多彩生活为他在后来“生活之艺术”的探索中找到了契合点。钱理群在对周作人一生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之后肯定道，幼年时期从传统节日、地方风俗里“体味到的和谐、自然的现世美”对周作人温儒个性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作用，同时，一旦这种性格成熟后，它又会不断地影响着其对“中国传统民俗的观察选择与评价”。于是，在垂垂老矣之时，他还惦念着故乡的种种温情。这种情感在《儿童杂事诗》作品中随处可见。其次，在物质民俗文化方面，“吃”也是周作人认真考察的重要因素，如刘半农在五四时期所说，吃饭穿衣等事是全人类的共性，因而若要研究各民族的不同文明特征，要对其民族的特色作彻底地了解，非求之于吃饭穿衣等方面不可。无疑，作为一个历史悠长的农业大国，农事尚不能马虎，关系民生存亡的“吃”就更不能毫无理由地被拒之于中国传统民俗学之外了。而饮食文化确实是中国民俗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因而周作人关注民俗学时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一富有乡土特色的物质文化环节。况且周作人实在是一个谈吃的高手，他对此常常是乐此不疲。
《端午》：“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得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这篇《端午》就以“吃食”入手，介绍了端午的饮食风俗——“五黄”（黄鳝、大黄鱼、黄瓜、黄梅县、雄黄酒），“石首”即黄鱼。对于“吃食”的解悟，作者有其独到见解：从民俗学角度看，“吃”不仅是一种感应巫术和迷信，还是一种娱乐、满足基本需要的承载体。正如吃“五黄”辟邪与否暂且不论，端午吃粽子是否为祭屈原也暂且不谈，周作人认为“那是从前读书人搞的把戏，真假都是没有关系的事……一年中让大家有几回饮食娱乐的机会我想也是很好的。端午只是其一，此外还有中秋节吃月饼、冬至馄饨、夏至面等，也是老例”本来，许多禁忌都与巫术和迷信有关，最古老的祖先把它传下来，但到后来就变了味，人们把它当成了一种习惯来颂扬。周作人还认为，因为这种巫术色彩的淡忘，人们把它假设为一种狂欢，一种对生命的放纵。于是，许多饮食上的文化、宗教气息便被淡化了，恢复了人性的本质。故乡人民浓烈淳朴的情怀正在慢慢消融那呆板而麻木的宗教内容，使故乡的生活文化呈现其自身文化的乡野情趣。这种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故乡文化内涵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尤其到晚年，他更是梦回故乡重温那独特的世俗温情。
再次，绍兴市独具特色的目连戏、迎神赛会、曲艺等精神民俗文化内容也让周作人难以忘怀，最典型的便是《四 故事》、《十八 活无常》了。
周作人的儿童学研究与民俗学研究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在探讨周作人的儿童学研究时绝对不能疏忽其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作人就大量阅读了日本学者描写儿童生活的诗文，感受儿童文学的无限魅力。此外，他还追随西方学者的研究步伐，对英学者关于民俗学的理论著作，如英国著名的神话学、人类学派学者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的宗教》等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其《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对其思想的影响。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教育会月刊》第四号刊出一则启事：“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谣录为一编，以存越国风土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于是，周作人在《儿童杂事诗》创作中也情不自禁地渗入了这种观点，并以此作为“儿童本位”的儿童教育观的建构因素，从其以民俗学的角度定义儿童的个体意义和儿童的文学教育思想我们就可略见一二。
在周作人看，文学的起源，本由于原人对自然的畏惧与好奇，凭了想象构成了一种感情思想，借了言语行为表现出来……儿童与原人的相似性特点使儿童文学也具有了这种“原人”的思想——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儿童的这种情感心理和情感体验使他们能体会到“水牛”在低吟中绸缪的绵绵情意，能对自己幻想的“相从赤豹与文狸”的情景那么着迷而不可遏止，能够对老虎外婆的冒险故事激动不已，对“捕鱼十兄弟”的故事爱不释手。儿童文学的题材、艺术特点也由此与成人文学有了关键性的区别。
基于此，周作人提出了儿童文学创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内容上的故事性、幻想性、愉悦性和艺术性。二是形式的多样化。儿童具有很强的想象张力和感受力，对自然有不可切断的相亲性，因此在儿童文学创作时也应寓教于乐，注重审美和愉悦，力图契合儿童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因而，周作人非常重视民间文学对儿童文学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民间文学本身是一种人的文学，一种平民化的文学，它更接近原人意识的认识水平、感情体验的本原性，体现人性的独特性，因而文学的情感也更贴近儿童“原人”的思想情感。进一步地说，也更易契合儿童的文学需求和心灵体验。反之，“儿童文学较别的作品更为需要‘乡土的趣味’，所以民俗中的神话、传说在儿童文学就有了其丰富的土壤。”“胡愈之在《论民间文学》中认为，民间文学和‘儿童性情最合，所以又是最好的儿童文学’”。《四 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诺皋记》、《酉阳杂俎》的神话传说对儿童的无穷吸引力。《五 老虎外婆》：“老虎无端作外婆，大可奈阿三何。天教热雨从天降，拽下猴儿着地拖。”老虎外婆的故事是一个较为古老的童话，周作人借助这一民间童话把它寓意成诗，不仅简洁明快，读来情趣盎然，还为儿童创造了一定的想象空间，当然受到儿童的喜欢。周作人不仅注重从民间文学中提取素材，还注意借用民间文学的多种体裁样式，从形式上为儿童创造了丰富的文学样式。例如在《歌谣》中，周作人便注意到儿歌的创作方式应与儿童的游戏扮演相联系，做到语言口语化；而民间文学多源于劳动生产、人民休憩的活动中，其文学多体现了寓事于乐、朴素自然，生动形象并口语化的特点，如民俗音乐、民俗音乐，这与儿歌的创作原则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周作人在儿童学研究方面注重从民俗学角度入手，借助文化学、人类学角度来展开教育研究，对中国儿童学的研究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在中国教育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性。
《儿童杂事诗》是周作人诗歌创作的重要战绩，其作品中体现的儿童学与民俗学价值，不仅是周作人在五四文学运动创作与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与思考，在当代，他的儿童学理论、民俗学研究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价值。借用儿童文学家王泉根教授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书中的评价：他“从建设文学文体多样性的目的出发，重视我国民族文化的传统，重视儿童文学在民族土壤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大力提倡民间童话、儿歌、语言、故事等传统样式，并认真地加以开发、整理与研究，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使之更好的为年幼一代服务。”从民族文化的继承性出发，周作人对民俗学、儿童学领域的探讨研究丰富了中国民俗学、儿童学研究的广度，对它们今后的研究发展起到了开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