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20 10:16
《酉阳杂》是晚唐段成式所著的志怪笔记体小说集，约成书于李忱会昌至大中年间，全书分为两部分，前集二十卷和续集十卷。此书是作者段成式根据自己长期广泛的阅读、交游和做官时耳闻目睹的经历，征引各种经典古籍，前后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创作而成，后世人多次刊印，目前以1981年方南生点校的中华书局本最为流行。
主要内容包括历史传奇人物故事、当时的奇闻异事、中原和各个番邦的风土人情以及宗教故事等。《酉阳杂俎》以内容博杂、诡异新奇、耳闻实录的特点而闻名，其丰富的内容和奇特的创作手法影响了后世《聊斋志异》的创作，部分内容被后世学者和著作所征引。被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为“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鲁迅评价其可以和唐传奇小说并驾齐驱。
《酉阳杂俎》中的“酉阳”指的是地名（今属湖南省沅陵县的二酉山），秦朝末年儒生伏生为了躲避农民大起义的动乱，带着千卷藏书隐居此地。南梁时梁元帝萧绎未登基之前，镇守荆州市做湘东王，他喜欢收集天下的好书，曾经说过“访酉阳之逸典”的名言流传很广。段成式的家藏图书汗牛充栋，内容又庞杂丰富，其认为可以与酉阳逸典相提并论，故而起名《酉阳杂俎》。
唐朝晚期的王公贵族和商人生活奢侈，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奢靡腐朽的风气，官僚私第大肆修建规模宏大的私人庄园，种植世所罕见的花草树木，这集中体现在《酉阳杂俎》卷十八的《木篇》；中外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唐朝政府实行友好平等的对外民族政策，大批域外物品、绘画艺术、音乐、建筑和国外的生活习俗影响到了唐人的社会生活。这些为段成式创作《酉阳杂俎》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素材。
段成式，字柯古，出生于官宦世家，祖先可以追溯到唐初开国功臣段志玄，《新唐书》第89卷《段志玄传附传》中记载段成式幼年就博闻强记，遍读群书，而且性格比较放浪形骸，喜欢四处交游，他的朋友有达官显贵、江湖草莽、寺院僧侣、普通百姓，像是张善继、郑符、李德裕、顾非熊、张周封等人都是段成式的同僚好友，自己家族和卢氏、裴氏等大族联姻，亲属关系雄厚；而且段成式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经常和父亲段文昌外出游历，举家搬迁，辗转于长安、扬州市等地，之后任职集贤殿和秘书省，见多识广。再者段成式经常阅读《朝野佥载》《隋书》《隋唐嘉话》《顾华阳集》等史料文献、笔记小说、诗词文集，知识渊博，这些都为他写成《酉阳杂俎》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并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一气呵成的，书中的大小篇幅内容庞杂，基本上是段成式在自己的官宦生涯的闲暇时刻道听途说，或是阅读大量的文史典籍，长期积累资料并多次编写和加工改写后才完成。首先，《酉阳杂俎》前集里记载的故事最迟发生在唐武宗李炎会昌年间（公元841年——公元846年），此时段成式正在集贤院和秘书省任职，在此期间段成式收集到很多自己之前没见过的古籍，他的家在长安修行里，并且时间充裕，阅读机会更多，之后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才外放做吉州刺史，因此《酉阳杂俎》前集的编撰工作完成于会昌、大中之际。而续集中最晚的故事《寺塔记》发生在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并没有之后的事情。李忱大中七年（公元853年）至九年（公元855年），段成式从外地回到长安居住，闲居期间编《酉阳杂俎》续集，直到两年后外派到处州任刺史，所以续集大约于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到李漼咸通四年（公元863年）之前编成，具体时间不详。
《酉阳杂俎》有前卷20卷和续卷10卷，篇目包括忠志、礼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境异、喜兆、祸兆、物革等，主要内容包括鬼怪神仙妖道、历史政治宫廷秘闻、唐朝科技医药矿产、天文地理、奇闻预言、中原和各个番邦的风土人情以及宗教故事等。
段成式本着补充史书的初衷，秉持着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取其必实之迹”的心态，根据文献、传说以及自己亲自收编、撰写、整改，在《酉阳杂俎》中极力追求以“实录”的方法描述平常和怪异的事物。他在作品中尽可能地记述故事的主人公、讲述人，在开头或结尾处交代故事发生传播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来源，以向读者证明自己作品所记载的故事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不是胡编乱造的虚假之事。比如在《羽篇》中“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可见当时养信鸽已经较为普遍。作者在讲述这些事时秉持着亲身经历或亲自听闻的态度，其中的内容确实可以补充史书上的缺漏之处。
段成式从幼年到中年读书广泛冗杂，《酉阳杂俎》中涉及到的古籍就有上百种，创作之前征引了除正史、诗文作品、小说、笔记如《朝野佥载》《论衡》《玄中记》《世说》《淮南子》等，最能体现他博闻强记的一面就是《酉阳杂俎》卷十一《广知》中列举了四十六种书体，借人物之口说出“‘白面书生”的重要性。除了从书中和生活得到见闻，有些知识也来自于段成式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访，如他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朝官方载籍的记录。段成式不仅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而且具有强烈时代感，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文献，他还对外调查采访，为《酉阳杂俎》的创作提供了充足资料。其中选择了唐朝中期以前的历史人物传奇故事、当时的奇闻异事、中原西域等国家的风土人情等内容，呈现出博杂的特点。
搜集怪异猎奇的故事是《酉阳杂俎》的重要特点，由于唐代文人普遍存在“好奇”心理，他们往往在一些场合讲说新奇故事，以作娱乐消遣。所以段成式作《酉阳杂俎》，不求故事的完整，只要具有趣味就记载下来。如《冥迹》中几个挖刘备墓的盗墓贼，不料看到墓穴中有活人，盗墓贼连忙下跪，却被赐酒和玉腰带并赶走。出墓之后玉腰带变成蛇，而墓穴依然如故。比如在《广动植·毛篇》中，段成式以奇异故事的形式阐明了传闻中的“狈”和“狼狈为奸”的由来：“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再比如《广动植·木篇》中段成式在描绘一些常见事物，使其具有浓烈的奇幻色彩。相国寺的几株普通槐树被金某按照纹理锯解，最后竟然在所锯木片上获得天王像：“乃别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焉。”
《酉阳杂俎》中描写的女性人物形象一共有四十五处，以人类女性居多，虽然相关的故事情节大部分是虚构，也有许多怪异奇特的女鬼和女怪，不过以人类的女性故事为主使得整个小说更加人性化，更加接近真实的生活。这些女性性格各异，有多灾多难、柔弱怯懦的传统女性形象，比如《支诺皋下》得罪风神而请玄微护花的花神；有奋不顾身、甘于奉献的孝女形象，比如《诺皋记上》中自断手指，引导工匠筑城，为父分忧的吐火罗国王之女；还有嫉妒心强、心胸狭窄的女性形象，比如《诺皋记》中妒忌洛神而投河而死的刘伯玉之妻段氏。段成式描写这些女性的形象，体现出当时唐朝人对女性的审美观念，强调了社会对传统女性需要具备优良品德的重视，以及对女性勇于抗争命运的赞美。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出现的鬼怪形象种类丰富，这与天宝社会地狱观念盛行、科技不发达以及人类恐惧死亡与未来有关出于这些原因，以人类、动物为原型的鬼神故事应运而生，《酉阳杂俎》中有动物化成的鬼，比如《广动植》中的老虎；也有人化作的鬼，比如《诺皋记》中的襄阳市举人刘某遇到的鬼。而且《玉格》和《贝编》中以道家和佛教的视角阐述介绍了冥界地府的组织结构和官吏体系、鬼差官吏的服饰样貌，和人间社会如出一辙，展现出了唐朝百姓对于冥司地府的敬畏和封建帝制社会的服饰等级文化
唐代繁荣发展的多元文化和三教合一的思想影响了《酉阳杂俎》的写作，《酉阳杂俎》的僧人形象层出不穷、身份各异，全书三十卷中有名有姓的出场僧人总共达一百多位，时间贯穿了六朝到晚唐。只有少数几卷很少涉及僧人描写。有和官场走的很近、甚至影响朝廷政治的政客型僧侣，比如《忠志》中帝王红人的万回僧、左右帝王决策的博学之僧一行等；有修行法术、成道得仙、降妖伏魔的神仙术士僧侣，比如卷二《玉格》中无痕而逝的灵隐寺僧人、卷一《忠志》中假装取信于鬼怪，最终除妖的僧智通；还有外表佯狂、自由洒脱、超然物外的高士狂僧，比如卷三《贝编》中蓬头垢面吃生鱼的义师和尚、《贬误》中看淡死亡的沙门杯渡。
在《酉阳杂俎》中有四十多条关于科举士子的描述和记载，士子主要包括秀才、进士或待考士子等人物。首先唐朝是科举考试走向鼎盛的时代，但是当时参加科举的士子一般比较倾向于明经和进士两科，比如在前卷卷二《礼异》中的赵业在贞元年间选授巴州清化县令未成，赵业自觉明经难以施展抱负，一连一个多月不进食；第二，《酉阳杂俎》中涉及的士子一般都是仕途空幻的形象，前卷的卷十五《乐》中孟不疑和卢冉在外地他乡遭遇怪事，放弃考取功名遁入空门，表现出仕途空幻的群体心态；第三，这些科举士子频繁与外界的人士交流，前卷的卷十四《诺皋记·上》中记录在天授时期某个士人随新罗使到扶桑洲的“长须国”，娶公主为妻生子，并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的友谊，后请求龙王饶过由虾所变的国民；最后一点是《酉阳杂俎》中的科举士子聚会时一般都喜欢谈论奇闻异事，前卷的卷四《玉格》中进士段硕和人谈论技艺高超的南方孝廉，可以将鲙鱼切成丝状等。
《酉阳杂俎》通过对僧人描写侧面反映出唐朝社会广泛流行的佛教信仰，最突出的就是底层社会的广大百姓和军队。本土化的佛教发展到唐代《金刚经》开慧增福、消灾免难，《酉阳杂俎》续集卷 7《金刚经鸩异》中记述了《金刚经》帮助赵安消灾解冤的故事。
不仅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唐代军队中也有对佛教的信仰，在《金刚经鸠异》中《金刚经》庇护某一方躲过灾变或直接帮助某方取得胜利的故事情节；同时唐代军士中流行毗沙门天王的信仰，《酉阳杂俎》中就有关于毗沙门天王保护唐代边疆军士取得胜利、受到唐朝全国的信奉祭祀的故事记载。
从《酉阳杂俎》中可以看出中国唐代时期社会文化繁荣，民间习俗丰盛，主要体现在唐代民众的婚姻习俗和个性化的体文身习俗方面。唐代婚礼习俗不仅沿袭了古代六礼的传统模式，还在新时代变化发展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比如在卷一《礼异》和续集卷四《贬误》中描述了婚礼程序。同时还要考虑男女方的家庭条件和德行，比如在卷十二《语资》中要选定良辰吉日举行结亲的仪式。第二点就是唐代的黥体文身习俗，黥体的习俗从尧舜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发展到唐代随着社会经济进步逐渐发展。在唐朝流行的纹身类型中大概有三种：犯人标志、躲避灾患、个性装饰，广大百姓对黥体文身宽容度很高，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比如在卷八《黥》中喜好文身的蜀小将韦少卿、斥巨资文身的王力奴。
《酉阳杂俎》中从大量描写的人鬼之间的故事，展现出了唐代社会独特的鬼神观念和鬼文化。两汉魏晋南北朝佛道文化兴起，百姓出于对鬼神的恐惧和对鬼神保护人类的企盼，利用想象中的梦境和故事编造出一系列的鬼魂说法，加上唐朝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思想多元化发展，民间信仰中的地狱观念逐渐兴起，对于之前的鬼神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比如《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下》中的女鬼张氏请求郝惟谅帮她迁墓，使其安定不害人，卷十四《诺皋记》中的王申之子被女鬼吃掉。另外，唐朝百姓出于身体和心理上的安全考虑，在保护自己不受鬼伤害的基础上企图获得鬼神的庇护，想出了很多驱鬼的方法，比如《酉阳杂俎》中的却鬼丸、天宫书、烧无患木等。
《酉阳杂俎》本身史料价值丰富，引用了五条《朝野佥载》中的记载，《朝野载》是一部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主要记录唐初至李隆基开元年间朝野逸事，其中多有可参补正史和反映当时社会文化的有价值的史料。其次，《酉阳杂俎》记载了拨拔力国等番邦的风土人情、外交关系、国家实力、物产资源以及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史实，但在《旧唐书》中没有婆罗门国畔茶怯水的记载，《新唐书》的记载与之大同小异，可见《新唐书》的记载当是取材于《酉阳杂俎》以及后代史家对《酉阳杂俎》的重视，反映出《酉阳杂俎》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除此之外，《酉阳杂俎》中《忠志》一篇中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李拜相等相关记载都与《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大同小异，可见唐朝官方的史料极有可能取材于《酉阳杂俎》。《酉阳杂俎》中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记载着一个唐朝士人随新罗使船偶然漂流到长须国的故事，据考证，长须国是《新唐书》和《唐会要》中记载的虾夷国或其岛国。据《新唐书》记载，公元７世纪中，虾夷使者曾随日本使人唐，使者须长四尺。《酉阳杂俎》的记载为后世研究唐朝的朝贡和外交以及虾夷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酉阳杂俎》本身具有较高的语言价值，主要体现在语法结构和词汇运用方面，首先在句式的语法结构上，《酉阳杂俎》的定中结构句式相比前代进一步丰富，增加以名词和数量词、谦词和敬词为定语的定中结构，减少谓词做中心语和带之字的定语，比如在卷八《黥》篇中“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其次，《酉阳杂俎》是段成式长期阅览经典书籍、广泛交游、耳闻目睹等综合作用的著作成果，所以全书的词汇量丰富多样，主要有大量的佛道教和动植物专业词汇、以及丰富的外来词汇，呈现出雅俗共赏、兼通中外的特点。在此基础之上，《酉阳杂俎》还出现了大量反映时代特点、以双音节为主的新词新义，通俗易懂，口语化明显。比如在前集的卷九《盗侠》中“辈”字指单个人，这是唐朝才有的新义。这些词汇对于后世学者研究中古汉语词汇史和编纂辞书以及训提供了有用的价值。
《酉阳杂俎》还有医学、天文学等科技学价值，首先在医学方面，全书以大量篇幅记录医学内容，主要包括一百余种中外药物、用药的单方验方和与看病医生有关的奇闻轶事，其中各种药物的产地、别名、功能、形态、炮制方法等相关事项都有详细的记录，内容的丰富性超越了一般的医学书籍和笔记小说；其次，在机械方面，《酉阳杂俎》中还零星记载了古人制造的许多精巧机械，比如卷十三《尸穸》篇中提到的诸多盗墓工具；第三，《酉阳杂俎》中的天文学内容也很丰富，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的种种奇闻异事，此外还有包括二十八宿在内的印度天文学知识，能为后世研究古代天文学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料。除医药学、机械制造和天文学等方面的记载外，《酉阳杂俎》中还介绍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科技知识。比如有关古人开采化石和矿藏的事项，古代动植物的形态与特性及唐代人驯服动物的故事，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古时期的开采业和生物学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对于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全书包含有众多的文学体裁，像是传奇小说、笔记小说、散文与笔记文，明显地受到了《酉阳杂俎》文备众体的特点，并有所发展。在素材搜集方面以口头和书面作为来源，再进行了情节、形象的艺术加工。并且继承了新奇怪异的故事特点和三教合流的思想，出现了许多劝世内容。比如《崂山道士》一篇来源于《酉阳杂俎》中的《杨隐之》。
除此之外，《酉阳杂俎》中的内容还被后世的诗词子集等作品所引用，比如北宋李昉编撰的类书《太平广记》就引用了724处《酉阳杂俎》的内容，宋代唐慎微的医学书籍《政类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了其中药学类的记载，《永乐大典》《梦溪笔谈》《太平御览》《夷坚志》《容斋随笔－》等著名的文献典籍都征引过《酉阳杂俎》的相关内容，足见后世的学者对于《酉阳杂俎》的重视。
《酉阳杂俎》在近现代依然具有影响力，曾经被鲁迅先生称赞“所涉既广，遂多珍异，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
《酉阳杂俎》对国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东亚国家朝鲜，朝鲜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于中国的史书典籍和笔记小说非常推崇，不仅购买收藏，而且利用多方渠道刊印。但是《酉阳杂俎》传入朝鲜的具体时间不详，史书上没有记载，大约是在朝鲜王朝成宗时代首次出现官方刊印《酉阳杂俎》的记载。根据《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卷285条记载，明朝弘治五年即李娎二十四年（公元1493年）年初，朝鲜学者大臣李宗准、李士高、崔应贤对《酉阳杂俎》的明刻本进行校注、写跋并刊印。此后，李克墩等人将《酉阳杂俎》献给成宗，成宗命皇家弘文馆展开《酉阳杂俎》的注解工作，并于成宗二十四年七月（公元1493年）刊印完工。此后《酉阳杂俎》遭到金谌等大臣的非议，他们认为此书充斥着荒诞不经的内容，都是浮华戏剧之词，不利于皇帝修身治国，被成宗皇帝斥责。在目前韩国所保留收藏的《酉阳杂俎》版本中，主要有精文社和奎章阁收藏的中国明代毛晋木版本和成均馆收藏的朝鲜王朝成宗时代刊印的韩国木版本。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自从成书刊印以来，在文人士大夫中流传很广，受到了许多人的欣赏和赞颂，而评价最主要集中的一点是《酉阳杂俎》的博杂怪奇。
南宋邓复评价《酉阳杂俎》是“盖有书生终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为博矣”。
明代胡应麟认为“独唐段氏《酉阳杂俎》最为迥出，奇之又奇者也。"
明代书商李云鹄在明代万历本的《酉阳杂俎》序言中称赞此书“无所不有，无所不异”。
清朝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评价《酉阳杂俎》是“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
近现代学者中对《酉阳杂俎》评价也是以正面为主，主要集中于对《酉阳杂俎》内容丰富性和高研究价值的称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酉阳杂俎》“所涉既广，遂多珍异，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可以和唐朝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黄永年先生在《唐史史料学》中指出《酉阳杂俎》虽然是录异志怪的小说，但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学者谢保成先生在《隋唐五代史学》中评价《酉阳杂俎》是将志怪、传奇、琐闻、杂录、考证融于一体的广博之书，书中不仅保存了南北朝外交礼仪、婚丧嫁娶风俗、文化交流等珍贵史料和中唐以前皇室显贵的奇闻异事。还保留了陨星、化石、矿藏、奇异生物等弥足珍贵的内容。
南开大学教授李剑国先生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高度称赞《酉阳杂俎》是古今瞩目的唐世小说。
学者曹中孚先生在点校本的《酉阳杂俎》中评价此书是在唐代笔记小说中的一部别具特色之作，受到千百年的推崇，书中资料颇具研究价值和科技史价值。
《酉阳杂俎》传入朝鲜之后，受到了李朝成宗皇帝和部分大臣的欢迎。他们对《酉阳杂俎》里呈现出渊博的知识表示赞赏。
朝鲜学者崔应贤在《酉阳杂俎》的跋文里评价夫天覆地载，何物不包。君子法之，博学于文。其必细者、大者、平常者、奇异者兼括不捐。
学者李士高认为“段氏之闻见，博矣，用心亦勤矣。盖其穷宇宙，阅千古，搜讨迷隐，概括万物，其非闻见博而用心勤者能之乎”。
大臣李宗准在跋文中评价《酉阳杂俎》“其扬美威恶，所以明戒也；穷物详理，所以广知也；曼衍自适，所以穷年也。该括万象，补披史传，贤于笔谈远矣，实翰苑所不可无者也。”
公元九世纪中期，从《酉阳杂俎》成书时的晚唐到五代十国，《酉阳杂俎》已经流传且名声不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段成式因为《酉阳杂俎》一书与温庭筠、李商隐齐名。《旧唐书·段成式传》和南唐刘崇远的《金华子》记载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在世上流传的最广。但是由于当时中原地区雕版印书出现不到一百年，印刷技术比较落后，无法在民间大规模流传，所以《酉阳杂俎》在唐朝是以手抄本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流传。北宋末年金兵南下，皇室被虏且地方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长时间的战乱导致珍贵的文物典籍被洗劫烧毁，其中就有《酉阳杂俎》。所以宋代《酉阳杂俎》最早的刊印本出现在南宋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正是赵扩在位时期，当时永康县的一位书商周登偶然得到《酉阳杂俎》的手抄本并进行雕版印刷，所以周登就成为第一个雕版印刷《酉阳杂俎》的人。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武阳人邓复印行了目前公认最早最全的《酉阳杂俎》三十卷本，与他同时的还有陈氏雕版刊印的前集二十卷无序《酉阳杂俎》。赵昀淳拓十年(公元1250年)，广文彭氏等人因为《酉阳杂俎》旧本字迹绘图不清楚，考究查询古籍之后再一次雕版印刷。这些是官方史料中仅有的三次南宋刻本记载，但宋刻本今天已经遗失。
明朝的刻本是我们现代人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明万历年间江苏常熟人赵开美校勘的“脉望馆本”是到目前为止知名度较高、质量较好的版本，这个版本包含前集二十卷和续集十卷，比较齐全。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李云鹄在原本前二十卷的基础上自己刊印续十卷，由于原书第一卷题有 “明新都朝用校”字样，所以后世称为“新都本”。同是万历年间的会稽人商濬在他所编的《稗海》丛书中收入了二十卷的《酉阳杂俎》，被称为“海本”。清代初年，和明朝赵琦美同乡的毛晋在他所编的《津逮秘书》丛书中整理并收入全集三十卷的《酉阳杂俎》，被称为“津逮本”。清嘉庆年间，照旷阁张海鹏在他所编的《学津讨源》丛书中收入全集三十卷的“学津本”《酉阳杂俎》。同一时代，版本学大家黄丕烈于公元1815年在明刻本的基础上进行点校和撰写跋文，被称为“黄校本”。阳卢氏慎始基斋在明代刻本的基础上进行影印，被后世称为“湖北先正遗书本”。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节选本和选辑本，比如清代马俊良的《龙威秘书》本、清朝顾云逵的《艺苑华》本、《说库》本、陈世熙《唐代丛书》本和《唐人说荟》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无一是斋丛钞》本等。
1981年，方南生先生以明代赵开美校勘的“脉望馆本"作底本，其中又参考查询了《学津》《津逮》《稗海》《太平广记》等资料，重新点校，由中华书局刊印出版，是《酉阳杂俎》现代版本中流传范围较广、质量较高的通行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