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21:23
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年5月31日 － 1975年9月20日）原名阿列克西·圣-莱热·莱热（Alexis Saint-Léger Léger），法国诗人，外交官。代表作品有《阿纳巴斯》《流亡》等。1887年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瓜德罗普群岛潘-达-毕特海港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于1916至1921年在北京法国使馆任职，其间写出长诗《阿纳巴斯》，经翻译后引起国际文坛的瞩目。1940年移居美国。1960年由于“由于他高超的飞越与丰盈的想象，表达了一种关于目前这个时代之富于意象的沉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887年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瓜德罗普群岛潘-达-毕特海港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他父母均属于克里奥尔贵族阶层，是数代之前移居安底列斯群岛的法国侨民的后裔。家族世代经营种植园。佩斯的童年时代即在该岛上度过。在这里，佩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八岁便享用天文望远镜、游艇和乘骑。航行和马术后来成为他终身持续不衰的爱好。望远镜对佩斯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培养了佩斯对于远方的事物的强烈爱好，也启示了他对于远征和探险的渴望，这一份童年的爱好对于他将来从事文字和外交生涯所需的远见卓识也并非毫无意义。1896年至1899年，佩斯就读于潘-达-毕特中学，热爱数学和植物学，课余喜欢观测天象，也经常在岛上纵马驰骋或泛舟海上，知识逐渐扩大到海洋、自然和哲学。童年生活的经验成为佩斯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佩斯的全部作品都来自这个背景，他从未停止反映得自这一经验的雄浑、庄严、新奇的最早印象。
1897年岛上发生地震与经济危机，庄园主家族破产。1899年佩斯随父母回到法国，定居于比利牛斯山下的波城。旋考入波尔多大学学习法律。这期间，他结识了诗人弗朗西斯·雅姆、保罗·克洛岱尔和雅克·里维叶，他们对他的诗歌写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906年他进入军队服役一年。同时研究地质学并登山，当然他也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去扩展并加深对大自然具体、详细而精密的知识。
1907年，他的父亲去世。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利用微薄的收入赡养母亲和几个姊妹。1910年加里曼书店出版了其处女诗集《颂诗》，其时他23岁。该书出版后完全被读者所忽略，既没有人加誉于他，也没有引起批评。可能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其潜在的文学价值，这个人正是同样长期被大众所忽视的马塞尔·普鲁斯特。
1911年，在保罗·克洛岱尔的影响下，佩斯决定投身外交界。他前往西班牙、英国、德国等地旅行，实地考察矿业、工厂、港湾设施、商界和银行。这些旅行帮助他准备外交考试，也使他有机会结识当地名流，在英国，他结识了约瑟夫·康拉德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对泰氏的作品深为钦佩，并怂安德烈·纪德将它译为法文。
1914年，佩斯通过了外交考试。1916年被派驻北京公使馆担任三等秘书。在中国的五年中，他经常到各地旅游，东北、内外蒙古、朝鲜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横越戈壁大沙漠的经验促使他写下了史诗《远征》。佩斯的外交生涯在驻华期间有了顺利的发展，1921年离任时己升至一等秘书。
1921年佩斯奉召回国。途中他游览了日本、火奴鲁鲁、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与飞枝群岛之后，继续以双桅帆船漫游、穿越南太平详，顺由美洲太平洋海岸回到法国。不久被派往美国担任华盛领会议（1921-1922）有关海军装备与远东问题的政策专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佩斯与时任外长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同游波多马可河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佩斯作为外交官的前途变得明朗起来。当时有位官员建议白里安写回忆录，在冷场之下，佩斯依其热爱大自然的天性，提了一个反建议：“一本书不过宣告一棵大树的死亡罢了。”此话大得白里安赞赏，认为不同凡响，此后他在外交界的发展一直得到白里安的大力推荐。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佩斯专心致力于外交工作，积极参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事务。1922年，时任《新法兰西评论》编辑的安德烈·纪德访问了佩斯的寓所，征询他有没有新作可以给他发表。佩斯指着一个打开的小箱子说：“你过去看看吧，也许你能找到点东西。”结果纪德在箱子里找到了一部标题为《远征》的手稿。纪德当即征得佩斯同意出版这部长诗。但在离开寓所时，纪德忽然记起外交官是不得随意用原名发表这类东西的，就问诗人用什么名字好，他很快得到了答复：圣-琼·佩斯（St-John Perse）。这是佩斯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此后一直未改。《远征》单行本于1924年问世，但读者仍很少，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少数读者当中却有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莱纳·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托马斯·艾略特等。这表明佩斯在诗人群中已经获得相当的承认。
1925年以部长办公室主任参加英、法、德、意、比五国罗加诺会议，1928年参加美法公约会谈，并出席伦敦海军会议和海牙会议。1929年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长。1930年艾略特将这部诗译成了英文，但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它对英美诗歌产生重要影响还要等到20年以后。在法国境内，其时正是超现实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佩斯再一次被冷落了。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佩斯受命以大使衔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先后参加法苏公约谈判，出席英、法、德、意关于恢复义务兵役制谈判（1935年），慕尼黑会议（1938年）。在所有上述会议和谈判中，佩期始终竭力维护欧洲和平，大力抵制“绥靖政策”，公开反对约瑟夫·张伯伦对希特勒节节让步的怯懦行径。佩斯于是成为纳粹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大敌。到德军攻陷法国前夕，保尔·雷诺为了保住议会右派的微弱多数地位解除了佩斯的外交部秘书长之职，作为补偿，转请他出任驻美大使，但遭到佩斯拒绝，巴黎陷落前几天，他搭上英国货轮前往伦敦，在那里会见了温斯顿·丘吉尔并作短暂停留之后，横越大西洋，于6月14日抵美国。纳粹进入巴黎，佩斯的寓所被盖世太保洗劫，存在那里的外交档案和未出版的文学手稿全部掳去，二战以后虽经多方查找，均无着落。期间，他被维希政府取消国籍，财产被没收。
1940年佩斯出奔美国。战争猝然结束了佩斯的外交生涯，也使他得以摆脱政治事务，回到中断了近20年的文学事业。1941年起他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文学顾问达十年之久。佩斯的诗歌才华在流亡期间得到了充分施展，放射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华。他完成了《流亡》（1942年）、《致异乡女》（1943年）、《雨》（1943年）、《雪》（1944年）、《风》（1945年）等重要诗章。诚如克洛岱尔所说的：“固然第三共和国失去了一位政治活动家，法兰西却得到了一位再生的诗人。”以上流亡时期的诗篇都以法、英对照本传布于英语国家和拉美地区，在法国境内，马赛的《南方杂志》和巴黎的地下刊物都刊载过他不少诗篇。在法国境内第一次对佩斯表示集体敬意的行为则要推迟至1950年。
此后，作为诗人的佩斯声誉日隆。1957年发表《航标》，这部总结性的长诗被公认为法国诗歌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同年，佩斯的美国友人为他提供了法国土伦港西南吉安斯半岛上的一笔地产，佩斯由是回到了阔别十七年之久的祖国。1958年以古稀之年与杜勒斯·罗素女士结婚。1959年发表《年代纪》。196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同年，法国《七星丛书》出版了圣-琼·佩斯专辑。专辑的撰稿人包括一些当时最有名的作家和诗人：安德烈·纪德、克洛岱尔、安德烈·布勒东、勒奈、斯彭德、麦克里许等。他们唤起人们注意这位在法国被称为“伟大的缺席者”的作家。此后，佩斯的声誉开始稳定地上升，终于在196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群岛》。1965年出席但丁诞辰700周年纪念会，发表《致但丁》。1969年发表《己故情人所吟唱的》。1971年出版《唱给二分点的歌》。1975年9月20日，诗人以88岁高龄谢世。
佩斯出生于法属瓜德罗普，少年时期回到法国，后曾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任职多年，受到东方文化的熏陶，二战期间，避难于美国，直到1957年才回到法国。圣-琼·佩斯一生面临着很多次的“迁徙”，正是这些不断的“迁徙”给予诗人对不同文化的接触和吸收，伴随着他在灵魂深处始终无法获得归属感的“流亡”意识，圣-琼·佩斯对大自然的描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的高度。
圣-琼·佩斯在来中国之前，就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向往，这种向往在法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对于大多数法国作家来说，中国文化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的‘他者’，是一种‘非我’的神话，一种与西方文化对立的‘文化构想物’。为超越本国的文化圈，很多法国作家在创作上都不同程度的以中国为参照，赋予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形态中一个及其重要的地位。”
圣-琼·佩斯在中国使馆工作期间，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多重影响。在中国期间，他经常外出旅行，了解中国各地的不同风土人情，他热衷于道家学说，有时甚至深入道观，潜心研究。《阿纳巴斯》就是在中国的一个道观中写作的。这部作品是圣-琼·佩斯吸收中国文化进行文学创作的典范。
流亡，对于圣-琼·佩斯来说，不仅仅是他在美国的那段经历，也不仅仅关系到他题为《流亡集》的一部诗集。现实中，他的第一次流亡是从年少时，离开瓜德罗普开始的。而隐喻的流亡，即精神上的流亡，圣-琼·佩斯要开始得更早一些，他对于“流亡”的渴望从年少时就已经开始了，即使在他最初的作品中，能看出他对“异乡”和“远方”的渴望。
佩斯的诗歌感情充沛、气势宏大、语言瑰丽，以描写自然意象为主，从第一部诗集起，大自然就成为他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大自然是圣-琼·佩斯作品不变的主题。诗人的这种执着与他童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安的列斯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是安的列斯给予了他对于大自然一生的迷恋。
“在20世纪中没有任何诗人比佩斯更为关心如何量度与估计诗之力量了，而且再没有哪个人的诗比他的作品更能灿烂地证明诗之力量了。”（评论家瓦拉斯·福里评）
“我在置身于佩斯诗歌之中的同时跨越了所有的时代”，“似乎人类在经历了它所有的经验和文明之后，只产生了这首唯一的伟大诗篇，一部仅有的史诗。”（法国评论家罗杰·加洛蒂评）
“由于他高超的飞越与丰盈的想象，表达了一种关于目前这个时代之富于意象的沉思”。（瑞典文学院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