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20 21:28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Ахматова 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原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戈连科，出生于敖德萨附近，童年时期在皇村度过。俄罗斯“白银时代”女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1911年，阿赫玛托娃在圣彼得堡阿克梅派诗人杂志《阿波罗》上首次发表组诗，与其前夫俄罗斯诗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886—1921）同为阿克梅主义的杰出代表。191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两年之后出版第二部诗集《念珠》。1924年因出版《耶稣纪元》激怒苏联当局，其作品被禁止出版，这一期间主要研究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创作以及翻译外国诗歌。1935年至1938年，其子列夫两次被捕，加之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在探监的列队中萌发创作《安魂曲》的构思，1941年开始创作《没有英雄的叙事诗》。1946年，再次被禁，并且被苏联作协除名。
20世纪50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开始恢复名誉，其作品重新被允许重版。1962年，历时22年创作的自传体长诗《没有英雄的叙事诗》完成。1964年获意大利“埃特内·塔奥尔米诺”国际诗歌奖，次年获牛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3月5日，在莫斯科病逝。
代表作品有诗集《黄昏》《念珠》《白色的群鸟》，自传体长诗《没有英雄的叙事诗》、抒情长诗《安魂曲》等。
阿赫玛托娃与俄罗斯现代主义诗人们共同铸造了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为俄罗斯诗歌赢得世界性声誉作出了贡献。她的诗歌有机地结合了俄罗斯诗歌的古典传统和现代经验，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
1889年生于俄罗斯帝国治下的乌克兰敖德萨近郊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戈连科是俄国海军舰队的一名机械工程师，母亲茵娜·埃拉兹莫夫娜出身贵族，其母系家族可以追溯到名震欧亚的成吉思汗或者帖木儿。安娜在不满周岁时便随父母来到俄罗斯北方，在巴甫洛夫斯科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全家迁移到了皇村。
阿赫玛托娃出生在一个重组的家庭，父母在此之前都结过婚，虽然衣食无忧，但是父母感情不和以及姐姐的早逝都给她的童年蒙上一层阴影。在阿赫玛托娃的记忆中，童年是灰色的，缺少其他孩子所拥有的玫瑰色，没有玩具、玩伴以及长辈带来的惊喜。孤独的童年生活养成了她敏感早慧的性格。
10岁的时候安娜得了一场原因不明的重病，昏迷近一星期，甚至一度失去听觉。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她没救了，但是安娜却奇迹般痊愈了，也正是从那以后，她开始尝试书写有韵的文字，她本人也一直认为这场疾病与她的诗歌生涯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1905年，父母离婚，安娜跟随母亲离开皇村，搬至濒临黑海的叶甫帕托利亚，小城的闭塞生活和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她濒临绝望，甚至一度企图自杀。她在皇村中学的学业尚未完成，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在家自修，1906年春天，通过基辅富杜克列耶夫女子中学七年级入学考试，并在此完成整个中学阶段的学习。一年后从基辅富杜克列耶夫女子中学毕业，考入圣彼得堡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
在皇村中学就读时，安娜就开始创作诗歌，但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对诗歌存有明显的敌意，并且严令禁止她使用“戈连科”这一姓氏发表任何文学作品。为了不玷污父亲的姓氏，她只好从自己的母系祖先鞑郡主那取姓氏“阿赫玛托娃”作为笔名。于是，这一典型的东方姓氏占据了俄罗斯诗歌史中光辉的一席。
14岁时，安娜在与女友去采购时偶遇古米廖夫兄弟。年轻的尼古拉斯·古米廖夫虽然容貌并不出众，但却博览群书，有着极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并且熟悉法国诗歌。当时，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刚刚传入俄罗斯，古米廖夫借此接近安娜，向其介绍最新的文学流派和思潮，安娜也乐于听他评法国诗歌以及朗诵自己的诗歌。相处过程中，尼古拉斯·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多次向安娜求婚，被拒之后又数次尝试自杀。几经波折，1910年4月25日，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结婚。婚后，阿赫玛托娃先后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旅行，国外的文化艺术开阔了她的视野，给了她更多的灵感源泉。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结婚旅行期间，在巴黎遇到了当时尚未成名的意大利画家阿美迪欧·莫蒂里安尼，后者为其画了16幅素描像。
婚后不到两年，两位诗人唯一的儿子列夫出生。不久，尼古拉斯·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的母亲前来探望，并且不顾阿赫玛托娃的反对将孙子带走。因此，列夫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祖母一起生活的，这也为其母子之间的日后的紧张的关系埋下了种子。这一期间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之间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
这一时期，阿赫玛托娃在皇村遇到比自己年长六岁的马赛克镶嵌艺术家鲍里斯·安列普，二人迅速相爱，她的第三个诗集《白色的鸟群》中的一大部分诗歌，都围绕着安列普的这段情缘而写。
1917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离婚，次年年12月，嫁给了亚述学专家弗拉基米尔·希列伊科，婚后二人来到莫斯科定居。阿赫玛托娃的第二段婚姻也并不顺利，希列伊科一再要求阿赫玛托娃放弃诗歌创作，据说还曾粗暴地把阿赫玛托娃的诗稿扔进茶炊里。1921年夏，二人分居，1928年再次离婚。
与希列伊科离婚后，阿赫玛托娃遇到已婚的旧友苏联诗人、艺术史家普宁市，他和古米廖夫是皇村中学的同学，年轻时便常和尼古拉斯·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一起参加诗歌沙龙。阿赫玛托娃被其此时的谈吐和才学所吸引，而后搬进他的家中与其同居，1938年二人结束同居生活。
1937年秋，阿赫玛托娃与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的病理学家弗拉基米尔·加尔相恋，并于1944年接受了后者的求婚，但最终因故未能成婚。
阿赫玛托娃最后一次见于经传的情感经历发生在1945年，以赛亚·伯林的到访，三十六岁的伯林被这位女诗人的才华和忧郁气质所吸引，并且表达自己了对的她迷恋。
11岁时，安娜开始在母亲记录家庭收支的账本上写自传，而且还写出了生平第一首诗，她在文学上的天分就已经逐渐显露。阿赫玛托娃的处女作是1907年发表于巴黎出版的俄文杂志《天狼星》上的诗歌。
1911年与丈夫古米廖夫、曼德里施塔姆、戈罗杰兹基等年轻诗人组建了俄罗斯“白银时代”主要的诗歌流派“阿克梅派”，并逐渐成为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一流派的杂志《阿波罗》初次刊载了她的一组诗。
一年后，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问世，在俄罗斯诗歌界获得不错的反响，诗人在这部诗集中描写了少女面对爱情时的内心矛盾和感伤情愫。两年之后又发表了第二部诗集《念珠》，这两部诗集的出版使其在当时文坛名声大振。
1917年9月，第三本诗集《白色的群鸟》出版，收入了82首短诗和1首长诗《就在海的那边》。这本诗集的主题仍是作者熟悉的爱情的书写。日尔蒙斯基发现其中有明显向古典主义靠拢的倾向。
1921年4月，第四本诗集《车前草》出版，收入了38首作品，主题仍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思考，在悲剧的主旋律里穿插着古米廖夫、安列普和希列伊的影子。
1922年，阿赫玛托娃出版了自己的第五本诗集《耶稣纪元，1921年》，包含了全部《车前草》的内容以及一些其他诗作。1924年，因《耶稣纪元》中的一些诗篇激怒了当时的政府官员，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禁止发表。20世纪20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阿赫玛托娃个人的创作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
阿赫玛托娃长诗《安魂曲》1写作于1935至1940年之间，这不仅是一部关于诗人自身命运、自己儿子命运的作品，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的苦难的作品。在诗中，阿赫玛托娃不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也是整个俄罗斯母亲的代表。她的声音虽然低沉，却是人道主义精神在那个恐怖时代发出的最强音。《安魂曲》在最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口口相传的形式，直到1987年，它才在莫斯科的《十月》第三期和圣彼得堡的《涅瓦》第六期上同时刊出。
1941年，阿赫玛托娃开始创作自传体长诗《没有英雄的叙事诗》，这一创作一直持续到1963年诗人逝世。这首长诗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长诗的第一部分以1913年“一个彼得堡传奇”来述说历史即将步入大动荡时期的一代人的命运，那是属于“记忆的声音”传来悲剧性的心灵震颤，诗在哀歌里成为灵魂战栗的庇护所。第二部分讲述1941年喷泉屋的女主人公朝向忘川之水的独白。第三部分作为尾声，献给了诗人一生所钟情而屡遭劫难的圣彼得堡： “我可以在那里放声大哭，/穿过那些兄弟般坟墓的静默”。也正是通过跨越二十多年的书写和修改，诗人完成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被当局禁止公开发表，于是，她转而从事古典诗歌的研究与翻译工作。从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她主要从事亚历山大·普希金研究。此外，她还翻译了不少四大文明古国抒情诗和东方其他国家的古典诗歌作品，其中包括我国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第二次被禁制发表作品时，汉学家尼古拉·费德林邀请阿赫玛托娃帮他润色自己翻译的《离骚》。20世纪60年代她还从事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翻译工作。
阿赫玛托娃命途多，她的童年被疾病、父母离异、单调枯燥的生活氛围蒙上一层阴影。如同帕甫洛夫斯基曾指出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有一种“不稳定性”和“窒息感”，这来源于她的写作背景——社会的动荡和个人生活的艰难。
1914年7月，俄罗斯向德奥宣战，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消息深深震撼了阿赫玛托娃，她在诗歌《纪念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九日》中写道：“我们一下子老了一百岁。”由此可见，她很早就对20世纪悲剧性未来怀有一种朦胧的预感。古米廖夫在刚开始招募志愿军的时候就报名了，并在一个月之后上了前线。阿赫玛托娃则像当时其他女人一样忍受着孤独、不安甚至贫困。一战爆发第三年的秋末，阿赫玛托娃肺结核病再次复发，这一疾病曾夺取她多位兄弟姐妹的生命，坎坷的个人生活使阿赫玛托娃预感的灾难正在迫近。
1921年8月，古米廖夫在圣彼得堡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枪决，罪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这使已离婚三年的阿赫玛托娃和他们年幼的儿子列夫受到牵连。
1924年，由于约瑟夫·斯大林的“禁令”（被阿赫玛托娃称为“第一个禁令决议”，以区别于1946年的决议）有关当局禁止阿赫玛托娃发表其作品，让当时年仅35岁的诗人提前“退休”，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
1935年10月，普宁市和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同时被捕，经由朋友们的斡旋才被释放。1938年，列夫再次被捕，原因仅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己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她为此四处斡旋，曾在圣彼得堡的监狱外排了17个月的队。
1946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阿赫玛托娃的创作问题。他们声称她的诗歌与苏联文学格格不入，“它的基础——就是恋爱与色情的曲调，与悲哀，忧郁，死亡，神秘主义和注定灭亡交织在一起……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就这样，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扣上“颓废”、“色情”的帽子，诗人也再次被剥夺了发表诗歌的权利。
20世纪50年代后期，儿子列夫被释放回家，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并获许发表作品，晚年生活相对平静，各项荣誉接踵而来：1964年获意大利“埃特内·塔奥尔米诺”国际诗歌奖。一年后，牛津大学以“自沙皇以来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授予阿赫玛托娃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死在莫斯科郊外的疗养院里逝世，安葬于柯马罗沃公墓，享年77岁。
创作主题方面，阿赫玛托娃早期以爱情诗著称，《黄昏》《念珠》等诗作着重抒写感情，尤其是爱情。它们通常只描述一桩事件或者一种心理感受。她的诗作灵感并非来源于历史故事或者异国风情，虽然使用的是狭窄的生活材料，却为俄罗斯诗歌恢复了澄明世界和具体形象，并且克服了象征主义诗歌常有的朦胧晦涩。因此，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曾被认为是“室内诗”，有评论家指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室内抒情”意味。阿赫玛托娃本人并不避讳自己的“室内性”。相反，她非常看重自己嗓音的“女性”音色， 并强调说，女性诗人的主要任务是“充分表达自身和周围世界中最为隐秘的和异常单纯的东西”。
阿赫玛托娃的独到之处还在于感情的形态及其主题上的处理方式。这些诗歌中的主人公在情感受到伤害之时，诗人更多的是自责而非怨天尤人；是雄辩的宽宥而非谴责；是祈祷而非呼喊。她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从十九世纪俄罗斯散文中学得的细腻情感和复杂心理。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创作风格主要表现为：叙事的简洁与克制、忧伤的爱情体验、隐而不发的紧张情绪、戏剧性和悲剧性冲突等。其早期诗作大多篇幅短小，用词精炼，意象独特。诗人往往从经验的某个细节入手，寥寥数语，就很快掀起了抒情高潮。她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就已展现出其不少创作特点，作为抒情诗人的她非常善于克制，能够在作品中驾驭奔涌的情感，借助出色的比喻，在最少的篇幅里容纳最深厚的内涵。诗人、评论家皮亚斯特将这本诗集比作“俄罗斯诗歌创作的早晨”。这种通过克制而客观的叙述，从而达到强烈的抒情目的的诗歌技艺，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许多其他诗人的创作。她虽然不像其他阿克梅主义诗人那样，善于通过理论文章来发表自己的艺术见解，但是其作品也集中而有机地体现了阿克梅主义诗人所推崇的形象的具体性，可感性，生动性，语言的质朴性，词义的清晰性和重量感等特点。
阿赫玛托娃晚期诗歌主要指的是她在白银时代以后创作的诗歌，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创作的诗歌。这段时间，她亲历了时代的悲剧和人民的困难，因此，诗歌内容也从早期吟唱爱情更多地转向反应社会问题、人间苦难，进行人生思考，表达对世界文化的眷恋。30年代中后期起，诗人拓宽了自己的创作视野。在她的中晚年作品的题材中，爱情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与早期作品相比，增加了对蹂躏人的尊严和权力的暴政的鞭挞，以及对于生存与死亡这一永恒主题的深入思索。人间苦难的见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尤其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大清洗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二是表现法西斯主义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战胜法西斯的决心。
在创作风格方面，这一阶段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风格开始变得开阔而苍凉，诗歌形式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从早期篇幅较短的小诗发展为能容纳多种题材、长达百行的诗组。这一时期创作的短小的诗歌也并不轻松，而是沉重的，诗歌将恐惧拟人化，并将其看作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状态。如1936年8月创作的《但丁》写出了但丁的高傲和伟大：被流放的诗人并不忏悔，甚至“死后没有回到/自己那古老的佛罗伦萨”。除了大量短诗之外，她还写出了两部叙事长诗——《安魂曲》和《没有英雄的叙事诗》。《安魂曲》被帕甫洛夫斯基评价为“是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这不仅是在意义层面，也在于其形式：接近于民间的送别曲。《安魂曲》中除了庄重崇高的语体，还运用了白话文、民间表现形式。浓郁的民间文学特色也是阿赫玛托娃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阿赫玛托娃将其叙事诗歌的惯有风格与传统叙事谣曲的主题和情节融为一体，并加以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谣曲抒情诗。
作为一名抒情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创作还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元素，它们的存在增强了作品的日常性、生动性和可感性。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具有较为明显的小说的特征，尤其是心理小说特征，具体表现为：在她的诗歌中可以看到许多诗人和作家的肖像画描写、紧张的情节、男女主人公的对白以及心理描写等。
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从阿克梅主义起步，通过自己漫长而紧张的一生，走向现实性和历史主义。其爱情题材的抒情诗是她的重要成就和独特的艺术创新。阿赫玛托娃早期诗歌短小精悍，最长不超过十六至二十行。因此，它们便于记忆，被一代又一代俄国人背诵。
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她的风格是俄国诗歌的古典传统与现代经验的有机结合。 她的抒情诗中的爱情总是被她以心理描写深度和准确的精度表现出来。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心理描写继承自俄罗斯古典文学。同时，东西方文学的各个分支传统和影响同样进入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从而巩固和加强了其诗歌创作的全人类文化基础。因此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是现代俄罗斯、苏联和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阿赫玛托娃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以及“20 世纪的萨福”。
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评价安娜为：“纵观她的全部创作生涯，她表达的内容自始至终明晰易懂。她是她那一代作家中的简·奥斯汀。”
以赛亚·伯林对其评价是：“她是表率：对于那些相信个体不足以对抗历史进程的人来说，她的勇气是不可亵渎的，不可征服和道德上不可谴责的。”
1988年，位于美国的国际行星研究中心以女诗人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
1989年，在阿赫玛托娃百年诞辰之际，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把这一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
2014年6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座城市共同举办了纪念阿赫玛托娃的诞辰125周年的系列活动。位于圣彼得堡的安娜·阿赫玛托娃文学博物馆有两个展览开幕，分别名为《真正的二十世纪——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同时代人肖像》和《到诗人家去做客》；同时，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名为《世界文化领域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国际科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