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4 17:47
俄罗斯帝国（俄语：Россійская Имперія；英语：Russian Empire；又称全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存在于1721年至1917年的封建专制的多民族国家，其首都最初是圣彼得堡，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名为彼得格勒。
该帝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上领土面积第二大的国家，仅次于英国。它的领土覆盖了多个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芬兰、波兰的大部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1867年前还控制着阿拉斯加州。十月革命前，俄国共有68个省，辖687个县。1897年俄罗斯帝国的人口约为12564万。
俄罗斯帝国诞生于1721年10月22日，彼得大帝（Пётр I）改称全俄罗斯皇帝，此后莫斯科大公国改称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从1721年至1917年统治俄罗斯帝国，并于18世纪中后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达到鼎盛。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的俄罗斯参与全欧洲抵抗拿破仑·波拿巴的反法同盟，并成为战后神圣同盟的领导者，此后长期充当“欧洲宪兵”的列强角色。但由于长期存在的农奴制，俄罗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工业化逐渐落后于其他欧洲强国，19世纪中叶，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虽然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进行俄国农奴制改革，但是并不彻底。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再次失败，进而导致了1905年革命的爆发。1914年8月，政局动荡不定的俄罗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中俄罗斯战局失利，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导致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签署退位声明，俄罗斯帝国灭亡，俄罗斯共和国（俄国临时政府）成立，但同年就被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革命推翻，由苏俄取代。
在政治体制方面，俄罗斯帝国最初是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皇帝拥有绝对权力。这一制度基于"东正教、专制、民族"的思想。直到1905年革命后，才逐渐转向二元君主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俄罗斯帝国在20世纪初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到10.1%，工业生产在世界上排名第五。然而，由于农奴制度的存在，俄罗斯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工业化方面相对落后于其他欧洲强国。
俄罗斯帝国是1721年至1917年间俄罗斯的国名。而在此之前，按俄罗斯及世界主流学派观点，俄罗斯沙皇国（Царство Русcкое）是自1547年伊凡四世称沙皇至1721年彼得一世称皇帝期间俄罗斯的国号，而1721年彼得一世在与瑞典的大北方战争胜利后，被俄罗斯元老院授予“全俄罗斯的皇帝”的头衔，正式称皇帝，从此以后的俄罗斯正式国号为“俄罗斯帝国”，“全俄罗斯的沙皇（凯撒）”的称号也变成了“全俄罗斯的皇帝”。
在俄语中，俄罗斯（Poccия）一词出现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15世纪才开始出现于俄国史籍上，18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形成时才得以确定。 此前的文献里，俄罗斯人的自称只有罗斯（Русь）和俄罗斯地域（Русская）。
而世界各国语言中“俄罗斯”一词的翻译及发音方式与俄语词源“Россия”不尽相同，如英语 “Russia”、德语“Rusaland”、法语 “Russie”、西班牙语“Rissia”、葡萄牙语“Russia”以及日语中的“露西亚”，都是俄语“Россия”的直接转译。而汉语俄罗斯的译名，则因其词首的“俄”字发音而与俄语词源和各国译名中以“r-”为首的发音格格不入。
在汉语中，对基辅罗斯（Русь）一词的最初译名，源自蒙古西征带来的文化交流。蒙古西征后，蒙古从1240年一直统治罗斯各公国到1480年。而在中国，元代的蒙汉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有关“Русь”的记载。 但蒙古族在接触俄罗斯人时，因为蒙古语受突厥语影响颇深，而突厥语本族词是不能以“l-”“r-”开头的。因此，“R”之前就加了一个“O”，将罗斯“Русь”译为蒙古语发音形式“oros”，后来汉译又由蒙古语译名转译为“斡罗斯”。
明代时，俄罗斯曾派使者访华，受到万历的接待，并留下了“中国万历皇帝，有二人自罗斯来，中国万历皇帝语彼等俄罗斯人曰：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 ”的记载，这里提到的罗斯，则是直接译自俄语中的“Русь”。与此同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传教士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也标“Russia”为“鲁西亚”
到了清代，尤其是17世纪上半叶俄国哥萨克骑兵侵扰中国黑龙江省地区后，中俄两国间开始有了政府间及民间的交往。清朝官方文献最初使用了多种名称来称呼俄罗斯，包括了“鄂罗斯”和“俄罗斯”；而黑龙江地区的居民则用“罗刹”来称呼来劫掠俄国哥萨克。但到了乾隆，爱新觉罗·弘历下令统一了这些名称，最终确定为“俄罗斯”。从此这一译名从清朝以后就在汉语中固定下来，结束了自元代以来“Россия”译名的混乱不统一状态，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清俄《北京条约》都使用了“大俄罗斯国”，“俄罗斯”一词借此延续了官方名称的地位。
在现代汉语中，罗斯一般代指以基辅罗斯（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为代表的早期东斯拉夫人罗斯国家，以及以东欧平原为中心的罗斯地区，而俄罗斯国家则是在莫斯科大公国基础上形成的，其国名源自莫斯科大公国在兼并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及波兰等地后，统治范围囊括整个罗斯地区，因此沿用了拜占庭时期古罗斯的国名“Россия”，自此该国名由此确立。
俄罗斯民族的祖先是成长于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的一支，他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组织特别是原始社会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东斯拉夫人的一支，早期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西起德涅斯特河、东到第聂伯河以及黑海北岸的广袤的东欧平原上。
在社会组织方面，东斯拉夫人的原始公社制度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集体所有制和民主自治的社会形式。这种制度有两个基本单位：家族公社和部落公社。家族公社由同一祖先衍生的亲属组成，共同居住、耕作和分配收入，有一个家长作为领导者负责管理内部事务和代表外部联系。部落公社则是由若干家族公社组成，共享一片土地和一些公共设施，有一个长老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法律和裁决纠纷，同时还有一个首领作为军事指挥者，负责抵御外敌和征服新土地。
862年，留里克建立起了对诺夫哥罗德地区的统治，罗斯国家开始诞生。882年，留里克的亲属、诺夫格罗德公国的奥列格大公征服基辅公国和其他一些部落，逐步以基辅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国家，史称基辅罗斯，并取得了基辅大公称号；同时奥列格还制定了基辅罗斯的第一部法典《罗斯法令和法律》，把居民分为自由人和奴隶，又把自由人分为富人和穷人，明确规定：抢劫富人财产的穷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标志着罗斯民族正式进入阶级社会。13世纪初，在基辅罗斯自身的衰落和蒙古的入侵下，基辅罗斯分裂，境内诸侯分立。
此后的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罗斯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莫斯科大公国为中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这便是俄罗斯国家的雏形。
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采用沙皇称号，自此以后封建专制的俄罗斯国家一直被称为沙皇俄国（俄罗斯沙皇国）。1549年建立起俄罗斯第一个封建阶级代表机构——全俄罗斯绅会议，并以此为基础于1550年颁布《1550年法典》（也称苏德布尼克法典，Sudebnik），初步建立俄罗斯中央集权法律体系，该法典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规范行政和司法，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同时限制地方政府、波雅尔和修道院的权力；其次调整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包括土地所有权的调整和农民的出走权；最后明确立法程序，确立沙皇和波雅尔共同参与立法的原则。1565年开始推行特辖领地制，并设立相应的特辖军团，打击了俄罗斯贵族阶层的势力。在对外扩张上，伊凡四世率领俄罗斯吞并了前钦察汗国的领土，大大扩展了疆域；同时还向西伯利亚地区广泛探索并进行殖民，但因为立窝尼亚战争的失利及带来的国内民生凋敝、伊凡四世的驾崩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在伊凡四世之子费奥多一世死后，留里克王朝绝嗣，俄罗斯随即进入了俄罗斯混乱时期（1606-1613年）。
1606到1613年间的俄罗斯内外交困，所以该时期也被称作“混乱时期”。留里克王朝的绝嗣和农作物的歉收加剧了社会不安，导致鲍里斯·戈杜诺夫的统治在内战中结束。波兰立陶宛联邦也趁机多次入侵，甚至一度占领了莫斯科，推翻了当时的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并立波兰王公瓦迪斯瓦夫四世为俄罗斯沙皇。
到了1611年和1612年，俄罗斯全国爆发反对外国入侵的起义，其中以1610年底起兵的贵族波扎尔斯基（Пожарский）起义军和1611年秋起兵的下诺夫哥罗德商人库兹马·米宁（Кузьма Минин）起义军声势最为浩大。1612年11月4日，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率领的起义军成功将波兰武装力量驱逐出莫斯科。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波兰的干预，也为后来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613年，在驱逐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入侵者以后，全俄罗斯缙绅会议选择了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Михаил I Фё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作为新沙皇，开启了罗曼诺夫王朝，该王朝总共诞生了18个沙皇，直到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为止。
在内政方面，罗曼诺夫王朝推动了中央集权和农奴制的加强。引导贵族与沙皇合作推动官僚化和中央集权，并在1649年颁布了1649年会议法典，以法典形式强化了封建农奴制度。这一过程导致了农民和市民的不满，爆发了多次反叛和起义，如1666年的拉辛起义等。
在对外关系上，17世纪中叶，俄罗斯开始扩张领土，通过1654年-1667年的俄波战争将第聂伯河左岸的东乌克兰纳入领土范围；而在西方则通过殖民征服了西伯利亚地区和东北亚的众多地区，并在该过程中入侵黑龙江省地区，与清代发生冲突，最终在1689年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了阿穆尔地区的领土范围。
1682年，彼得一世继位，但其继位初期因为年幼而受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摄政，直到1694年亲政。亲政伊始，彼得一世便在1695年至1696年间夺取了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黑海亚速夫港口。同时为组建反土同盟，彼得大帝于1697年亲率大使团赴西欧各国，在争取反土盟友的同时，学习西欧各国先进的政治、军事和科技知识。从1700年至正式称帝的1721年，整整21年间，彼得一世都致力于俄罗斯的改革，总共包括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宗教改革和经济改革四个方面。
在行政方面，彼得大帝认识到俄国在政治制度上与西欧的差距。开始分阶段进行行政改革，1699年设立市政院，使商业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阶级得以参与市政决策；1708年开始第一次省政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拥有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及地位。同时第一次省政改革还将全国划分为八大省，每省设一名拥有行政军事大权的总督，再设立由地方贵族组成的省参议会用以监督总督。1711年，彼得一世为提高俄国中央政府行政效率，成立最高国家管理机构参政院，并下设十一个委员会以分管各项专门事务。
在军事改革方面，彼得大帝在1699年和1702年的两次赦令明确了俄罗斯军队的征兵制度，规定了具体的征兵比例和次数，以确保军队得到持续和稳定的人力补充。在1716年颁布“军事法规”，改革了俄国陆军的组织结构，并开始树立俄国军队的国家观念；次年颁布“海军章程”，明确了俄国海军的战略地位及组织结构。在1720年成立“陆军院”加强陆军总司令的权力，以便更有效的调动军队。这一系列军事改革使俄国军队在彼得一世逝世的时候，已成为一支陆军超过20万人，海军超过300艘舰艇的军事力量。
在宗教改革上，1701年彼得大帝下令限制或没收教会财产，改组宗教管理机构，打击僧侣势力。1721年颁布关于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废除总主教的职衔，并建立由世俗官员管理的宗教委员会。基本结束俄罗斯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使教会权力从属于世俗政权。
在经济改革方面，1714年通过的“一子继承法”，规定贵族只能将其不动产传给一个儿子，这不仅有助于土地的集中，还能巩固贵族地位，同时通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陆海军来招收无地的贵族。1722年发布“官秩表”，使俄国官僚录取制度从以门第取仕到论功取仕，使一些非世袭贵族和出身微寒的人也能升到高位。1723年，彼得大帝为满足国家巨大的开支实施人丁税，首先进行了人口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征税。这一政策虽然扩大了国库的收入，但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并加强了贵族地主对农民的控制。
在彼得一世亲政之前，俄罗斯一直受土耳其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封锁。亲政后，彼得一世决定以武力夺取亚速夫要塞，以获得黑海港口。1695年的第一次远征失败后，彼得一世并没有放弃，反而吸取了教训，决定建立一支海上舰队来配合陆军。1696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再次对亚速夫发起攻击。这次由于有了庞大的舰队支持，俄军能够从海上封锁亚速夫，切断土军的补给线。最终，在同年的7月，亚速夫要塞的土耳其驻军投降，俄军成功夺取了亚速夫这座黑海港口。然而，尽管亚速夫港被俄罗斯成功夺取，但俄罗斯船只依然无法自由通行于黑海，因为连接黑海与亚速海的刻赤海峡仍然被土耳其控制。
波罗的海作为北欧地区的战略和交通要道，长期以来是周边国家争夺的焦点。
大北方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俄国资产阶级急需打通到西欧的最短通道—波罗的海，以扩大市场。而彼得大帝亲征初期曾试图与奥斯曼土耳其争夺黑海出海口，但遭失败。后将目标转向波罗的海，企图利用萨克森、丹麦与瑞典的敌对关系以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最终于1700年正式向瑞典宣战。
大北方战争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在战争初期，瑞典国王以军事威胁迫使丹麦退出北方同盟，同时在纳尔瓦战役中重创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然而，彼得大帝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视此为“很好的学校”，开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和外交活动，逐渐增强了俄国的军事实力。
在战争的中期，彼得大帝的军事和外交才能开始显现。外交方面彼得一世成功地争取到了波兰对俄罗斯的支持，同时在彼得一世的军事改革下，俄军的战斗力得到提升，为俄军转为攻势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俄军还在多个重要战役中抓住了战机，最具代表的便是彼得率军亲征，在1709年俄瑞两军决战的波尔塔瓦会战中重创瑞典军队，使得瑞典陆军失去了优势。
到了战争的后期，瑞典逐步转为守势，尤其是在1714年的汉古特海战中，彼得一世进一步重创了瑞典军队，使瑞典海军也失去了优势，同时确立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1721年，瑞典正式投降。这场战争不仅标志着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流大国，也为俄国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户”：彼得大帝下令在新夺得的出海口上建立圣彼得堡，并于1721年正式宣布成立俄罗斯帝国。
从1725年彼得大帝逝世，到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俄国进入了一个长达三十七年混乱的宫廷政变时代，期间更换了六位皇帝，
彼得一世的继任者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即叶卡捷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 I），仅在位三年（1725年-1727年5月），被认为是强势高级官员集团下的一个傀儡。不过叶卡捷琳娜一世仍在1727年通过《布连斯奇条约》与清朝明确了分治蒙古南北部的边界线，确立了对布里亚特地区、中西伯利亚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殖民，并且改善了通商关系。
1727年5月，叶卡捷琳娜一世逝世，其未成年的孙子彼得二世(Петр II)继位，在位仅三年（1727年5月-1730年）便夭折，随后俄罗斯贵族们决定邀请彼得大帝的侄女安娜·罗曼诺娃（Анна I）即位，在位十年（1730年-1740年），在位期间是贪图享乐，并且大肆重用以比隆为代表的德意志贵族。
1740年10月，安娜一世逝世，伊凡六世（Иван Ⅵ）继位，同时比隆任摄政王，仅一个月后便被捕流放，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名德意志人贵族奥斯特曼摄政，但其摄政依然于1741年11月25日被俄国贵族推翻，并且拥立彼得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I Петровна）继位。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在位20年（1741年-1761年），在位期间恢复了彼得大帝时期的改革政策，同时指定自己的外甥德意志人卡尔·彼得为继承人。1761年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逝世后，卡尔·彼得继位，成为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Петр III），再次开始推行德意志化政策，但仅在位半年便被俄国贵族推翻，转而拥立其妻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即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62年7月9日，彼得三世被推翻，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了其统治。此时欧洲启蒙思想盛行，叶卡捷琳娜早在继位前便受其影响，同时也与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书信往来探讨治国之道。同盟的熏陶下，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后决定实行“开明专制”的改革。
“开明专制”也叫“开明君主专制”，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主张。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德尼·狄德罗等。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迷信，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运动。这些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企图不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所谓“开明君主专制”、建立“君主和哲学家的结合”来实现理想的君主立宪制度。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的对内政策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773-1775年农民战争以前的时期，这个时期称为“开明专制”时期；二是1773-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以后，特别是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的时期，这个时期称为公开的贵族反动时期。
1763 年，完善国家管理制度，改革参议院，设立内阁，加强皇权统治；1764 年：取消乌克兰盖特曼，开始限制哥萨克的自治权。
1765 年，取消扎波罗日军，取消乌克兰哥萨克的自治权，实行省一级管理制度；丈量国有土地，赏赐贵族；颁布《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给予贵族特权。
1767 年，成立新法典编委员会，并为该委员会颁布《圣谕》，《圣谕》由22章655条组成，绝大部分系抄袭西欧启蒙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并非正式立法，仅为新法典编撰的指导文件，也未向社会公开。但新法典的编撰因为农奴制问题僵持不下无法解决，使得新法典无法制定，新法典编纂委员会也于1769年暂时解散，1774年正式解散。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波兰因为自由否决权和自由选王制而使得中央政府长期瘫痪，地方农奴制贵族崛起，最终导致国力衰弱。1764年，俄罗斯与普鲁士王国秘密签订了共同反对波兰的协定，企图在1766年强迫波兰通过非天主教徒同天主教徒权利平等的法案，遭到拒绝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7年入侵波兰，并于次年通过了该法案。
1768年，奥斯曼土耳其抗议俄国入侵波兰过程中侵犯了土耳其边境，并且违反1711年普鲁特条约中关于不得在波兰驻军的规定，要求俄军撤出波兰。在遭到俄国拒绝后，于1768年10月6日向俄国宣战，史称第六次俄土战争。奥地利和普鲁士也担心俄国对波兰的侵略可能会危及自身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故计划支持土耳其反俄。
在俄土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外交上的孤立，阻止奥地利倒向土耳其一边，叶卡捷琳娜二世放弃了原来兼并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而维持一个软弱波兰附属国的计划，接受了普鲁士瓜分波兰的建议。1772年，俄普奥三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1773年9月30日，波兰国会在沙俄军队刺刀的威逼下，批准了瓜分条约。
而在与土耳其的第六次俄土战争中，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在取得了一系列战果后，由于普加乔夫起义的爆发而急需回防，土耳其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选择求和，双方于1774年缔结和约，俄罗斯获得了黑海出海口。
18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贵族专制的强化，俄国农民也面临日益加剧的剥削和压迫。地主不仅加重了农民的劳役负担，还有权将他们流放或投入监狱。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如乌拉尔，农民被迫在工厂长时间劳动，而非俄族人民如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人和莫尔多瓦人等更是面临土地被霸占和各种贡税的重压。同时，乌拉尔南部的雅伊克哥萨克因政府限制其传统生计和自治权，也日渐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农民和哥萨克开始频繁地起义，并最终酝酿了普加乔夫起义。
在起义之前，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宣称自己是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并通过许诺将赶走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获得了百姓的爱戴。1773年9月17日，普加乔夫正式起义，并在1773年9月至1774年3月间围攻沙皇政府在欧洲东南地区的统治中心——奥伦堡，但因未抓住时机进军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而贻误了时机。
1774年3月至7月，俄罗斯军队开始包围阻截起义军，1774年3月22日，普加乔夫在塔季谢夫要塞附近（离奥伦堡不远）被打败，被迫放弃对奥伦堡的包围，并率余部转到乌拉尔工厂区，并于7月12日攻陷喀山城后，在7月31日以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的名义颁布了一份明确否定农奴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但在喀山被政府军收复后，持续追击起义军，于1774年9月9日抓捕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并于1775年1月将其处死。
普加乔夫起义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认识到光靠“开明专制”无法让国家得到真正的稳固，所以其改革开始走向“专制化”。于1775 年：颁布《全俄帝国各省管理体制》，取消省州县三级管理体制，实行省县两级管理体制；为防范农民起义而设置更多的基层县，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1783年，取消乌克兰农奴迁徙的权利，在乌克兰地区从法律上肯定了农奴制的存在，标志着俄国农奴制度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发展到了顶点。
1785年，为了给予贵族特权和资产阶级利益，扩大政权基础。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了《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和《俄罗斯帝国城市权利和利益敕书》，对贵族在俄国的特权等级地位在法律上加以确认，贵使贵族阶层真正成为了“自由”阶层；同时给予城市市民一定的自治权，提高了商业资产阶级在专制国家的政治地位。
在军事上，为了更好地镇压农民起义和应对欧洲的革命，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力扩充完善俄罗斯军队。到1796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陆军总数为50万，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
在第一次瓜分波兰后，波兰仍然是欧洲的一个大国，但领土和人口大幅减少。1775年，俄国大使斯塔克尔贝格开始对波兰进行干预，成立了常务院。1778年和1787年，由于普奥和俄土之间的战争，波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1788年10月6日，波兰爱国者召开“四年议会”，开始进行政治改革。1789年1月，议会废除了常务院和“根本法”。1790年7月，普奥两国签订协定，导致波兰的国际环境恶化。1791年5月3日，波兰通过了历史上著名的“五三宪法”，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发展资本主义。然而，这一举措遭到了俄普两国的强烈反对。1792年5月18日，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波兰军队虽然奋勇抵抗但最终失败。1793年1月23日，俄普两国签订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同年6月17日，在格罗德诺召开的波兰议会被俄国军队威逼，最终在8月17日被迫接受第二次瓜分。
在第二次瓜分波兰后，1794年3月24日，波兰爆发了由兰塔代乌士·科希秋什科领导的全民抗俄武装起义，即科希秋什科起义。起义军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战果，然而从5月份开始，战局逐渐恶化。6月，起义军遭到俄普联军的重创。9月，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增援华沙，10月10日，起义军在玛切约维策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11月4日至6日，华沙最终失守，起义失败。
压制科希秋什科起义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决定彻底消灭波兰。由于俄普奥三国分赃不均，矛盾激化，特别是普奥两国因争夺克拉科夫陷入僵局。1795年1月3日，俄奥两国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普鲁士王国则在10月24日被迫接受这一现实并签订协定。根据协定，俄罗斯吞并了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共12万平方公里；波兰从此被完全瓜分并灭亡，直到123年后的1918年才恢复独立。
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革命引发了欧洲各封建君主，特别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极度反感和反击。当时，俄国正忙于与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最初对法国革命的性质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然而，随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的出逃未遂和被押回巴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积极组织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
1791年10月，俄瑞两国签订了防御同盟条约，并准备用战争恢复路易十六的政权。到了1792年春，第一次反法联盟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推动下几乎成型。然而，由于列奥波特二世和古斯塔夫三世的突然去世，武装干涉被推迟。法国政府先发制人，于4月22日对奥地利宣战，7月24日对普鲁士宣战。
1794年，反法联盟军队连连失败，联盟内部矛盾加剧。到了1795年，普鲁士王国和法国开始和平谈判，并在4月签订了和平条约。尽管如此，叶卡捷琳娜二世并没有放弃反法立场，反而决定派遣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将军率领六万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去法国镇压革命。1796年9月，尽管面临财政困难，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是决定直接与法国交战。然而1796年11月7日，叶卡特琳娜二世突然中风身亡，其子42岁的保罗一世（Па́вел I）继位。
保罗一世在1796年至1801年的五年在位期间，面临着农奴制危机的加剧和社会不稳。在他上台的头三年里，32个省发生了278起农民起义，特别是在农奴制度最发达的中部地区。为了缓和这些社会矛盾，保罗一世试图通过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削弱贵族特权来维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贵族的广泛支持，反而导致了他最终的暗杀。
除了社会和经济问题，保罗一世也对皇位继承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在1797年4月5日，他废除了1722年由彼得大帝颁布的敕令，规定皇位由罗曼诺夫家族世袭，从而结束了十八世纪的皇位继承混乱。与此同时，他还发布了限制农奴劳役的敕令和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但这些改革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执行和支持。
在军事方面，保罗一世试图加强军队纪律，推广普鲁士王国式的军事训练和管理。这一政策在近卫军和一些高级军官中引发了不满，包括杰出的陆军将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在内。这些不满情绪最终汇聚成了对他的反抗，导致他被暗杀，结束了他短暂但充满变革的统治。
在对外方面，保罗一世初步采取了休养生息和和平的对外政策，甚至在1797年与革命后的法国督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以恢复外交和贸易关系。然而，由于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性行为和对欧洲封建制度的威胁，俄法关系逐渐恶化。1798年底，俄英两国缔结新的同盟条约，形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
在反法联盟的框架下，俄国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1799年1月，俄土两国签署同盟条约，俄国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率领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击败法军并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中的几个小岛。1800年4月1日，俄土两国在伊斯坦布尔市签署协议，建立了爱奥尼亚塞普丁修拉共和国。同时，俄国陆军在意大利战场也表现出色，1799年4月占领了米兰和都灵，将法军赶出意大利北部。
然而，俄罗斯与反法联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逐渐紧张，反而转向了法国。1800年1月，保罗一世因对奥地利的不满而召回了在瑞士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并在4月断绝了与奥地利的外交关系。与英国的关系也因争夺地中海影响力而恶化，1800年12月，俄国与瑞典、丹麦和普鲁士王国组成新的武装中立同盟，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1801年3月，英国舰队出现在波罗的海，威胁俄国安全。
在国内外压力下，保罗一世的统治遭到了广泛反对。1801年3月23日夜，他在卧室里被几名军官用丝带缢死，结束了他充满波折的统治。
1801年3月24日，保罗一世的长子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继位，称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他宣布将遵循他的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法律和精神”来治理国家。他在统治初期颁布了一系列恢复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的贵族特权的法令，并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作为沙皇的咨询机关。
尽管亚历山大一世由政变分子推上台，他并不信任他们，反而更倾向于信任一些贵族青年，如帕维尔·斯特罗甘诺夫等，他们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秘密委员会”。1802年9月20日，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建议，亚历山大一世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包括设立八个中央部门。
斯佩兰斯基是亚历山大一世后来的重要顾问，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1809年，斯佩兰斯基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改革计划，名为《国家法典绪论》，该计划仍然保留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但提出了实施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
然而，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在贵族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1812年，由于拿破仑·波拿巴的威胁和贵族的反对，亚历山大一世最终决定放弃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方案，将他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
在教育方面，亚历山大一世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803年，新成立的国民教育部开始实施《国民教育初步章程》，促进了俄罗斯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其效果有限。
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后，迅速改变了父亲的对外政策，转而回归反法同盟。1801年3月23日夜，他下令从奥伦堡召回哥萨克骑兵团，结束了与拿破仑·波拿巴的印度远征计划。同年6月和10月，他分别与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海上协定和和约，稳固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关于东方问题，他最初采取缓和政策，但最终在1801年9月12日签署了合并东部格鲁吉亚的宣言。
1803年，由于拿破仑的行动触犯了俄罗斯利益，俄法关系逐渐紧张。1804年3月，拿破仑逮捕了波旁家族的昂吉安公爵，亚历山大一世随即提出抗议。1805年4月11日，英俄同盟条约在彼得堡签订，标志着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形成。然而，该同盟在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遭到惨败，导致第三次反法同盟的瓦解。
1806年，亚历山大一世开始组建第四次反法同盟。但在耶拿-奥埃尔施塔特战役中，普鲁士军队遭到重创，拿破仑·波拿巴随后占领了柏林。1807年，经过多次战役和失败，亚历山大一世最终决定与拿破仑和谈。6月19日，俄罗斯请求休战，7月7日，提尔西特和约签署。
根据提尔西特和约，俄国获得了波兰的部分领土，但也接受了拿破仑在欧洲的多项变动，并承诺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1808年，亚历山大一世利用与拿破仑的和约，派军入侵芬兰，随后在1809年成功占领该地区。
在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广到其他国家，包括普鲁士王国和华沙大公国。他在这些地方实施了《拿破仑法典》，废除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引发了俄罗斯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对他们来说，拿破仑成了“革命的瘟疫”和对俄国农奴制度的巨大威胁。到了1811年，拿破仑已经扩张到俄国边境，并公开表示要征服俄国以确立世界霸权。这一侵略行为激发了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
1812年5月，拿破仑·波拿巴离开巴黎，6月22日抵达维尔科韦息卡，并下令开始对俄国进攻，俄法战争爆发。由于在数量上不占优，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被迫后撤，拿破仑趁势命令法军追击，向俄国腹地推进。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法军逐渐疲惫不堪，物资短缺，兵力也逐渐减少。8月16日，法军向斯摩棱斯克发动总攻，但未能彻底击败俄军。
9月，俄军主动放弃莫斯科，拿破仑虽然占领了莫斯科，但未能迫使俄罗斯投降。随着冬季的临近，法军开始撤退，遭到俄军和农民游击队的不断骚扰。最终，拿破仑·波拿巴的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标志着1812年卫国战争的结束。
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后，于1812年12月18日返回巴黎，随即立即开始调集兵力，准备卷土重来。亚历山大一世在1813年1月13日率领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出国，与普鲁士王国、英国等国结盟，形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在1813年10月16-18日的莱比锡市之战中，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迫使拿破仑撤退。到了1814年1月，联军已渡过莱茵河，战争转入法国境内。
在1814年3月31日，亚历山大一世率领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标志着反法同盟在战争中的最终胜利。拿破仑·波拿巴在4月6日发布退位文告，被放逐到厄尔巴岛，结束了长达15年的反法战争。
1814年5月3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新国王路易十八在同盟军的支持下登上王位。紧接着，5月30日，俄、英、普、奥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其中对战败的法国相对宽容。为了解决战后的政治和领土问题，反法同盟决定在1814年10月1日召开维也纳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法国革命的影响，恢复封建专制制度，并重新划分欧洲的政治地图。
维也纳会议期间，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坚决主张保留战时占领的华沙公国，并在那里建立属于俄罗斯帝国的“波兰王国”。这一立场得到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支持。然而，当拿破仑于1815年3月1日离开厄尔巴岛并在法国南部登陆后，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不得不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这一突发事件促使会议达成妥协，最终在1815年6月9日签署了《最后文件》，其中俄国获得了华沙公国的大部分领土。
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和拿破仑·波拿巴的第二次退位后，亚历山大一世提出了建立神圣同盟的想法，以镇压新的革命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1815年9月26日，亚历山大一世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建立神圣同盟的文件。这一同盟实质上是俄、普、奥三国君主为了镇压新的人民革命而订立的特种互助条约。在反法战争中，亚历山大一世在维护欧洲封建秩序和压制欧洲革命力量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俄国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在拿破仑·波拿巴入侵和反法战争后，俄罗斯农奴制经济遭受重创，农民和工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剥削。农民对改善自己的地位抱有期望，但战后情况更加恶化，地主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1816-1825年间，农民和工人的反抗活动明显增多，包括拒绝缴纳沉重的代役租和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同时，军队中也出现了反对农奴制和不满军官的士兵骚动。这一时期，贵族阶级中的进步人士和学者开始对现行制度进行批评，提出必须进行内政改革。这些群众运动和思想潮流表明，战后的俄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和冲突。
在日益高涨的人民反抗和进步思潮面前。阿拉克切耶夫（Алексей·Андреевич·АРАКЧЕЕВ）作为沙皇的顾问，成为沙皇政府一系列反动政策的执行者，故该时期也被称为“阿拉克切耶夫暴政”。从1803年被亚历山大一世召回开始，阿拉克切耶夫迅速成为沙皇内政的首席顾问，并从1815年起在国家机关、军队和农村建立了一套警察专横体制，使俄国进入了“阿拉克切耶夫体制”黑暗时期（1815-1821）。
在这个时期，阿拉克切耶夫政府加强了对农奴的压迫。1815年，欧洲战火刚刚停息，政府便颁布了禁止所有农民“寻求自由”的法令。1822年和1823年的法令进一步加强了地主对农民的权力，大大增加了贵族的土地数目。同时，为了抑制农民的反抗，从1816年起广泛推行军屯制，将农民变成世代相传的士兵，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除了军屯制外，阿拉克切耶夫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来消除自由思想的影响。1816年，教育部被改为“宗教事务和国民教育部”，大学课程被迫按照圣经教义进行。书报检查制度也被加强，严禁任何可能“动摇信仰和善行”的言论。这一系列措施不仅加强了专制统治，也激发了人民和贵族出身的先进分子的愤怒和反抗。
1825年12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探望有病的皇后途中，得了伤寒热症，于塔甘罗格突然逝世。
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后嗣，按照俄罗斯帝国的皇位继承法，没有后嗣的皇帝的皇位应由其亲弟弟来继承。但其大弟弟康斯坦丁不愿继承皇位。于是亚历山大一世就秘密地写了一份诏书，将皇位传给自己的第二个弟弟尼古拉·巴夫洛维奇。这件事亚历山大一世一直保密，只有其母后、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和戈利津公爵以及诏书起草人菲拉列特大主教知晓。1825年12月1日，亚历山大一世因患热症突然去世，宫廷里立刻展开了一场关于未来新沙皇明争暗斗。参政院和国务会相继向康士坦丁宣誓效忠。尼古拉一世的母亲知晓亚历山大一世曾留有一封将皇位传给尼古拉的遗诏，忙让公爵找来宣读，以阻止康士坦丁的继位，后康士坦丁写信回圣彼得堡，声明不愿继承皇位。于是1825年12月14日，尼古拉举行了新皇登基仪式，并告示天下，是为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在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农奴制度危机加剧，催生了一批主要由贵族和年轻军官组成的革命家，即十二月党人。他们深受俄国进步思想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阅读过伏尔泰、让-雅克·卢梭等启蒙作家的著作，并研究过西欧资产阶级宪法。他们通过各种聚餐会等社交活动开始秘密结社，讨论时事和朝政，先后形成了救国协会、幸福协会等具有纲领性质的组织。随后诞生的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更是拥有了明确的行动纲领，虽然在纲领和策略上有所不同，但共同的目标都是推翻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十二月党人的活动并不仅限于俄罗斯内部，他们还与波兰等国的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尽管面临着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缺乏群众基础以及与现实政治环境的矛盾等困难和挑战，但他们的出现无疑为俄国的社会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彼斯特尔和穆拉维约夫等人，他们不仅参与了组织的建设和活动，还积极拟定了具有前瞻性的宪法草案，如《俄罗斯法典》和《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
1825年12月26日，十二月党人在亚历山大·别斯杜日夫和米哈伊尔·别斯杜日夫的领导下，正式发动了武装起义，目的是反抗即将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尽管起义者聚集在参政院广场，高呼“康斯坦丁万岁”等口号，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指挥和目标，以及尼古拉一世的多方阻挠，起义最终未能成功。尼古拉一世为了镇压起义，调集了大量军队和火炮，围困了起义者。十二月党人起义最终被镇压，据统计，这次冲突中共有1271人死亡，包括起义者、军官和平民。随后，尼古拉一世展开了残酷的报复行动，亲自审问了起义的主要成员，并通过假装的宽恕手段成功地分化了起义者。审判结果显示，五名被认为是“国事犯”的十二月党人成员被判处“特等”罪，原定执行“分尸刑”，但后来因尼古拉一世担心这种残酷的刑罚会引起欧洲的关注，因此改为绞刑。除此之外，120多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或被迫移居到那里。参与起义或受到十二月党人委托在军队中进行过鼓动的士兵遭受鞭打致死的惩罚。有些人甚至被迫穿过由一千人组成的队形，挨打12000下，通常打到3000下就足以致死。还有一些人被调往高加索与当地山民作战，不是丧命于山民的枪弹，就是因疾病而死。
此后，尼古拉一世决定加强对俄国社会的控制，于1826年6月颁布了新的出版检查条例，并在7月15日建立在“皇帝陛下办公厅＂ （建于1812年）下设立第三办公厅，掌管高级警察事务，惩办“国事犯＂，监视嫌疑犯，兼管监狱。1827年，建立了宪兵团，作为第三办公厅的执行机关。尼古拉一世还命亚历山大·本肯多夫（Alexander Benckendorff）负责人。
尼古拉一世执政后，非常关注1821年爆发的希腊对奥斯曼帝国发起的希腊独立战争，后决定介入并进一步确立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优势地位。尼古拉一世要求土耳其遵守亚历山大一世时签署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并与同样关注希腊利益的英国一起向土耳其提出承认希腊建立自己共和国并选举总统的要求。1826年4月，俄、英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关于希腊问题的议定书，要求希腊承认土耳其为共主，但可以拥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等。然而，土耳其拒绝接受这一调解，不同意给予希腊自治权。随后，法国介入此事，1827年7月，俄、英、法三国签署了关于希腊问题的伦敦条约，重申了圣彼得堡协议的内容，并增加了在必要时派舰队前往希腊海域对土耳其施压的秘密条款。然而，土耳其完全无视这些协议和条约，派遣了一支埃及舰队镇压希腊人的起义。尼古拉一世随即下令俄国舰队前往希腊海岸，并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他们也派遣了自己的舰队前往。这支联合舰队打败了土耳其的舰队。然而，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土耳其不甘失败，获得奥地利的支持继续对俄罗斯发动战争。1827年4月14日，尼古拉一世向土耳其宣战，他派遣参谋总长迪比奇（Diebitsch）元帅率领大军，自己还亲自赴前线指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渡过了多瑙河。经过陆地和海上数次激烈战斗后，俄国攻占了土耳其的一系列城堡。迪比奇还率领大军于次年7月越过巴尔干山，占领了亚得里亚堡。俄国先头部队到达离伊斯坦布尔市约60公里的地方，土耳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城下之盟。1829年9月2日，尼古拉一世与土耳其签署了《亚得里亚堡和约》。根据该条约，俄罗斯获得了自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普鲁特河一带的许多城市，大量赔款，以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通道。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的独立以及塞尔维亚的内部自治。
波兰王国诞生于维也纳会议之后，由俄国沙皇担任波兰国王进行联合统治。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粗暴地破坏1815年自己作为波兰国王而授予波兰政府的宪法，不断限制王国的自治权。尼古拉一世继位后，也开始变本加厉地实行民族压迫政策。
1828年底，年轻的波兰陆军少尉彼得·维索斯基在华沙建立秘密革命组织——“军事同盟会”，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830年秋，波兰王国因歉收而物价飞涨，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工人的不满情绪增长；与此同时在法国七月革命和比利时八月革命的影响下，波兰也呈现出革命爆发的情况。作为“欧洲宪兵”的尼古拉一世早在1830年就依据1815年成立的神圣同盟“干涉原则”而准备派兵干涉法国和比利时革命，曾下令俄罗斯帝国军队动员，并向普鲁士王国大使请求让俄罗斯军队获得过境权，以便俄罗斯军队穿越欧洲恢复荷兰对比利时的霸权。并曾向波兰总督和驻军司令康斯坦丁大公写信，要求他派出波兰武装力量参与行动。 但在1830年11月29日，波兰起义爆发，一批波兰军官先后夺取了华沙和莫德林的武器库。1831年1月，独立的波兰议会废黜了尼古拉一世兼任的波兰国王王位，并成立了波兰民族政府。尼古拉一世随即发表声明，声称只要起义者停止“无理智的斗争”，他将赦免所有人。1831年2月，他派遣迪比奇统领十余万大军和336门火炮进攻波兰。然而，在华沙近郊的格罗霍夫，迪比奇的军队遭到了波兰人的顽强抵抗。与此同时，康斯坦丁大公和迪比奇元帅相继死于霍乱。因此，尼古拉一世在对军队指挥体系进行调整的时候，便暂缓了对波兰的征讨。此后1831年6月，帕斯凯维奇（Paskevich）接替迪比奇成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统帅后，对波兰民族政府发动激烈进攻，并最终于1831年9月镇压了波兰起义。之后1832年2月14日，尼古拉一世废除了亚历山大一世1815年通过的波兰宪法，颁布了《不可分割规章》，取缔波兰政府的一切机关，并代之以俄国人担任政府部门职位，使得波兰和俄罗斯帝国的关系从同君主的联合统治，变为俄罗斯帝国下属的省级行政区划。他派遣了10万大军驻扎在波兰，并以此为由向波兰索取2000万俄罗斯卢布赔款。同时任命镇压有功的帕斯凯维奇公爵为华沙公爵和波兰总督。
19世纪中期，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最终引发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是对各国反动势力的反抗，也是对维也纳体系的全面挑战。在革命前夕，欧洲各地已经出现了多起小规模的起义和抗议，如克拉科夫自由市的起义和瑞士的国内战争。同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民主和民族统一运动也在逐渐兴起。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对这一局势感到极度不安，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由俄奥普三国代表组成的“协商中心”，以密切关注欧洲的政治动态。
然而，1848年的革命爆发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首先在意大利爆发，法国紧随其后爆发二月革命，巴黎工人成功推翻了金融贵族的复辟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国。这一消息让尼古拉一世大为震惊，他立即中止了正在进行的宫廷舞会，并下达了军事动员令。尽管尼古拉一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给奥地利提供贷款和派遣军队到边境地区，但他并没有能力阻止革命的蔓延。革命的浪潮很快席卷了维也纳、佩斯、布拉格、柏林、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等地，俄罗斯本土也出现了农民骚动和不稳定的局势。
随着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于1848年三月爆发三月革命，在匈牙利也于1848年3月15日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革命压力下于次月被迫同意成立独立的匈牙利民族政府。然而，但到了1848年的夏天和冬天，欧洲大陆的革命形势开始出现转折。法国资产阶级成功镇压了巴黎工人的起义，这给各国的反动势力提供了重整旗鼓的机会。1848年10月，奥皇违背诺言开始镇压匈牙利革命，这促使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以支持匈牙利。而尼古拉一世也趁机开始了对国外革命运动的武装镇压。在国内，他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应对农民骚动，包括派遣大量军队到边境地区和严密监视人民的言行。
而在国外，尼古拉一世首先在1848年6月和8月镇压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的革命运动，对于匈牙利革命，尽管尼古拉一世在初期讨价还价，但随着匈牙利在1849年4月宣布独立并开始反攻，他决定立即出兵。尼古拉一世的决定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他认为匈牙利革命具有全欧性质，可能导致整个东欧旧体系的崩溃。其次，他看到这是一个机会，通过镇压匈牙利革命来强化俄罗斯在多瑙河和黑海上的霸权，同时使奥地利更加依赖俄国。因此，在1849年5月，尼古拉一世发布了派遣15万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干涉匈牙利革命的声明。匈牙利人民在俄军的入侵下展示了极大的抵抗力量。他们不仅得到了俄国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甚至在俄军内部也有士兵加入匈牙利的革命行列。然而，由于俄军在数量上具有明显优势，以及匈牙利秋玫瑰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投降派，这些努力最终未能阻止革命的失败。
到了1849年8月，尽管匈牙利人民奋勇抗敌并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但在尼古拉一世的军事干预和大规模俄军的压迫下，在维拉高什的一战中，匈牙利起义军队被击败，其指挥官格尔盖依率部投降了俄罗斯军队，匈牙利革命最终被血腥镇压。
自1828年-1829年的第九次俄土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一直未能真正止息。而到了50年代初，这一冲突再度升级。纠纷的核心是俄罗斯帝国东正教及其教徒在土耳其帝国领土上的地位和权益问题。在此背景下，英国和法国站在土耳其一边，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1853年2月末，尼古拉一世派遣特使缅希科夫（Menshikov）公爵搭乘俄罗斯军舰进入土耳其领土，并表达了他的要求。然而，这引发了英、法等国的不满，土耳其也拒绝了俄罗斯帝国的要求，并开始限制东正教的活动。作为回应，尼古拉一世于8月出兵8万人占领了多瑙河两个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英国和法国也不示弱，派出军舰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以支持土耳其。土耳其要求俄国15天内从多瑙河两个公国撤军，但尼古拉一世拒绝了这一要求。土耳其于1853年10月4日向俄国宣战，而尼古拉一世则于同月20日发布了对土耳其的宣战书。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俄土双方在多瑙河线和高加索战场上进行了激烈的对抗，胜负不一。而在锡诺普海湾的海战中，俄国黑海舰队大获全胜，土耳其舰队全军覆没，仅有一艘船逃回伊斯坦布尔市。这场战役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帝国与英、法之间的矛盾。
1854年1月初，英国和法国将舰队驶入黑海。拿破仑三世要求尼古拉一世撤军，并提议由俄土两国代表进行和谈，同时声明土耳其船只和港口置于英法联合舰队的保护之下。然而，尼古拉一世回信指出俄罗斯军队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并非侵略行为，而英法舰队驶向黑海则不正当。尼古拉一世召回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并于1854年2月9日发布了对英、法的宣战诏书。3月27日和28日，英国和法国也相继向俄国宣战。4月10日，进入黑海的英法联合舰队对敖德萨等地进行炮击，却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随后，他们转而围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经历了艰苦的战斗。战争的参与者包括英国、法国、土耳其、萨丁，奥地利、瑞典和西班牙，而俄罗斯孤立无援。为了鼓舞士气，尼古拉一世甚至派出自己的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到前线部队去做工作。
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争，国内政局动荡不安，鼠疫和霍乱肆虐，使得民众生活困苦不堪。1855年初，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惨败，国内秩序混乱不堪，尼古拉一世面临巨大压力，难以继续执政。最终，尼古拉一世在1855年3月2日选择自尽。他的儿子继位成为新的沙皇，即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然而，最后塞瓦斯托波尔城还是于9月仍然被英法联军攻占。
在尼古拉一世自杀后，其子亚历山大二世于同日继位。同年12月，奥地利向俄国提交了一份具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照会，提出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放弃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和黑海的军事存在。面对这一压力，亚历山大二世在1856年第一天召集大臣们讨论是否继续战争，最终决定接受奥地利的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
1856年2月25日，巴黎和平会议开始，历时一个多月。3月30日，巴黎和约最终签署，俄国被迫做出多项让步，包括让出多瑙河三角洲和比萨拉比亚南部，以及取消在黑海的军事存在。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内在腐败和无能，也标志着俄国在欧洲大陆霸权地位的丧失。
亚历山大二世继任后，沙皇政府面临着农奴制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压力，在此形势下亚历山大二世开始考虑进行改革。1856年4月11日，他在莫斯科公开承认有进行改革的必要，并主张自上而下解决农民问题。1857年1月15日，亚历山大二世成立了“讨论关于整顿地主农民生活措施”的秘密委员会，但由于委员会内部矛盾和对贵族反对的担忧，改革方案迟迟未能确定。
1857年12月2日，维尔诺省总督纳季莫夫报告当地贵族愿意解放农奴，这一消息让亚历山大二世非常高兴。随后，各省开始成立贵族委员会，制定关于组织、改善地主农民生活的草案。1858年10月30日，亚历山大二世给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下达了进一步准备改革的原则，强调必须尽快解决农民问题。
1860年10月22日，改革的最后草案提交给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审议，并在1861年1月26日审议结束。经过五年的准备和多次修改，以满足贵族地主的利益，农民改革计划终于在1861年3月2日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正式废除了俄罗斯的农奴制。
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俄国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上层建筑的变革需求。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沙皇政府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开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从1864年开始，亚历山大二世陆续颁布了关于地方自治、司法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法令。这些改革旨在使俄国的专制制度逐渐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而做出的让步。
地方自治改革是这一时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864年1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一项关于地方自治机构的法令，该法令规定了省和县的自治机构如何通过选举成立，并明确了它们的职责和权限。然而，这些自治机构的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监督，沙皇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确保这些机构仅在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除了地方自治改革外，城市自治和司法改革也是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重要方面。1870年6月，经过修改的《城市条例》得到批准，建立了城市自治机构。1864年12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新的司法章程，这一改革基本上以欧洲的司法制度为典范，贯彻了资产阶级法律原则。这些改革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无疑都是俄罗斯社会和政治结构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
亚历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失败和内部改革的压力下，开始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在1861年的农奴解放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对黑海海峡的控制变得越来越重要。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成为这一新方针的主要制定者，他早在1850年就因其在德意志同盟的外交工作而崭露头角。哥尔查科夫认为，俄国应该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近东问题上，首先争取法国的支持。
然而，与法国的接近并没有如预期那样顺利。1857年9月，俄法两国在斯图加特的谈判因波兰问题而破裂。尽管如此，俄罗斯还是在1859年3月3日与法国签订了一项条约，但这并没有解决俄国最关心的黑海问题。随后，俄国开始与普鲁士王国接近，特别是在1863年波兰起义爆发后，普鲁士因担忧起义波及其波兰领地而与俄国达成协议。
到了十九世纪70年代初，俄国在巴尔干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特别是在法国和奥地利接连战败后。1872年9月，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三国皇帝在柏林会晤，尽管没有签订正式协定，但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最终，在1873年10月23日，三国皇帝在申布龙签订了被历史称为“三皇同盟”的协定。这一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俄奥在巴尔干的紧张局势，为俄罗斯在近东政策方面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在三皇同盟的支持下，沙皇政府于1875年夏季开始积极推动外交活动和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实现向近东的扩张。1875年夏季，黑塞哥维那爆发人民起义，随后波斯尼亚和1876年4月的保加利亚也跟随起义，但都遭到土耳其军队的镇压。1876年6月，塞尔维亚和黑山向土耳其宣战，得到了俄国的军事支持。为了避免与奥匈帝国的冲突，沙皇政府与奥匈帝国于1876年7月8日在莱希斯塔特会晤，达成了一系列关于巴尔干地区未来的协议。
1876年10月底，塞尔维亚局势恶化，沙皇政府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与塞尔维亚签订休战协定。土耳其被迫接受这一条件。1877年2月，塞尔维亚与土耳其签订和约，而黑山继续作战。同年3月，各大国建议土耳其进行军队改革，但被拒绝。1877年4月，俄罗斯与罗马尼亚签订条约，允许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通过罗马尼亚领土。4月24日，沙皇签署了对土耳其的战争诏书，标志着第十次俄土战争于6月底正式爆发。
在巴尔干和南高加索两条战线上，第十次俄土战争展开了激烈的军事对抗。俄军在巴尔干战线上的战略目标是夺取保加利亚和与之接壤的地区，然后进抵伊斯坦布尔市。在战争初期，俄军采取攻势，成功强渡多瑙河，并在后续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包括占领希普卡和普列夫那。然而，土军在普列夫那和希普卡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尤其是在希普卡的战斗中，土军几乎使俄军陷入困境。但最终，在拉杰茨基将军的援军到达后，土军的包围被解除。
在南高加索战线，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也取得了胜利。1877年5月，俄军攻克了阿尔达罕和巴雅扎特，并包围了卡尔斯。尽管土军在6月初开始反攻并一度包围巴雅扎特，俄军最终在10月通过大批援军的到来，成功攻占了卡尔斯。随着冬天的到来，南高加索战线没有再发生大的军事行动。
1878年1月，土耳其在巴尔干和南高加索都遭到惨败，不得不向俄国求和。双方最终在1878年3月3日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该条约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地图，规定了多个国家的独立和土地划分，同时也规定了土耳其的赔款。然而，这一条约引发了英国和奥地利的强烈反应，因为它严重损害了这两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
在十九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俄国农民运动逐渐高涨，催生了一批新型的革命家。这些以赫尔岑、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农民的解放事业挺身而出，广泛地开展了革命鼓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俄国革命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时期或革命民主主义时期。
赫尔岑于1847年被迫流亡国外，并在1853年定居伦敦。他创办了自由俄国印刷所，并从1855年起开始出版《北极星》文集。1857年，他创办了俄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钟声》杂志，对俄国革命运动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1846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1853年，他参加了《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并逐渐成为该杂志的领导人。他尖锐地指出，俄罗斯的问题不在于宣布自由平等，而在于消灭使大多数人民沦为奴隶和无产者的社会制度。
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1853年进入彼得堡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系学习。1855年，他在大学生秘密手抄本刊物《消息报》上就号召人民起来“摧毁现政府这栋腐朽的大厦”。1856年，他会见了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从1857年起开始任《现代人》文艺批评栏主编。
早期民粹派革命家的活动和思想对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揭露了政府的改革骗局，还唤醒了人民进行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斗争。他们的思想对后来以列宁和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造成了极大影响。
俄国民粹派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主要分革命民粹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两大流派，但在十九世纪60年代还包藏在同一襁褓中。民粹主义思潮发展迅速．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很快就成了社会思想的主潮，并在70年代一跃而占据了社会思想的优势地位。革命民粹主义者在70年代发起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穿着衣民的衣服、留着农民的发式，到民间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但这些知识分子到底不太了解农民，以致有些农民对他们抱着怀疑态度，有的甚至向官府告发，引起了官方对他们的抓捕和镇压。”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招致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民粹主义的危机和分化：一部分同沙皇制度妥协，走向自由主义，一部分组成“民意党”，走上刺杀沙皇的恐怖主义道路，一部分则开始从工人中寻找新的革命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
十九世纪40-60年代，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开始传入俄罗斯。1872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由民粹派译成俄文，并在圣彼得堡公开出版。民粹派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随着民粹派的分裂，在其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856-1918）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1881年，普列汉诺夫着手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他在日内瓦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的宗旨是通过翻译卡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时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从科学社会主义和俄罗斯劳动人民利益的观点阐明俄国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为俄国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迈出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的同时，俄国工人运动也开始发展。十九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分别在敖德萨和圣彼得堡成立的“南方工人协会”和“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俄国第一批工人组织。它们尚未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但都提出解放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推动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十九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上半期，俄国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全国性的潮流。这期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俄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相继成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1887年底至1888年春，尼·叶·费多谢也夫在喀山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188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1924）第一次参加喀山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889年，列宁迁居萨马拉，并在三年后开始投身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去，在萨马拉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与圣彼得堡、尼日涅-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州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1893年，列宁来到圣彼得堡并参加了当地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不久便成为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人。
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但这些广泛存在于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做好了准备。
在1879年和1880年，沙皇政府面临着革命力量的压力和国家机构的全面危机。为应对这一局面，1880年2月24日，温和改良派的洛里斯-麦利科夫伯爵被任命为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全最高治安委员会的主席，旨在镇压革命活动并试图拉拢自由派。然而，到了1881年，面对国家经济和财政的恶化以及社会动荡，洛里斯-麦利科夫转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成立财政和行政两个临时筹备委员会，并在3月1日得到了沙皇的批准，这一系列措施后来被称为“洛里斯-麦利科夫宪法”。
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民意党人投掷的炸弹爆炸声中殒命。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集中军警的全部力量疯狂镇压革命者。革命力量严重受挫。反动势力猖起来。1881年3月20日，讨论了洛里斯-麦利科夫的“改革方案＂。波别多诺斯采夫公然斥责这个方案的实施将是“俄罗斯的末日”，而且根本反对十九世纪60——70年代的一切改革，把地方自治局和法院叫做危险的“清谈馆＂。“洛里斯-麦利科夫宪法”被否决了。
1881年5月11日，亚历山大三世发布关于保卫专制制度的宣言：必将保持俄罗斯国家的永久基石。第二天，洛里斯-麦利科夫辞职。
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俄国政府走向了明显的政治反动。1881年8月26日，政府颁布了《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条例》，这一条例赋予地方当局在紧急情况下广泛的权力，包括逮捕和流放居民，关闭学校和出版机关。这一条例原定三年有效，但一直延长至1917年。与此同时，内务大臣伊格纳切夫和他的继任者托尔斯泰加强了对新闻出版和教育的打压。例如，1882年9月9日，沙皇批准了新的出版法，严格规定了报刊监督制度。
在农业和地方自治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1885年5月3日，政府成立了贵族土地银行，以优惠条件向贵族提供贷款，以恢复和支持因农奴制改革受打击的贵族地主经济。1886年6月24日，政府颁布了《农业雇工条例》，扩大了地主对雇佣工人的权力。1889年7月24日，颁布了《关于地方自治局长官的条例》，这一法令恢复了地主在1861年失去的对农民的权力，并加强了对地方自治局的控制。
在城市自治机构方面，1892年6月23日，沙皇政府颁布了新的《城市条例》，大大限制了市民的选举权，并加强了对城市自治机构的行政监督。这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不仅加强了沙皇政府和贵族地主对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压迫，也限制了资产阶级和其他非特权阶层在地方和城市自治机构中的影响。这一切都反映了亚历山大三世政府对维护专制制度和压制社会变革的决心。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在俄罗斯出现，但在亚历山大二世的专制统治下，包括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共产主义者流亡国外，并在之后组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而在远东，亚历山大三世在1881年和1884年再次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一系列勘界议定书，继续扩张领土，1892年6月沙俄违反《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派兵再侵占了外西北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除此之外，沙俄还乘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加紧了对东北地区的渗透和入侵。
尼古拉二世于1894年登基，继续沙俄在远东的扩张政策。在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尽管面临日、英、德等国的外交压力，沙俄仍然在东北加强了军事部署，甚至提出了新的撤军条件，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变相的扩张条款，企图将东北变为“黄俄罗斯”。1904年，日本因为沙俄不愿撤军而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随后爆发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对俄国来说是失败的，失去了重要的海港和领土。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了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进行一系列相对的改革，包括成立国家杜马和土地改革。
1914年，尼古拉二世带领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初期，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在东普鲁士公国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很快就遭到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反攻。由于战况不利和粮食短缺，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高涨。尼古拉二世大部分时间都在圣彼得堡和黑海的沙皇村与家人待在一起，几乎不参与战争的指挥。
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俄国沙皇专制制度面临多重危机。一方面，他试图通过外部扩张和内部改革来维护国家的稳定，但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尼古拉二世的个人行为，包括过多地依赖拉斯普京和忽视战争，也加剧了国内的不满情绪。1917年，俄国社会对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困境感到极度不满，加上关于拉斯普京负面影响的谣言，使得尼古拉二世失去了民众和权力高层的支持，最终导致了二月革命的爆发。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二月革命爆发，首都圣彼得堡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运动，尼古拉二世命令军警残酷镇压罢工群众。3月11日晚，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会议决定继续进行罢工，并将罢工转为武装起义，争取士兵起义。至12日，起义士兵已发展至66700人，13日，停靠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转向革命一方。3月12日晚，起义人民控制了首都彼得格勒。随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俄罗斯二月革命后，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时存在着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尼古拉二世签署了退位诏书，沙皇制度覆灭，俄罗斯帝国灭亡。
俄罗斯帝国建立后便开始了对外扩张。18世纪，俄罗斯通过一系列战争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地区，后又与普鲁士王国、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领土。18世纪后期，俄国还派出殖民队殖民美洲，阿拉斯加州地区也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领土范围。19世纪初，俄国通过与瑞典的战争夺取芬兰地区。
19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领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九分之一，总共1883万平方俄里，其中欧洲部分为435万平方俄里（波兰王国和芬兰除外），西伯利亚地区和高加索为1358万平方俄里。征服中亚后，领土又大为扩展。到了1895年，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面积已达极值，为2280万平方公里。
伊凡四世统治时期，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区划改革，将全国领土分为由贵族组成的杜马管理的普通区，以及沙皇直接控制的特辖区。彼得大帝时期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将全国分为8个省，后增至11个。省既是行政区，也是军事单位。后因省的范围过大，又在各省之下设置了50个次省。次省下设县，形成了省、次省、县的三级行政区划框架。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将三级制改为省、县二级制。19世纪后期，亚历山大二世又进行了行政区划改革，设置了新的行政区划单位——乡。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共有68个省，辖687个县。此外在南方和东部新占领地区建立了14个州(областъ)。州和省平级，但拥有更多的军事和警察权力。同时还存在八个总督管辖区和一个总督辖区。
根据1897年人口普查结果，俄罗斯帝国全国有12564 万人（不包括芬兰当时的2556000人）。
俄罗斯帝国境内共有一百多个民族，其中起源于斯拉夫人的俄罗斯民族为主体。18世纪初，俄罗斯人占帝国人口总数的70%，乌克兰人占13%，信仰路德宗的民族（日耳曼人等）占帝国总人口的4%，北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的部分基督教民族占4%，藏传佛教卡尔梅克人占1%，西伯利亚地区萨满教民族占所有居民人口的1%。
基辅罗斯的统治者原本是各地的“王公(князь)”，位于基辅的全罗斯统治者被成为“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沙皇(царь)一词是来自于古拉丁文的caesar， 或者古希腊文καῖσαρ的俄文转写цезарь，简化之后变成царь。意思是“凯撒”。这个称呼不仅仅是一个巩固中央集权的象征，更是一个国家、民族概念和民族心的体现。
伊凡三世是第一位间或自称为“沙皇”的俄罗斯统治者。“沙皇”这一头衔最初适用于拜占庭皇帝，自1265年起也保留给钦察汗国的可汗。在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后，伊凡三世采纳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更经常地自称为沙皇，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在1547年正式将“全俄罗斯沙皇”(царь всея России)用作俄罗斯统治者的称谓。
这个说法的来源理论基础是“第三罗马”。“第三罗马”说法在俄罗斯帝国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源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多民族概念。这一概念在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通过索菲娅·帕列奥罗格公主嫁给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得以在俄罗斯得到传承和发扬。伊凡三世在公主的影响下，开始宣扬“第三罗马”的概念，强调只要有共同的东正教信仰和对沙皇与祖国的忠诚，无论肤色、语言或出身，都可以被视为俄罗斯人。这一精神、文化和信仰的大民族概念，使俄罗斯帝国能够包容其190多个不同民族，与当时强调民族纯粹性或血统性传位的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彼得大帝在1721年时改称自己为皇帝（Императоры），并且宣布自己为全俄罗斯皇帝（Император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е）。之后的统治者也一直延用这个名称，该称谓与大北方战争的胜利有关，是沙皇称号与欧洲称号体系的适应。全俄 "前缀是 "全俄罗斯 "这一传统前缀的延续，自弗拉基米尔大公时代起，俄罗斯统治者的头衔中就一直使用 "全俄罗斯 "这一前缀。
于彼得大帝改革期间建立的俄罗斯元老院或参政院（Pravitelstvuyushchi Senat， i.e. directing or governing senate）是沙皇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以检察总长为主席领导机构运作。其成员全部由皇帝任命。它完备的职能由其下属的几个部门执行：它是拥有否决权的最高机构，是帝国的会计部，也是政治犯的最高法庭，而且它还有一个部门起着同英国纹章院类似的功效。不仅如此，参议院对帝国各部门之间发生的争论，特别是中央代表和地方选举产生的机构之间的矛盾，也拥有裁判权；而由于皇帝赋予了参议院和美国最高法院相同的职能，所以参议院可直接否决违背宪法的议案。另外，它还负责颁布新的法律。
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在中央管理机构上，用11个委员会（陆军、海军、外交、度支、税务、矿务、工场手工业、商务、监察、世袭领地、司法等委员会）取代了旧有的50多个衙门。委员会按职能划分，分工明确。每一个委员会由1名主席、1名副主席、4-5名委员和4名助理委员组成。各委员会编制中还包括数名秘书、1名公证人、1名翻译、1名文、数名录事、数名记录员和数名办事员。各委员会也设1名监察官，从属于总监察官。委员会向上受参政院管辖，并向参政院汇报工作。
根据1906年2月20日制定的法律，帝国议会作为上院，和国家杜马作为下院共同成为帝国的立法机构。自此时起，法律上皇帝只有和两议院合作才能正常行使其立法权。因上述的原因重组的帝国议会产生了196个席位，其中一半由皇帝直接任命，剩下的98人则是由选举产生。另外由皇帝任命的部长们依其职权，也自然是前98人之成员。关于这些当选议员，其中有3人是东正教的僧侣神父，另外3人是负责掌管教区或世俗职务的白神父，剩下的18人是贵族，6人是大学或科学学院的成员，以及6人来自商会，6人来自工业局，34人来自有地方自治局(земство)的政府，其余16人则无，并且有6位来自波兰。作为立法机构，帝国议会的职权与杜马相当，但实际上它甚少提出立法。
国家杜马是俄罗斯帝国的下议院，1907年6月2日的政令规定其共有442个席位，且拥有过分复杂的选举方式。其操作过程本身就倾向于构建由富裕阶层（尤其是地主阶级）和俄罗斯族裔组成多数派议会，以压制其属国人民的议政权力。除中亚地区外，每个省都会选出几名杜马议员，各大城市也会选出自己的议员。要成为一名杜马议员，首先需要被选举人团选中。而选举人团则由农民、公民和地主阶级组成的集会选出。地主阶级中的显贵会亲自出席，而较小的地主则委派代表。公民阶级（都会人士）依照应税财产被分成两类后，各自选入省选举人团，农民则是由小行政区(волость)的代表团所代表。工人阶级则是以特别的方法对待，每个任用50个员工以上的集团，选出一个或以上的代表加入选举人团。
在选举人团里他们进行过半数获胜选举，优胜者可以代表其参加杜马议会。由于选举人团里保守派实力雄厚（多地主和公民），即使有“社会五大阶层必须都选入至少一位议员”的规定，进步人士仍然极少成为杜马成员。但杜马的激进势力依然存在，他们主要来自于帝国最大的七座城市—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里加和波兰的华沙和罗兹，因为这些城市有独特的选举系统。它们会直接选出杜马的成员，虽说市民们的选举票额依然照应税财产被分为由高到低的不同三等，但每等选出的代表数量是相同的。这样便保证了即使保守势力互相合作，也无法阻止进步人士进入杜马。
1721年成立的神圣宗教会议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最高政府机关。这是一个由世俗检察官主持，代表着皇帝，以及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三个大城市和格鲁吉亚的大主教，另外还有轮流任职的主教。
彼得大帝的区域改革（省份的组建）是解决当地现有腐败和无政府状态问题的第一步。彼得一世在莫斯科建立伯米斯特议院和在其他城市建立地方自治小屋是彼得一世地方自治的首次尝试。设立了总督（1710年）和地方议员（1713年）的职位。
1775 年的省级改革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城市宪章》的颁布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任命省级委员会（行政权力）和财政部（财政）、公共慈善机构（行政部门），并设立各种省级机构（“军事事务”、“道路”等）。
亚历山大二世的地方自治和城市改革取代了官僚制度并简化了城市管理。农民自治的主要单位是乡，仅包括农民的土地。其中的主要权力机构是议会、选举产生的长老、长老和理事会。
自1870年开始俄罗斯欧陆部分的城市就有类似地方自治局的机构。所有不动产者，纳税的商人，匠人和工人都会依照其财产数额被降序记录在一份名单上。所有人的财产总额求和后三等分，再按照其数额将名单分成最富裕，次富裕和不富裕三份，每份之间人数差异巨大，却都拥有相同数目的市立杜马候选名额。执行权属于选举的市长和杜马选出的多人委员会 управа 。但亚历山大三世于1892和1894颁布的法令将市立杜马置于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制）的直接管理之下，和地方自治局一样。虽然依然有诸多限制，一些西伯利亚地区城市还是于1894年获得类似的自治机构；1895年，部分高加索城市也获得类似的自治权。
俄罗斯帝国的国旗经过了多次变革。白蓝红三色旗（бело-сине-красныйфлаг）在彼得大帝时期被首次用于舰队旗帜。其中的三种颜色，白色表示光明正大和襟胸坦白，蓝色表示忠诚、正直、完美无缺和纯洁，红色表示英勇、果敢、豁达和博爱。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以法律的形式将黑黄白三色正式确定为俄罗斯民族国家的颜色。其中黑色象征着国家的宏伟与强大，黄色象征着基督东正教信仰的继承性，白色象征着对俄罗斯土地的忠实与无私奉献。同时还宣布带有国徽图案的黑黄白三色旗（черно-желто-белыйфлаг）为俄罗斯唯一正宗的国旗。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又将国旗改为彼得大帝时的白蓝红三色旗。1896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经过委员会讨论，带有国徽的白蓝红三色旗被确立为国旗。
俄罗斯帝国的国徽为双头鹰。双头鹰原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室徽标，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帝国的公主，成为拜占庭皇室的合法继承人，继承了双头鹰的徽标，以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
双头鹰的鹰头上装饰着彼得大帝的三顶王冠，鹰爪上装饰着权杖和金球，鹰的胸部有一个小红盾，盾面上是圣·乔治刺龙的图案。在沙皇时期，俄罗斯双头鹰头戴的三顶皇冠中两顶小皇冠象征着俄罗斯东、西部诸公国分享权利，大皇冠凌驾于两顶小皇冠之上，象征着俄罗斯统一于沙皇的最高权力之下，鹰爪上的金球和权杖象征着沙皇专制王权。
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帝国军队逐渐正规化，分为陆军和海军。俄罗斯陆军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组成。正规军的主要力量为野战军，也称作战军。1699年第一支野战军建立，由27个步兵团、2个近卫团、2个龙骑兵团组成。后经过数次整编，到1720年，野战军发展为51个步兵团（2个近卫团、5个掷弹兵团、35个步兵团、9个守备团），33个龙骑兵团（30个火枪兵团和3个掷弹兵团），4个龙骑兵守备团，1个炮兵团。非正规军是哥萨克军，共4-5万人。
彼得大帝时期还建立了一支海军，包括2支舰队：亚速海舰队、红旗波罗的海舰队；2支分舰队：里海分舰队、白海分舰队。其中波罗的海舰队是最大的一支舰队，至彼得一世死时，波罗的海舰队拥有包括32艘主力舰、16艘三桅巡洋舰在内的895艘大小船只，水兵28000名。
彼得一世时期，为补充军队，实行了募兵制。每年从纳税阶层征集一定数量的应募兵，输送到陆军和海军。新征集的兵员由国家供养，由国库提供武器和统一的服装，发给薪饷。对这些兵员要进行每日训练，征兵年龄在20-30岁，不超过32岁。彼得大帝在位期间，共进行了53次征兵，其中有21次是全国性的常规征兵，32次是局部的补充征兵。通过这些征兵，超过30万的新兵被招募进了军队。彼得一世之后，历任沙皇对募兵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直到1874年在米柳京改革中被义务兵役制所取代。
19世纪6、70年代，在俄罗斯广泛的资产阶级改革中，军事上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革，这次改革由陆军大臣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Милютин， 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主持，因而被称为米柳京军事改革。改革涉及军队的组织结构、军事指挥体系、军事司法、军官培训和军队训练体制、兵役制度等。在军队结构方面，米柳京重新编组部队，将师作为军队的最高基本战术单位，并对各部队制定了平时和战时两种编制。在军事指挥体系上，米柳京扩大了陆军部的权力，使之成为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中心，并让总参谋部成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又在全国各地设置15个军区，防止陆军部权力过分集中。在军官培训与军事训练方面，米柳京改革军事院校，建立了高等、中等、初等相结合的军官培训体系。同时改革战备训练，使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训练内容和方法逐渐正规化。在兵役制度方面，用普遍义务兵役制代替了实行多年的募兵制。
俄罗斯帝国在经历日俄战争的失败后，进行了最后一次军事改革，涉及军事领导体制、军队编制、补充方法、训练等方面。在军事领导体系方面，设置国防委员会，总统陆军和海军，并改革陆军部，设立独立的总参总局。在军队编制上，对陆军进行整编，并调整了兵力部署。在兵役制度上，改革了服役时间及入伍年龄。除此之外，在军官培养和军事训练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使军官不再局限于贵族阶层，并颁布了新的训练条令。
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可以总结为西方为主、东方为辅的双头鹰战略。自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来，俄罗斯外交始终是以加强与西方的联系为主的。东方或南方在个别时候也曾在俄罗斯外交一度占据过主导的地位，但是比较短暂，东方或南方在俄罗斯外交布局中一直处在次要的位置。
北方战争时期，俄国与英国的关系经历了对立、缓和、对立三个阶段。大北方战争初期，英国维持波罗的海均势以便夺取殖民地霸权，而俄国争夺波罗的海霸权，双方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此时英国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俄国在俄英关系中处于被动。但此后随着俄国在北方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英国对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扩张采取了默许态度，同时英国与瑞典关系恶化，这也使得英国倒向俄国一方，1715年，俄国与英国签订同盟。但随着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俄英关系再一次趋于对立。
19世纪，俄国与英国在中亚地区展开争夺，19世纪前期，两国的活动主要在波斯展开。19世纪中期，英俄两国采取支持第三国的方式（英国支持阿富汗政权，俄国支持波斯政权）抑制对方势力扩张。1879年到1895年，英俄两国在土库曼斯坦和帕米尔地区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就瓜分中亚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18世纪初彼得大帝扩大同西方交往。1744年德国陆军元帅之女（即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到俄国，同俄国皇位继承人彼得’·费多罗维奇（即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结婚。彼得三世在位时推行同普鲁士王国亲善的政策。然而，18世纪中叶俄罗斯和普鲁士曾两次交战，但在年两国又握手言和，签订了防御联盟，并与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1815年这三个国家结成神圣同盟。19世纪下半叶两国的经济往来较频繁。1872年9月，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三国皇帝在柏林会晤，在1873年10月23日，三国皇帝在申布龙签订了被历史称为“三皇同盟”的协定。但随着俄国与奥地利在巴尔干问题上产生冲突，德国选择了奥地利一方，俄德关系不断恶化，最终俄国与德国分属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
18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俄罗斯虽然与法国并不接壤，但也感受到法国的威胁，因而俄国通常站在法国的对立面的，实行联普、联奥抗法的政策。法国大革命后，俄国一直仇视法国革命，1792年，俄国宣布与法国断交，参加了以英国为首的第一次反法同盟。1807年俄法双方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俄法两国关系得到了暂时的缓和。1812年，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了对俄罗斯的战争，两国再次交战。
普法战争结束初期直至1877年俄土战争前，双方的关系呈现了一个友好合作期。然而，自1878年俄土战争后，俄法关系进入了一个相互疏远的阶段。直到1887年1月的法德战争危机中，俄国给与法国以支持，作为对俄国帮助的回报，法国积极地支持了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两国关系呈现出结盟的趋势，1893年12月27日和1894年1月4日，俄法两国通过换文的形式使军事协定正式生效，俄法同盟最终建立。
俄罗斯帝国早期对西部的外交主要围绕在波罗的海问题上，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国际贸易的中心由地中海移至大西洋沿岸，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对于俄国来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俄罗斯的国内渐渐稳定，通过一系列改革国力逐渐强大。此时从瑞典、芬兰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手中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便成为了俄国外交的主要目的。1697年，彼得大帝带领一支“超级使团”出访欧洲各国，希望能得到西欧国家的军事、外交支持，并试图与欧洲国家签订反土耳其同盟。但反土同盟并没能顺利结成，这也使得彼得一世的目标由南方的黑海转向了西方的波罗的海。彼得一世联合波兰、丹麦等国家与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公国等选帝侯建立了反对瑞典的同盟，同时与土耳其签订合约，以免后院失火。最终经过21年的大北方战争，俄罗斯与瑞典签订了《尼什塔特和约》，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及沿岸的许多地区。
俄国通过大北方战争从瑞典手中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后，又进一步在波罗的海地区扩张，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俄国便有计划地削弱、控制波兰，最终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通过三次瓜分波兰，夺取了波兰62%的领土。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地盘取得了进一步的扩展，通过兼并波兰，使俄国在其波罗的海沿岸和东欧的地位得到巩固，使波兰成为进军西欧和黑海的跳板。
由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和俄国西部边界的基本确立，俄国在西部方向的外交由过去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转为维持现状的守势。随着波罗的海问题的解决和奥斯曼帝国的日益削弱，俄罗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心转向南方，即围绕夺取和维护黑海出海口，维系与这一地区传统的文化宗教关系，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发动了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两次俄土战争的胜利使得俄国获得了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巩固了俄国在黑海的地位，为俄国入侵巴尔干奠定了基础。
俄国在黑海地区的大肆扩张引起了西欧国家的重视，欧洲列强敌视俄国，不断干涉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略和影响。在欧洲列强的强大压力下，俄罗斯不得已做出让步。1840年7月，英、俄、普、奥和土耳其，签署了第一次《伦敦协定》，俄国在黑海地区的独占利益受到削弱。1841年7月，《伦敦海峡公约》的签订将俄国自18世纪以来在俄土双边交涉中所获得的一切优势，都拱手交给了列强。土耳其也从屈服于俄国转而受制于欧洲列强。双方的矛盾最终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俄国战败，于1856年被迫签订《巴黎和约》，条约规定：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土耳其海峡中立化，仅对商船开放，禁止俄国军舰通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后，进行游说，利用法国和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王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使俄国从1856年《巴黎和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此后俄国又通过第三次俄土战争和巴尔干战争继续在黑海沿岸扩张。
17世纪时，俄国便积极向远东扩张，并与中国清朝发生冲突。中俄分别于1689年和1727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确立边界，但这并未阻止俄国的扩张野心。19世纪中叶， 俄国利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机，出兵强占中国黑龙江省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东北地区和西北的大片领土。
在俄罗斯帝国农奴制改革前的农业环境中，地域差异显著影响了农业的性质和发展。在富饶的南部黑土地带，劳役租制度盛行，农奴不仅要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还需为地主耕种土地和完成其他劳动任务，如砍柴和割牧草。这一地区的农业产量逐渐增长，尤其是谷物和养牛业。地主们主要在国内市场销售农产品，但到18世纪末，农产品出口也有所增加。这一现象反映了南部农业区与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显著不同，后者土地相对贫瘠，农民主要通过代役租制度来履行对地主和国家的义务。
在中部和北部的不太肥沃的土地上，农民主要依赖于生产黑麦和其他适应严酷气候的谷物。由于土地的产量有限，农民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以满足生活和缴纳代役租的需要。这导致了各种手工业在这些地区的兴起，包括铁器、木器和皮具制造。在冬季，大量农民会组成“劳动组合”（artel）外出寻找临时工作，如木匠、油漆工和建筑工人等。这些额外的收入，加上有限的农产品，使大多数农民得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然而，尽管农业规模庞大并在扩张，技术和生产率却相当落后。农奴制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导致农村人口过剩，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则相当缓慢。
在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农业和农奴制面临着多重压力和变革的需要。一方面，庄园经济在18世纪后半期达到高峰，但随着19世纪的到来，经济图景发生了显著变化。庄园主开始将更多产品销售到市场，特别是通过黑海出口谷物。这一变化加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导致土地价格稳步上升。然而，由于教育和视野的局限，大多数地主对这些新机会准备不足，无法有效地进行调整。同时，贵族阶层的债务也在迅速增加，到19世纪中期，政府作为债务抵押拥有的农奴数量达到了农奴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一切都加剧了对农奴制改革的需求。
另一方面，农奴制在改革前的俄罗斯农业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其存在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地主为了适应新的市场机会和经济节奏，开始扩大劳役租的规模并加重剥削程度。然而，由于农奴劳动力的效率低下，这并没有解决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代役租开始增加，而劳役租则相应减少。这一变化反映了农奴制无法适应新经济环境的局限性。与此同时，农民公社（obshchina）在农民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既服务于地主和国家的利益，也保护和促进农民的利益。这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最终促成了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标志着俄罗斯社会结构和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18世纪初，彼得大帝实行了鼓励和扶植手工工场的政策。1721年又颁布法令，正式将农奴劳动应用于工业之中。自此，手工工场开始发展。19世纪初的军事、政治事件也对俄国的工业发展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战争的需要刺激了冶金工业、金属加工工业、呢绒、麻布等工业的发展，1807年俄国参加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以后，由于杜绝了英国廉价工业品的输入，俄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比如棉纺织业，1804年俄国棉纺织厂不过199家，工人6500名，生产额为五百万俄罗斯卢布。1814年纺织厂增至423家，工人为39000千人，生产额增长了6倍，为三千万卢布。由于俄罗斯的不断扩张，领土面积不断增大，国内市场也更加广阔，也促进了俄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使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为资本主义工厂提供了自由劳动力。改革中向农民勒索的巨额赎金，为大机器生产提供了资金。因此，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较为迅速，经过了大约30年，工业革命基本完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出现了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高涨。例如:从1860年到1900年，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长到9亿9500万普特，增长了55倍;生铁产量从1900万普特增长到1亿7600多万普特，增加了9倍多。棉纱的生产额从1870年的4800多万俄罗斯卢布增长到1897年的1亿3400多万卢布，增加了近2.8倍，铁路总长在改革后的40年中增加了40多倍，达6万多公里。
在19世纪末期，俄罗斯已经建成了多个基础工业区，包括莫斯科工业区、圣彼得堡工业区和波兰工业区等。这些工业区各有特色，涵盖了纺织业、金属加工、化工产业等多个领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俄国的产品在西方没有竞争力，俄国的出口方向大规模转向了临近的中东地区。这一切都显示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限制，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工业和商业仍然在稳步发展。
在18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商业活动逐渐兴盛，特别是在伊丽莎白女皇在1753年废除内部关税后。这一时期，新的运河被开凿，领土扩张和经济多样性的增加共同推动了国内商业的发展。主要的商业模式是南部的农产品被运到北部和中部，以换取那里的工业和手工业品。莫斯科成为了国内外贸易的重要中心，其他如圣彼得堡、里加、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城市也有显著的商业地位。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州和伊尔库茨克也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和行政中心。
对外贸易在18世纪下半叶尤为活跃，特别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下。俄罗斯的年度进出口总额以俄罗斯卢布计算增长了两倍，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显著的成就。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如圣彼得堡、里加和利耶帕亚成为了俄国外贸的主要口岸。俄国主要出口铁制品、纺织品、木材、大麻、亚麻、牛脂等原料，而进口则主要是葡萄酒、水果、咖啡、糖、优质布料和工业制成品。
进入19世纪，俄罗斯的国内贸易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定地区形成了地区产业优势，例如西北地区的亚麻几乎可以供应全俄罗斯。交通设施也在逐渐完善，尤其是运河和铁路的建设。例如，连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罗斯第一条干线铁路在1851年开始运营。这些都为商业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商品和资源的流通。 1904年全线通车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改变了西伯利亚和远东闭塞、荒凉的面貌，带动了工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东部地区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使俄罗斯帝国东西部的经济联系加强。
在对外贸易方面，19世纪也有显著的进展。谷物贸易的迅速增长使敖德萨和塔甘罗格等港口的地位快速上升。俄国继续出口原料，如木材、大麻、亚麻、牛脂以及数量不断增加的谷物。这一切都反映了俄罗斯在这两个世纪中商业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其在国内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崛起与彼得大帝的改革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标志着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界的融合。18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模仿和实验，但也有一些作家如安基奥赫·坎捷米尔和米·罗蒙诺索夫在诗歌和讽刺文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苏马罗科夫，А.П.则被誉为俄罗斯戏剧之父，他不仅创作了多种类型的戏剧，还是一家专门的俄罗斯剧院的第一位导演。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题材。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罗斯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加勃里尔·杰尔查文和丹尼斯·冯维辛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杰尔查文以其颂诗著称，特别是那些颂扬虚荣的女皇和女皇驾下的达官贵人的作品。杰尼斯·冯维辛则以喜剧《纨绔少年》赢得了不朽的名声，该作品对俄罗斯乡村贵族的行为举止进行了深刻的刻画。此外，尼古拉·卡拉姆津被认为是俄罗斯伤感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俄罗斯旅行者书信》和《可怜的丽莎》标志着新的伤感精神在俄罗斯的胜利。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俄罗斯文学领域开始转向民间传说和俄罗斯历史，以及对俄罗斯与西方对立的强调。
进入十九世纪前半期后，俄罗斯文学经历了多种文学流派的更迭和发展。伤感主义由卡拉姆津引领，随后逐渐衰退，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让路。浪漫主义在俄罗斯并没有产生多少顶尖的文学人物，但它对诸如莱蒙托夫、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等文学巨匠的艺术成长有所贡献。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的诗歌则是俄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他的诗歌风格多愁善感，专注于主观的感受，并对过去有兴趣并将之理想化。与此同时，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学真正获得独立性和原创性的基础。寓言作者克雷洛夫和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都是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克雷洛夫的寓言作品深受人们喜爱，其作品以通俗、丰富和辛辣的语言，生动、准确和简洁的叙事风格赢得了读者。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则是对俄罗斯上层社会的尖锐批判，展示了代际冲突这一主题的早期但不失敏锐的揭示。
亚历山大·普希金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涵盖了诗歌、散文、戏剧等多个领域。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对俄国有教养的社会阶层及其问题的敏锐并十分现实的批判。他的散文作品《上尉的女儿》更是被认为是俄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普希金的多才多艺和深刻的洞察力使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文学界，三位文学巨匠伊凡·屠格涅夫、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屠格涅夫以其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生活的深刻洞察而著称，他的作品涵盖了从尼古拉一世的铁腕统治到19世纪60、70年代反动统治的复辟的多个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一位多产的右派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呼声，还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
列夫·托尔斯泰是另一位在文学和道德方面都有深远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峰，还体现了他对社会伦理和人性的深刻洞见。列夫·托尔斯泰后来转向宗教和道德哲学，他的观点甚至导致了他被俄国东正教会革出教会，但他的影响力仍然不减。
进入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进入了被称为“白银时代”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学、艺术纲领、团体和运动，象征主义、未来派和其他多种文学流派应运而生。尽管这一时代的作品有时被批评为自负或晦涩，但它们无疑进一步丰富了俄国文学的内涵，展示了其多样性和成熟度。
18世纪的俄罗斯绘画与美术在帝国科学院的引领下取得了显著进步。肖像画成为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绘画形式，其中德米特里·列维茨基的作品尤为出色。此外，费多特·舒宾作为俄罗斯第一位值得一提的雕塑家，也为俄罗斯美术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作品以生动和真实为特点，展示了高度的艺术修养和深刻的社会洞见。
进入19世纪，俄罗斯绘画从新古典主义逐渐转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1863年，伊万·克拉姆斯科伊领导的14名年轻画家拒绝完成传统的考试作业，坚持走向现实主义，这一事件被视为现实主义在俄罗斯绘画中的决定性转折。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艺术家如克拉姆斯克伊、伊里亚·列宾、瓦西里·苏里科夫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还展示了丰富的心理内涵。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如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伊凡雷帝杀子》和克拉姆斯克伊的《无名女郎的肖像》《月夜》等。
在18世纪，俄罗斯戏剧和音乐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彼得大帝曾邀请德国演员来俄罗斯演出，后来的沙皇们也资助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剧团。到了18世纪末，俄罗斯已经拥有多家公共剧院和一家戏剧学校。在音乐方面，米哈伊尔·格林卡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音乐之父”，他大量使用民歌旋律和主题曲，并对俄罗斯历史和神话有着浓厚的兴趣。
进入19世纪，俄罗斯音乐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862年，圣彼得堡成立了第一个音乐学校，由安东·鲁宾斯坦担任校长。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作曲家包括彼得·柴可夫斯基和“强力集团”的几位艺术家，他们创立了俄罗斯民族音乐学派，运用民歌、旋律、传说和传奇创作出了多部著名的歌剧。
18世纪的俄罗斯建筑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人的支持下达到了繁荣的高峰。圣彼得堡从一片沼泽地中崛起，逐渐成为世界上最美丽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城市之一。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从巴洛克逐渐转向新古典主义。著名的建筑师巴托罗梅奥·拉斯特雷利和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沃罗尼欣等人的作品，如冬宫、喀山大教堂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而19世纪的俄罗斯建筑受到了欧洲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筑有莫斯科国立大学、克里姆林宫和伊萨基耶夫斯基大教堂等。这些建筑不仅在设计上具有创新性，而且在材料和施工技术方面也有所突破。这一时期的建筑师如康斯坦丁·托诺、尼古拉·贝诺瓦等人，他们的作品展示了俄罗斯建筑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下，俄罗斯帝国的教育体系经历了显著的改革和发展。彼得大帝不仅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还引入了新的字母和数字系统，以促进文化和教育的现代化。他还派遣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并在国内开办了各种新型学校，包括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炮兵学校和工程学校。这些学校覆盖了从基础教育到专业教育的各个层次，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此外，彼得大帝还推动了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包括创建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型图书馆和科学院。
在彼得大帝去世后，尽管教育体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但18世纪后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又为俄罗斯的文化和教育带来了新的活力。出版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大量的书籍和期刊被出版。1755年，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也在这一时期成立，标志着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起步。然而，这一时期的教育依然存在明显的社会分裂，精英阶层的教育趋于世俗化和现代化，而大多数农民阶层则仍然处于相对封闭和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尽管如此，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和信息，如民间传说和流行的印刷物，也在农民中得到了传播，显示出文化和教育在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在俄罗斯帝国中期，教育体系经历了显著的变革和发展。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使得接受国立大学和中学教育变得更加容易。教育部的建立于1802年标志着教育体系的组织化，帝国被划分为六个学区，每个学区都有一个督学和一所大学。这一时期还许多私立学校和专门学院兴起，如位于皇村的著名的帝国学院。然而，尽管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但这些数字仍然反映出俄国在教育方面的进步。私立学校和家庭教育也开始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特别是在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下。
尼古拉一世的教育政策对俄罗斯教育和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数为负面。他试图通过集权化和标准化的手段来控制教育，包括限制根据社会背景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只允许灌输官方意识形态。政府的教育政策也反映了其对维持社会等级制度的执着，通过提高学费和要求特殊证书来限制不同社会阶层接受教育的机会。尽管如此，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教师福利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如建立新的校舍和图书馆，提高教师工资，以及支持学术研究。
在尼古拉一世去世后，俄罗斯帝国的教育体制也随着农奴制改革而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1863年的大学法案赋予了大学更多自治权，同时废除了之前对大学的若干限制。地方自治局改革于1864年启动，为乡村学校的建设提供了便利。然而，这一自由化趋势并没有持续太久，教育事业也因政府的干预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德米特里·托尔斯泰接任教育大臣后，努力改革教育体制，特别是在中等教育方面。他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提高教育标准和限制社会底层学生进入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尽管教育体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政府和教会的干预，俄罗斯的教育仍在稳步发展。从1856年到1896年，入学儿童数量增长了近十倍，达到380万。到1911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到660万。高等教育方面，俄罗斯大学数量逐渐增加，包括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和萨拉托夫大学等。女性也逐渐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参加大学中心设立的特殊课程。到了20世纪初，尽管仍存在许多限制和挑战，俄罗斯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多元化程度已经与西方国家的大学相当。
在18世纪的俄罗斯，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的特点。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不仅是俄罗斯语法学的先驱，还在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罗蒙诺索夫的多才多艺和全面的学识使他成为俄罗斯科学界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的工作包括开发世界上第一门物理化学课程，发现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以及对电、热和光等多个领域的研究。
除了罗蒙诺索夫的个人成就外，18世纪的俄罗斯还以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探险活动而闻名。这些探险队不仅对帝国的遥远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在地理学、生物学、矿物学等多个学科上取得了突破。同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例如经济学的研究始于彼得大帝时期，而历史学的发展则得益于外籍学者的贡献。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活动展示了俄罗斯在吸收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在多个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成就。
进入19世纪，随着俄罗斯帝国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多元化和跨学科的特点。在数学领域，尼古拉·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里德几何学成为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为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天文学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以普尔科沃天文台为代表，成为了吸引国际天文学家的重要研究和教学基地。物理和化学方面，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下，瓦西里·彼得罗夫和尼古拉·济宁等人为这两个领域做出了显著贡献。
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生物学和地理学，也有所发展。查理·恩斯特·贝尔在胚胎学方面有着突出贡献，而俄国的地理探险和科学考察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增色不少。人文科学概论和社会科学方面，俄罗斯的“东方学”和历史学得到了全面发展，尼古拉·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等作品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认可。
而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及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也在多个科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数学家帕夫努季·切比雪夫和女性数学家索非娅·柯瓦列夫斯卡娅等人在数学领域有着重要贡献。化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则以其元素周期表著称，该周期表不仅系统地组织了已知元素，还准确地预测了未知元素。物理学领域也有如亚历山大·斯托列托夫和彼得·列别杰夫等杰出学者，他们在电磁学、光学等方面有着突出表现。此外，巴维尔·亚布洛奇科夫和亚历山大·波波夫等发明家在电光源和无线电方面也有重要贡献，尽管他们的成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国际认可。
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俄罗斯的成就甚至超过了物理学。亚历山大·柯瓦列夫斯基和埃黎耶·梅契尼可夫在动物学、胚胎学和细菌学方面有着开创性的研究。尤其是梅契尼科夫，他在白血球功能、免疫和老化方面的研究有着深远影响。生理学家伊万·谢切诺夫和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也为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了自然科学，俄罗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包括法律、经济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等，这些都反映了俄罗斯帝国晚期科学和学术的多元和深度。
在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不仅是国教，而且在国家基本法中有明确规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信仰层面，更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结构中。俄罗斯皇帝被视为东正教的最高保护者和守护者，他不能信仰东正教以外的任何其他信仰。这种与国家深度绑定的关系使东正教在俄罗斯帝国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威。自1721年起，俄罗斯东正教采用了主教结构，并成为国家机构之一。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神圣管理会议，而皇帝则是教会的最高领袖。
然而，东正教在俄罗斯帝国内并非唯一受到承认和保护的宗教。例如，罗马天主教、路德宗等其他基督教教派也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利。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等其他非基督教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但与东正教相比，这些宗教的权利和特权明显较少。直到1905年，俄罗斯帝国才开始逐渐放宽对其他宗教和教派的限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信仰。这一变化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宗教政策的某种转变，但东正教仍然保持其主导地位。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贵族阶级的地位和权利经历了多次变化。直到1785年，贵族有义务在卫队（一种军校）服役，然后成为一名军官。卫兵在多次宫廷政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从1861年至1917年，贵族逐渐失去了其经济角色，大部分适合农业的土地转移到了农民社区。贵族在军官和公务员中的人数优势也在减少。同时还有出现于1722年的终身贵族，出现于1722年，包括担任国家公职，但其官阶不能身世袭贵族之列的人。从1785 年起，终身贵族被免除体罚、赋税和兵役，但不允许其占有农奴。他们被载入特殊的城市居民簿，而不是省贵族家谱，与此同时，彼得大帝时期还开始采用西欧社会的头衔，如“男爵”和“伯爵”等。此外，格鲁吉亚、波兰、鞑和莫尔多瓦等地的贵族也被纳入俄罗斯贵族体系。
神职人员在俄罗斯帝国中享有特权，免征人头税和征兵。他们分为白人（允许组建家庭）和黑人（修道院）。然而，十八世纪的一系列法案限制了神职人员（主要是修道院）的经济活动。到1801年，修道院神职人员和到1811年的普通僧侣免于体罚。1897年的数据显示，神职人员总人数为589，000人。
商人阶级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下得到明确，分为三个行会，资本量决定其归属。他们在城市自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免于人头税和征兵。商人阶层在工业化的推动下逐渐壮大，但并没有政治权力。到1917年，商人阶层有24万人。
小资产阶级主要由城市中的小商人和工匠组成。他们需要支付人头税和内部城市费用，并服征兵。他们有权组建公司和享有庄园自治。根据1897年的全俄人口普查，小资产阶级是仅次于农民的第二大社会阶层。
农民是俄罗斯帝国最庞大的社会阶层，约占总人口的80%。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农民开始拥有土地，并团结在农村社区中。土地短缺成为一个问题，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包括土地改革和鼓励农民迁移到其他地区来解决这一问题。
哥萨克人是一群特殊的军事力量，直到十九世纪才成为国家的可靠支持者。他们在多次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1798年被正式纳入等级体系，可以获得世袭贵族的身份。
表格内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