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26 18:58
李商隐（812年-858年），字义山，号玉谿（xī）生（一说为玉溪生）、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生于河南荥阳（今河南荥阳县）。晚唐诗人，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并称“温李”，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
李商隐自称凉武昭王李暠后代，其父李嗣为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县令。李商隐少年丧父，后因才学出众而被检校兵部尚书令狐楚任为巡官，并安排和儿子令狐绹一同学习；其后李商隐多次科举不中，于唐开成二年（837年）才考中进士，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开成三年（838年），李商隐于吏部考试落榜，便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任其僚属，而王茂元因看重李商隐的才华，将其女儿嫁给了他。当时朝中党派对立，当时人将本属牛党手下的李商隐投靠李党的王茂元一事视为其政治倾向，如此李商隐被牛党不满而卷入政党之争，仕途坎坷，历任灵宝市（今河南省灵宝市）县尉、许昌市（今许昌市）师爷等职。会昌三年（842年）因母亲逝世而不任官，守妣丧三年。丧期满后，李商隐重新回到秘书省任秘书省正字，会昌六年（846年）生子李衮师。唐大中元年（847年）被贵州省刺史郑亚辟为幕僚，但不久郑亚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工作，回京后又担任盩厔县（音zhōu zhì）（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法曹参军、徐州、梓州幕僚、盐铁推官。大中五年（851年）妻子王氏因病逝世，大中十二年（858年），李商隐因病逝世，享年46岁。
李商隐在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其诗歌诗体工于比兴、善于用典而又语言凝练，被后人称为“义山体”；诗风朦胧幽深、深情绵邈，在继承杜甫、李贺等人的传统上自成一派。李商隐诗歌题材众多，可归纳为政治抒情诗、咏物诗、爱情诗、应酬唱和诗、无题诗等。李商隐的诗歌情感深沉、意象丰富、语言优美、意境深远，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是诗文俱佳的诗人，其与温庭筠、杜牧并誉为晚唐三大诗人。他开创了抒情诗新领域，并以无题诗著名；李商隐的文章与段成式、温庭筠齐名，被称为“三十六体”，而其中以李商隐的骈文为代表，其词句华丽浓艳的基础上做到雕镂精工、用典深僻，尽力充实文章思想内容，展现出清高俊雅、婉转流畅的格调。李商隐的诗歌是中晚唐朝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对后来的宋代诗歌产生重要影响；他的文章是对于六朝骈文的续承发展，促成了晚唐骈文复兴，在宋代出现四六兴盛局面；他建立了感伤主义诗歌的最高范式，并进一步发展了象征诗风，在文学史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创造了唐诗最后的辉煌。其诗风在北宋得到杨大年等人的推崇，形成一种新型诗歌体式“西昆体”。清贺裳在《载酒园诗话》评价李商隐：“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元好问同样对李商隐有极高的评价：“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一句。
李商隐于唐元和七年（812年）生于河南荥阳（今河南荥阳市），有三弟一妹，其父李嗣为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县令，曾自称凉武昭王李暠后人。李嗣在县令任期满后，接受了浙东地区观察使孟简的聘请，前往浙东担任孟简的师爷，李商隐与家人跟随父亲前往浙东。
在浙江省生活的几年里，李商隐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但李嗣因事务繁多，积劳成疾而病逝于任上，此时为长庆元年（821年）。由于失去经济来源，李商隐只好侍奉母亲回东甸（今河南郑州），守考丧数年。其间李商隐亦不断学业，与弟羲叟一起跟随族中的一位堂叔学习五经章典等，期间李商隐便已经展现出写作才华，擅长写文言文，书法也颇有成长。长庆三年（823年），李商隐守丧期已过，开始以为人抄写文书来维持生计。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李商隐著《才论》《圣论》二文而为当时士大夫所知。大和三年（829年），检校兵部尚书令狐楚前往洛阳市担任东都留守，在得知李商隐后便对其才学十分看重，命他与自己的儿子令狐绪、令狐绹（音táo）等共同学习交游，与此同时令狐楚还亲自教授李商隐撰写文章的方法。其后令狐楚迁任天平军节度使，便将李商隐任命为节度巡官，跟随其前往郓（yùn）州（今山东省东平县）、开封市（今河南省开封市）等地任职。
大和四年（830年），令狐楚之子令狐参加进士考试，令狐楚就让李商隐以“乡贡”身份陪同令狐绹前往京师参加考试。晚唐时，科举取士制度已积弊丛生，寒门学子入仕无路，如此开榜后李商隐不中，而令狐绹进士及第，不久便步入仕途。其后的几年间李商隐多次应试但无一中举，之后在令狐楚调任长安区（今陕西西安）的情况下只好返回荥阳。大和七年（833年）李商隐再一次进举不中，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大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后来拜郑州市刺史萧澣、华州刺史崔戎。崔戎本是李商隐的表叔，且从中有萧澣的推荐，便对李商隐特加照顾，资助他前往南山区学习。大和八年（834年），李商隐因病而未能应试，就跟随崔戎至州赴职，掌管其文章进奏。唐大和九年（835年）李商隐再次不被科举录取，便在长安至郑州一带活动，于此年侍奉母亲迁居济源市。唐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再次应试。本年的主考官由礼部侍郎高锴担任，令狐绹与高交好，便在高锴面前称赞李商隐，李商隐得以考中进士。
年末，李商隐中举后便回到家中探亲，后令狐楚希望李商隐帮自己料理文书往来事务，李商隐欣然前往。而李商隐赶到兴元（今汉中市地区）时，令狐楚已久病不起，便嘱咐李商隐代自己草写遗表；及令狐楚逝世，李商隐会同令狐绹等人将令狐楚的灵柩送归长安。
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今泾川县北部）作了王的师爷。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将女儿嫁给了他。晚唐时，唐廷中的群臣主要分为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两党为争夺权势，互相争斗。与李商隐关系密切的令狐楚父子为牛党成员，而王茂元则为李党成员。因此，李商隐接受王茂元的聘请、娶王茂元之女为妻等行为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行径。取得进士资格后，李商隐在开成三年（838年）春天参加由吏部举办的授官考试，但因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而令他在复审中被除名。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终于顺利通过考试，被释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调任灵宝市（今河南省灵宝市）县尉。
及李商隐赴职，他发现自己看守的囚犯多是由于拖欠赋税、与土豪发生纠纷等事入狱，因此他时常替囚犯减免罪行，但此举使得李商隐被上司观察使孙简责难。李商隐由此不满准备离去，并写诗《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却羡卞和双足，一生无复没阶趋。”恰时对李商隐早有耳闻的姚合接任观察使之位，便劝说李商隐继续担任县尉，李商隐才留下任职。开成五年（840年），李商隐决定辞官请求别任，并在长安郊外的樊川之南定居下来。会昌元年（841年），李商隐由长安至湘（今湖南省北部）一带游历，之后前往许昌市（今许昌市）担任时任忠武军节度使王茂元的师爷，掌管其公文往来之事。”
会昌二年（842年）春，李商隐再次前往长安应吏部考试并顺利通过，被授予秘书省正字，但因次年母亲逝世而不任官，守妣丧三年。李商隐在此间将母亲的灵柩送回故乡，并往返洛阳市、河阳等地将逝者岳父王茂元、侄女寄寄等离散于他乡的亲人墓葬迁回祖坟；杨弁之乱平灭后举家迁居蒲州平乐（芮城县），于此间参与农事。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为母服丧期满后，重新回到秘书省。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李炎去世，李忱李忱即位，并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随之被排挤，“牛党”迅速掌握朝中大权。同年，任秘书省正字的李商隐生子李衮师。唐大中元年（847年），李商隐被新任桂管都防御经略使兼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刺史郑亚辟为师爷，其于五月初到达桂州，任支使兼掌书记。郑亚曾担任李党人士李德裕的幕府，因此李商隐跟随郑亚前往桂林市的行动表现了自己的政治抉择。而这一行为显然触怒了当权的牛党，此后李商隐的仕途也因“牛李党争”变得坎坷。
李商隐在桂州担任幕僚期间，桂州下属的昭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发生动乱，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州刺史弃官而逃，州政一时无人管理，混乱不堪。李商隐奉郑亚之命，前往昭州暂任昭州郡守。到达昭州后，李商隐立即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和生产情况，听取当地百姓的控诉，认真办理政务。但不久，郑亚被贬为龙川郡（今广东省惠州市）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工作，只得离开昭州，向北行进。
李商隐回到京城后，正好赶上大中二年（848年）的吏部调选，李商隐通过考试，担任京兆府辖下的盩厔县（音zhōu zhì）（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其后，京兆尹得知了李商隐的文名，便将李商隐调回京师，担任法曹参军。
次年，李商隐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邀请，前往徐州市（江苏省徐州市）担任师爷。由于卢弘止在徐州恩威并施，政治清明，徐州较为安定，李商隐在徐州生活得较为愉快，并希望借助此次经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不久之后，卢弘止病逝，李商隐只得卸任归家。而李商隐归家后不久，妻子王氏便于大中五年（851年）因病逝世。此时，被任命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柳仲郢（音yǐng）聘请李商隐担任幕僚，李商隐将子女寄养在长安的亲戚家中，独自前往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担任节度判官。在梓州担任幕僚期间，李商隐一度崇信佛教，以求得心境的宁静。他与当地的高僧知玄、僧彻等交往，又在慧义寺开辟石室，抄写经书。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调任吏部侍郎，李商隐跟随柳仲郢返回长安。其后，柳仲郢又兼任了诸道盐铁转运使，他任命李商隐为盐铁推官，委派李商隐前往淮南一带稽查盐院的事务。李商隐担任盐铁推官几年之后，柳仲郢调任刑部尚书，李商隐因身体抱恙，辞去职务后返回故乡。大中十二年（858年），李商隐因病逝世。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李商隐著录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玉溪生赋》一卷、《玉溪生文》一卷。南宋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录其文集八卷，南宋藏书家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另录其《蜀尔雅》三卷、《杂》一卷、《金钥》二卷、《梁词人丽句》一卷、《李义山集》八卷。其中文集已散佚，今存辑本有明毛晋刻本和《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均三卷；明嘉靖间毗陵蒋氏刻六卷影印本、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七卷，而诗集仍保存，有六百余首。《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卷，《全唐诗补编·补逸》卷十二有诗一首，《续补遗》卷七存二首二句，《续拾》卷二十九补一首三句。
李商隐作品的历代注本，在清代有朱鹤龄集作注《李义山诗集笺注》三卷，后还有将何焯、朱彝尊、纪昀三家评语辑入朱注本中的《李义山诗集辑评》，而今较为流传的为清代冯浩所注的《玉溪生诗集笺注(全2册)》与钱振伦、钱振常所集的《樊南文集补编》，较为出名的诗有《锦瑟》《夜雨寄北》等。近代张采田著有《玉溪生年谱会笺》，今有刘学锴、余恕诚所编《李商隐诗歌集解》五册。《全唐文》录存其文十二卷，见卷七七一至七八二。
参考资料：
李商隐的政治思想深受其的家世与人生遭遇的影响，他对晚唐昏暗的政治统治极为不满，如此造成其对现实政治和国家命运的极度关心。李商隐抨击与揭露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针对中晚唐宦官擅权而反对宦官干政。《随师东》《赋得鸡》《登霍山驿楼》等是作者对晚唐藩镇叛乱现象的深刻思考下的产物，表露自己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割据分裂的政治立场与对时局认识的敏锐看法，拥有入世精神、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同时，李商隐的一生与唐朝中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统治者内部朋党斗争严重激烈的混乱局面相始终；李商隐复杂的性格导致他在党争中的矛盾态度，对于牛李党争，李商隐的态度犹疑软弱，既不想放弃与令狐绪的多年友谊，又因为岳父和妻子的原因不能表明立场。由于李商隐正直又软弱的性格，他在政治上的选择趋向复杂，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早年李商隐才华出众而受到名士高官的赏识，此时所做的诗文亦积极向上，本人有着远大的抱负，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但由于牛李两党相争，虽负绝世才华却无处施展，这是由于其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产生消极颓废的思想；李商隐的思想在大中五年（851年）发生巨大转折，多年在牛李两党间夹缝生存，他对个人的政治前途绝望，再加上丧妻之痛，他开始寻求个人精神的超脱。
文学价值论：李商隐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抒发人生感慨，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以及对美的追求。他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命运、爱情、友情等方面的感慨，以及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文学创作论：李商隐在文学上重视独创性，并要求创作文学作品需要真情实感，反对功利性即“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形成以“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的骈文审美标准。在继承文学遗产方面，李商隐对古文运动后学“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法极其反对，但同时又肯定古文“申诵古道”的价值。且由于李商隐身世与其可以追求朦胧含蓄的审美情趣，使得其在爱情、政治抒情诗上具有较深见解。在情感表达方面，李商隐重视诗歌的意境和情感表达，讲求真情实感，他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深刻的意境和情感，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他主张诗歌应该以情感为基础，通过意境的营造来表达情感。李商隐反对功利性文章，他认为诗词的创作应该取众之长，不能拘于一格，并强调“秉无私之尺刀”，才能“定夫众制”。
文学风格论：李商隐认为诗文应该采取含蓄、深沉、婉约的风格体式，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表达。他主张诗歌应该具有“诗外有诗，寓意深而托兴远”的艺术境界，即诗歌应该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境，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同时，他也强调诗歌应该具有“丽之中，时带沉郁”的艺术风貌，即诗歌应该具有华美的辞藻和深沉的情感，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感动。
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其政治抒情诗还反映了唐代后期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文、宣、武三朝一系列政治、军事事件，揭示了唐王朝深重的统治危机，观点鲜明，见解深刻。极具艺术特色，哀时抚事，笔触凝重，意境深沉。语言锤炼，韵律和谐，气脉通畅，得杜诗神髓。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李商隐的政治诗多半以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出现。如《咏史》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愚昧和无能。《贾生》深寓作者对晚唐统治者佛信道以求长生，而不恤国事的讽刺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瑶池》借周穆王讽刺唐朝皇帝们求仙，《随师东》借古事影射朝廷东伐李同捷。
李商隐的咏物诗诗体物工切入微，不限于描绘所咏之物的外部特征，表现所咏之物的固有的神态情韵，而是在此基础上寄托身世之感，将自己的身世遭遇、人生体验等借所咏之物体现出来，咏物抒怀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杜工部蜀中离席》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李商隐的咏物诗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他的咏物诗有三种艺术形式，一是融我于物，物我交融。如《春日寄怀》抒发了诗人长期闲居生活的寂寞苦闷和岁月蹉、仕进无路的伤感郁；二是写物写己，物我交错。如《安定城楼》抒发了作者虽仕途受阻，遭到一些人的谗伤，但并不气馁，反而鄙视和嘲笑谗佞的小人的坚定胸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青年时期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三是物我之间，似分似合。如《杜工部蜀中离席》描绘了战乱时候与朋友惜别的感伤，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思想感情。
李商隐的爱情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独具特色，其爱情诗内容分为两种——一是实有其事，这类爱情诗抒情对象明显、特定，与诗人具体的爱情经历有关；二是爱情对象不详，诗中抒情主人公也未必是诗人，无题诗格，为李商隐首创。其中一部分表现他与妻子王氏的伉俪情深，代表作为《夜雨寄北》，此诗通过对巴山夜雨秋景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客居异乡之寂寞和对妻子的深切思念之情。他的悼亡追忆妻子王氏之作，如《正月崇让宅》《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无家而作有家之想，血泪写成，令人不忍卒读。
李商隐的应酬唱和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李商隐《东还》诗脍炙人口，赏读该诗，可看出李商隐所表露归去寻师学仙只是一句托辞，所谓学道不过借此疏解自己内心不平与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更有面对朝政种种荒淫无道的愤慨以及对正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唐王朝的哀叹。
无题诗格，为李商隐首创。诗并非意归无着地咏泛爱情，而是在个人爱情生活的体验、社会爱情现象的观察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概括和创造。李商隐以无题为名的爱情诗，最为人所传诵，但他的无题诗具有“朦胧”的特点，旨意隐秘。这些以无题为名的爱情诗，包括以《无题》为题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为题的“准无题”诗近三十首。这些诗有的有所寄托，但大部分属于纯粹的情诗。李商隐的“准无题”诗也写得相当出色。如《锦瑟》此诗貌似咏物，实则咏怀。它隐去了平生所历具体之事，以锦瑟起兴，充分运用了比兴、象征、典故等多种手法，将自己满腔的忧伤、郁愤之情，形象而又婉曲地表达出来。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浓厚的悲剧色彩，艺术上比兴、象征和寄托融合在一起，诗境朦胧，色调凄艳，幽眇曲折。
李商隐“无题”一类的诗歌，境界和情思的朦胧，在内涵上也就往往具有多义性，给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构成解读上的复义。首先，其诗的意象被他的心灵化了，是多种体验的复合，多富非现实的色彩，诸如珠泪、玉烟、蓬山等，均难以指实；其次，李商隐诗歌内容丰富，情感复杂，其无题诗内容涉及爱情、友情、政治、人生等多个方面，情感丰富且复杂，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解读空间；再其次，李商隐诗歌结构独特，意境深远，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使得诗歌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最后，李商隐生活在晚唐时期，政治动荡，社会矛盾尖锐，诗歌创作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使得诗歌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李商隐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言绝句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李商隐善于运用象征手法，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表达情感和思想。例如，《锦瑟》中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以锦瑟象征人生，表达了对逝去年华的感慨。李商隐善于运用比喻手法，通过比喻来表达情感和思想。例如，《夜雨寄北》中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以巴山夜雨比喻离别之情，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李商隐善于借景抒情，通过描绘自然景物来表达情感和思想。例如，《无题》中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以东风无力、百花残来表达离别之情。李商隐善于运用反讽手法，通过反讽来表达情感和思想。例如，《锦瑟》中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以反讽手法表达了对逝去年华的感慨。
李商隐的抒情诗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与再现，用亲切可感的情思意象来营造缥缈朦胧的诗境。为了表现复杂矛盾甚至惆怅莫名的情绪，李商隐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象，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分明有着某种象征意义，而究竟象征什么，又难以猜测，又它们结构成诗，遂形成如雾里看花的朦胧诗境，辞意飘渺难寻。例如：《锦瑟》所呈现的，是一些似有而实无、虽实无而又分明可见的意象：庄生梦蝶、杜鹃啼血、良玉生烟、沧海珠泪等；这些意象所构成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而是错综复杂纠结于其间的惆怅、感伤、寂寞、向往、失望的情思，是弥漫着的这些情思的心象。
李商隐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
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李商隐续承杜甫的沉郁顿挫，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华丽的独特风格，对政治以影射的方式进行嘲讽和批判，如在《瑶池》《汉宫》中借古讽刺唐武宗佞道求仙。
此外，李商隐通过含蓄的情感表达来关注现实，反映晚唐时期人民疾苦，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通过描写一幅在方镇战乱下荒凉残败的农村景象，并从当地人口吻追往伤今，如此来引出作者对统治者的不满与自己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观点。他所创作的政治抒情诗通常揭露与讽刺时政异常辛辣，但又在语言表达上刻意含蓄委婉，有着其对时局的深刻认识与思考。
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善于运用典故，将历史典故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善于运用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使诗歌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李商隐擅长对典故的内涵加以增值改造，他用典的方式也别开生面，往往不用原典的事理，而着眼于原典所传达或所喻示的情思韵味，如“庄生晓梦迷蝴蝶”，原典不过借以阐发万物原无差别的齐物论，李商隐却由原典生发出人生如梦，从而引入一层浓重的迷惘感伤的情思。因此可解读角度众多，造成诗歌的多义性。在《无题》一诗中，他运用了“青鸟殷勤为探看”的典故，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些典故的运用，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也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李商隐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朝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
李商隐早年模仿恩师令狐楚，一段说人，一段为表己，归纳为“你—我”模式的骈文，用典较为平常易懂，目的在于叙事，极度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例如：《上令狐相公状》《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亡轶）。
祭文是李商隐骈文之中分量最重、思想和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最突出的写作特点在于其“对话”性质，“与自己对话”模式和“与上天对话模式”；李商隐在其骈文中开创性地运用了“声对”这一特殊对偶方式，基于声音的对偶，将骈文的声律与用典两个特性合二为一，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对偶在形式上过多的束缚。例如：《奠相公令狐公文》《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亡轶）。
李商隐的文章与段成式、温庭筠齐名，因三人都排行十六，也被人们称为“三十六体”。李商隐的骈文风格多样，既有典丽精工、绚中有素，也有工于对偶、巧于用典、宛转精丽的；他的骈文与诗消息相通，总体特征是精丽和富有情韵，围绕精丽和情韵，展现丰富多彩的面貌。李商隐续承六朝骈文的文风，并在其词句华丽浓艳的基础上做到雕镂精工、用典深僻，尽力充实文章思想内容，展现出清高俊雅、婉转流畅的格调。
李商隐幼年时从学于精通石鼓文与隶书的族叔，长大后以一度抄书为业。其书法记载散见于各类史书中，北宋王禹偁称李商隐善篆。其作品楷书《月赋》与行书《四六本草》在北宋时仍有创世，但今已无存，仅有其所书《杜絪墓志》《王元及妻陇西李氏合墓志》《太原王公墓志铭》略晓李商隐书法。而从上述今存和古文献记述中看出李商隐的书法章法杂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之长，中宫收紧而四面开张，有着端庄儒雅、秀整而雄劲的特点。与此同时李商隐也分别著有《字略》《蜀尔雅》收录古文旧字，对古文字的精通亦促成其书法上的造就。
李商隐是晚唐杰出诗人。其诗今存约600首，按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政治抒情诗和个人生活抒情诗。在艺术上，他的诗歌广泛地吸收、熔铸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和南梁乐府、齐梁歌诗以及韩愈、李贺等人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寄托深而措辞婉”（叶《原诗》）和朦胧多义的风格。其诗各体俱有佳作，尤以五七言律绝成就为高，七言律诗的造诣更是上追杜甫而独步晚唐。李商隐在晚唐诗坛与杜牧、温庭筠齐名，人称“小李杜”“温李”。历代受其影响的诗人颇多，如晚唐的唐彦谦、韩、崔，宋初的西昆诸人及贺铸、晏几道、秦观等词家，元末的杨维，明代的杨基、高启、程嘉燧、王彦泓，清代的黄景仁、孙原湘、陈文述、樊增祥等。
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
李商隐作为中晚唐朝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在诗歌、书法、文章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也有极大的影响，他的七律诗不仅影响了宋代诗歌，也启迪了明末清初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派诗人，甚于曾国藩；他所创造的“义山体”诗体被北宋西昆体、南宋江西诗派所继承，在元明中衰而波及到清代姚鼐等人；他的文章是对于六朝骈文的续承发展，促成了晚唐骈文复兴，在宋代出现四六兴盛局面；他的经历与诗作也对后世文人墨客影响较多。后世大量经典选本收录李商隐的诗歌，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全唐文》录存其文十二卷，见卷七七一至七八二。李商隐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与李白、李贺并称“唐朝三李”。李商隐是诗文俱佳的诗人，其与温庭筠、杜牧并誉为晚唐三大诗人。他现存诗590余首，有七言绝句、七律、七古、五言绝句、五律、五古等体裁、其诗作归纳分类为咏史诗、爱情诗、咏物诗、政治抒情诗、无题诗等，其中爱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占其总量的三分之一，开创了抒情诗新领域，并以无题诗著名。
李商隐以其独特的诗歌风格开创了“义山体”。“义山体”诗歌的特点是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情感真挚，善于运用典故和象征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义山体”对后世诗人在诗歌创作、诗体运用、义山体特点的延续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义山体”的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情感真挚的特点，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借鉴。其次，“义山体”的诗体运用，如比喻性意象、描述性意象、传递感受式用典等，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最后，“义山体”诗歌在情感表达的理智化、叙述性的结构、寒士与雅士的不同心理取向等方面，为后世诗人提供了独特的创作视角和思考方向。
李商隐诗歌中将身世之感融入爱情后所构成的双重感伤、在人生失落与执着的旋律中寻求宁静的写作态度，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更加深远。中晚唐时期，诗歌发生重大变化，一种新的文体“词”在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缘情一派诗人手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题材内容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关注点转向作者的内心世界；二是以男女之爱抒发个人情怀。一方面，李商隐的诗歌符合词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又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的婉约风格，必然会成为新兴文体婉约词的学习对象；另一方面，李商隐的诗歌因其特有的“沉博绝丽”的风格符合词体不断向前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词体的发展超出了温庭筠的香软浅薄，摆脱“伶工之词”，逐渐雅化的时候，李商隐诗歌因其自身的丰富性，逐渐成为两宋词体接受要学习对象，从而对婉约词风产生重要影响。
李商隐的诗歌对婉约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感表达、艺术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在情感表达上，李商隐的诗歌对晚唐至宋的婉约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婉约词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细腻、委婉，注重情感的抒发和表达；在艺术手法上，李商隐的诗歌善于运用象征、隐喻、对比等艺术手法，这些手法在婉约词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婉约词在艺术手法上更加注重意象的营造和意境的渲染；在语言风格上，李商隐的诗歌语言优美、含蓄、婉约，对晚唐至宋的婉约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婉约词在语言风格上更加注重语言的优美和含蓄，注重语言的音韵和节奏。
李商隐的诗歌和四六文均取得很高成就 ，其重要标志之一是风格多样。李商隐的四六文与诗消息相通，其总体特征是精丽和富有情韵，围绕精丽和情韵，展现丰富多彩的面貌。李商隐以骈文为诗，把骈文的因素带进诗歌，使诗歌的风貌迥异于盛唐，讲究诗歌的词采、对偶、用典、虚字以及表达上的含蓄委婉，给诗歌再次带来新的变化。在表现手法上，李商隐四六文在形式上追求对仗、声韵、词藻、用典等方面的完美，这些手法在后世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在文学创作上，李商隐四六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在审美水平上，李商隐四六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高了文学创作的审美水平。
李商隐的诗歌被翻译成朝鲜、日本等国家的语言，使得他的诗歌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欣赏，他的诗歌创作对朝鲜、日本等国家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新罗诗人崔匡裕等人提供学习借鉴，并与朝鲜“诗言志”诗学观点相通。世界各国关于李商隐及其诗歌的翻译、研究著作众多，例如：美国汉学家刘若愚在1969年出版的《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特诗人》就以西方读者为写作对象，介绍了中国晚唐政治与李商隐生平，其中选取了其一百首诗歌进行翻译；而后关于李商隐的研究较为低迷，一直到2006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出版的《晚唐—九世纪中叶的诗歌》一书打破。在此书中，宇文所安以传统的文学架构将李商隐与晚唐诗人进行概括，并将历代文人公众评价纳入其中，如此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1981年，法国汉学家吴德明发表《李商隐诗歌中的短题诗》一文，后经翻译于2007年收入国内相关丛书中。在日本学界，关于李商隐的研究则较早并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从二战前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日本出现诸如《李商隐》《李义山与西昆体》《李义山七律释稿等》《李商隐诗文论》一系列研究著作与论文，出现了铃木虎雄、薮木茂、松尾良树、川合康三等有关学者，推动了晚唐诗学的研究。
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仕途人物：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正、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酬和诗友：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志同道合：刘蕡、永道士、崔钰、李郢等人；礼节来往：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僚。
令狐楚，字士，自号白云孺子。李商隐的恩师，对李商隐有知遇之恩，李商隐的文章最初是模仿令狐楚所作，后写《奠相公令狐公文》祭奠令狐楚。
崔戎，字可大，博陵安平人，崔玄暐弟弟的后代，李商隐为其写悼亡诗《宿骆氏亭》。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朝文学家，宰相杜佑之孙。李商隐十分欣赏杜牧，与杜牧并称“小李杜”，赠诗《赠司勋杜十三员外》于杜牧。
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又作庭云、 廷筠，唐初宰相温彦博后裔，中国晚唐时期诗人、词人，与李商隐并称“温李”。李商隐在令狐楚门下做幕僚，温庭筠来长安游学，二人由此相知相熟，李商隐以《板桥送别》作别温庭筠。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唐朝现实主义诗人。与李商隐是忘年交，对李商隐的诗作追捧有加，对于李商隐给自己写墓志铭评价“死后，得为儿足矣。”
刘蕡，字去华，唐代宝历三年进士，善作文，耿介嫉恶。太和一年参加“贤良方正”科举考试时，秉笔直书，主张除掉宦官，考官赞善他的策论，但不敢授以官职。开成二年（837），令狐楚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刘蕡和李商隐同为令狐楚门下师爷，两人志趣相投。李商隐有诗作《赠刘司户蕡》为刘蕡送别，初闻刘蕡病故的噩耗作诗《哭刘蕡》。
崔钰，字梦之，清河（今属河北省）人，尝寄家荆州市（今属湖北），为崔氏清河小房后裔。唐朝诗人，与李商隐志趣相投。李忱大中十二年（858年），四十五岁的李商隐郁郁而终，崔珏作《哭李商隐》两首。
字子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太尉令狐楚之子，唐代诗人、宰相。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来令狐楚门下做师爷，与令狐绪年岁相近，二人一同进学，情同手足。后因令狐楚的离世和牛李两党之争，二人渐行渐远。两人往来诗作众多，如《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九日》，最终二人重归旧好。
韩瞻，字畏之，男，陕西万年县（今樊川）人，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进士，是李商隐的故交和连襟。韩瞻是李商隐相交多年的朋友，李商隐在韩瞻和王茂元另一位女婿的帮助下，与妻子王氏喜结连理。《夜雨寄北》传达出李商隐在蜀地是对韩瞻一家的牵挂，《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则是李商隐写给韩瞻的儿子韩偓的。
宋华阳原是宫内侍候公主的宫女，因随公主入道做了女道士。公元826年，23岁的李商隐来到河南玉阳山东峰的道观修道与女道士宋华阳相知相恋，最终被人发现，恋情无望告终。李商隐以无题诗：“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表达内心的悲痛；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
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李商隐从怀州赶往长安的科考途中，在堂兄李让山家附近，吟咏其诗《燕台四首》之“春”：“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被邻家姑娘柳枝听见，柳枝为李商隐的才华所倾倒，二人做下约定，但李商隐因进京赶考耽误时间，柳枝已嫁作他人妇。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二人结婚，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但李商隐婚后被连年外派，王氏病逝家中，二人未见最后一面，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此后，李商隐写下多篇诗作以诗寄哀思，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五代时期史学家刘昫在《旧唐书》中也称赞：“李商隐的文章清新秀丽，比温庭筠的文章更为杰出。”
后晋文学家刘昫评价：“商隐能为文言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市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县者所薄。名宦不进，坎终身。”
金末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评价：“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一句。
唐代诗人白居易极为欣赏李商隐的文章，曾评价：“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
唐代诗人崔钰《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评价李商隐诗文：“学杜甫而得藩篱”。
元代文学家辛文房评价：“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难事隐。及従楚学，俪偶长短，而繁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鳞次，号‘祭鱼’。而旨能感人，人谓其横绝前后。...后评者谓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之具’。斯言信哉。...商隐文自成一格，后学者重之，谓‘西昆体’也。”
清代文学家吴殳说：“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
清代诗人贺裳《载酒园诗话》：“魏晋以降，多工文赋，义山犹存比兴。”
清初诗论家叶燮《原诗》：“宋人七言绝句，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
现代学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在《美玉生烟——叶嘉莹谈李商隐》评价：“我一生遭遇的挫折,都是用李商隐的诗化解的。”
现代学者、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刘学锴评价：“白描胜境话玉溪。”
唐末官员李涪抨击李商隐文学作品立意空洞，即“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唯逞章句”。
五代时期史学家、政治家刘昫在《旧唐书》亦载当时人对于李商隐“背恩”行为与“恃才诡傲”性格的贬意。
根据黄世中的看法，“商隐”是“商山隐士”的意思，来自“商山四皓”的典故；而“义山”，是指隐居而能行义。“玉谿”，是今济源市境内王屋山下的一条溪谷，据说李商隐青年时代曾在附近修习道术。“樊南”，指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南的樊川，景色优美，“自韦曲而南，长渠分注，土壤丰腴，菜圃稻，罫纷绮错，田庐鸡犬，恍如江南水村图画中。”（傅增湘《秦游日录》）唐朝官僚士大夫喜欢在这一带购置别墅，游憩宴乐。李商隐在长安生活期间，有可能常来樊川。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在令狐楚门下当师爷，因与令狐绹年岁相近，二人情同手足，一起学习。文宗开成二年（837），李商隐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此时令狐绹任左拾遗，他向当时的主考官高锴极力推荐李商隐，李商隐才考上功名。但该年，李商隐应宏博试落选，虽考上功名但并无官做，恩人令狐楚也在此时去世，在料理完令狐楚的丧事后，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作了王茂元的幕僚，对于李商隐这种改换门庭的行为，令狐绹心中对他产生芥蒂。直到大中年间（847），李党失势，牛党上台，令狐绹的官位一路上升，大中四年（850），令狐绹当上了宰相；李商隐在政治见解上却偏向了李党，作序对李德裕大加赞赏，称其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令狐绹则大力打压李党成员，撰写《李德裕崖州司户制》，对已经被贬崖州的李德裕大肆污蔑，对于李商隐偏向李党的行为大为恼火。对于令狐绹的怒火，李商隐多次写诗文向令狐绹陈情，但令狐绹根本不理睬。他据说，在大中三年（849）重阳节，李商隐去令狐绹家里拜谒，令狐绹却故意回避不见，李商隐写了一首诗《九日》，悼念令狐楚，尾联“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缘得再窥”，便是直写令狐绹对自己的无情回避。大中五年（851），李商隐回到长安，生活所迫，他又多次向令狐绹求情，终于补了个太学博士的位置。
唐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在洛阳市闲居，并结识了李商隐，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白居易笃信佛教的三生轮回之说，便希望自己死后投胎成为李商隐之子，可见白居易对李商隐诗歌的喜爱程度。白居易死后数年，李商隐得一子，将其命名为白老，但此子十分愚钝。其后，李商隐得次子衮师，衮师十分聪慧，众人笑称衮师才是白居易转世。
李商隐刚刚声名鹊起时，曾前往长安游玩。当时，长安的人们大都只是听闻他的大名，却不认识李商隐的面容。有一天，李商隐在客栈居住，恰逢一行文人举行宴会，文人们看到李商隐，便随意将他邀来宴饮。有人提议以紫玉兰为题作诗，李商隐便吟就一篇：“洞庭湖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文人都感到惊奇，便询问此人的姓名，才得知这便是李商隐，急忙称罪。
西昆体在宋初盛行，主要就是对李商隐的诗进行肤浅学习，只学其用典、辞藻等。宋人李颀在《古今诗话》中记曾有一位戏子为讽刺“西昆体”诗派而在扮演李商隐时故意穿着鄙陋，众人问道其原因便并旁人讲是“西昆体”代表人物杨大年等人撕破了他的衣服，如此得到时人一笑。而此事亦广为传播，人们就用这个故事表达自己对“西昆体”诗派的态度，即认为其对李商隐的继承不亚于“生吞活剥”。
李商隐公园位于郑州荥阳市郑上路与商隐路交叉口向南2公里，公园占地近6万平方米，建有灵犀广场、蜡烛广场、晚晴苑、霜月亭、相思亭等园内景观，共小广场5处、亭子4座、湖体1处。园内有李商隐墓，呈东低西高，呈棺木状。墓冢西南的基部有一窄洞，是当地百姓为躲避战乱挖下的避难洞。李商隐墓已被列为郑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墓位于沁阳市以东的覃怀办事处庙后村南，原有墓冢，因历代耕耘，墓冢被平。墓东南原有一通石碑，其上碑文风化严重，仅能看出“文华”二字，后被损毁。墓东南原有“落灵棚”，用于在外之人归葬停柩和祭奠之用，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烧毁。1987年，沁阳李商隐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后，县政府对墓地进行了整修，在墓地四周砌筑围墙，并修了封丘，在冢前立碑，墓冢四周也铺设了方砖。
墓葬位于河南省博爱县江陵堡村，墓冢坐北朝南，冢前立龙头碑一通，上书“唐李商隐之墓”。墓葬于1989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后，县政府对李商隐墓进行了整修和绿化，并划定了文物保护范围，建立了保护组织。
李商隐纪念馆位于博爱县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石佛堂内，由山门、碑廊、展厅、大殿四部分组成。馆内陈列了从李商隐祖中出土的陶俑、陶马等文物，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论著等。
关于李商隐的生卒年月，官方史籍均无明文记载，主要有三种考证结论：一为清代学者冯浩的元和八年（813年）说；一为清代官员钱振伦的元和六年（811年）说；一为中华民国学者张采田的元和七年（812年）生说。其中，影响力较大的说法是李商隐生于元和七年（812年）初。通过对李商隐作品的分析，在《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中的“会昌二年（842年），商隐授选天官，正书秘阁.距仲姐之，三十一年矣”、《骄儿诗》中提到自己年近四十，而《骄儿诗》又是在850年所作。学者们便按照诸如此类的依据推测出李商隐的生年。
关于李商隐的卒年，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是大中十二年（858年），柳仲郢调任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改由他人担任，李商隐随即辞去职务，回到家乡，并于同年年底因病逝世。
李商隐墓传有三处，一是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许良镇江陵堡村西北地；二是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区东1.5公里沁河南岸的覃怀办事处庙后村南；三是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荥阳的苜湾村南。《覃怀志》说是“今不可考”；民国二十六年《沁阳县志》只有个模糊说法“相传在城东”。《文集》说的比较具体，“李商隐祖茔在雍店之东原”。而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经过考证，确定李商隐祖茔“今考在清化北山下”。
李商隐自称与唐朝皇室同宗，在诗歌和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自己的皇室后裔身份。按照刘学锴所著的《李商隐传论》一书中所指，李商隐当为凉武昭王李暠（hào）的十五代孙。李商隐与当政的李唐皇室有非常疏远的同宗别派关系，但这种宗亲关系并未给他带来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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