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14 12:30
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1871年5月28日），是1871年短暂统治巴黎七十二天的革命政权，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涨，工人阶级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际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同时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普法战争后法国第三共和国向普鲁士王国投降，并在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之际被迫与之签订停战协定，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于2月17日组建新政府后向普鲁士割地赔款，30万巴黎市民为保卫巴黎而自发组成“法国国民自卫军”，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攻占蒙马特尔高地后不久占领巴黎市政厅，将总理梯也尔赶出巴黎。次日国民自卫军组织公社选举，至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诞生。4月2日进攻凡尔赛失败后巴黎公社转而施行内部建设，公社短暂存在期间实行一系列社会政策以改善巴黎市民的生活条件，实现城市土地的公有化，保障工人的权益，提供社会福利等，公社政府还取消教会的政治特权，试图实现宗教和国家的分离。巴黎公社推行免费的公共教育制度，设立大量的图书馆和文化设施。同时反对宗教教育并取消神学课程，开办职业学校且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公社也注意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从法律层面施行包括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建立工人保险制度等实行一系列劳动保护政策，为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而公布五条《房租法令》，规定债务无偿延期赔付等。同年4月13日政府军开始反扑，公社和政府军在伊萨堡展开激战但最终由政府军占领伊萨堡，5月20日麦克马洪亲自率军炮轰巴黎，之后从1871年5月21日至28日，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和麦克马洪在德国的帮助下，率领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巴黎公社成员与之展开激烈巷战（五月流血周），最终被法国政府武力镇压，147名公社成员在贝尔拉雪兹公墓前就义，总共数千名公社支持者被杀害，公社存在期间仅为72天。
由于巴黎公社未能及时组织军队消灭政府军，也未能没收法兰西银行以切断政府军的经济来源，同时更没有建立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当时的资产阶级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普鲁士和法国政府军实力强大，致使巴黎公社最终失败，但巴黎公社在法国和世界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民主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丰富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唯一法国巴黎公社研究会会员沈大力评价：“巴黎公社是19世纪末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预示了一个新世纪革命的发端。20世纪的墨西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从这一泓精神源泉里汲取灵感。”
巴黎公社的名称来源于西欧中世纪中期出现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城镇自治制度，实质上是摆脱封建统治并获得特许自治权的城市共同体——“公社”。自十世纪中叶起，欧洲国家的周边诞生出新的城镇即最初的城市，同时随着东西方商业贸易的复兴，商人聚居地发展成致力于贸易和生产的新城市，但城市领主掌握行政权和司法权，包括商人在内的市民有义务向封建领主缴纳苛捐杂税、为领主服劳役且不保障市民的人身自由。于是城市市民为摆脱封建领主的控制，夺回行政权等自主权力而开展公社运动并建立“公社”，意图追求自由和解放。
1848年革命（在1848年，意大利、法国、德意志等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武装革命）失败后，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工人运动普遍消沉，英国资产阶级以利收买工人阶级领袖以分裂瓦解工人队伍，而德国政府将一批工人运动的领袖逮捕入狱，禁止工人创建和参与政治性组织，而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写出《共产党宣言》。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涨，工人阶级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际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法国波拿巴政府鉴于为笼络民心被迫于1864年5月25日下令放宽1791年颁布的《列·沙白里哀法》，允许工人自由结社和罢工并禁止工厂以威胁或强制手段迫使工人停工，工人运动取得重要的成果，同年9月28日，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丝、爱尔兰的工人代表在伦敦的圣马丁堂成立国际工人联合会，并于年底组建国际巴黎支部。
拿破仑三世于1852年发动政变建立帝制政权法兰西第二帝国，该政权采取极权主义措施，限制公民自由，对工人和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解散诸多独立的工人组织，利用庞大的军事官僚队伍镇压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导致社会底层广泛的不满和反抗。同时1866年-1867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法国，致使法国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衰退，再加上农业歉收致使农民生活困苦，外交关系上法国又与欧洲各国关系紧张，扩张帝国版图接连失利，种种因素导致整个帝国社会矛盾激化。在这种背景下，1870年7月19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率先挑起普法战争但在色当战役中被普鲁士军队击败，同年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并成立第三共和国，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国防政府”并向普鲁士投降，但普鲁士军队继续大举进攻法国。
1870年9月4日晚，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成员在巴黎市政厅举行首次会议，组织内阁和解散帝国立法团，发布公告自称国防政府，并反对巴黎群众关于巴黎市政机构应宣布为公社的要求。9月20日，普鲁士军队已经完全包围巴黎，此时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约有30万人，他们来自工人阶级社区并且几乎没有训练或经验。10月31日，法军前线接连失利之后，巴黎激进革命领袖路易·布朗基、德莱斯克卢兹等人在市政厅发起示威活动，一万五千名示威者携带武器反对特鲁歇将军及其政府，同时要求特鲁歇辞职并宣布成立公社。11月3日，法国巴黎市政当局组织全民公决以询问国防政府的满意度，赞成票总共为557996票，反对票为62638票，两天后巴黎二十个区的市政议会选举市长，激进的反对派候选人德勒斯克兹等人当选。
1871年1月初，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命令军队在巴黎周围的堡垒中安装72门120毫米和150毫米的火炮，并于1月5日开始对城市进行昼夜轰炸。1月22日下午，几百名国民警卫队中的布兰基主义者在市政厅外与政府爆发枪战，之后政府迅速禁止出版物《德勒斯克洛兹的觉醒》和《战斗》并逮捕83名革命者，28日国防政府决定与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签署《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但要求普鲁士不占领巴黎且不解除国民警卫队的武装。2月8日，法国政府在波尔多举行全国选举，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当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行政首脑，并于2月17日组建新政府，26日同奥托·冯·俾斯麦签订临时和约，割让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给普鲁士并赔款50亿法郎，30万巴黎市民为保卫巴黎而自发组成“法国国民自卫军”，后又正式成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攻占蒙马特尔高地后不久占领巴黎市政厅，将梯也尔赶出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接管政府各部门以及《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并建立新的政权机关，同时将《公报》作为新政权的机关报继续出版发行。次日国民自卫军组织公社选举，有2/3以上的巴黎选民加投票共选出的82名公社委员，有30名国民近卫军中央委员会成员，37名国际工人联合会会员。
1871年3月28日，巴黎人民在市政厅广场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胜利诞生。公社成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把权力移交给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会，同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它仅是公社领导下的一个负责军事斗争的机关。巴黎公社成立后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防止政府对巴黎的进攻，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通过提高工资和减轻工作时间等手段来保障工人权益，公社还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市民和工人阶级自治的政治体制，取消了旧的中央政府对巴黎市的控制，并试图建立一种民主制度。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逃出巴黎时有大约2万名可靠的士兵和大约5000名宪兵，后他招纳根据停战协议被德国人释放的战俘，并接收从各省的军事部队派出的士兵，在凡尔赛迅速组建一支新的正规军，同时选择有较高声望的麦克马洪指挥这支新军。4月1日，公社军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及国民警卫队中央委员会经商议决定在五天内进攻凡尔赛的政府军队。次日上午，工人将军杜瓦尔率领国民警卫队五个营在讷伊桥发动袭击但被击退，十二名士兵牺牲，五名国民警卫队被正规军俘虏，而凡尔赛军队的一名军官和一名外科医生被杀，凡尔赛军队的指挥官乔治·欧内斯特·布朗基上校下令立即枪杀所有四名囚犯。第一次进攻凡尔赛失败后，公社领导人意图派遣国民警卫队27000名士兵分三个纵队进攻，并于24小时后在凡尔赛宫门口集合。4月3日上午，国民警卫队在没有火炮、骑兵保护以及食物和弹药储备的情况下前进，他们误以为城外的一排炮台已被国民警卫队占领，但遭到凡尔赛军队猛烈的炮火和步枪射击，国民警卫队解散队伍逃回巴黎。
4月5日，巴黎公社领导人通过《关于人质的法令》以回应军队处决囚犯的行为，其中规定任何被指控与凡尔赛政府共谋的人都可能立即被逮捕、监禁，并由特别指控陪审团审判，那些被陪审团定罪的人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随着麦克马洪的部队逼近巴黎，公社内部出现两种意见的分歧，大多数人包括布兰奎斯特派和更激进的革命者，在勒文格尔和勒佩尔·杜克斯内的支持下认为绝对优先考虑军事防御；另一派以《公社》、《正义》和《山谷报》成员为主，他们认为政治和社会自由与改革是主要任务，担心更加专制的政府不利于创建社会共和国。在公社许多成员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公社理事会根据执行恐怖统治的同名委员会，投票支持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追捕和监禁公社的敌人。之后拉乌尔·里高逮捕涉嫌叛国、与敌人通敌或侮辱公社的公社成员，包括埃德蒙德·查尔斯·德·马尔坚里将军、国民警卫队指挥官古斯塔夫·克鲁塞雷特、大主教达尔博伊、副主教阿贝·拉加德等高级宗教官员。
4月13日，布兰奎斯特人莱昂·梅吉上校驻守位于凡尔赛门附近的城市南部的伊萨堡，之后凡尔赛陆军指挥官欧内斯特·德·西塞将军持续三天对伊萨堡展开围攻和轰炸，同时西塞在麦克马洪元帅的许可下致信梅吉上校放弃抵抗，表示交出堡垒可饶恕堡垒守军的生命，并让他们带着自己的财物和武器返回巴黎。于是在4月29日至30日夜间，梅吉上校命令大多数士兵撤离堡垒并返回巴黎，国民警卫队中央委员会和公社获悉后迅速增援，最终在西塞将军和凡尔赛军队占领堡垒之前重新占领所有阵地，但国民警卫队司令克吕塞雷特将军被解职并关进监狱。西塞将军继续猛烈轰炸堡垒，新任指挥官路易斯·罗塞率领守军一直抵抗至5月8日夜间而决定撤退，后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德勒克吕兹取代路易斯·罗塞掌管国民警卫队。5月20日，麦克马洪指挥蒙特雷图、瓦莱里安山、滨海布洛涅、伊西和万维斯的炮台轰击巴黎西部的奥特伊、帕西和卡德罗街区，扬·东布罗夫斯基派来保卫焦尔角和奥特伊尔港之间城墙的士兵退回巴黎，只有4000名士兵驻守拉穆埃特，2000名士兵驻守纳伊，200名士兵驻守阿斯尼埃和圣旺。
5月21日，麦克马洪元帅率领法国政府军最后一次进攻巴黎，当时凡尔赛军共约有11万人，其中包括被普鲁士俘虏的好几万法国士兵，而公社武装仅有1.5万人左右。驻扎在城外的士兵探知巴黎公社的国民警卫队已撤出焦尔角，陆军工程师穿过护城河，检查公社的防御工事并电告在蒙特瓦利恩堡的麦克马洪，麦克马洪迅速下令两个营攻占防御工事，之后相继占领圣克劳德门、穆埃特门和凡尔赛门，到凌晨四点，五万名凡尔赛士兵涌进巴黎并推进到香丽舍大街。公社领导人德勒克吕兹从东布罗夫斯基处获悉军队攻进巴黎，此时他正在审判前指挥官古斯塔夫·克鲁塞雷特，东布罗夫斯基将军请求增援并提议立即反攻，直到次日早上德勒克吕兹才敲钟警告巴黎公社。当公社执行官成员听到警钟后开始讨论公社的未来，讨论一直持续到当晚八点，而许多国民警卫队成员认为东布罗夫斯基可疑，并指控其接受一百万法郎出卖巴黎。
22日凌晨三点，凡尔赛部队攻占色佛尔门和凡尔赛门并进犯塞纳河左岸地区，帕西区和沃日拉尔区大部失陷，之后路易-阿道夫·梯也尔进入巴黎并会晤麦克马洪，准备在特罗卡德罗广场设立司令部。早晨五点，德勒克吕兹被迫放弃陆军部而向市政厅转移，之后和救国委员会发出告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书，同时公共安全委员会发布自己武装保卫巴黎的法令。凡尔赛部队人数众多且拥有集中的指挥权，同时他们精于巷战的战术以此避免正面攻击公社的路障，他们穿过邻近房屋的墙壁，在路障上方建立阵地并从路障周围和后面前进，而公社成员由于没有计划地防御，致使他们放弃大多数路障不战而退。同一天上午，正规军占领多芬门附近的大片地区，西塞将军在战神广场和军事学院建立总部；陆军第5军团向蒙梭公园和克利希广场推进，杜埃将军占领勒托莱广场，克利尚将军占领圣拉扎尔火车站。巴黎公社只在圣弗洛伦丁街、歌剧院街和里沃利街上用铺路石和土袋垒大约九百个路障。22日下午，正规军指挥奥赛码头和玛德琳号上的炮台与杜乐丽宫露台上的国民警卫队炮台展开炮击，同时正规军首次枪决在巴黎北街被捕的十六名国民警卫队士兵。
23日凌晨两点，公社委员马隆以及拉·谢西利阿带领百名战士在巴提诺尔区组织战斗，这里是通往蒙马特尔的要冲，凡尔赛军队的克林珊部利用强大兵力突破巴提诺尔区，马隆率领该区社员退守蒙马特尔公墓，路易丝·米歇尔等人领导的妇女营也在布朗什街垒牵制敌人达数小时。国民警卫队在蒙马特尔炮台底部建造并驻守圈路障和临时堡垒，同时安置缴获的政府军85门火炮和20门速射炮，但他们没有弹药、弹药筒或训练有素的枪手，大炮陈旧没有擦洗。凡尔赛军队从三面围攻蒙马特尔，著名的“蒙马特红圣母”被正规军俘虏并投降。23日中午，凡尔赛军队在普鲁士王国人配合下，通过“中立地带”包抄公社战士，正规军攻占蒙马特山顶并在索尔费里诺塔上升起三色旗。扬·东布罗夫斯基亲临蒙马特尔组织防务，但在蒙马特尔街垒附近腹部中弹后不知而亡。士兵们俘虏并在罗齐尔街上处决42名警卫和几名妇女，士兵们占领皇家街玛德琳教堂周围的街垒，枪杀300名携带武器的被捕囚犯。
同一天，国民警卫队开始通过焚烧象征政府的公共建筑来进行报复，公社领导人之一保罗·布鲁内尔率领警卫放火焚烧皇家街和圣奥诺雷郊区附近的建筑物，后警卫放火焚烧圣弗洛伦丁街、里沃利街、巴克街、里尔街和其他街道上的数十栋其他建筑。守卫杜乐丽宫（法国大多数君主的住所）的三百名国民警卫队与正规军开始炮战，晚上七点左右，宫殿守军司令朱尔斯·伯杰雷特下令烧毁除最南端的弗洛雷斯宫外的所有宫殿，此外还纵火烧毁卢浮宫与杜乐丽宫相连的黎塞留图书馆，卢浮宫的其余部分在博物馆馆长和消防队的努力下得以保存。除公共建筑外，国民警卫队还向一些与拿破仑三世政权有关的居民（历史学家和剧作家普罗斯珀·梅里米）的家中纵火。
5月24日凌晨两点，布鲁内尔率领部下前往公社执行官德勒克吕兹的总部维尔旅馆，公社受伤人员在总部大厅里接受护理，部分国民警卫队官员和公社成员换上便服，剃掉胡子并准备逃离城市，之后德勒克吕兹命令所有人离开总部，布鲁内尔的手下将其点燃。同一天白天，国民警卫队留下10000至15000名公社士兵保卫路障，德勒克吕兹将总部从韦勒酒店迁至第11区市政厅，烧毁包括司法宫、警察局、圣马丁门剧院以及圣尤斯塔切教堂。随着军队继续有条不紊地前进，军队仍在继续处决被俘的公社士兵，在巴黎理工学院、沙特尔、卢森堡宫、蒙梭公园和其他地方设立非正式军事法庭，他们检查被俘囚犯是否会开枪，由两三名宪兵组成的法庭宣判并立即对囚犯执行判决。同时公社也开始报复性地处决俘虏和囚犯，在未经公社授权的情况下，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拉乌尔·里戈特处决一组四名囚犯；由国民警卫队和公共安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公社新总部，要求立即处决关押在拉罗·奎特监狱的人质，包括巴黎大主教乔治·达博伊等在内的六名人质靠墙排成一排后被枪杀。
截至5月24日，正规军已经清除拉丁区的大部分路障，并占领巴黎五分之三的地区，麦克马洪将总部设在奥赛码头。巴黎公社只控制第11区、第12区、第19区、第20区以及第3区、第5区和第13区的部分地区，德勒克吕兹等约20人驻守在伏尔泰广场的第13区市政厅，波兰流亡人士瓦列里·弗罗布莱夫斯基指挥约1500名国民警卫队阻击德·西塞将军指挥的凡尔赛军三个旅。25日期间，巴黎公社失去第13区的市政厅并转移到其他广场的路障，700多公社成员在第13区的市政厅被俘。弗罗布莱夫斯基率领部分公社人员逃至第11区的市政厅，与公社的首席执行官德勒克吕兹会合，但包括布鲁内尔在内的其他几个公社领导人受伤。而后德勒克吕兹将公社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弗罗布莱夫斯基，但被弗罗布莱夫斯基拒绝。大约七点半，德勒克吕兹戴上红色的办公腰带，手无寸铁地走到水塔广场的路障前，仰饮凡尔赛军队的枪弹自尽。
5月26日下午，凡尔赛军队经过6小时的激战占领巴士底狱广场，此时国民警卫队仍控制第三区的部分地区，国民警卫队在其位于肖蒙高地和贝尔·拉雪兹公墓的据点仍有火炮，他们继续轰炸圣马丁运河沿岸的凡尔赛军队。专员安东尼·克拉维尔和国民警卫队上校埃米尔·戈伊斯率领几十名国民警卫队特遣队抵达拉罗·奎特监狱，并索要被俘虏的10名牧师、35名警察和宪兵以及两名平民。他们先把俘虏带到第20区的市政厅，该地区的公社领导人拒绝将他的市政厅用作处决场所。克莱维尔和戈伊斯带他们到哈克索街，大批国民警卫队成员侮辱并殴打俘虏，他们将俘虏靠墙排成一排，以十人一组被枪杀。
5月27日上午，格雷尼尔将军、拉德米罗将军和蒙陶顿将军率军进攻肖蒙高地的国民警卫队炮兵，法国外籍军团第一团直到下午结束才占领高地，但国民警卫队约200人仍占据最后的据点贝尔·拉雪兹公墓。晚上六点，军队用火炮拆除大门，海军步兵第一团冲进墓地，直到夜幕降临最后一批公社成员被俘，被俘的警卫被带到墓地的墙上并被枪杀。5月28日，正规军占领公社的剩余阵地以及拉罗·奎特监狱并释放剩余的170名人质，军队在豪克斯街的国民警卫队阵地、拉雪兹公墓附近的德罗雅俘虏3500人，直到下午公社在朗波诺街和图尔维尔街的几个路障被攻破。
1871年5月28-29日，五千多名被俘公社战士被送到拉·罗盖特监狱，其中一千九百多人被处决，大屠杀一直继续到六月初，牺牲者不计其数，后巴黎公社的俘虏们被装在运牲畜的车皮里，分押到各港口和要塞。同年8月7日，梯也尔政府的军事法施开始审判被监禁的三万余名俘虏，其中大部分是国民自卫军战士、公社委员或公社机关人员，第三军事法庭公审的第一批十七个被告包括费雷、特兰凯、格鲁塞、列日尔等相继被处决或流放，镇压和审判到1872年6月才大体结束，但是直至1876年还有人被捕判罪流放新喀里多尼亚。据权威材料显示，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共有29804人遭残杀，72941人在作战中牺牲，60971人被投入监狱或流放，7000至8000名公社成员流亡国外。
巴黎公社成立后宣布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外观上仍沿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三色旗，但在周围镶上一层红边，以表示当时巴黎公社与法国当局进行政治斗争的需要；巴黎公社初建时采用《马赛曲》作为准国歌，但之后公社对《马赛曲》的歌词进行过修改，现如今只有《公社马赛曲》的法语原文并没有中文译本，之后巴黎公社还演唱过《出征歌》，其被称为“第二马赛曲”，但是也被公社成员修改过歌词。
Français ! ne soyons plus esclaves!
Sous le drapeau, rallions-nous
Sous nos pas, brisons les entraves
Quatre-vingt-neuf, réveillez-vous(bis)
Frappons du dernier anathème
Ceux qui, par un stupide orgueil
Ont ouvert le sombre cercueil
De nos frères morts sans emblème.
巴黎公社实行以直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其权力机构是由代表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也称为公社委员会，公社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团体和工会，代表了巴黎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并执行政策，管理巴黎市的事务，包括工业、农业、贸易、交通、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在公社委员会下设有各种政治机构，包括执行委员会、部门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等。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委员会的政策和决策，部门委员会则负责管理不同领域的事务，例如财政、警察和文化等，区域委员会则负责管理巴黎市不同区域的事务。公社还设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包括国民自卫军和国民卫队等，用于维护公社的安全和稳定；对国家机关做了重大的改革，专门成立了管理经济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劳动、就业及交换委员会。
巴黎公社实行工人自主管理的制度，即允许工人直接掌控和管理工厂、银行、商店等企业和资源，工人可以直接享受到自己创造的财富，也能够自主地决定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为了消灭失业和免除中间剥削，取缔了帝国警察局设立的“职业介绍所”，成立劳动就业登记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方面，公社颁布了禁止面包坊工人加夜班的法令，提出了劳动者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同时对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取消了高级官员的高薪俸和额外津贴，并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工资额。巴黎公社规定各公社机关职员最高薪金每年为6000法郎，担负最高行政领导职务的公社委员年薪不过5400法郎，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年薪平均为1400法郎，公社委员每天挣十五法郎，而低级职员的年薪则增加到1800法郎。
在巴黎公社短暂历史中，公社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旨在促进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权利。首先巴黎公社政府允许妇女参与政治生活，妇女在公社政府和军队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社会运动和政治领域的积极分子；其次巴黎公社政府鼓励女性教育和女性就业，并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工作机会，公社通过成立女性学校和为女性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来促进妇女的教育和职业发展；巴黎公社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这些措施包括成立托儿所、开办疗养院和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等。巴黎公社的妇女权利政策反映了社会主义理念中重视妇女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巴黎公社成立后，由治安委员会接管旧政府的宗教管理机构，1871年4月3日，巴黎公社颁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宗教预算”的法令，法令指出“僧侣事实上是君主制度反对自由的罪恶活动中的帮凶”“法兰西共和国的首要原则是自由”，以此打击教会的反动势力同时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取消教会的经济特权，宣布废除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教会财产为国家财产并明确规定：“废除宗教预算，宣布被认为不能动用的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国家财产。”法令颁布后公社立即着手调查与没收教会的产业，同时该法令还强调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为“信仰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
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剥夺，公社设立专门机构对铁路运输和军事工业的生产实行国家的监督，颁布法令将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拟订建立工人合作总社的计划，同时制定这些工人合作社的章程草案。由公社派人监督厂主没有逃离的企业，公社还开办国营商店，其商品价格比私人企业低1/3至1/2，保证物资供应以防止中间剥削。
公社的财政工作由瓦尔兰、茹尔德领导的财政委员会负责，他们设法开源节流以保障军需民用，公社整顿邮政、电报、铸币、税务、铁路等有关部门，恢复其正常业务并促使其向公社提供财政收入，比如从3月20日至4月30日，巴黎公社从铁路公司直接税收共计十一万零一百九十二法郎二十生丁；此外公社以集中各部门的收入维持巴黎的开支，如利用电报局、邮政局、消费税局、直接税局、海关、商店和市场、烟草税、注册费、印花税、地方金库和铁路等所有机关的收入；从3月20日至5月24日，公社支出总额是四千一百二十一万二千五百八十四法郎，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用于军需，支出约三千七百九十三万九千法郎；民政支出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十。
巴黎公社成立之后没收法兰西银行以切断凡尔赛政府的财政来源，同时对凡尔赛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在公社革命者夺取政权时，法兰西银行拥有的资财达三十亿法郎，其中有七千七百万现金、一亿六千六百万银行券、八亿九千九百万公债、一亿二千万借款押品、一千一百万金额、价值七百万的珠宝、九亿有价证券以及未经出纳员签字的八亿钞票，但巴黎公社的成员不敢触动和攻占法兰西银行，银行经理卢兰冷漠对待巴黎公社支付款项的要求，致使银行给凡尔赛政府汇款达二亿五千八百万法郎，相当于支付给公社款额的十五倍。
巴黎公社成立之前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会就号召“城乡劳动者”建立“工农共和国”，并提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1871年4月9日，社会主义者安德勒·列奥起草《巴黎公社社员告农村劳动人民书》并在《公社报》上发表，其中揭露富人阶层对劳苦农民的压榨和欺骗，号召土地归农民并使农民子弟受到教育，但由于《告农民书》用汽球散发时基本被凡尔赛军队截获烧毁，致使巴黎的农村居民对该文件几乎一无所知；4月18日《人民觉醒报》上刊出德勒克吕兹起草的号召书《3月18日革命的性质·致农村居民》，但没有提出如何改善农民境况的问题。此外巴黎公社内部对农民问题的建议不一，路易·达惹认为应力图把农民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有的成员主张让农民获得土地并消灭高利贷剥削。
巴黎公社推行免费的公共教育制度，规定儿童免费入学，为贫苦家庭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还设立大量的图书馆和文化设施，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水平。同时巴黎公社还反对宗教教育，取消学校里的神学课程，将教士从学校中清除出去，用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关注学生的道德修养；开办职业学校，比如杜普伊脱伦街筹办的工艺美术女子职业学校，该校教授素描、泥塑、木雕、牙刻等应用工艺美术各科，同时还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和文学知识，以及第三区的小学教师玛尔埃尔夫人组织筹建的半工半读的缝纫学校。公社也注意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助理教师最低年薪为1500法郎，教师最低年薪2000法郎，而女教师与男教师薪金相等，助理女教师为1500法郎，女教师为2000法郎。
巴黎公社成立后的4月6日，现实主义艺术家库尔贝发起召开巴黎艺术家代表大会并组织艺术家联合会，负责恢复巴黎博物馆等工作，后又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4月17日，艺术家联合会在卢浮博物馆进行执行机构的选举，产生由四十七名委员组成的艺术家联合会委员会（包括十六名画家、十名雕塑家和镌刻家、五名建筑师、六名版画家和石版师、十名工艺美术家），次年一些戏剧家、作曲家和演员倡议成立演员联合会管理艺术，公社准许演员免服军役并鼓励他们以文艺的形式为公社战士服务；在文学作品上，让·巴蒂斯特·克雷芒为公社创作出《浴血的一周》《“上墙根去”队长》等诗歌，同时为《公报》《人民之声报》撰稿。
巴黎公社通过修改法律实行一系列劳动保护政策，其中包括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建立工人保险制度等措施，旨在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宣布废除面包房夜班制度，不许工厂主随意对工人加以罚款；巴黎公社为维护劳动者利益而改革劳动法。4月20日，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废止面包房夜工制的决定》以取消面包房的夜班制，又颁布《关于禁止任意罚款和克扣工资的法令》，严禁厂主无理扣除工人工资并全数发放职工薪水；为打击承包商用低工资的办法从中剥削，还通过关于包工合同的法令，宣布“凡是能够直接向工人协会签订的一切包工合同，都要委托给工人协会”。
巴黎公社为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而公布五条《房租法令》：免予缴纳1870年10月1871年6月三个季度住宅租户的房租；在这9个月内租户已付的全部房租抵作将来各季的房租；带家具住房的租户免付欠租；自本法令通过之日起的6个月内，根据租户的愿望可以废除任何租约；根据租户的要求，已经满期的租约期限可以延长3个月。公社还颁布免除或延期缴纳房租的法令，征用逃亡资本家和官吏的住宅，分配给劳动人民居住。
巴黎公社公布《典当法令》，规定抵押在当铺里的物品暂停出售，关闭当铺并无偿归还20法郎以下的典当物。此外公社颁布关于债务无息延期偿付的法令，规定所有债务的还期一律延长3年并不付利息。
红色国民警卫队的组建是公社的第一要务之一，旨在维护公社的权威和保卫巴黎，成员主要由巴黎市民组成，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政治派别，号称“全民皆兵”。红色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由公社委员会任命，下设各级指挥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国民警卫队的军官由士兵选举产生。在装备方面，由于公社缺乏现代化武器和军火，红色国民警卫队只能使用一些老旧的武器，如刺刀、步枪等。此外，他们还采用了一些创新的战术，如采用了“人海战术”等，使得红色国民卫队在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地掌控巴黎市。
红色国民警卫队的建立对于公社的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公社成立后由于法国中央政府的反对和镇压，公社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威胁，红色国民警卫队成为了公社唯一的武装力量，红色国民警卫队也参与了公社的一些重要决策和活动，如制定社会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加强劳工权益等。国民警卫队的武器库中有数百门火炮和数千支步枪，但只有一半的大炮和三分之二的步枪被使用过。巴黎的城墙上安装着重型海军大炮，但很少有国民警卫队接受过使用这些大炮的训练。从4月底到5月20日，受过训练的炮兵人数从5445人下降到2340人。5月6日，公社在纸面上拥有一支约20万人的军队，实际人数可能在25000至50000人之间。
巴黎公社政权存在期间，欧美国家的工人报刊和第一国际支部认为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卡尔·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雏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夺权后建立的政府；但由于公社内部和施政措施中的复杂因素，很多人对公社的性质有过一些不同的认识，国际工人联合会会员齐·迈耶尔不认为巴黎公社是工人政府，第一国际会员路·库格曼认为巴黎起义带有小布尔乔亚性质，拉法格认为公社是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和革命路易·布朗基主义者的政府，而过往中国学术界大多数认为巴黎公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以工人为主体的民主革命，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巴黎公社属于以工人和真正的工人代表为主体组成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权。
路易斯·欧仁·瓦尔兰（LouisEugeneVarlin，1839年10月5日－1871年5月28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主席，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1871年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1839年出生，原是一名装订工人，1865年参加国际工人联合会并成为巴黎支部联合会主席，为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主义者，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870年9月成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会，1871年3月18日参加巴黎公社起义，3月26日当选巴黎公社委员；5月28日被俘后牺牲。
欧仁·鲍狄埃（EugenePottier，1816年10月4日-1887年11月6日），法国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和诗人，曾参与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巴黎公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被任命为公社的政治委员和战斗部队的指挥官。他在公社期间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问题的诗歌和歌曲，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际歌》。早年当过学徒、小学学监、店员和工人，多次以诗歌来反映法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先后参加了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并在1870年当选为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后当选公社委员等诸多重要职务，英勇参与公社保卫战，在流亡英国和美国期间完成了诸多革命诗歌。1880年法国大赦后回国，加入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887年11月6日在巴黎病逝。
列奥·弗兰克尔（LeoFrankel，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之一，匈牙利工人党创始人。
路易·布朗基（BlanquiLouisAuguste，1805-1881），法国著名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的奠基人。布朗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而长期受迫害，1870年8月由比利时潜回巴黎，组织以推翻帝国为目的的拉·维勒特事件但遭到失败。9月4日后，起初对国防政府的阶级本质认识不清，不久迅即觉悟并创办《祖国在危急中报》对国防政府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10月31日担任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任国民自卫军第一百六十九营营长，公社成立后担任议会主席，后因公社失败而被捕入狱，1879年路易·布朗基出狱后又从事革命活动直到1881年逝世。
巴黎公社证明了革命政权面临的许多问题，公社的领导层没有能够有效地组织军队攻打凡尔赛并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反而在占领凡尔赛失败后疏于军备，后没有消灭3月21日和23日的反革命暴乱而是简单驱散，同时在管理经济上出现致命性错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资本并为己所用，反而是让法兰西银行为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反革命军队提供援助，也没有与其他革命政权合作来对抗反革命势力。巴黎公社的失败也暴露出革命党内的分歧和错误，不同的无产阶级政治派别之间存在分歧，导致了领导层的分裂和混乱，公社的领导人对于如何处理教会、军队和其他机构的问题也存在分歧，这些问题最终导致其失败。巴黎公社缺乏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经验，导致在战争中频繁失败。此外巴黎公社未剥夺敌视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政治权利，有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还当选为公社委员，因此未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专制。
法国政府军队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巴黎公社，重武器和技术的优势也让巴黎公社的抵抗形同虚设；国际上其他国家对巴黎公社持不支持态度，使得巴黎公社无法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巴黎公社在法国国内几乎没有得到其他城市的支持，也没有与其他地区的革命力量建立联系，这导致其孤立无援。此外巴黎公社与政府军力量对比悬殊，武器装备差别极大，国内外反动势力采取联合行动共同镇压，20万普鲁士王国军队包围封锁巴黎城，同时普鲁士政府又放回10万法军俘虏，间接地壮大了反公社的军事力量。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出现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并未严重激化，而且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其提倡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又缺乏必需的社会物质基础，同时巴黎公社尽管得到各国工人和进步力量的广泛声援，但由于各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不成熟，致使各国革命运动彼此呼应的局面尚未出现，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潮尚未到来；相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处于平稳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欧美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斗争规模较小，他们在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的阵线上能暂时缓和矛盾，因而综合来看巴黎公社的阶级局限性致使其走向失败。
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评价：“这（巴黎公社）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公社中的大多数人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德国思想家恩格斯评价：“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
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评价：“巴黎公社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为它作准备。”“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做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评价：“巴黎公社是十九世纪法国革命史诗的顶点和终点。”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评价：“‘康妙恩’（巴黎公社）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巴黎的全工人阶级小商人，和当时尚在无产阶级位置的手工业者，都有把政权握于自己手中的觉悟。”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李达评价：“1917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1871年巴黎共产党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评价：“巴黎公社那种仁慈的手段却是自己害了自己。在应该用残忍手段的时候，就应该用这种手段，不然便是宋襄公之仁。”
法国第五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让·雅克·封德里耶评价：“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法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中国唯一法国巴黎公社研究会会员沈大力评价：“巴黎公社是19世纪末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预示了一个新世纪革命的发端。20世纪的墨西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从这一泓精神源泉里汲取灵感。”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挫折，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发展期，但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并没有被彻底终结，此后巴黎人民每年都会自发举行演讲和游行示威活动来缅怀牺牲的巴黎公社成员，大量的共和主义者投向凡尔赛军队，而巴黎公社被社会主义者和后来的共产党人继承。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发展为五种力量：布鲁斯（PaulBrousse）主义者、阿勒曼（JeanAllemane）主义者、独立社会主义者、革命主义者和路易·布朗基主义者，后这五种力量在二十世纪初合并成“革命主义”者（以盖斯德为代表）和“改良主义”者（以让·饶勒斯为代表），并于1905年成为法国社会党的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法国的近代政治以及对共和制的建立和巩固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在镇压巴黎公社之后开始疏远法国君主派，同时也疏远主张君主立宪的奥尔良派，反对君主派提出的复辟帝制计划，逐渐倾向于建立保守的共和国政体，但梯也尔在议会投票中失势乃至被迫辞去总统之位，因此巴黎公社间接影响到法国共和政体与帝制之间的政治斗争。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改造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并实现自由集体劳动等。巴黎公社展示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方式，其施行的工人民主制度、红色国民卫队等政治实践对后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巴黎公社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象征和榜样，许多国家的工人和革命者在巴黎公社的斗争中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前景，从中汲取了力量和经验，巴黎公社的思想和实践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巴黎公社展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可能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制定。
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流放或流亡国外的社员从1871年6月初至20世纪初仍然坚持文学创作，比如阿希勒·勒洛亚的《无产者之歌》、米雪尔的《囚徒之歌》等，其内容包括揭露凡尔赛反动派镇压和屠杀巴黎公社社员、反映革命者囚禁流放和流亡的生活和心情、歌颂巴黎公社、表现革命者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追求全人类共产主义理想等，后期的巴黎公社文学为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奠定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捍卫巴黎公社理想、继承巴黎公社精神为宗旨的法国“巴黎公社协会”成立，2011年，巴黎公社协会要求法国当局为巴黎公社正式公开平反。到2013年，一些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议员多次联合推出为巴黎公社平反的备忘录提案。2016年11月29日，纪念巴黎公社145周年之际，法国国民议会依据《宪法》第34－1条款通过第907决议，由议长克洛德·巴赫托洛纳签署“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之后《人道报》发表奥利维·莫兰的署名文章，援引左派阵线议员让·雅克·冈德里耶在议会上的肯定巴黎公社业绩发言；《费加罗报》中刊载拉雪兹神甫公墓里巴黎公社战士墙的大幅照片，上边铭刻：“献给巴黎公社（1871年5月21-28日）的烈士”。
1871年5月30日公社失败后，公社成员欧仁·鲍狄埃为躲避敌人搜捕而藏于朋友家中，当资产阶级的报纸宣称鲍狄埃已被逮浦和处死的时候，他在郊区小巷一所老房子的阁楼上怀着满腔热血和悲痛，用左手写下一首诗名为《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e）》的无产阶级战歌，此歌赞颂了巴黎公社战士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英勇不屈的革命气概，表现出革命无产阶级不屈的豪迈气魄。这首歌后来被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谱曲，就是传唱百年的《国际歌》，这首无产阶级战歌很快被翻译成世界上的许多种语言，成为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灵魂的最强音。
巴黎公社社员墙（MurdesFédérés）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名地，坐落在法国巴黎城市东部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东南区76区，巴黎公社墙是一小段树林掩映下的破旧砖石结构短墙，整个墙面都是用小块粗糙的方石砌成，在墙前的中间地段有一段4米多长碎石铺成的地面，作为哀悼者的献花之地，法国劳动者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周来此缅怀先烈。1908年5月21日，来自法国各地的民众在砖墙镶嵌一块灰色长方形的大理石板，其上用法文镌刻着金色文字：“献给公社的烈士（1871年5月21日至28日）”。每年5月28日，许多民众都会前往“公社战士墙”前献花，1936年“人民阵线”运动时追念人数达60万人。
每年的3月18日是巴黎公社的纪念日，2021年3月18日，俄罗斯人安德烈·杜尔采夫在《真理报》(Првда)上发表《自由社会的首例》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积极意义；中国新闻网刊登中国新闻社记者李洋的采访性纪念文章《巴黎公社150周年:无产阶级革命创举的历史回望》；从202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由法国巴黎市政府、各区政府和各协会共同组织筹备，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50周年的50多场活动在巴黎举行，3月18日当天由巴黎市长伊达尔戈主持开启纪念活动，路易丝·米歇尔广场、巴黎市政府大门前、肖蒙山丘公园大门前和巴黎火车东站广场上展出由艺术家杜古杜斯(Dugudus)设计、剪辑的巴黎公社历史图片展，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巴黎公社之友协会的成员、法国共产党部分党员和其他左派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