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5:57
徐健顺，1969年出生于青岛市。著名吟诵专家，中华吟诵学会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2年调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991年入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师从斐先生治唐宋文学。2003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李岩教授治朝鲜文学。2006年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师从赵敏俐教授治中国古代诗歌。
徐健顺，其主攻方向为音乐文学、比较文学、朝鲜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讲授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通俗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古诗文吟诵等课程，并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和首师大每周举办“徐张国学讲座”，邀请杰出国学学者主讲。著作有《名家状元八股文》、《命名——中国姓名文化的奥妙》、《声音的意义》、《徐健顺吟诵文集》、《吟诵教程》、《我爱吟诵》（合著）等。论文数十篇，发表于《东疆学刊》、《延边大学学报》、《文学前沿》等刊物。录有《徐健顺吟诵专辑》、《学唱传统吟诵》、《吟诵之美讲座》、《吟诵理论与方法》等吟诵录音与录像。
徐健顺教授倾心投身到中华吟诵的采录、整理、研究与推广当中。对吟诵理论的研究很有造诣。于2010年发起成立中华吟诵学会，并于2010年10月在北京举办“中华吟诵周”大型学术文化活动，邀请海内外著名吟诵专家四百余人齐聚北京，共襄盛举，为中华吟诵之复兴与传承做出巨大贡献。在全国做过千场讲座、多期培训，在诸多电视媒体（如：中国中央电视台《我们的节日》系列节目）进行吟诵表演，将吟诵变得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同时，徐老师每周在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都有吟诵教学课，为大学生和社会人士讲授吟诵学，并教会学生吟诵古诗文。
徐健顺先生在吟诵的研究上，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广泛地采录各地吟诵调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总结出了吟诵的规则，概括为一本六法——声韵涵义为本，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平长仄短、模进对称、文读语音、腔音唱法为六法。他孜孜以求地挖掘吟诵的深层意义，认为吟诵是中国传统唯一的诵读方式，同时也是创作方法、学习方法、教学方法、修身方法、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国思维和精神的重要承载方式等。徐教授梳理了吟诵的概念、意义、研究状况、历史与现状等，组织人员搜集吟诵古今文献资料，寻找吟诵在学理上的证据，为吟诵学的建立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此基础上，徐教授促成了一系列吟诵课题的申报，如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与研究”（2011年立项，为“中华吟诵的抢救”子课题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汉诗文吟诵资料库”（2011年立项）、北京语言大学“北京话/普通话吟诵数据库”（2012年立项）、“诗性中国的语言艺术”（“吟诵诗艺”子课题负责人）、“吴语吟诵资料库”（已结项）等，同时也促进了中华吟诵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程。徐教授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吟诵学体系，日渐受到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音乐界、国学界的关注，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徐健顺老师还在吟诵教学法上进行研究与探讨，形成了一整套吟诵教学体系。深为广大学员推崇，为吟诵之研究与传承带来极大便利。尤其为人所称道的是，徐教授对古典诗词的解读，打破百年来西学解释的藩篱，回归到中国文字固有的特征——声韵涵义上，正确解读古人创作意图。当今语言学界奉行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认为语音不具有表意性。徐教授则力主语音的理据性，认为汉语的声音具有意义，每个字的声韵调都有相对固定的涵义，古之作者利用这些特征来表达涵义，所以吟诵之时就能体会古人用心。从声音来体会古人情感，情通古人，往往发人深省，如论证《静夜思》主题不是思乡、《登鹳雀楼》主旨不在表达奋发图强等，听讲之后，无不瞠目结舌，而后拍手称赞。徐教授视野广阔，治学严谨，打通中西与古今，开辟出一条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徐教授在北京、上海市、广东省、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南省、江苏省、浙江省、贵州省、新疆等多个省市培训出数千名中小学语文教师，他们在教学中都运用吟诵的方法教学，对作品进行声韵分析，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主性。这其中涌现出林美娟、朱畅思、杨杰、黄雄等一批批青年吟诵教学名师。
徐健顺提出：吟诵是汉诗文传统唯一的诵读方式。
徐老师每周在学校里和社会上讲课超过30小时，从无间断，数次带病上课，把生命投入到吟诵事业当中，他对吟诵推广的执着与坚定鼓舞着每一个学员。随着吟诵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地方邀请徐老师去做讲座或者培训，他都尽量安排，竭尽全力使更多人了解并学会吟诵。他不辞辛劳，不计名利，很多学员都说徐老师是在“拼命”，正像学员博客说的，他是“用生命去挽救与弘扬中华吟诵”。徐老师以其君子风范和个人魅力，吸引了众多国学爱好者投身于吟诵事业，开辟出一片国学新天地，也使得很多人拿着吟诵的钥匙进入了传统文化的大门。因此，众多诗词爱好者和一线教师成为了徐老师的铁杆粉丝。
除了倾注于吟诵事业外，在涉及到一些颇赋争议的历史问题时，并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严谨认真，保持鲜明的历史观点，例如在对待被明政府以多项确凿罪名正法而又被清代在史无前例的“文字狱”中大肆弘扬的袁崇焕和被满清刻意打压删削的明末抗清名臣袁可立两个历史人物，他明确提出：“众所周知，中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官往往是世家，而史官如何记载历史，是皇帝也不能左右的。儒家起源与史官关系密切，史书的理念也始终是儒家思想。历史上有修史不够认真的（所以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但没有故意歪曲历史的。清朝是个例外。如前所述，清朝销毁了中国古代的大批书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丑化前朝。为此不惜大改史实，以致明清是离我们最近的时代，其历史却是最迷糊的状态。举个例说，袁崇焕守宁远，对明史意义重大，但袁崇焕的传记有多处关键点笼罩疑团，而说起来应该比他更重要的另一个人物袁可立却在史书中踪迹皆无，要不是后来发现了董其昌的一篇文章，袁可立就在历史上消失了，而那段历史到现在也拼凑不完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袁可立曾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乱，并大败努尔哈赤，这对于清朝皇室是很丢脸的事吧，所以历史就被修改了。”作为一个满族学者，能如此严谨而认真地做学问说历史，十分难能可贵，有国学大家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