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0 13:30
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的杰出战士；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1905年1月生，1921年考入大同大学，因家贫辍学；1925年参加中国国民党；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投身新闻界，先后在上海市《立报》、香港特别行政区《生活日报》、上海《导报》、《译报》任编辑、总编辑等，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建国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5年因所谓“潘、杨事件”被捕入狱，备受迫害折磨，1978年12月含冤逝世，终年73岁；1980年始获平反昭雪，1982年恢复党籍和名誉。
恽逸群(1905年—1978年)，原名钥勋，字长安，逸群。1905年1月24日生，江苏阳湖上店镇寿山村(今武进马杭乡)人。
4岁入私塾，15岁进常州东吴第五小学中学预备班。16岁，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18岁，在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20岁，回家乡任小学教员。五惨案中参加中国国民党，任武进区、县党部常委。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家乡坚持地下斗争。以家中田产抵押，创办桂林市逸仙中学。任中共武进县委常委。1928年任中共武进县委书记，被捕。出狱后组织农会。10月，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1929年，在上海开办沪西外语补习学校，8月去浙江省，在省立湘湖乡村师范任教。1930年，任中共萧山县委书记、中共浙江特委秘书长。回家乡，在乡村师范任教，在灌云响水镇中学任教。1932年8月，又到上海市，进新声通讯社任记者，从此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2月，与陆诒等编辑《记者座谈》周刊。1935年8月，参加上海《立报》，先后任编辑、评论记者、主笔。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立报》迁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改任上海《大美报》编辑。1938年，任《导报》副刊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同时兼任《译报》总编辑。还为《华美晨报》、《大美报》、《循环报》撰写社论。1939年9月，去香港，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编辑、主任。与郑森禹合办《二十世纪》半月刊，发表《吴佩孚评传》；兼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授。香港沦陷后，1942年，经韶关市、金华市回上海市。从事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工作。任上海编译社社长、《中国周报》主编，撰写《中国内幕异闻录》。1943年，为《新中国报》撰写星期专论。1944年，他在袁殊创办的建文出版公司，任编译所所长。被日本宪兵队以“共党嫌疑”逮捕，因无证据，八个月后释放。日本投降后，到华中解放区。继范长江后接任《新华日报》华中地区版总编辑，新华出版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及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1947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秘书，兼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1948年在山东省《新华文摘》上发表《三十年见闻杂记》，后改名《蒋党真相》。1948年8月，任济南新民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公布43名战争罪犯名单，凭记忆连夜写出战犯的简历，各报竞相转载。
1949年5月，在上海主持接管《申报》和《新闻报》。任上海市《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1950年，又兼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
1952年，被错误地停职检查，开除党籍（其原因为1951年因报纸漏登一则约瑟夫·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而被撤职，张春桥顶替其职位）降为华东新闻专员办事处秘书。
1953年，调北京，任新华辞书社副主任，新华地图社副总编辑。1955年，筹建古籍出版社。5月，因潘汉年冤案株连被捕，关押十年半。1965年，被派到江苏省阜宁中学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
“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专政”对象，从事重体力劳役，积劳成疾。仍将馆藏万种图书分类编目，装订修补。逆境中写下有胆识的极为精辟的《平凡的道理》、《也谈儒家和法家》等论文。
1973年8月，他在写给老朋友胡愈之的信中，为十八年来的变故而感慨，为金仲华、范长江、孟秋江等的自杀而愕然。虽然他自己的遭遇非笔墨所能形容，但他却庆幸自己“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非神经错乱而发狂。”他说自己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扰”自律，经过二十年检验，没有背弃这一承诺。
1976年“文革”结束后，71岁的恽逸群以老病之躯几乎是乞讨进京申冤，但是无人闻问。1978年，他再次进京，才见到胡耀邦。胡表示一定为他的冤案昭雪。中组部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先将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金陵百日”，他垂暮之年、病弱之身，却热情未减，试图完成“三十年政事见闻实录”，修改《蒋党真相》。可惜天不假年，这年12月10日晚上9时他在南京中医院与世长辞了，终年73岁。
198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先后撤消1965年的判决，宣告恽逸群无罪，这时离他去世已一年零四个月。
1982年上海市方面撤消1952年对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他的党籍。
1984年4月，公安部宣布为他平反昭雪。
《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
恽逸群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推动文化界和新闻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撰写的许多评论和社论因预见准确和文笔犀利被舆论界誉为“彗星”。
1949年后他参与创办上海《解放日报》并任总编辑、社长和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但从1951年起即迭遭错误的打击，1955年更因“潘汉年案”而牵连入狱，后获假释出狱，下放至苏北一中学图书馆任管理员。
正是因为这一奇崛的经历，使恽逸群在长期独立思考的条件下，不畏权势，率先对“个人崇拜”的党内和社会的风气提出质疑并加以批判。
他在1973年8月写下了政论文《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
在当时，恽逸群的这些言论可谓石破天惊。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影响、多年极左思潮的猖，使人失去了正常判断和认识的能力，在对领袖朴素的崇敬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方加以神化，所谓视若神明、绝对崇拜、盲目迷信，即使由领袖发动的晚年“壮举”（“文革”）如何使整个社会趋于政治疯狂、经济凋敝、民生艰危，愚者不识，有识者也噤若寒蝉，所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竟无一人能道及。
恽逸群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洞察力，当时他被发配于苏北海隅的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就在那一阴暗潮湿的楼梯间内，他凭借微弱的烛光，支撑着羸弱的病躯，书写下了被后人誉为“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极大的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的这篇文章（后于1980年初刊登于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简报》，此后上海《报刊文摘》和《社会科学》以及北京《读书》等相继将其转载，从而激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
恽逸群和许许多多被宏大理想所吸引的知识分子一样，原以为找到了一条毕其功于一役的康庄大道，以为天堂就在前面，满腔热忱地投身到以暴易暴的宏大叙事中，甚至奉命打入敌人的心脏，冒着生命的危险，与魔鬼一同翩翩起舞。
然而，革命常常吞噬自己的孩子，他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宏大叙事吞噬的命运。徐铸成说他“受尽了冤屈和苦难，特别是在‘自己的’政权下，受了余年的‘坎坷’和病”。
在恽逸群谢世二十五年后，读他的遗文，重温他留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个坎坷的脚印，我想到了汨罗江上的屈原，想到了风波亭的岳飞，想到了在北京城被凌迟的袁崇焕……我想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愚忠者的下场，曾经才华勃发、在中国新闻史上放射过光华的恽逸群只是其中一个，呜呼，不亦悲哉。
新闻改革——为广告松绑正名
在那思想专制的年代，恽逸群以一个“待罪之身”罔顾左右，议论、讽谏“朝政”和学界，在今天看来，一般人很难理解也难以做到。然而，恽逸群不但说到，而且还身体力行。这是为什么？恽逸群自己作了很好的诠释，他说：“四十余年来，我从未对党隐瞒过自己的思想（更不必说任何政治性质的任何事实），苟有所见，辄随时提出，未尝计及个人之利害得失。”他还说：“……平生既耻为乡愿，不惯于趣合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的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恽逸群一生遵循的做人做事原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笔者谨举解放前后两则小故事，即可窥见恽逸群思想之一斑。
早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恽逸群担任华中新华日报总编辑兼社长时，发现当时的党报，只有军事、政治两种报道，完全没有经济新闻，而大部分军事报道也只是解放军的公报格式，呆板枯燥，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于是，他在报社内顶着各方面的阻力，初试新闻改革。他要求军事记者深入一线，与战士交朋友，了解战士的思想、生活和战斗经历，写出有血有肉的通讯报道。同时指定记者专门采写经济新闻，报道解放区生产销售和人民生活的情况。经过这番改革，报纸生动活跃起来了，老百姓也爱看了，新华日报销量开始大增，许多当初有抵触思想的同志也终于理解了。此事还受到了陈毅等解放区领导同志的表扬。
当时，恽逸群还兼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并亲自授课。他的讲课大纲《新闻学讲话》，后来成为风行解放区的新闻教科书。在这本书中，恽逸群批评了对广告的一些极端左翼、片面观点，首次提出广告是报纸联系读者的一个渠道，能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但对广告必须进行监督检查，以消除虚假欺骗行为。新闻媒体刊登广告，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当时，却是很难想象的。当时解放区报纸左的新闻观点与积习难改，认为刊登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无产阶级的报纸是万万不可以这样做的。于是，在解放区内，一些报纸除刊登少数新书出版广告外，其他广告是一概不登的。恽逸群冲破束缚，为广告松绑正名，在解放后的华东地区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内还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上海解放后，恽逸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当时，该报广告科在每天的版样上划出一块版面，要求留下刊登广告。负责该报版样的副总编辑魏克明见到广告科送来的版样后，十分生气，说道：“我们是党报，怎么可以登广告，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就在版样上用红笔打了个×，退还给了广告科。广告科无奈，报告社长恽逸群，恽当即找魏，耐心沟通开导。经过几次谈话沟通，大家想通了，广告终于在该报刊用了。在解放日报的示范带动下，华东地区所有党报也都跟着登广告了。尽管如此，恽逸群也告诫报社干部和广告科，广告不能放任自流，要严格监督检查，要对读者负责。为此，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解放前上海市一家工厂在美国纽约时报登广告，要招聘一位工程师，纽约时报怀疑此广告有诈骗嫌疑，就特函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到这家工厂调查。总领事馆了解后，证明确有其事，这才把广告登出来。于是，恽逸群对大家说：“资本主义国家如此重视广告的真实性，我们要更加重视，马虎不得。”
校勘《辞海》——还历史本来面目
1976年，中央决定由上海负责编辑出版《辞海》（修订本），先出分册，征求意见。
1978年初春，恽逸群到了上海。其时，他的老部下、原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正负责上海市出版局的工作，顺便将历史分册“古代史部分”交恽逸群，请他多提意见。
回常后，恽逸群就埋头文字狱，为校勘《辞海》而紧张地工作。但是，《辞海》修订本因受“四人帮”和批林批孔的影响，很多条目释义体现出绝对化、片面性的极端左翼思想，甚至违反历史事实，任意歪曲篡改。为了纠正《辞海》的严重错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恽逸群花了足足两个月时间，对《辞海》古代史分册中近三百条辞目，其中涉及到的古部落、古国、朝代、阶级、阶层、一般制度、官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写出修改意见约三万字，逐一进行了修改。恽逸群说，“传统解释中有一部分是只讲些表面现象，不顾本质的，有的是故意掩盖本质的。”如对《历史人物》部分的“孔子”条目，他提出把原有释义“坚持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妄图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度”和“鼓吹反动教育思想”的文字删去。关于“少正卯”条目，“四人帮”称是“法家先驱”，其“坚持革新”、具有“革命思想”。恽逸群指出：这种说法岂非儿戏？这是“改古以为今用”的典型。如果是编戏写剧本是可以随意塑造形象的，但不能适用于历史，因为历史上有没有少正卯其人，一直是个疑问。再如“秦始皇”条目，过去在“四人帮”只提秦始皇统一的功劳，恽逸群则补充道：秦始皇为维持其统治，对人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还每年征用民工七十万人，为其修造坟墓达三十年，弄得人民怨声载道，揭竿起义，二世而亡……王维收到恽逸群的修改稿后，十分高兴，当即将其转交上海辞书出版社有限公司审定。
是年底，刚获解放不久，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又被紧急调任《辞海》编辑部当主编，着手出版1979年版新的《辞海》。上任伊始，夏征农就果断拍板定调，强调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说：“《辞海》采取什么方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实际效果。”“要我们负责，我们就要敢于负责；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
正是在夏征农的主持下，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出版审定新版《辞海》时，绝大部分采用了恽逸群提出的修正意见，纠正了《辞海》的严重错误，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值得一提的是，恽逸群这一关于《辞海》修正稿约三万字的修改意见的亲笔原件，至今仍珍藏在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