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1:26
《推背图》是以图谶形式预言国运盛衰和王朝变迁甚至个人命运的古籍。相传为李世民贞观年间的天文学家李淳风和相士袁天罡，为推算唐王朝国运而作。一般认为因书的第60象（即最后一卦）有“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而得名《推背图》。关于这部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历来有不同看法，目前基本上可以确认为后人假托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历经后世不断补充，今天所见到的为民国时期最后定型的，为假托明代才子金圣叹评点的版本。
对中国民间社会曾经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推背图》。通行版本最后成书于民国时期，内容以十大天干与十二地支匹配，形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象序。按照《周易》64卦排列。所有的配图和预言谶语统称为“一象”，后世传本有60象、64象、67象等六个版本。《推背图》在北宋开始流行，元代脱脱等著《宋史·艺文志》、明代王《元史》等史书中都有记载。但《推背图》在其问世后的流传过程中一直处于近似于开放式的创作过程之中，经过后世的不断加工和补充，最终成为今天的传世之书。
《推背图》作为历史上著名的预言国家兴替甚至个人吉凶的书籍，该书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由于预测王朝更迭的特殊性质，历代统治者出于夺取政权亦或是巩固统治权的需要，多将此书禁毁，不同的政治团体有的时候会把它作为打击敌对的精神工具。民间宗教则是将其置于与教派的经典相同的位置而加以吹捧，许多发动起义希望能够改朝换代的领导人则往往把它用作标榜自己政治活动合乎天意的工具。各种势力的角逐与推波助澜使《推背图》成为名书，由此产生了该书广泛普及、长期流传的现象。
关于《推背图》书名“推背”的意思，通行的解释有两种。
一种说法是确确实实指的“推后背”，其一是根据书中的最后一图所显示的两人面向同一方位，一人用手推着另一个人的后背。“推背”一词，由此而来。其二是相传唐太宗命令李淳风推演唐朝国运。李淳风经过推算，竟将所谓的国运大势推演至千百年之后。于是，袁天罡在背后推开他，警告其天机不可泄露，李淳风才停下来，因此得名为“推背图”。仔细研究这两种说法，不外乎是用顾名思义的方法来解释“推背”一词的含义。若将二者结合起来解释，即为《推背图》中的最后一图再现了袁天罡推背阻止李淳风窥探天机的瞬间。
另一种说法，认为“推”是“稚”字的忌讳语。本指孩子们背诵的，预测背运之事的谚语和预言。为避宋高宗讳，“稚”故意缺一笔而为“推”。有研究表明，“推背图”是用北宋邵雍的“皇帝之数”推演唐宋八百余年灾情的。根据民间的说法，这种灾害或者运势的不顺畅被称为“背运”，推算祛除所谓的背运被称为“推背”。宋代陈师道所著《后山集》中，“宋次道曰：推者，稚也。避李治讳，阙而为推”。“推”是“稚”的忌讳语，所以也有一说称《推背图》原名，意指孩子们能够背诵的谚语和预言。
关于《推背图》成书的最初动机，一般认为：相传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当时的天文学家李淳风及有名的相士袁天罡，奉命推算唐王朝国运，因而有此作。
关于《推背图》的作者，目前存在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李淳风所著，第二种是袁天罡所著，这两种说法流行于南宋时期；第三种则是二人合著此书，这种说法直到明初才出现。
根据刘昫《旧唐书》、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的“李淳风传”所记载，李淳风为唐初时人，曾参与撰写《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
袁天纲（袁天罡）为隋末唐初玄学家、天文学家，因擅长于相术和天文历法闻名于世。唐朝的杜淹在《召拜御史大夫赠袁天纲》中有评价，“既逢杨得意，非复久闲居”。元末明初学者戴良在《九灵山房集》中也对其称赞有加，“姑布子卿之后，善相者众矣，然必以袁天刚为称首”由此可知其声名及影响。
关于《推背图》的成书时代同样也是众说纷纭。如前所述，有人认为成书于贞观年间袁天罡、李淳风之手；亦有学者认为：《推背图》形成于五代十国时代，因书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这一时期的预言；对比目前所见《推背图》不同版本，虽然行文辞藻存在较大差异，但亦有相通之处，即都涉及到武则天称帝一事。而“推背图”一词，最早可见于《大云经疏》所载相关内容。
到了北宋，《推背图》在学者庄绰的《鸡肋编》中再次出现，在此以后的整个宋元时期，关于《推背图》的记载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图像，一是谶诗。关于《推背图》图像的记载最早见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石晋坠石”条。《推背图》体例明确成熟则是在赵顼至元至治年间。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推断出，《推背图》成书可追溯至五代十国时期，至宋，其谶诗内容发生了变化，至元初而最终形成以图像与谶诗相配合的形式，其内容自成书后历经了不断的补充与修改。
《推背图》最初仅为图像和谶诗，随后由于卦辞、干支纪年法、卦序的加入，使得形式逐渐呈现复杂化的趋势。将六十七本与金圣叹批注本相比较，可以看出图像是趋于精致的，谶诗的风格则是趋于文人化。目前针对《推背图》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六十七图本，因为：第一，目前研究多以金圣叹批注本为对象，其成果较为丰富；第二，六十七图本为目前所知的最古老的版本，图像古朴且谶诗通俗易懂，生动而易于理解；第三，六十七图本或更古老版本的存在，是《推背图》流传千年的基础，所以，其分析研究有助于对《推背图》的理解，也有利于它的传播。
以现存的六十图本、六十七图本及金圣叹点评本进行比对，可知三个版本均呈现出以下六项特点：
第一，三个版本的图像表现模式呈现出一致性；第二，三个版本的预言节奏逐渐变快；第三，图像注重描绘某一刻的动作特征；第四，一些图像重复出现，而另一些图像则进行了修改变换；第五，图像与谶诗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第六，图像所提供的预言信息逐渐减少，变为谶诗的“插图”。
《推背图》的图像表达方式呈现出类型化的特质，即通过寻找同一类事物之间的共性来进行表达，图像中各要素均来源于生活，皆为常见之物，主要为人物、建筑物、植物、兵器、自然景物、动物、其他要素七个种类，也包括了凤凰等祥瑞元素。《推背图》的图像也通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位置、数量、形态来传达信息。《推背图》的图像与谶诗存在位置的变动，通过二者位置形态的变化来互相配合形成预言。
为限定图像，在《推背图》中添加了谶诗，图像与谶诗共同指向同一预言对象，主要应用在已预测及将要预测的事件中，而针对还未进行预测的事件则直接替换或修改，或采用附会的方法。诗谶的制作方法与谶谣大同小异，以双关、拆字、谐音等手法为主，而《推背图》中的图像与谶诗相配合，通过图像生动的外在形象提供预言信息并促进《推背图》的传播。
六十七图本的《推背图》是最早的版本系统。在六十七图本中，共收录有谶诗67首，全部为七言杂诗，其形成与宋代大范围出现的诗谶密切相关，依据其创作宗旨及格律，故称为杂诗。就其格律来说，部分谶诗完全不符合格律诗的平仄要求。在中国古代，诗歌文学创作的目的通常是表达个人的意志、情感，或阐述真理，而《推背图》谶诗的创作目的则是预测朝代更替，进行政治方面的附会，这与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目的不一致。《推背图》的谶诗有很多来源于民间谶谣及各类资料进行的编撰杂抄，而非原创，据有关研究表明，其中借鉴的史书包括宋初李昉、李穆、徐铉等奉敕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以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等。
《推背图》所体现的的思想观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天道轮回”式的循环式的世界观，即所谓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推背图》所呈现的世界观即是《推背图》制作者理解的社会运行模式与发展变化规律，其所记载的内容，是其世界观的具体体现；其次，类型化的世界观，即将《推背图》中的预言按照内容分为四个固定的主体：女主把权类、女色祸国类、君主受难类、救国平乱类；最后，传统式的价值观，《推背图》因其预言政治事件，因此其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事件中的人物。另外将所预言的胡人形象单独列出，《推背图》表现出浓厚的汉族中心主义意识，而这种心态在清末民初被革命党人所利用，成为革命的宣传工具。谶纬是兴盛于汉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的一种学术思潮，它的表现形式是图像文本，运用图文结合、语图互文的叙事方式，充分利用图像画面和语言文字的特点，从而使其增加了神秘感和趣味性，也更加便于流传。
《推背图》以谶纬学说解读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由早期天人合一理念衍生出的对于历史变迁，朝代更替的神秘感，又因世事变幻无常而引起百姓对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的企盼而受到重视。
《推背图》是北宋以来“图谶”学说及其思想观念的代表作，它所谓的能够预言国家政事之兴衰变替，在中国民间影响巨大，它用图谶、谶言和颂辞的方式将人物和事件深藏于历史的现实中让读者体会，正是这种传统的谶谣文学样式，为曹雪芹创作《全本昆曲《红楼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一，《推背图》预言的是王朝更替与世事变迁的所谓“国运”，而《红楼梦》在第五回里，借“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情节，预言了书中众多女子的个人命运，这是两部作品功能性、目的性特征的明显不同之处；其二，《推背图》共六十象，除首尾两象之外，内容上都有所指向，每一象除标题和金圣叹的点评外，中间是由图谶、谶言和颂辞三部分组成的，而《红楼梦》第五回中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同样由图谶、谶言和十二支曲子组成，这是两部作品结构方面的不同；其三，两部作品都采用谐音双关、暗示会意、生肖指代、字谜拆合等作为制谶的方式、方法。因此，可据此推测《推背图》对《红楼梦》产生过一些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艺术构思方面。
《推背图》在中国民间伴随历代不断修改，逐渐产生了巨大影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亦体现了集体的历史观，这源于其历代经多人的修改，例如集中反映了民众对唐朝“暴政”的态度三、九两象。无论是对于少数人“暴政”的武周时期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治国理政与多数人“暴政”的唐末农民战争，作者均明确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具体而言对这些政治现象的看法，人们还是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差异的。较之于两《唐书》对武则天篡夺李唐进行的批判，《推背图》并不反对其当政，而只是反对其特务政治与暴力政治。
总体来看，《推背图》自成书至今在民间流传一千多年，并逐渐被视为神秘的天书。欣赏它的人认为此书能够未卜先知，乃至纵观千年变局判若神明，古今通变尽览。他们甚至相信此书预言了武则天会当皇帝，预言了千年后抗日战争的爆发，于是，如此神明，其智可见一斑。
但从形式上来看，《推背图》实质上是卜之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李俊领认为，《推背图》属于传统术数的产物，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于未来局势变化的好奇心，但其体现的“天命”观念易使民众误入“宿命论”的泥沼。《推背图》的预言很容易被普通民众附会成某些具体人事变化的“天意”。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有意利用其预言作为宣传革命事业的正当性工具，在政治话语上特意使用了民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天心”观念，因为当时民众普遍还是将“天”视为一切政治秩序安排及其正当性的最终决定者。在当时社会革命思想观念滞后的情势下，普通民众尚不能理性看待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进规律，容易将其视为由“天意”决定的治乱兴衰的周期循环与王朝宿命。
现代报人、小说家何海鸣在《求幸福斋随笔》一书中，提及《推背图》：“是书虽曰金圣叹，然亦不过《推背图》六十段并一金序而已。”对其是否为金圣叹评本提出质疑。而且“予阅是书，首注意金批，故于三十三象以前有金批证实已无误者毫不注意，而于三十四象以后加以思素，求其与金批是否符合，觉金亦有谈言微中之处，代为补证数则列后。”表明他对《推背图》能否预知未来有所怀疑。
尹奈认为，从《推背图》所描述的图文当中，在唐宋八百余载的历史事件里，很少谈到“成功”而大部分谈到“失败”。根据历史习俗，这种“失败”被称为“背运”，所以，它运用邵子之数“推”算唐宋八百余载的“背”运之说，就叫《推背图》，从形式上来看，它是卜筮之书。由于历史上人们迷信占卜，相信人能够预知未来，所以，在许多古籍当中，都带有“算卦”的性质。这其中就有数理问题。《推背图》也是这类书。
因此，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文学价值，《推背图》都是粗俗低劣的，尤其其宣扬封建迷信，鼓吹天命，从这点来看，学界认为不可取。
图谶之学出现于先秦，在汉代尤为盛行，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趋于没落，但是，其影响依然存在。《推背图》则是北宋以来“图谶”学说思想的代表作，成书于唐开始流行于北宋年间的《推背图》，“预言”了唐朝以后所谓的国运，特别是政治走向，折射了中国人对未来世界的关注与探索心理。
《推背图》在唐代已然引起各方面关注了，南宋岳珂《桯史》记载：“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书中的第三象与第九象分别记载了“武则天当政”的少数人暴政和“黄巢起义”的多数人暴政，对唐王朝社会历史有一定反映。
宋人庄绰的《鸡肋编》是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提及《推背图》，其云：“（李）逢与宗室世居狂谋，事露系狱，吏问其发意之端，乃云于公家见《推背图》，故有谋。”这说明至少在北宋，《推背图》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于是否为李淳风所作，则大可存疑。赵光义考虑到《推背图》流传既久，民间藏本较多的现实，令“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致使《推背图》的版本更加复杂，真伪更是难辨。
到了元代，官方文书汇编《通制条格》明令上交《推背图》，严禁止其传播。
到了明代，《推背图》被列为禁书一类，私藏该书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推背图》却常常出现在明代藏书家的书单目录中。在明人的著作中，《推背图》的图像描述及谶诗记录并不见金圣叹评点本，由此，有学者认为《推背图》在流传过程中被删字修改过，而目前所见金圣叹评点本的《推背图》并非最早的版本。
到了清代，《推背图》屡禁不绝。清朝末年革命党人及民间宗教组织以《推背图》的名义开展各项活动。到了民国时期，《推背图》的流传变得更加广泛，有“更有流传至海外再经辗转与国内出版者”的说法，内容方面也显得越来越“神乎其神”。清末至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推背图》仍为禁书，何海鸣的《求幸福斋随笔》记载袁世凯查禁包含有《推背图》的金圣叹批注的《中国预言》。然而，旧时底层民众难以了解高层政治的动向，较多通过其预言书猜测政局走势与国家命运，由此该书对各界民众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经一千多年不断完善，《推背图》形成多个版本，仅就目前所见大致分为四个版本：
一是《大云经疏》所引《推背图》，简称“经疏本”；
二是有六十七幅图像及六十七首谶诗的本子，简称“六十七图本”；
三是有六十幅图像，六十首主要谶诗的本子，简称“六十图本”；
四是民国时期出现，共有六十幅图，一百二十首谶诗，题为金圣叹评点，简称“金圣叹评本”。
见于敦煌市文献，其谶谣为杂句，是杂抄诸种符命、谶纬所形成的成书体系。而《大云经疏》中只引用了其中较短的一部分，没有提到有无图像，因此经疏本《推背图》的面貌并不明晰，而是显得朦胧模糊。经疏本《推背图》与图谶本《推背图》存在一处相同点，均预言到了武则天称帝这一事件。虽然此版本的《推背图》具体内容模糊不清，但因为《大云经疏》的确引用了《推背图》中的部分内容，由此可推测出其谶谣的面貌。
《推背图》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是主要依据史料对图像及谶诗记载所形成的六十七图本。据《新编分门古今类事》载秦再思《洛中纪异录》中有辽太宗耶律德光（902―947年，927―947年在位）阅读《推背图》一事，宋末元初道士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林灵蘁传》、宋朝巾箱本《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出现谶诗都见于六十七图本，南宋岳珂《桯史》、释志磐《佛祖统纪》、施耐庵《水浒传》等亦有记载。
1973年，德国慕尼黑大学鲍尔教授出版专著Das Bild in der Weissage-Literatur Chinas，他将谶文翻译为德语，并在书中附上原图，介绍了唐朝李淳风及袁天罡的生平背景、人生经历等。中国学者李世瑜所称在德国一本刊物上所见的《推背图》版本与日本国学院大学中野达教授及鲍尔教授使用的六十七图本《推背图》，为同一种版本。199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纬书集成》附录编“中国大语言九种”中收录了该版本的《推背图》。
现存《推背图》多是六十图，但在图像顺序、内容等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按照内容和出现时间划分，可将六十图本分为早期六十图本与晚期六十图本两种。早期六十图本至迟在明万历年间已出现，晚期六十图本至迟在民国元年已形成。
以下为三种早期六十图本：
（1）《推背图说》，抄本，4册，彩图。书签题“推背图”三字，有副页，8 行 19 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高 30cm，宽 19cm，线装。全书包括以下几部分：周姜太公著乾坤预知歌，明朝歌，明推背图说，推背图说，正文（六十幅图像，图说，颂曰，卦象，解释）。
（2）《推背图说》，抄本，4册，彩图。书签题“推背图说”四字，9 行 20 字，花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无界行。高 30cm，宽 17.5cm。附录有明代刘基撰写的烧饼歌。左开口，1-4册分别按“元、亨、利、贞”排序。
（3）《推背图说》，朱墨抄本，6 册，彩图。无书签，11 行 19 字，花口，四周单边。高 30cm，宽 17.5cm。书写工整。版框左下角有“风篁馆钞本”五字。1-4册为《推背图说》内容，第五、六册为铁冠道人图记上、中、下，有图有诗，但并不配对出现，改用黑墨书写，字迹潦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