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0 14:22
敦煌石室，又称敦煌石窟，是指公元4至14世纪在古敦煌郡地区开凿的石窟。主要包括莫高窟（千佛洞）、西千佛洞、榆林窟（万佛峡）、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昌马石窟等。这些石窟位于敦煌市及其周边地区，如瓜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玉门市。敦煌石窟以其建筑、壁画、彩塑而闻名于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
在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山麓。其处有三界寺，寺旁石室千馀，壁画﹑塑像(多系佛像)极多。自东晋迄元，皆有建造。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于复壁中发现藏经室，内藏手写佛经及美术作品等，极为丰富。写本最早为司马德宗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最为赵光义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而以唐﹑五代十国的为最多。英人马尔克·斯坦因﹑法人保罗·伯希和等先后前往，掠去大量精品。石室写本部分业经整理印行。全国解放后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敦煌莫高窟是敦煌市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总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南北长约1600多米，上下排列五层、高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形如蜂房鸽舍，壮观异常。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也是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中心。198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前秦符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尊者行至此处，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于是萌发开凿之心，后历建不断，遂成佛门圣地，号为莫高窟，俗称千佛洞。
莫高窟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受到大自然的侵袭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保留有从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国、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492 个，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像两千身，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若把壁画排列，能伸展3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画廊。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敦煌艺术极感兴趣，不断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敦煌学”。
莫高窟是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宫殿，尤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于世。敦煌壁画容量和内容之丰富，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宗教四大石窟、寺院或宫殿都不能媲美的。环顾洞窟的四周和窟顶，到处都画着佛像、飞天、伎乐、仙女等。有佛经故事画、经变画和佛教史迹画，也有神怪画和供养人画像，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装饰图案等。莫高窟的雕塑久享盛名。这里有高达33米的坐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菩萨，绝大部分洞窟都保存有塑像，数量众多，堪称是一座大型雕塑馆。
世人咸谓，上个世纪之交，史学界有四大发现：曰甲骨文，曰汉简，曰敦煌遗书，曰明清档案。百年过后的今天，我们回顾上述四大新史料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承认，尽管商朝甲骨、汉晋简、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历史学研究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最具有国际声誉和影响的恐怕要推敦煌石室遗书的整理和研究。
百年来敦煌市文献的整理
从1900年6月22日敦煌文书重见天日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整顿、刊布、研讨，阅历了百年沧桑。先是英国人马尔克·斯坦因于1906年从看守千佛洞的王道士手中连哄带骗地拉拢了大量经卷（有人估量在15000 卷左右），其后法国人保罗·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弄走大约6000多卷遗书。到清朝学部1910年下令把敦煌遗书运回北京，还有大约一万多卷。接踵而至的还有日本人、俄国人，又收集到一批散落在民间的卷子。1944年国立敦煌市艺术研讨所成立，在千佛洞土地庙新发明一批文书，丰硕了敦煌文献的内容。现估量敦煌遗书写本总数达五万卷之多，还有少量木刻本。它们大多数为汉文文献，也有其他西域文字，内容除了大批佛经外，还有许多世俗文书，如契约户籍、儒道经典、诗词曲赋、医术方志之类。它们是研讨四至十一世纪中古社会的名贵的第一手材料。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敦煌学是史料学，当今学科分类中，敦煌学属于历史语文学的规模。敦煌材料从敦煌学专家到历史学者手中，依附于敦煌文献整顿的进展。百年来敦煌市文献的整顿成就斐然。无论是目录的编制，还是录文刊行，乃至影印出版，都有高程度的结果问世。最初，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人只能把从保罗·伯希和那里缮写的文书或者伯氏寄赠的卷子照片编颁布于世。罗福葆《沙州文录补》（1924）、刘半农《敦煌掇琐》（1925）不仅自动辑录了英、法等域外敦煌文书，而且开端跳出四部书的规模，重视收录社会文书和民间通俗文学作品。陈垣的《敦煌劫余录》（1931）编纂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目录，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从北图藏品中辑录出社会史、文学史和语言史材料，为世人懂得和应用北京图书馆保留的敦煌文献供给了方便。
敦煌石室研究
从三十年代的《食货》杂志刊登《唐代户籍薄》辑丛，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六十年代编写的《敦煌资料》第一辑，汇集社会经济史专题性内容的敦煌文书日益受到重视。日本池田温教授的《中国古代籍帐》的录文更加精审，范围也有扩大。而目前最实用的录文本则是唐耕耦、陆宏基合编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986—1990），收录内容更为广博。分类编辑的则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丛刊》，有关于天文历法、社邑、书仪、契约等专题出版。利用缩微胶卷影印出版敦煌文书的有台湾黄永武的《敦煌宝藏》，可惜其图版不甚清晰。影印本的上乘之作乃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法藏、俄藏和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地所藏的文书。此外还有许多带有研究性质的专题录文，如台北新文丰出版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丛刊》和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汇编录文等。总之，不仅当年英国人马尔克·斯坦因、保罗·伯希和等弄走的敦煌市文书早已经有缩微胶卷供世人使用，还有高清晰度的影印本可供翻检，更有高水平的录文本能够为一般学者使用。经过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敦煌文献已经逐步从少数学者的“专利”成为广大历史学工作者共同的财富。
百年来敦煌社会史研究
研究中古历史，其资料无疑较上古秦汉为丰富，然而较之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宋元明清以来的近世却相形见绌，因此或谓治中古史乃以不多不少之资料研究不今不古之学问。由于社会史主要关心的是下层社会、民间社会，而官方记录大多重视“帝王将相”的荣辱兴衰。所以要研究中古社会史，特别是地域史、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等，单凭官方记载便有捉襟见肘之虞，而敦煌市文献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中外学术界都有许多利用敦煌文书研究中古社会的著作。日本《讲座敦煌》有《敦煌的社会》（1980）一卷，分社会构成与发展、生产与流通、寺院与生活三个部分，是研究敦煌中古社会的奠基之作。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1992）就礼仪、氏族、学校与礼生、选举、良贱、城乡、教团、社等八个方面概略地论述了敦煌文书中所展现的中古社会风貌。台北市学者的《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1974）从敦煌通俗文学作品中搜集有关社会风俗的资料归纳为十四大类，即饮食、衣饰、建筑、行旅、家族与奴婢（附妇女之家庭生活）、婚姻、丧纪、教育（附生育、养育）、信仰、经济、娱乐、社交礼仪、俗谚俗典、狱讼。日本金冈照光《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1972）研究了敦煌民众的佛教信仰和布道方式。法国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译本1987）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寺院教团及僧尼税务、财产、土地经营与商业借贷方面的问题。高国藩《敦煌民俗学》 （1989）、《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1989）、 《敦煌俗文化学》（1999）等系列著作，集中研究了敦煌地区的社会风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