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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年~1940年），初名宝钰，后改名振玉，字式如，又字叔蕴、叔言，号雪堂，亦号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为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农学家等，是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甲骨四堂之首。
罗振玉出生于书香之家，15岁考中秀才，此后两次乡试均落第。1890年起，其在乡间做塾师5年。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了学农社，并于次年5月创办了《农学报》，搜集翻译外国农学著述。1898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了东文学社，以培养翻译人才。因《农学报》受到重视，1900年罗振玉被聘为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并于次年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1902年，罗振玉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1904年创办了江苏师范学堂。1906年起，罗振玉供职于清朝政府，先后任学部参事厅行走、学部二等咨议官及同考官、殿试襄校官、学部考试襄校官等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从事商朝甲骨的研究，1919年春，自日本归国。1924年，他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40年，病逝于旅顺，终年74岁。
罗振玉对中原地区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市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其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著有《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海外贞录》《唐三家碑录》《秦金石刻辞》《金泥石屑》《隋唐以来古官印集存》《殷文存》《毛郑诗校议》等书。
同治五年（1866年）8月8日，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其曾祖敦贤公以绍兴师爷起家，流寓江淮，至罗振玉己历四世，为淮上书香世家。罗振玉从幼年时期开始，就非常喜好读书，且聪颖善悟，为师长所钟爱。罗振玉五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他的敬业精神和教学方式对罗振玉很有启，他十分器重罗振玉，认为“此子若得永年，他日成就必远大。”
罗振玉自幼对经史、训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他学习训诂学很仔细，懂得用校读法，因此对训诂学的认识很深刻。他对文字、训话之学的习读，大多源于自得。他说“予自习训话考订之学，于制举文王主未能兼。”罗振玉在青少年时代即已自攻训话考订之学，但不擅长于八股文。十五岁学作诗词。
光绪七年（1881年），罗振玉十六岁时，参加童子试得中第七名后，进入上虞区学学习。接着两应乡试不中，就绝迹棘闱，一心做学问。此后，眼界逐渐开阔，不但在杭州郡库见识了赵构所书《孝经》石刻和阮元所摹天一阁《石鼓文》，又结识了以博学而闻名的汪谢诚及以藏古砖而著名的吴康甫等几位前辈学者，从此深受影响而喜好金石之学。
光绪八年（1882年）开始，罗振玉研究金石学，当时他仅十七岁。同年，他在江宁书肆偶得《皇清经解》一书，精读三遍而学业大进，逐渐精通清人考据之学。 《皇清经解》是清代阮元辑刻的一套丛书，汇辑乾嘉以前清代学者的解经著作，是集乾嘉学术之大成的著作。罗振玉从中获取了宝贵的学术营养，并从此奠立了国学研究基础。罗振玉的学问，是得了乾嘉学术的正脉，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
罗振玉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大致始于二十岁。罗振玉治文字学，是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入手的。但当时他对文字学并没有独特的见解，以为段氏《说文解字注》已臻完善。后来看到吴大徵的《说文古摘补》，以为足以补正许慎《说文解字》的缺失，《说文》得此二家校订，已经尽美且善，这是罗振玉治学的初期阶段。二十岁起，罗振玉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光绪十六年（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 罗振玉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负债累累，他曾先后在山阳刘氏、邱氏与刘鹦家执教，并为人制印，但却因亲人相继亡故而使教馆生涯难以为继，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生活才有所改观。
甲午之后，举国震惊，人心思变。罗振玉开始逐渐步入社会，其时清朝国势倾危，外患频仍，西学逐渐传入，罗振玉在接触翻译书籍后，认为“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国人安于固陋，人才日衰，皆由不立学堂之故”，又念“农为邦本”，因此，决心致力于农学及教育事业。与蒋伯斧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 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又创设东文学社， 聘请日本驻沪领事馆田冈等人任义务教员，专门教授日语。东文学社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就有王国维、樊炳清、沈听伯，此三人堪称东文学社的杰出俊才，他们翻译的各种教科书，传播了西方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与历史有关的则以翻译西方历史教科书、传播斯宾塞的进化论历史学贡献最为突出。这些机构使农学知识得到了普及，教育事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罗振玉很快就得到了一些朝廷有识之士的赏识，如张之洞、托忒克·端方等人。此后，他开始步入仕途，由端方举荐至学部，任参事厅行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他先后被邀请在全国各地办理或协助办理了很多教育事务，如襄办武昌江楚编译局、创办江苏师范学堂等，并曾赴日本考察学务。 这时已经35岁的罗振玉忽然受到了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委以湖北农务局总理一职，督办农务学堂。罗振玉在农务学堂的管理上是有实权而无头衔，因其干练的办事作风又得罪了张之洞的一些师爷，第二年便辞职返回上海市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罗振玉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教育世界》的创办，是他实施“教养天下”思想的一大举措。《教育世界》创刊之际，就与教科书的编撰联系在一起。在教育体制的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最高瞻远瞩的计划，莫过于提出创立学部以统领教育、在京师及全国省府及各省学堂设图书馆、博物馆及教育陈列品馆。同年秋，罗振玉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同年，罗振玉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文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十一月四日出发，至次年即年二月回国。罗振玉把这次考察的经过编为《扶桑两月记》一书。罗振玉此次日本之行共淘得古籍十几二十种，所得古善本，也有十几种，除此之外，还获得古器物若干件。日本之行使得罗振玉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善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开考，此前张之洞、张百熙等人不约而同地向朝廷举荐罗振玉，不幸的是这年二月，罗振玉母亲病逝，当时有规定，居丧期间不能应试，罗振玉又失去了一个博取功名的机会。罗振玉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市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调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并巡视河南省、山东省、江西省、安徽四省学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罗振玉充殿试及学部襄校官，阅农科卷及各科国文卷。农历八月十五日，刚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的罗振玉，得知了保罗·伯希和敦煌市得宝的消息。他在董康的介绍下，到伯希和下榻的苏州胡同去拜访，随行的还有蒋伯斧和王国维二人。当时中原地区保存的古写本已绝无仅有，宋元旧堑己珍如弃髦。罗振玉忽然从伯希和处见到了西睡石室珍藏的大量六朝隋唐的古书，顿时惊呆了。他以为石室重启，无异于汲军古书重现人间，此可喜可叹之事也。罗振玉的反应相当迅速，在四天之内，他已号召同人，影印敦煌文献八种，传钞一种，并将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献著成目录《石室书录》。并打算向清政府建议，将敦煌市文献运到北京来保存。如此积极的态度，反映了他的学术见识十分卓越，办事督责果敢。同年，他著成《俑庐日札》一卷，粗具古器物学研究的规模。
宣统元年（1909年），补学部参事官，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同年再往日本考察农业。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成就，主要为兴办农学会、主编《农学报》、编辑农书、兴建农科大学堂，出版《农学丛书》；并在闲暇之余，浏览厂肆，于甲骨文字、敦煌文献、大库档案、金石、古明器等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和研究。同年，他辑录了《敦煌石室遗书》。
宣统二年（1910年）又编印了《石室秘宝》，发韧了中国的敦煌学。同年，他撰成《殷商贞卜文字考》，开启了他的甲骨学研究。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局势陡变，清王朝有覆灭之危。作为清代遗臣的罗振玉与王国维等人惶恐不安，最后在日本本愿寺大谷光瑞及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等人的劝说以及好友藤田剑锋的帮助下，携带家眷从天津市渡船前往日本。罗振玉认为，辛亥年所发生的这场革命，是危及中国文化根基的一场革命，从其发展态势来看，这不是亡国，而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它所带来的不是政权的更迭，而是中国伦理文化的根本变革。为了防止这种文化的动荡，澄清社会乱象，他认为必须从学术上下功夫。澄清之事，期以百年，只有从学术上努力，将来必有海宴河清的一天。所以他诱导王国维与他一起从事国学研究。
此后罗振玉一直旅居京都，并在净土寺修建楼四楹及书库一所，此即“大云书库”。在这期间，罗振玉不问政事，惟以著述遣日，学术研究日趋成熟，学术成果极为丰富，尤其是著书和刊书方面，成就巨大，八年期间成书达四五十种之多。他不仅在甲骨学、敦煌学及汉晋简犊的研究中多有建树，在金石、古器物学研究中，亦取得极大成就。在敦煌学上，罗振玉先后编成了《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高昌壁画著华》；在甲骨学上先后编辑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著华》四部著作 ；在简犊学上与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一部；在古器物方面则先后编成《齐鲁封泥集存》《石鼓文考释》《历代符牌图录》《秦金石刻辞》《汉晋石刻墨影》等著作达数十部。在文化观念上，罗振玉抱“返经信古”的立场，一方面为纠康有为今文学不治训话名物的蔽失，从文献整理入手重振国学；一方面为纠时人信今疑古的思潮，欲以国学启迪新知、匡救时弊，迎古学复兴新局面。经过这番整理与研究，敦煌学、简犊学和古器物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甲骨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开始奠定基础。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各种精深的考证，在学界中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两人所从事的学问，范围相近，风格相似，互相独立又互为补充，所以世人把他们的学问称为“罗王之学”。
民国八年（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自平安京返国，原打算依傍光绪清崇陵卜宅而未成，后寓居天津嘉乐里。在过去旅居日本期间，他虽然远离政治，但内心仍因留恋清王朝而痛苦不堪，罗继祖曾抄得一诗“修蛇赴壑惜年光，憔悴孤臣髻有霜。浮海苦存汉家腊，偷生待举中兴筋。乍传廷渭呆惫坏，似说龙沙保障亡。遥把屠苏瞻北闽，除凶解恶祝吾皇”，可为佐证。正是由于这种不甘心政治现状的心理，使他回国后最终走上了一条辅助丁巳复辟的道路，为此，他甚至不惜与日本各界周旋。
民国十年（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民国十三年（1924年），罗振玉应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所召，入值南书房。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大使馆庇护下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王国维故去后，逐渐失宠于溥仪。
民国十七年（1928年）末，告别溥仪，从天津市迁居旅顺。旅顺有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到旅顺后，由于小朝廷的政治事务减少，罗振玉有较多时间投入学问中，一方面“闭门不通人事，仍以著书遣日，三年间复成书十四种，四十余卷”。另一方面应邀讲学，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他应日本学者松崎鹤雄之邀，讲授清代学术源流概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民国二十三年（康德元年，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民国二十五年（伊曼努尔·康德三年，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民国二十六年（康德四年，1937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5月14日，罗振玉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2023年5月5日，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防止近现代珍贵文物流失，完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相关规定，国家文物局研究修订了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研究制定了1911年后已故陶瓷、雕塑、扇子、织绣、玺印、烟壶、漆器等7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中罗振玉代表作品不准出境。
罗振玉一直在努力多方搜集甲骨及各家拓本，最终收集甲骨达3万片之多。不仅出版了《殷墟书契前后编》、《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还收集了大量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等资料，最终才完成了《殷墟书契考释》这个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罗振玉手稿《置杖录》中有关甲骨文的研究札记，探索了罗振玉甲骨文研究的历程，证明罗振玉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 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墟书契前编》（1913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编著《殷墟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墟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二）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罗振玉指出卜辞属于商朝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墟遗址，也就是商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朝晚期首都，属于商朝王室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墟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墟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墟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三）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文言文、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宣统二年（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民国四年（1915年）在《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民国五年（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墟书契待问编》，供学者探讨。
（四）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五）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年）、《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19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
西夏文物
中国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1914年，罗振玉通过俄国学者伊凤阁得到9页《番汉合时掌中珠》，立即石印出版。此后几经增补，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和罗福成父子又两次石印出版。1935年罗振玉抄写并刊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字书《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和《音同》的面世，使西夏文字的释读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西夏文献研究的展开。
民国四年（1915年），罗振玉辑《赫连泉馆古印存》收录西夏文官印一方，罗氏在序言中说：“西夏文字，前人仅知感应塔记及西夏钱文，皆楷书，塔记有篆额，乃就其楷书，略屈曲之，初非有二体。予所藏西夏官印作叠篆，与塔记额字大异，知西夏实有篆书，前人亦有藏西夏官印，初不能定为何国书，予以其背有西夏楷字，始得断定”。其后，1916年，罗振玉编《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录罗氏家藏西夏文官印七方，1923年，罗振玉辑《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收录西夏文官印十五方；在1924年著录之《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中，录入西夏国书官印三方。1927年，罗振玉和其子罗福成以其收藏总得西夏官印凡三十三方辑成《西夏官印集存》，是为首见的西夏宫印专集。
此外，罗振玉关于西夏文物文献的著述还见于1916年著《历代符牌图录》二卷，后录一卷，其中收录铜质西夏文《内宿待命》牌一枚，“防守待命”牌三枚。文章有1909年为刊印武威市学者张澍著《西夏姓氏录》一书撰之《西夏姓氏录跋》。此外，1921年罗振玉还将其家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用铅字排印数页作为样本，其第一页印出后并附文言文释文。
西夏语言文字
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罗振玉及其子福成、福旅居日本京都，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开始从事西夏文字语言的研究。光绪三十年（1904年），法国学者毛利瑟发表了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煤山所获西夏文纸金书抄本《妙法莲华经》（存三卷）的研究。
宣统元年（1909年），俄罗斯学者伊凤阁撰文介绍了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所获黑水城藏品中的夏汉合壁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提供了他们解读和研究西夏语文的资料。其时，首先是罗振玉在日本东京刊布了伊凤阁赠给他的几张《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叶的照片。
民国十三年（1924年），罗振玉从任职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高级译员伊凤阁手中得到黑水城所出《番汉合时掌中珠》照片37页（其中缺3、4、5、6、8页和26页半页共5．5页），罗福成恳请摹写抄录。罗振玉将其作为《绝域方言集》第一种在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发行。（罗氏影印本，收入《嘉草轩丛书》）。
敦煌文书保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尤以在唐后期五代十国者居多。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市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民国三年（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1909年），他到北京的保罗·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1910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敦煌的文化抢救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浩然正气。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的保存，罗振玉功不可没。罗振玉在这场抢救行动中，是站在前列的，并起到了组织发动的作用，是拯救敦煌遗书的首要功臣。其后，他或收购，或借录，或影照取得诸多敦煌市文献，并整理校录，先后成书多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罗振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题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一文，文中记载了莫高窟和藏经洞的发现，保罗·伯希和访书的目录以及其他文物的情况；共计遗书12种，书目31种，是国内介绍藏经洞的宝藏及发现情况的最早文章。后又在十一、十二期上发表了《莫高窟石室秘录》，对伯希和所得图书、文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共记石室书目67种。后又发表《鸣沙石室密录》，此为前书之增补本。罗振玉每有增益，随时发表，对敦煌市文献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整理刊刻敦煌遗书
宣统元年（1909年），罗振玉又与蒋伯斧、董康、王国维等人，将保罗·伯希和从敦煌贿买的十一种石室遗书编为一集，定名为《敦煌石室遗书》刊行，收录了经卷中所著录的大量经典古籍，其中收录《尚书·顾命残本》、《沙洲志残卷》、《西洲志残卷》、《慧超住五天竺国残卷》、《温泉铭》、《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并有跋尾或考释，论说写本与流行本的异同和优劣。学者认为，此举首开了中原地区敦煌学的先河。 从而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国元年（1912年）整理成书《佚籍丛残初编》。民国二年（1913年），罗振玉整理出版《鸣沙石室佚书》，这是寓居日本期间整理出版的第一部敦煌学著作。收唐人写本19种，所收资料多为有关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律政、文学等方面，包含了《隶古定尚书》、《春秋谷梁传解释》、《郑氏注论语》、《春秋后国语》、《晋纪》、《外春秋》、《张延授别传》等。在校勘学上有较高的价值。此后，罗振玉还编辑出版了《西陲石刻录》、《西陲石刻后录》、《高昌壁画菁华》等著作。民国六年（1917年），罗振玉编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一书，收录了《大云无想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各类宗教经书。民国六年（1917年）又编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分《群经丛残》十五种，对四部书的校勘有重要价值。归国后，罗振玉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民国十三年（1924年），编成《敦煌零拾》收唐代民间文学作品七种，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继又编印《敦煌石室遗书三种》。
民国十四年（1925年），著《敦煌石室碎金》，收书十七种。民国十七年（1928年），编《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收入敦煌写本多种。迁居旅顺后，罗振玉在《辽居杂著》（1926年）和《辽居杂著乙编》两书中又收入了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如《敦煌写本毛诗校记》、《高昌砖录》等。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亦即他去世前夕，仍尽个人所藏，以七十岁的高龄整理出版了《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共收残书35种。此书是对敦煌文献搜集编录工作30年的总结之作，共分三集：一集收经注、历书、占卜书、佛曲、医方十八种；二集收道经六种；三集收佛教经典九种；均为罗振玉多年搜藏的精华。罗振玉从宣统元年（1909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0年间先后著录刊布10余部敦煌石室的藏书，国内仅此一人。
研究敦煌遗书
敦煌文献档案到了罗振玉手里，不仅将其刊布出来，而且又深入研究，发现了许多颇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并撰写成了不少论著。他先后撰写了50余篇序、跋和史传。其中颇多论断起到开创性的导向作用，有的至今仍然不失为精当论述。他最早指出敦煌写本《尚书》残卷，是久佚的隶古定《尚书》。罗振玉对于敦煌遗书的年代考订也很有功劳。他以避讳方法、书体比较、地理沿革等方法，对遗书年代作了很有成效的考订。利用《敦煌本汉书王莽传残卷》仅有的38行，校出今本《汉书·王莽传》中的多处传抄失误。罗振玉还利用敦煌文献档案来补叙史传。如民国三年（1914年）撰成的《瓜沙曹氏年表》考订了沙州归义军曹氏政权的谱系源流。更著名的是罗振玉还利用《残本张延绶别传》等材料，撰写《补唐书张义潮传》。这是因为新旧《唐书》均没有张议潮列传，而要将晚唐时期沙洲地区（敦煌地区）的史实弄清楚，其关键人物就是以瓜沙伊肃十一州归唐的张义潮。罗振玉之作是千余年后第一次为张义潮立传，补《唐书》之缺，对于晚唐史和西域史实的研究裨益非浅。
与此同时，罗振玉对每一种古写本书籍，都进行了仔细校读工作，在题跋中，指出它与今本不同的地方。这些题跋，大部分收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那些题跋文字，凡有关经传篇轶、文字的校订，历史上官名、地理的疏证，以及诸子、文选、本草、方书与今本不同之处，都尽了辛勤爬梳、审定、考核之功。
明清史料
内阁大库简称大内，在故宫午门右侧东华门内；档案，指明末至清代数百年列朝的公文。内阁大库档案按时代划分，可分为明档，清初为修明史而征集的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题行稿等档案及旧存实录、敕等。沈阳市旧档，清入关前后金天聪、崇德年间的满文档案等，清初由盛京移至京师。清档，清入关后形成的题本等各种档案、图册、试卷等。清档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内阁承宣或进呈的文件，记载国家政务的文件，官修书籍及为修书而搜集的文件，内阁日常公事的文件等。按其文种区分则包括红本、史书、实录、圣训、起居注、敕书、诏书、表章、各种档册、舆图、明档、满文老档等。其中红本最多，其次是史书，“多为明文渊阁之遗”；可见清内阁大库保存着大量的珍贵档案。
宣统元年（1909年）为整修内阁大库，朝廷决定将所存的大批旧档案移出库外等待焚毁。时任学部尚书的张之洞受命筹建京师图书馆，受张之洞委派，学部参事罗振玉赴大库检取有关书籍，当其发现这批重要资料对研究明朝灭亡和清朝开国有重要历史价值时，他据理力争，并说服了张之洞，终使这批史料幸免于火焚。不久，这批大内档案被装在八千个麻袋中，转移到了国子监。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罗振玉获悉纸店出售部分档案，甚感惊讶与痛惜，他做了一番调查了解事情经过后，随即举私债以三倍于原出售价的一万两千银元买回这批档案。他专门雇人对档案进行整理，从中发现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的秘稿史册，内容涉及“边务战事”的明代题本稿，清代开国要略，清代皇帝的朱谕批折，以及同朝鲜、琉球王国、安南等的题表档案等，颇有历史价值。后罗振玉亲自整理了其中的22种史料副刊，编着《史料丛刊初编》，共十册，由东方文化学会印行，公布了许多稀世档案。民国十三年（1924年），罗振玉曾经运一少半到天津市，整理数月，将已整理之史料22种付刊，名为《史料初编》。剩下的一半，又移置到旅顺设立库籍整理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开始整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他的儿子罗福颐编成《大库史料目录》4卷，分为甲乙二编付印。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前后陆续编定《史料丛编初集》十种、《二集》十二种、《明季史料零拾》、《国朝史料零拾》等书，对明清史研究大有裨益。至此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逃脱了被毁掉的命运，保存了下来。罗振玉对此可谓功德无量。他对这批档案的整理公布也开创了编大内档案的先河。
同时，在友人的协助下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同时又编辑影印出版了《史料丛刊初编》22种，《清太祖实录稿》3种，《史料丛编》22种，《皇清奏议》68卷，《皇清奏议续编》4卷等。
汉晋木简
二十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斯坦因受英国派遣到中国新疆和一带“访古”，在天山南麓尼雅河下游废址中，找到了几十枚魏晋时代木简。此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斯坦因又到敦煌市西北长城废墟中雇人发掘，再次搜得汉代木简数百枚及其它大量文物，用几十匹骆驼驮着，满载西归。罗振玉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 这些木简中有中原地区失传已久的古代文献《苍颇篇》、《急就篇》，还有力牧、历谱、算术、阴阳书、占书、相马经、兽医学方诸书，多为中国汉晋时期西北边塞的屯戍、烽燧等记录和公文案卷信札等，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斯坦因回国之后，将这些文字材料交给巴黎法兰西学院的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教授，由他代斯坦因继续研究。民国元年（1912年），罗振玉致信沙，希望能得到这批材料的影印件，在民国二年（1913年）即与王国维分别整理，选出588枚简犊（包括少数纸片、帛书）整理出版了《流沙坠简》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另有《附录》等补救了被外国侵略者掠夺的重要史料。至民国三年（1914年）4月，《流沙坠简》的编写终于大功告成，这是中国最早研究汉简大的一部专著。全书分订为三册：第一册是小学数术方技书（其中包括《急就篇》、历谱、医方等），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从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原书中选录了木简、帛书、纸片等五百八十八枚，都是原物的照片，其中“小学术数方技书”及“简牍遗文”由罗振玉排类。“屯戍丛残”由王国维排类；第二册是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罗振玉作），屯戍丛残考释（王国维作）；第三册是简牍遗文考释（罗振玉作），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王国维作），还附有橘瑞超发掘之简纸考释（王国维作），斯坦因发掘地点圈（王国维据斯坦因略图描绘），斯坦因发掘情况表（王国维据斯坦因所述制作，详列各烽燧代号、汉时名称、出土木简等情况）。
《流沙坠简》一书充分显示了罗振玉的古文字功底和王国维以物证史的能力。《流沙坠简》的出版，为后世简牍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金石研究，始于宋而盛于清。在清末民初的学者中，对金石古物收藏之富，撰述之勤，成书之多，当推罗振玉。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罗振玉在搜集、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在近代学术史上称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
古铜器材料的收集整理
罗振玉从年少始就表现出对金石文物的高度兴趣，少时便认为金石学尤裨史学，近世出土的钟鼎敦盘之属，多为前人所未见。罗振玉藏器既多，又收集拓本。先后编书多部。民国五年（1916年）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收铜器、石器、玉器等五十五种；民国六年（1917年）编《梦草堂吉金图》、《梦郼草堂吉金图续编》；民国六年（1917年）编所藏器物分二十类为《殷文存》，收约七百二十五器；民国九年（1920年）以流入日本的中国古金器专门编了一本《海外吉金录》；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成《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其中金类收二十一器，另有《附说》一卷作为参考；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未见前人著录的私藏金文编成《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记录三代青铜器1273件，秦汉以后青铜器1525件，每件之后，摹有铭文，附以识文。无论是规模数量还似乎识文著录的精确程度，均为空前启后之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又成《补遗》3卷，将编余墨本整理付梓，共记录三代青铜器205件，秦汉以后青铜器103件，自称将三十年间所见到的前人未曾著录的青铜器及铭文囊括；然陕西省、河南省等昔日商周重地，时有青铜器出土，罗振玉极力搜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终有《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之作，共三卷，著录周、秦、汉青铜器墨本345件；前后三书共收录青铜器墨本共计3451件。罗振玉大半生致力于青铜器墨本收藏，质量均属上乘，加以借录友人之藏，故所整理编著《贞松堂集古遗文》及《补遗》、《续编》三书，集诸家著录之大成，既有订正前人著录错伪，所谓“汰伪存真”，又有补充前人未曾著录，为商周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一次文献。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编成《贞松堂吉金图》三卷，为居辽六年自己私藏之器，收三代器物一百三十五品，秦汉直晋宋以来六十三品，共一百九十八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又综括古今所有钟鼎款识文字，无论已着录或未着录的拓本，悉付影印，成《三代吉金文存》20卷。从此考索商周铜器刻辞的人们，不必再从他处找材料了，这给予研究工作者以极大的方便，因而也推动了金文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
石刻材料的搜集整理
罗振玉素嗜碑版之学，少时无力藏碑，就赁碑读之，十七岁始收藏扬州市墓志拓本，为收集墓志拓本之始。此后，石刻碑文便成为罗氏一生所求，他对石刻文字辑录的紧迫性有深刻的认识。罗振玉注意搜集各地新出的墓志材料，即使身在异国仍托人以邮寄方式搜求碑文精拓。
罗振玉不辞辛劳，搜集古物未尝稍辍，并把所得墓志按地域编印了《恒农冢墓遗文》、《三韩冢墓遗文》、《吴下冢墓遗文》、《两浙冢墓遗文》、《襄阳冢墓遗文》、《京冢墓遗文》、《东都冢墓遗文》、《山左冢墓遗文》、《山右冢墓遗文》、《邺下冢墓遗文》、《中州冢墓遗文》、《广陵冢墓遗文》、《芒洛冢墓遗文》《六朝墓志菁英》等。他这样分地区来综录石刻，印成丛书，替学术界保存了不少的可贵史料。此外，又编成《汉晋石刻书墨影》、《金泥石屑》、《两浙佚金石集存》、《西陲石刻录》、《西陲石刻后录》、《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海外贞珉录》、《汉晋石刻墨影》、《龙泓洞造像题名》等书，精印刊布。
金石小品的搜集整理
金石学本来只是以三代青铜彝器铭文和历代石刻碑版文字为研究对象。但是，随着古代文物大量出土，金属文物已不限于三代彝器，石刻文物也扩大到与它们相邻的品种。主要包括玺印、封泥、符牌、瓦当、诏版、古兵、古镜、古泉、陶器、古砖等，因为它们都是小件，故名“金石小品”。
罗振玉积极索求，奔走四方，搜集各家谱录，所见玺印逾广，先后购致近三千钮，收藏之余，精研细考，甄别集谱，宣统三年（1911年）编成《罄室所藏玺印》八卷；民国元年（1912年）又编成《续集》五卷；民国四年（1915年）编成《赫连泉馆古印存》一卷，收约272印；民国五年（1916年）又有增益，编为《赫连泉馆古印续存》，收492印；同年，搜集他人很少涉猎的隋唐官印，编成《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隋唐以来官印225印；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成《凝清室古官印存》《凝清室所藏周秦玺印》、《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民国十四年（1925年）编《西夏官印集存》、《后四原堂古印零拾》、《贞松堂所见古玺印集》等九种。同年又作《玺印姓氏征》二卷。荟萃古玺印，得姓千余，不见姓氏书者逾五百，其中可订正前人违失多处。
罗振玉在玺印源流、形制、材料、规格上也均有阐释，多有前人所未发之见。如论证古玺印之制、其材、其书体、其钮，确认古玺文字自为一体，确认成语印、物象印（今名肖形印），以补正官制伪阙、正史志之讹、补史志阙文、证古地名姓氏、补字书之阙、确认村印及钞背印等。另隋唐以来官印及西夏官印、西夏文等，皆前人多未及留意，罗振玉并以之证西夏实有篆书。雪堂印学论著，除了自编印集序外，尚有多篇为其它印集所作序文，记事抒怀、考证说明，以小见大。其于玺印、封泥、隋唐以来官印及西夏官印之集存、研究、刊行，均贡献卓杰，嘉誉学界。
此外，符牌、瓦当、器物范、古镜、钱币、等文玩，罗振玉皆以考古学眼光看待。陆续编印了《历代符牌图录》、《历代符牌后录》，共计收符六十，牌四十六；还编有《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五卷；《四朝钞币图录》一卷，专收金元明清四朝钞版及纸币，并附《考释》一卷。《古器物范图录》三卷；《古镜图录》三卷，收一百五十七镜；还著有《镜话》一卷；《古镜铭集》一卷；均以珂罗版精印，一问世即风行国内外，为金石考古开创了许多新领域。
罗振玉将农政与农学视为兴农之道的必要之举。农业在各行业中的关键性作用显而易见，认为要富国强国就要首先发展农业，他认为兴农业的根本渠道是重教育，"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 ，多立学堂，传授西学新法，提升农者的素养，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他明确指出晚清农业日渐式微的根源，即"农不通学，士不习农"，因此，他立志以研究农学为己任，力图传播西方农学，并将其付诸于实践。
面对传统农业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分离格局，罗振玉指出中西农业差距之所在，“欧美各国，特立农商务省，以司农商之事" ，中国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下仍然与西方之间形成鲜明的落差，他意识到农官的重要性，除兴办农学之外，罗氏认为创设农会已势不可遏，"一曰农政会，二曰农事会" 。
在具体兴农之事方面，罗振玉具有长远眼光，农业并不仅限于传统种植业，而包括农，林，牧，副，渔，农业贸易等实即今日所共识的大农业，他重视以科技兴农，广开利源，并且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与如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相接轨。罗振玉将农业基础设施作为兴农之根本，尤其强调垦荒为第一要务，认为"谋富之道，莫要于兴农；兴农之端，莫急于垦荒" ，又将垦荒作为民富国强的必要之举。罗振玉将改良农业技术作为兴农的重点，同时也强调要发展农业商品生产，他以为中国农事之不修缘由在于"士大夫不讲农学及无工商辅农，故不能起业" 。
罗振玉在农业著作上也有建树。《农学丛书》是在光绪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1897-1905）间，由罗振玉等主持的上海市农学会石印出版的一套丛书，将《农学报》附印的译文汇编出版了七册、约六百余万字，署名江南总农会编，收入农学译着149种，计有文章235篇。《农学丛书》内容包括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法规诸方面。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反映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还译述欧美、日本农业著作、论文、实验农学的材料，这套丛书体现中国传统农学和实验农学的重要交汇，初具新农学体系的雏形。
自从甲午一役，康、梁维新派认为日本战胜中原地区，其根本原因乃是“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之故后，倡导普及义务教育以开通民智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教育思潮。受这种教育思潮和教育发展趋势的影响，罗振玉极力主张推行义务教育。罗振玉极力主张推行女子教育。在他看来，“国民之中，女子居半数，若教育不及女子，是隐去其国民之半数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在日考察教育的他阅读了记载美国女子教育的《女子教育论》一书后，深受启发，大声呼喊：“今日中国教育初造基，女子教育，人多忽视，然实不可缓，是宜亟图也。”
从日本考察回来之初，罗振玉意气风发，颇有在教育上做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到9月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上接连发表了九篇文章，论述他对日本教育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看法。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为《教育赘言八则》。在该文中，罗振玉从宏观上再次对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重申目前中国翻译教科书的必要性，还提出了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培养适应新教育的管理人才及新学堂进行考试的必要性。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认为“学校一事与科举截然为两途，不能合并”，应由学校教师考核。这种做法，有利于新教育的引进，但给学生授科名，如高等小学毕业者为秀才等的做法，在当时新旧教育交接之际，有利于两者的顺利交接。对于新教育的学科安排，他认为应向东西各国看齐。并坚持孔子学说为德育的内容，建议从小学开始，根据学生程度教授“先圣遗训”。他进一步拟出教育学制，从教育宗旨到学校设置、具体授课学时、课程及教科书、学校管理等十一个方面具体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地将教育的普及及残疾人学校单独列为一条，认为欲谋求教育之普及，需立简易学校，以便于贫民及工人等于工作之余学习。
罗振玉还多次强调在全国各地设立图书馆及博物馆等的重要性，认为是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振玉还预见到中国在实现新教育之后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文字改革问题。他认为繁体字不仅无利于书写，还不利于教育的普及，“而用简易之字，则无此患”，因此“当改繁而为简”；其次，关于言文一致问题，他认为“谋教育之普及，必文言文一致乃可”，而欲解决这个问题，“必升语言以合文字”，他采取嘉纳治五郎的建议，认为应从教科书开始，先用北京话，通用各省，“以后改修，则去俗语十一，而潜易以文言，以后渐次改易，直至俗语全易，悉合文字而后已”。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大云书库内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中原地区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敦煌市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马尔克·斯坦因和保罗·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庋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郡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
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市。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庋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市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市，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
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阿图尔·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代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后来他们也因为政治走向和儿女姻缘的争端，结束了近三十年的深厚情谊，分道扬，自此天各一方。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代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甲骨四堂”指的是甲骨文研究领域中四位著名的学者，无巧不成书，他们的字号中都带有“堂”字，分别是“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甲骨四堂问道有先后，治学方向也各有不同，但是对甲骨文的研究来说，四人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后世学者将四人的成就概括为：“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淮安故居
罗振玉故居位于淮安区城区罗家巷。故居现存青砖小瓦平房9间，其主堂屋3间，坐北朝南，硬山造，抬粱式，面阔11．3米，进深5．8米，檐高2．8米。 罗振玉故居于2006年6月被淮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淮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旅顺旧居
罗振玉故居位于旅顺洞庭街一巷1-3-12号，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居住楼和附近的大云书库组成。1928年，罗振玉携眷属定居旅顺，1931年盖了居住楼和大云书库。大云书库是罗振玉的私人藏书楼，当年藏书十余万册。尤以藏六朝人写本《大云无想经》最为珍贵，所以称“大云书库”。罗振玉旧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12月24日，大连图书馆举行首届罗振玉书学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举行罗振玉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大连图书馆、大连市国际人才交流中心联合举办，大连图书馆承办，来自国内外的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研讨会还出版了《罗振玉书法篆刻选》、近40万字的论文集《如松斯盛》，对罗振玉研究的开展与推进将发挥重要的影响。
2016年7月31日，江苏省淮安区举行由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区文史办主办的罗振玉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罗振玉孙女、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罗琳，刘鹗亲属、美籍华人任光宇，省甲骨文学会副会长陈爱民，安阳市殷商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得志等50余名省内外专家学者和区领导刘建平、张建闯、韩仰超、胡金浪、夏海年参加会议。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市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保罗·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代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省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脩，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雕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市，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滇池自尽了。.
王国维：近时收藏金文拓本之富，无过于盛伯羲之《郁华阁金文》，而蕴公（今按，指罗振玉）二十年所搜罗固已过之。前年盛氏拓本亦归其所有，故其数量除复出外尚有于数百器。虽世间古物不至于此，然大略可得十之六七。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