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04 09:22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国号为“魏”，也称“拓跋魏”“元魏”，共历十四帝，享国一百四十九年。
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拓跋珪称王，重建代国，改元登国，定都盛乐（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随后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由于其领土位于中国北方，同时也区别于三国曹魏政权，故史称“北魏”。从登国二年到登国十年（公元387—公元395年），拓跋先后击败匈奴、贺兰、吐突邻等部落，大败柔然与后燕，成为北方实力最强大的政权之一。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拓跋珪攻破后燕都城，随后迁都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并称帝，称帝后拓跋珪在武力征讨周边国家的同时，对官制进行了补改，通过降爵将北魏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拓跋珪之子拓跋嗣拓跋嗣去世，其孙拓跋焘即位。拓跋焘即位后南征北战，先后灭胡夏、破柔然、降北凉等国，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与南朝对峙。拓跋焘执政三十年，重视军事、经济、文化的建设，统一北方后，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接连继位的几个帝王都遵循这样的方针，到拓跋弘拓跋弘时，北魏的国力逐步增强。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献文帝之子拓跋宏拓跋宏迁都洛阳市（今河南洛阳），改姓“元”，全面推行汉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北魏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开始超过南方。孝文帝去世后，宣武帝元恪于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继位，后攻取四川省，击败柔然，国势盛极一时，但他实行文治，采取宽刑等政策，导致内政混乱、皇族谋反、地方起义频发，北魏由盛转衰。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尔朱荣在河阴诛杀文武百官，北魏政局更加混乱，元修元修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魏灭亡。后东魏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
北魏疆域时有变化，拓跋焘统一北方时，疆域大致北至今中蒙边界稍北，蒙古高原和今叶尼塞河上游；北魏武定年间有州113，边镇12，郡527，县1465；人口最高峰时上限为3500万。内政上官职名称前期体现出鲜卑族部落取名于物、远古云鸟等特点，拓跋宏拓跋宏改革后汉化，官职设置与中原王朝基本一致；外交上与后燕、前秦、柔然、刘宋等国时战时合。北魏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较为发达；宗教以佛道二教最兴盛，同时涌现《齐民要术》《水经注》《木兰诗》《洛阳伽蓝记》等兼具科学与文学价值的作品；艺术上，以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体现出了北魏高超的艺术水平。
在拓跋珪正式称帝前，拓跋姓的国号始终悬而未决。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六月，拓跋珪命有关部门商定国号，群臣建议用“代”为国号，拓跋珪接受汉族人士清河崔宏的建议用“魏”作为国号。以“魏”代“代”，有“虽曰旧邦，受命惟新”之意，同时有续曹魏为“神州正统”之意，含对抗东晋政权的意思；再加上拓跋氏自称是黄帝后裔，黄帝发源地为战国魏国所在，而“魏”有美好的意思，故定“魏”为国号。由于其领土位于中原地区北方，同时也区别于三国曹魏政权，故史称“北魏”或“后魏”，因为王室姓拓跋姓后又改姓“元”，故也称“拓跋魏”“元魏”。 拓跋焘时，方士祁纤上奏改国号为“代”，遭到了崔宏的儿子崔浩的反对，国号虽未更改，但在拓跋宏之前仍有相当多的人私下使用“代”为国号，时人称大魏、皇魏，亦称大代，皇代。
北魏拓跋氏是鲜卑族，鲜卑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匈奴外又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较大影响的游牧民族。关于鲜卑族的起源，学术界目前主要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是《后汉书》《三国志》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大鲜卑山，故因号焉。” 认为鲜卑族是东胡的一支；第二种是《史记索隐》《翰苑集》记载的“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 ，认为鲜卑人源于修筑固阳秦长城遗址时逃亡塞外的汉人；第三种是《国语》中韦曜注解的“鲜卑，东夷国”为代表的鲜卑族源于东夷之说；第四种是《史记集解》记载的“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 ，认为鲜卑人源于山戎之说。根据资料考证，王钟翰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认为“最初的鲜卑部落可能是源于山戎和东夷北支的白夷等” 。
鲜卑拓跋姓部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自认为是“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拓跋”也是其语言中“皇帝之后”的意思。拓跋鲜卑早期居住于“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2年），乌洛侯国来使称在该国发现了拓跋鲜卑先祖留下的石室，魏世祖派人查验告祭，并在墙壁上刊写了祝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当时的祝文，从而证实了拓跋鲜卑的发源地。
西汉末年，鲜卑族自身发展游猎生活不能满足其生产生活；再加上此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在内因、外因的双重驱动下，鲜卑族首领拓跋推寅“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 即由大兴安岭北段向南迁徙到今呼伦湖地区，拓跋推寅传七世到刘协拓跋邻时，拓跋鲜卑族进行了第二次迁移，拓跋邻将拓跋部分成了8个小部落，并命令这8个部落继续向南迁移。到刘志、刘宏时期，拓跋邻之子拓跋诘汾听从父亲之言，率领部落向西南继续迁移，一路上“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最终来到了匈奴故地阴山一带。
此后，拓跋部分成了两支。一支由拓跋诘汾的长子秃发匹孤率领，迁居到河西一带，该支被称为河西鲜卑，十六国时其后人建立了南凉政权。另一支由拓跋诘汾的次子拓跋力微率领，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拓跋力微率部迁居到定襄县的盛乐，举行了盛大的祭天大会，这标志着拓跋部真正获得了鲜卑部落联盟的领导权。
晋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拓跋力微之孙拓跋猗卢因为帮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匈奴族刘聪、羯族石勒对抗，因功被西晋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由此，拓跋部开始与汉族密切接触。西晋还将朔州市、阴馆、楼烦、繁峙县、等五县之地送给猗卢，让他镇守一方。在此期间，拓跋猗卢模仿汉人，设官分职，不仅建立了军队，还编制了简单的法律，拓跋政权已经具有了国家的雏形。
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繁峙（今浑源县西）即代王位，建立了代政权。什翼犍仿照汉族制度设官分职并制定了法律，下令发展农业生产。此时，拓跋鲜卑政权正式具有了国家的规模。代国建国四年（公元341年），什翼犍又在盛乐故城南面修筑新城，作为代国的首都。
代国建国三十九年（公元376年），前秦主苻坚出兵20万对代国发起了强大攻势，拓跋什翼犍大败，逃往阴山以北地区，拓跋部落也被冲散到各地。不久，拓跋部又遭到了铁勒的骚扰，拓跋什翼犍被迫退回到内蒙古地区，十二天后，拓跋什翼犍去世。
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召集旧部在在牛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拉木河）召开了一次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年号登国。不久拓跋珪将国都移到原都盛乐，同年四月，拓跋硅又将国号改为魏，自称魏王。
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十月，拓跋珪的叔父拓跋窟咄争夺王位发动兵变，拓跋珪联合后燕在高柳大败拓跋窟咄，拓跋窟咄西逃依附铁弗部，被其首领刘卫辰所杀，拓跋珪接受拓跋窟咄的部众，同年十二月，后燕加拓跋珪西单于的称号，封上谷王，但拓跋珪没有接受。
登国二年到登国五年（公元387年—公元390年），拓跋珪先后击败匈奴部首领刘显、库草奚、吐突邻、贺兰、纥突邻、纥奚等部落。登国六年（公元391年）十月，拓跋珪率军进攻不肯降魏的柔然，大败柔然。此战后，阴山以南诸部都向北魏投降，北魏自此成为当时中原地区北方实力最强大的政权之一。
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后燕进攻北魏，拓跋珪在黄河南岸集结部队，他派陈留公拓跋虔率领兵五万人驻守山西省；东平公拓跋仪率骑兵十万人驻守河西，略阳公拓跋遵率领兵七万人沿黄河阻止后燕远征军南下。十月二十五日，后燕军队撤退，拓跋珪率军渡过黄河，带着二万精锐骑兵追击后燕军队，十一月九日，北魏军在参合陂之战（阳高县东北地区）偷袭后燕军队，大败后燕。
皇始元年（公元396年）十一月，拓跋珪命东平公拓跋仪率五万骑兵进攻后燕邺城；命冠军将军王建、左将军李栗进攻信都区，十九日，拓跋珪抵达后燕国都中山城（河北省定州市）下，第二天，拓跋珪攻城不下，转而引兵向南。次年正月二十五日，拓跋珪攻信都，信都降魏，三月，后燕皇帝慕容宝向拓跋珪求和，并许诺割让常山以西的土地，随后又反悔，拓跋珪于是再次包围中山，慕容宝弃中山城而逃。拓跋珪还未进城，后燕开封公慕容详被城中军民拥立为盟主，重新关闭城门，严防死守，拓跋珪出动所有军队几次进攻都不能攻下中山，五月，拓跋珪撤围。在围攻中山的同时，拓跋珪派庾岳率兵讨平国内反叛的贺兰部、纥邻部及纥奚部，成功解决内乱。九月，占据中山城的慕容麟因为城中饥荒出城进驻新市（河北新乐市），拓跋珪主动进攻，十月十日，在义台（新乐市西南）大破慕容麟，慕容麟向南投奔邺城，拓跋珪入驻中山。
皇始三年（公元398年），后燕范阳王慕容德放弃邺城遗址，邺城也落入北魏之手，拓跋珪在邺城设置行台后回到中山，在中山也设立行台以防变乱，又将山东省（太行山以东）六个州的官员、居民、各部落古彝族十余万人，强迫迁移到代郡（河北省安平县）。
同年六月，拓跋珪正式裁定国号为“魏”。七月，拓跋珪迁都平城区（山西省大同市），营建宫殿、聂氏宗祠、社稷，十二月二日，改元天兴，即皇帝位，拓跋珪成为北魏的第一个皇帝。
天兴二年（公元399年），拓跋珪大举北伐，大破高车七部，极大地打击了高车的势力。此时，北方后秦的势力迅速发展，成为北魏的重要敌手。天兴三年（公元400年），拓跋珪派北部大人贺狄干献马千匹向后秦求婚，被后秦主姚兴拒绝，北魏与后秦的关系日趋紧张。天兴五年（公元402年），后秦派兵伐魏，拓跋珪击败后秦军队，姚兴派使臣向北魏求和，拓跋珪拒绝，乘胜进攻后秦的蒲阪（今永济市），此时，柔然谋伐北魏，拓跋珪退兵。之后，北魏与后秦的关系缓和。
天赐元年（公元404年），拓跋珪对官制进行了一次补改，其中重要的是规定四等爵位：即将原来的五等爵降为王、公、侯、子四等，通过降爵北魏政权进一步集中在拓跋珪手中。
天赐六年（公元409年）十月，拓跋珪被其次子拓跋绍弑杀，拓跋嗣入宫诛杀拓跋绍，平定叛乱继承皇位。次年正月初一，拓跋嗣下诏北伐柔然，南平市公长孙嵩等人被柔然追赶并围困在牛川，五月二十一日，拓跋嗣御驾亲征，率军北伐柔然，柔然听说后仓皇逃走，北魏取得胜利。永兴三年（公元411年）十二月初十，柔然斛律党羽吐牴于等百余人归顺北魏。拓跋嗣北伐柔然取得胜利后，将北魏的势力范围拓展到河南省与东晋接壤。拓跋嗣整饬内政，为南征做准备。当时，各族人民反对北魏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不断发生，拓跋嗣为发展经济、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安置政府地的百姓，给他们农器和土地，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并多次发布劝农诏书，鼓励农业生产；从“选贤任能”和“察守宰不法”两方面整顿吏治。与此同时，他还注重安抚归附朝廷的官民，例如对归附和可能归附的其他政权的上层人物和少数民族的首领，他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司马休之、鲁轨等人就是东晋或后秦的官吏；对有才能的归附官员给予褒奖，并量才任用；拓跋嗣的积极招抚政策，使大量劳动民众归附，吸纳了很多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有利于增强北魏的综合国力。
泰常七年（公元422年），拓跋嗣派军征伐刘宋，先后攻下青州市、兖州区各郡县，次年，北魏司空奚斤既已平定、豫二州，便还军围困虎牢关，刘宋守将毛德祖坚守虎牢关，北魏军久攻不下。四月初一，拓跋嗣亲到虎牢关督战，闰四月二十三，虎牢关被攻克，自此北魏夺取乐黄河南岸要地和山东青州、兖州等地。
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十一月初六日，明元帝拓跋嗣去世。 同年十一月初九日，拓跋焘正式继位，成为北魏第三位皇帝，是为北魏太武帝。
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柔然可汗牟汗纥升盖大檀率六万骑兵进犯北魏云中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屠杀俘虏人民，攻陷北魏故都盛乐。拓跋焘亲率骑兵行军三天两夜抵达云中郡，被柔然大军包围，在拓跋焘镇定的指挥下柔然大将于陟斤被北魏军射杀，柔然大军撤退，拓跋焘趁势突击柔然军，柔然军大败而逃。次年十月二十一日，拓跋焘大举进攻柔然（瀚海沙漠群），兵分五路，同时并进，司徒长孙翰等从东路出黑沙漠，廷尉卿长孙道生等从黑白沙漠之间北进，东平公娥清出栗园，司空奚斤等从西路出尔寒山，拓跋焘亲自从中央直入。五路大军深入瀚海沙漠攻击，柔然惊骇北逃。
拓跋焘即位后北伐柔然的同时西伐胡夏，始光二年（公元425年），胡夏的立国者赫连勃勃病死，赫连勃勃诸子互相攻伐，国内大乱，拓跋焘趁机西伐胡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十月，拓跋焘亲率大军袭击夏都统万城（今靖边东北白城县），夏王赫连昌仓促领兵迎战，大败而退，魏军乘势攻入西门，与此同时，另两路魏军先后占领弘农、蒲坂、长安。次年，统万城遗址被北魏攻陷，夏王赫连昌被俘，其弟赫连定逃往平凉市（华亭市）继位。
神䴥二年（公元429）五月，拓跋焘率军抵达栗水（蒙古国翁金河），趁柔然可汗全无戒备之时突然袭击柔然，大破柔然，柔然可汗仓皇而逃。此后一直到太平真君十年（公元449年），拓跋焘数次进攻柔然，击溃高句丽等柔然附属部落，北魏扩地千余里，实力增加，柔然也不敢再南下。
神三年（公元430年）拓跋焘再攻胡夏，夺取安定、平凉、长安、临晋、武功等地，尽得关中之地，自此胡夏名存实亡。
延和元年（公元432年）七月，拓跋焘带兵抵达北燕国都龙城，很快就攻克了北燕的建德、冀阳等地，然后包围龙城，燕主冯弘派朱修之南返向刘宋求援未果。十一月，拓跋焘返回平城。大兴四年（434年）正月初四，冯弘派使臣出使北魏，请求和解，拓跋焘拒绝了他的请求。次年闰三月十八日，冯弘派遣尚书高颙上疏拓跋焘，自称藩属，并表示愿意呈现小女儿充实后宫，拓跋焘同意，并下诏北燕太子冯王仁到平城朝见，冯弘拒绝，转而联络高句丽请求归附。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北魏进攻北燕都城龙城，冯弘焚毁宫殿，率领龙城居民在高句丽的保护下向东迁移。后拓跋焘向高句丽索要冯弘，高句丽就在北丰把冯弘及其子孙十多人全部杀掉了，北燕灭亡。
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北魏又攻占了宋、魏之间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国。胡夏灭亡后，北凉向魏国称藩，北魏封北凉国君沮渠蒙逊为凉王。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亲征北凉，故南凉主主秃发傉檀之子源贺为向导，源贺劝姑臧城旁的四部鲜卑都归附北魏，八月，北魏获得河西（即河西走廊、泊水流域一带）畜产20余万；九月，北凉主沮渠牧犍之侄沮渠万年率部降于魏，姑臧城溃败，沮渠牧犍率文武百官等5000人出降，北凉灭亡，随后，北魏攻克张掖市、乐都区、酒泉市等地。自此，北魏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
拓跋焘执政30年，在通过武力统一北方的同时，也重视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建设。如通过发展农、牧业生产，减免租税等措施发展经济；重视文教，主张通过儒家的礼、乐、法度来教化百姓，统一北方后，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正平二年（公元452年）二月，宗爱杀死拓跋焘，密迎南安王拓跋余为皇帝，改元永平。拓跋余即位后，下令诛除宗室诸王，稳定了皇位和政局。同年十月初一日，宗爱阴谋杀死拓跋余，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拥立拓跋濬为帝，是为文成帝。
拓跋濬即位后，对政治秩序进行了整顿，具体措施有：崇尚佛法，以静为治；加强对官吏的选补与伺察；减免死囚，流放戍边；对地方政府进行整顿。拓跋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整顿政治秩序，完善政治体制，使北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和平六年（公元465年），文成帝死于宫中，其子拓跋弘继位，即献文帝，拓跋弘即位之初，由皇太后冯氏临朝称制，冯太后与献文帝执政期间，继续执行文成帝的政治方针，如继续保护蓄力，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和增加财政收入，召还流民，检查户口；整顿吏治，对贪赃枉法行为处罚严重，选拔官吏时注重德行；注重教育，恢复郡国学，立乡学，并祭祀孔子庙，尊崇孔子。这些措施兴利除弊、缓解社会矛盾，使北魏国力逐步增强，同时为孝文帝改革打下了基础。
拓跋弘在位六年后，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拓跋宏，是为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由祖母冯太后临朝称制，从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开始，冯太后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死，拓跋宏亲政，拓跋宏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八月，拓跋宏以南伐名义，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九月抵达洛阳市定下迁都大计，次年，拓跋宏宣布正式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后，拓跋宏全面推行汉化。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二日，拓跋宏下诏规定鲜卑族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迁入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军、虎贲，充当卫戍军。次年六月，拓跋宏发布不能在朝廷上讲胡语的诏令，同时规定已经迁居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应安葬在河南省，不能还葬平城。此外，拓跋宏还依据《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八月，洛阳金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百官全部迁到了洛阳。次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皇族拓跋姓改姓元氏。他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族与汉人通婚。
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使北魏政权完成封建化，使北魏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与此同时，他针对军事形势，采取集中兵力、多路军平行推进等战术拓展了疆土，军事上的胜利对巩固孝文帝在国内的各项改革有积极的意义。拓跋宏时，北方的军事、政治实力开始超过南方。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四月孝文帝元宏病逝，次子元恪即位，是为宣武帝。元恪即位后，攻取南朝梁的四川省之地，击败柔然，北魏的疆域进一拓展，国势盛极一时。
宣武帝对外发对战争的同时，在国内继续孝文帝实行文治的政策，这一时期，儒学、佛教在政治上的作用更加显著；同时宣武帝对统治阶级的上层实行宽刑政策，造成了元氏集团的腐败，加剧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此时，元氏集团内乱不断，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咸阳王元禧谋划反叛，后因有人告密而未采取行动，元禧被擒杀；咸阳王之后，北海王元详被以谋反罪收缚；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京兆王元愉以“高肇弑逆”为由，起兵反叛，后兵败被高肇派人杀害，元氏诸王先后被杀或疏远，大权落在元恪舅父高肇手中。在外各族人民的起义增多，如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9年）冀州区王惠定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不久被镇压；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泾州沙门刘慧汪率僧侣起义，元恪派华州刺史奚康生征讨，起义被镇压，次年，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被州郡捕斩；景明四年（公元503年）正月，梁州氐人杨会率众反叛，元恪派大将杨椿带兵讨伐，五月，杨会战败。
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宣武帝元恪去世，年仅5岁的太子元诩即位，尊元诩生母胡氏为皇太后，并代管朝政。宣武灵皇后的妹夫元叉（元义）与宦官刘腾干政，受到太傅元怿的抵制。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元叉、刘腾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元，囚禁胡太后，控制孝明帝元诩，政权完全操控在元叉、刘腾手中。
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柔然可汗阿那瓌南下攻入边塞，怀荒镇（河北省张北县）镇民请求救济，遭到镇将于景的拒绝，镇民暴动杀于景。不久，沃野镇（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黄河南岸）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杀镇将，攻占沃野镇，改元真王，各镇汉人和夷人纷纷相应。北方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六镇叛乱，北魏先后派遣元彧、李崇镇压叛乱，均失败。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初，柔然主阿那率十万众自武川西向沃野，为魏镇压拔陵，阿那败拔陵于五原，大将破六韩孔雀阵亡。拔陵被迫南下，在阿那和元渊的夹击下，义军二十万为元渊所截降，拔陵主力失败。北魏政府将20万北俘兵民安置在冀（今河北省冀县）、定（今河北定县）、瀛（今河北河间）三州就食，正逢河北遭遇水旱之灾，无处就食，出现逃亡现象，二十万六镇军民再度起义，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也陆续起义，但最终起义失败。
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元诩计划把权力从母亲宣武灵皇后手中夺回，选中镇守晋阳郡的大将尔朱荣，下密诏让尔朱荣向京师进军以胁迫胡太后，尔朱荣命高欢为前锋，率军南下，进抵上党郡（山西省长治市），胡太后的两个情人郑俨、徐纥害怕大祸临头和胡太后密谋除掉元诩，武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公元528年3月31日），元诩中毒身亡。元诩死后，胡太后宣布元诩宠妃生下的女婴继承皇位，不久又改立元诩族侄三岁的元钊为皇帝。
尔朱荣得到事变的消息后，上书要求胡太后在皇族中另选人继承皇位。尔朱荣与元天穆商定准备立长乐王元子为皇帝，与宣武灵皇后、元钊对抗。尔朱荣在晋阳骑兵南下，四月十日，在尔朱荣的支持下元子攸在河阳登基称帝，任命尔朱荣为大将军、尚书令等，封太原王，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派起笔进入洛阳市，逮捕胡太后和元钊，随后，下令将胡太后与元钊沉入黄河。
除掉胡太后和幼帝后，尔朱荣听从亲信费穆建议打死诛杀文武百官。他让元子攸沿黄河西行，抵达淘渚，让文武百官前来迎接，宣称要祭祀天神，百官聚集之后，尔朱荣大声叱责百官贪污残暴，导致皇帝死于非命。于是下令格杀，骑兵冲入人群，大肆屠杀，上至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义阳王元略，下至元子攸的表兄王遵业兄弟二人，几乎无一幸免，尔朱荣共计格杀两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接着，尔朱荣派数十人把元子攸强行押送到黄河大桥，安顿在营帐之中，元子攸表示愿意禅让帝位给尔朱荣，尔朱荣没有接受。四月十四日，尔朱荣护送元子攸进入洛阳市，元子攸登太极殿，改年号建义。
永安元年（公元528年）五月，尔朱荣返回太原市。临行前，他逼迫元子攸给心腹元天穆、朱瑞等封官，北魏朝廷的重要官职被尔朱荣换成自己的心腹下属。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八月，尔朱荣向元子攸请求用北方人为黄河以南各州州长，元子攸拒绝。不久，尔朱荣未经过允许便亲自带领四五千骑兵从并州出发，时人都认为尔朱荣要谋反，元子攸决定杀尔朱荣，在奚毅，温子昇等人的协助下，元子攸亲手斩杀了尔朱荣，后来尔朱兆将元子攸掳至晋阳杀害。
随着尔朱荣遇刺身亡，尔朱荣家族很快也失去了权力，普泰二年（公元532年）二月，高欢在韩陵击败尔朱氏，成为北魏权臣。同年四月，高欢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元修。元修即位后，任命高欢为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市州长。这一年，元修先后处死废帝元晔，元朗，元恭。
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元修与侍中斛斯椿、安东将军王思政等密谋清除高欢的势力，与拥有重兵的关中大行台贺拔岳秘密勾结，同时任命贺拔胜为都督三荆等七州诸军事，企图倚靠贺拔氏兄弟与高欢抗衡。八月，元修任命贺拔岳为都督雍、秦等二十州诸军事、武威郡刺史。但是在高欢的离间下，次年二月，同驻关中的侯莫陈悦杀了贺拔岳，贺拔岳死后，其部将夏州刺史宇文泰被诸将推为首领代领部众。四月，宇文泰率军西上，在上邦大败侯莫陈悦，侯莫陈悦兵败后自杀，关中平定。宇文泰因功被元修授予侍中、疆骑大将军、关西大都督等职。五月，元修征发河南省诸州兵以伐梁为由准备讨伐高欢，高欢也以伐荆、雍及江左镇为名，发兵20多万南下，高欢大军直逼洛阳市，孝武帝元修逃向关中，投靠宇文泰，北魏的实权落在大将高欢和宇文泰手里，孝武帝成了傀儡。
天平元年（公元534年），高欢立元善见做了皇帝，即元善见，并迁都于邺城遗址（今临漳县）。第二年，宇文泰毒杀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从此，北魏就分裂成两个朝廷，历史上把建都在长安的叫西魏，建都在邺城的叫东魏。
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接受东魏皇帝元善见的禅让，建立了北齐政权。拓跋廓四年（公元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则接受西魏皇帝元廓的“禅让”，建立了北周政权，元魏（拓跋魏）正式灭亡。
北魏的疆域有一个由小到大，又由完整到分裂的发展变化过程。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在塞北草原扩张，拓跋力微兼并了塞北草原上的许多部落，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拓跋鲜卑从五原县迁到盛乐，形成部落联盟。到拓跋禄官时（公元295—308年在位）时，所有地盘东起濡源（今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西至盛乐故城，东西延袤约4个经度400余公里。此时拓跋部众为三部：一部在保定市以北、濡源西，一部在代郡参合陂(今山西省大同市西)之北，一部居盛乐，控制的范围向南扩大到今山西境内桑干河一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拓跋姓首领拓跋猗卢协助晋并州刺史刘琨击败白部鲜卑和铁弗匈奴刘虎部，作为酬谢被封为代公，并获得五县之地，疆域又扩展到今代县、朔州市和繁峙县一带。拓跋焘拓跋焘在位时(公元423-452年)统一北方，疆域大致北至今中蒙边界稍北，蒙古高原和今叶尼塞河上游。
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攻占了黄河以北后燕领土；东界已退至辽河以西,控制今大凌河下游；西戎校尉府驻在打泥(今新疆若羌县)，控制着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和鄯善县一带，但未能扩展到西域其他地区；南界在今黄河以南，占有今河南省中部及山东省西北局部。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南朝宋北伐失败，北魏的疆域向南扩展到淮河一线，但西部失去对西域的控制，退至伊吾郡（今新疆伊州区）。
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经过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到元诩正光年间（520年—524年），北魏的疆域和人口达到了最高峰：“正光已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
北魏的行政区划是沿用州郡县制度，以州辖郡，以郡辖县。北魏统一北方之战后，对州郡的设置紊乱，没有一定的规则，直到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才正式划定行政区域，共分成38州，以后州郡续有增置，同时设有多个边镇。到北魏武定年间（公元543年—公元550年），据《魏书》记载共有州113，边镇12，郡527，县1465。
113州：司州、定州、冀州、并州、瀛洲、殷州、沧州、肆州、幽州、晋州、怀州、建州、汾州、东雍州、安州、义州、南汾州、南营州、东燕州、营州、平州、恒州、朔州、云州、蔚州、显州、廓州、武州、西夏州、宁州、灵州、兖州、青州、齐州、郑州、济州、光州、梁州、豫州、北豫州、徐州、西兖州、南兖州、广州、胶州、洛州、南青州、北徐州、北扬州、东楚州、东徐州、海州、东豫州、义州、州、谯州（两个，一个领郡7个，一个领郡4个）、北荆州、阳州、南司州、楚州、合州、霍州、睢州、南定州、西楚州、蔡州、西淮州、扬州、淮州、仁州、光州、南朔州、南建州、南郢州、沙州、北江州、湘州、汴州、财州、雍州、歧州、泰州、南秦州、南歧州、东益州、益州、巴州、梁州、南梁州、东梁州、泾州、河州、渭州、原州、武威郡、鄯州、瓜州 、华州、北华州、豳州、夏州、东夏州 、泰州、陕州、洛州、荆州、襄州、南襄州、南广州、郢州、西郢州、析州。
12边镇：抚冥镇治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镇治设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柔玄镇治设今内蒙古兴和县西、怀荒镇治设今河北张北县、御夷镇治设今河北赤城县西北、薄骨律镇治今宁夏灵武县南、沃野镇治设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怀朔镇治设内蒙古固阳县西南、高平镇治设宁夏固原县、敦煌市镇治设今甘肃敦煌市西、伊吾戍治设今新疆哈密西北、西戎校尉府治设泥，今新疆着羌县。
北魏末年的动乱爆发于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开始的六镇起义，学者葛剑雄认为元诩时（公元516年—519年）为户口极盛年代是可取的。《魏书》中说北魏“正光已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户口部》在晋太康初年245万余户，推定北魏盛时大致为500余万户。但晋朝初的户均口数是6.57，而《魏书·地形志》北魏的户均口数为3.85，按500万户计算的结果分别是3285万或1925万户。葛剑雄认为这个数字和实际数字存在差距，他把北魏人口的起点以低于十六国起点的1800万计算，根据北魏的发展判定，北魏高峰期的人口下限为3150万，上限为3500万。
北魏的官制是发展变化的。在酋邦阶段时期的官职名称较为随意，《魏书·官氏志》载其“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
随着拓跋部的势力范围逐渐南下，与魏晋政权的交往增多，官职设置既有与汉政权相似的官职，也有鲜卑传统官职，如右长史，郎中令等与晋朝同，而内侍长、酋长、庶长、南北部大人等源于早期拓跋部或北方游牧民族。
分部大人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制度，拓跋珪继代王之位后也设置南北部大人，随着国力的增强，拓跋珪又增设天部和中部，迁都平城后，将四部扩大为八部，分置于平城四周。八部大人的主要职责是统领八部，“劝课农耕，发展农业生产”，其属官有大师、小师等，大师、小师的职责是负责“辨其宗室，品举人才”。
之后从拓跋嗣拓跋嗣初年到孝文帝官制改革前夕，八十年间北魏官制进行过多次局部的调整和改革，根据《魏书·官氏志》的相关记载整理如下：
太和十五年至十九年（公元491—495年），拓跋宏依魏晋对官制进行了改革，如基本取消内行宫系统，改由宦官和女官担任内职；尚书省分为六部、三十六曹，六部即吏部、殿中、仪曹、七兵、都官、度支，三十六曹改由郎中主曹务；加大门下省职权，过去的内官职被门下省吸收，门下省成为实际的宰相；确立御史这个新官制，侍御史从内朝移到外朝。
北魏从皇始元年（公元396年）攻取并州后，便袭承晋制，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制度。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令长。所置长官，多以拓跋部人为主，汉人为辅。天赐三年（公元406年），北魏正式建立地方官官制，每个州设置三个刺史，其中宗室一人，宗室之外的二人，相当于上、中、下三大夫；郡设置三太守，县设置三令长。
北魏建立三长制是对当时封建政权在农村中基层社会组织的一次改组。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拓跋宏下令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制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享有一定的优待，可免除一至三人的官役；如果推行政令取得成绩，三年可以依次递升。实行三长制后，北魏地方基层组织和赋役征收体系基本建立起来，检括户口的工作得以全面展开，政府的税源也扩大了，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稳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北魏考课制度发展的历程，经历了形成、确立、演变、破坏四个阶段。从道武帝到冯太后执政这一时期，为北魏地方考课制度的创立和形成阶段，从拓跋弘拓跋弘开始，对地方官吏的考课制度开始逐步地进行改革，开始把对地方官吏的考课与升迁结合起来。地方官员的考课内容除农业(力)、赋役(财)、户口(恩)、法律(刑)、用人(政)五个方面外，仍着重于官员在经济上是否贪赃受贿。
拓跋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考课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明确的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下来。规定每年年终州、镇以下首先实行分级考课，刺史、镇将依据本州镇所辖郡太守、县令的政绩定其品第，然受上报中央，在中央进行统一考课时，其政绩考核品第作为黜陟的依据。依其政绩，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等、下上、下中、下下七品，上下二等分别升迁、贬黜，中等守本。
元恪时，考课制度发生了演变。考察令规定了衡量官员治行的标准为三等九品，与之相对应的升迁、贬黜品级也由拓跋宏时期的三等七品变成了三等九品。孝明帝以后，虽有零星的考课实例，但由于北魏深处六镇起义内乱之中，政府无暇顾及朝廷政务，考课制度随着政权的分裂而破坏。
北魏完备的地方官吏考课制度，既规定了考第的划分及其与奖惩的关系，又明确了考核者的职权范围以及考课的年限，它不仅为前代考课制度增添了新内容，而且为隋唐地方官吏考课制度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重要发展时期。
北魏初年的田租户调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九品混通”就是把中原每一地区的民户按照贫富分九等，资产多者按照高于标准量递增，资产少者按照低于标准量递减。“九品混通”租调制将贫富等同起来，划分等级时，地方官吏“纵富欺贫”，往往勾结豪门，把大部赋税负担转嫁与农民，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对于广占土地的豪门大族是有利的。
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有：第一，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桑圈二十亩；女受露田二十亩。露田身亡归还官府，桑田不须归还。第二，拥有奴婢和耕牛的地主可以另获土地，奴婢和耕牛不存在时，田须归还。第三，土地不足时农民可向荒地处迁徙。第三，地方官吏按职位高低授予公田，任职满归还，不得买卖。
颁布均田令的第二年(公元486年)，北魏政府又颁布了同均田制相适应租调制。“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均田制和新的的租调制，是以一夫一妇作为受田纳税的单位，无户等高低之差，因而过去“九品混通”的租调制宣告废除。
拓跋宏的均田制，既有上承中国古代井田制度的遗意，又有结合当时夷夏相杂的土地制度的条件，取其优长，除其弊端，形成为北魏以至隋唐所行的土地、赋役与兵制三位一体的制度。
北魏的教育政策，以儒学为主，注重经学。拓跋珪建北魏时就说“安定中原，虽目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到孝文帝拓跋宏时，尊孔活动更多，他仰慕汉族文化，重视教育，兴办儒经官学，大力推行汉化教育。北魏的官学设置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北魏初拓跋珪就载中央设立太学，迁都洛阳市后所设的中央官学除继承汉、魏、晋所设的国子学、太学外，还有新创建的皇宗学、四门小学等。地方官学主要是州郡县党设立的学校。私人讲学是一些博通经史的儒者立宗开派，传授各种经书。
地方官学的建立， 将州郡地方上的高门士族的私学和家学资源进行整合，促进了北方地区儒学的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同时，地方儒学的兴盛又能反哺和影响鲜卑族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纳，从短期看，为朝廷输送了大批有用之才，加速了拓跋部的文明发展进程；从长远看，北方儒学发展， 吸收了北方胡族新鲜血液的汉族士人群体迸发出与南梁士人迥异的新鲜活力，尽管经历了“五胡乱华”，中华文化链条仍未断裂，北魏政府鼓励儒学发展，尊重士人阶级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拓跋珪建北魏后，命王德等人制定《天兴律》，这是拓跋鲜卑制定的第一部律法，这部律法游牧政权的文化性质明显，在法制方面相应表现为刑罚繁多且残酷的特点。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十月，拓跋焘“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修成《神麚律》。这次法律修订在立法及司法两个方面都有触及，在刑名、刑罚、赎刑、服刑及司法程序等方面都有改革。改定的律法对违法行为征处及其残酷，仍保留部分拓跋鲜卑的旧制。神䴥修律二十年后，正平元年 （公元451年）六月，太武帝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进行新的修律活动，修成的新律即《正平律》。这次改革还对其他法律条文进行了修订，从“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占全部律条的三分之一以上。拓跋濬拓跋浚初年，仍遵《正平律》，太安四年（公元458年）设酒禁，改定律令，《太安律》在条文方面的增加幅度相当大，族刑数量大增，刑罚再次加重。可见，文成帝时期的修律使北魏律再次趋于严苛。
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五月开始，至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冬修订第一部《太和律》，《魏书·刑罚志》中记 载，“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 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这次定律显示了北魏法律文明程度的提高，也体现了冯太后欲改变北魏严刑峻法暴力政治的主张。第二部《太和律》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开始制定，到次年四月完成，于是拓跋宏正式“班新律令，大赦天下”。与此前相比，这部《太和律》不是简单的修改，而是重新制定，第二部《太和律》在参照汉魏律的基础上又受到两晋、南朝法制的明显影响，总体表现为向西晋、江左一脉的进一步靠拢，并为北魏律的最终定型打下了基础。
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十二月，孝文帝的继承人元恪诏令制新律令，这是北魏王朝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律活动。经过这次修律，北魏律确立了由“刑名”“法例”为首的二十篇篇章结构，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修改的基础上，编完成了《正始律》，即最终定型的北魏律。《正始律》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儒家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实现了北魏法律的儒家化进程。《正始律》的完成，标志着北魏王朝引礼入律历史进程的最终完成。
北魏与南朝的关系有和有战。从泰常五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20年—公元450年），北魏与刘宋战争不断，和平时候较少。拓跋濬拓跋濬即位后，希望通过“养威布德”来“怀辑中外”，奉行“与时消息，静以镇之” 的政策，使北魏的政治重心开始由武攻转向文制。因此，这一时期与刘宋政权也大体保持友好状态，双方自正平元年（公元451 年）十一月，互派使臣修复双边关系后，除太安四年（公元458 年）冬的一次边界冲突外，双方之间很少战事。而且，自和平元年（公元460 年）始，双方每岁交聘不绝。
孝文帝即位时，南梁刘宋明帝刘彧执政，孝文帝承袭前制，继续与刘宋通使往来。从拓跋宏即位至刘宋灭亡的8年间，宋向北魏遣使8次，北魏向宋遣使6次；南齐建立后，两国继续互遣使节，自此直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双方使者一直往来不绝，南北保持友好关系太和八年（公元484 年），北魏李彪使南齐，南齐武帝萧赜于玄武湖水步军讲武。 虽不无显示军事实力之意，也是接待外国使节时较高的接待规格。北魏也同样给予了齐使高于宋使的礼遇。
孝文帝后期，与南朝齐的外交关系变得紧张，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北魏两次大举进兵南齐，两国之间争战成为主导，再无使节往来。
拓跋珪即位后，南有东晋，北有柔然、西有后秦、胡胡夏、诸凉、吐谷浑等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北魏与这些国家时战时合，征战条件不成熟时就交好，如登国元年（公元386 年），拓跋珪建国不久，派左长史张衮建议拓跋珪通过外交手段与后燕建立友好、缔结联盟，争取军事上的援助与策应以抗击内忧外患。拓跋珪采纳了张衮的建议，于登国元年（公元386 年）八月，遣外朝大人安同、长孙贺出使后燕，请求军事支援。与后燕的外交关系破裂后，就迅速与派遣张衮求好于西燕。拓跋珪早期积极主动的外交，为早期的北魏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时期国家实力的不足。拓跋嗣拓跋嗣时推行“隆基固本，内和外辑”的政策，对内继续巩固和加强王朝统治，对外主要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北魏与后秦、北燕、柔然等政权的矛盾冲突，而与其他政权间的外交往来在这一时期则相对较少。
拓跋焘拓跋焘对西北诸国的外交政策多样化。首先是武力征伐，拓跋焘在位二十七年，连年兴兵，东征西讨，最终向北击败了柔然、铁勒，向西灭掉了夏政权，又于太延二年（公元436 年）与太延五年（公元439 年）先后征服了北方最后的两个割据政权——燕国和北凉；其次是互通使节，在位 27 年，对外遣使 30 余次；第三是策封藩属国，随着北魏国力的大增，一些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开始向北魏称臣纳贡，北魏也派遣使者对其进行策封。
北魏与金玉国、龟兹、焉耆、高昌国、龟兹、吐谷浑等西域国家都有密切的往来。如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龟兹、车师开始遣使朝献，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因焉耆王鸠尸卑那逃于龟兹，龟兹王白纯与鸠尸卑那是翁婿关系，遂予以收留。太武帝随即诏万度归攻龟兹，大获驼马而回，此后，龟兹对魏贡使不绝。拓跋弘拓跋弘时，与周边少数民族时战时合，柔然一度空竹中西交通，导致北魏与西域的交往暂时中断。和平三年（公元462年）至和平五年（公元464 年），史书上未见西域使节来朝北魏的记载。和平五年，北魏再次击溃柔然，使路复通。柔然自正始三年（公元506 年）以来虽然频繁遣使北魏，但是自恃骄盛，遣使聘问，不复称臣。建义元年（公元528 年）四月，元子攸遣兼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冯使阿那瓌，慰劳赏赐，这一特殊礼遇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这时的北魏君主已无力维系与柔然的宗藩关系。
吐谷浑也多次遣使向北魏朝贡，在拓跋宏时期最为频繁，如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吐谷浑王伏连筹派世子贺鲁头到洛阳市朝见，孝文帝对其礼遇有加，并拜伏连筹“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麾旗章绶之饰皆备给之。”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曾对《魏书》诸《帝纪》中出现的朝贡五次以上的国家进行统计，结果吐谷浑以朝贡达 64 次居于首位，从年代记载看，这 64 次朝贡当中，有 63 次是在孝文帝在位期间进行的。永熙三年（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北魏与各外交对象间的外交关系也随之解除。
高句丽与北魏外交关系维持达140年。早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北魏曾掠虏包括高句丽人在内的大量人口，“以充京师”，仅以奴役为主，非以屠戮为先。但北魏很快改变战略重点，乘中原“诸华乏主”，迅速统一中国北方。以后又以正统王朝自居，而高句丽长寿王高琏在北魏延兴二年（公元427年）把都城迁到平壤，开始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朝鲜半岛上。从此，北魏与高句丽之间形成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北魏皇帝对高句丽王频频册封，互不称“夷”。
太和十五年（公元491 年）， 高句丽王高琏卒，拓跋宏为之举哀于东郊，遣者仆射李安上策赠其为“车骑大 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谥曰康。”又遣大鸿胪拜高琏之孙慕容云 “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 高句丽王。”据隶书记载，从北魏始光二年(公元425年)至普泰二年（公元532年），高句丽向北魏朝贡达八十余次（有的年份两次），往往“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颇有诚意，“恭顺谨慎，恪守藩臣之礼”。北魏对高句丽也很友好，每当使节到来，往往“款赐有加”。
元恪时，高句丽与北魏外交依然持续，延昌四年（公元515 年），宣武帝去世，元诩即位，北魏日渐衰落。到孝昌末年，更是“天下淆然，外侮内乱”，这一时期，北魏与各藩属国的关系也都不同程度地开始出现松弛，高句丽向北魏朝贡次数骤降到历史最低点。
南梁以外其他国家或政权与北魏之间的外交往来这一时期依然持续，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契丹、勿吉、库莫奚，西南的吐谷浑以及西域各国依然岁贡不绝，宣武帝初期，曾达到极盛。
从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公元455年）波斯与北魏王朝建立联系，到正光三年（公元522年）止，波斯遣使到北魏十次，拓跋弘也曾遣韩羊皮出使波斯。正光六年（公元525年），波斯遣使贡献狮子一头，北魏在洛阳城修建狮子坊。
南亚各国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泥泊尔等国，古时称天竺，分中天竺、东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称作“天竺五国”。北魏时与这些南亚国家交往频繁。如北天竺的犍陀罗国在北魏时期曾五次派使臣到北魏都城洛阳市，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北魏宋云、惠生等出使犍陀罗；乌国（今巴基斯坦北部）六次派使臣来洛阳；宾国（今印度北部）六次派使臣到平城和洛阳；南天竺国五次遣使者到北魏；东天竺的是国（今孟加拉国）、西天竺也曾派使节到平城、洛阳。
北魏的兵分为中军和外军两大部分。中军始皇帝的禁卫军，外军是震慑地方的部队，北魏兵可分为中军、镇戍兵和州郡兵三大系统。北魏前后期的军队主力不一样。北魏兴起和建国后一段时间的主要兵力是部落兵，以鲜卑部落成员和其他游牧民族魏主要兵力；拓跋珪夺取后燕大部分地盘后，在这里设置了8个军府，各配兵5000，不仅，为防御北方柔然的进犯，在延边设置了许多镇戍，由此有了镇戍兵，这是北魏的常备兵，镇戍的将领主要由鲜卑族担任，少部分为中原中原强宗子弟。
北魏的兵役制度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兵性质的世兵制，另一种是民兵性质的番兵制。世兵制主要来源于拓跋鲜卑的部落兵，入主中原后，他们一部分变成中兵（又称台兵）即侍卫兵，另一部分变成镇戍兵，他们世世代代当兵，称为兵户或军户。随着北魏的发展壮大，兵户来源逐渐增多，主要有四个来源：以拓跋鲜卑为主要成分的镇戍兵和中兵；罪人和他们的家属发配为兵户；叛其他少数民族叛逃而被抓回来的人；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包括北方少数民族、汉地汉族人。
番兵制是广开汉地之后实行的一种兵役制度。他们主要来自民户，民户服兵役，定期轮番更代，故称番代。除了世兵制和番兵制之外，北魏根据实际情况还有征兵制、募兵制、收编降兵降将。其中征兵制即从平民中征兵，十丁取一，一般在战乱、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才采取这种征兵制；募兵是通过赐爵、升品级等措施招募中军。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北魏政府严令各级地方官积极劝课农桑，并将此作为官吏考课的重要内容。同时，政府又一再下达省力役、广垦田、尽地利、废除苑、禁止杀牛等诏令，以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为发展农业生产、开发边地，政府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如东平公元仪在塞外屯田，曾引黄河灌溉农田；拓跋宏多次下诏“各修水田，通渠灌溉” “各通水田”等。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北魏在垦田面积、农业产量以及政府租调税额等方面，均比从前大为增加，一度出现府库盈积的现象。
北魏时，犁和牛耕早已得到广泛使用，各种农具都有改进，整地农具中的人字耙、劳、陆轴等，是北魏时新出现的重要农具，主要用于耕后碎土；播种工具上，新出现的有两脚、一脚耧和窍瓠等，提高播种效率。同时，耕作技术也大为进步，在耕作中，特别注意精耕细作和防旱保。如耕地，不仅分为春耕、夏耕、秋耕、冬耕、初耕、转耕、深耕、浅耕等。农具的改进和技术的发展，使北魏农业得到发展。
北魏的农作物品种远远超过了前代，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共记载了粟的品种九十七个，其中八十六个是他搜集补充的；其他水稻有二十四个品种，大小豆有七个品种；蔬菜品种已有三十余种，并能运用间作和套作技术。
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繁荣，在中国畜牧业史占有显著的地位。北魏的畜牧业分为官营畜牧业和私营畜牧业两部分。北魏王朝建立了重要的四大国营牧场，即代郡牧场、漠南牧场、河西牧场、河阳牧场。北魏的官营牧场，在中国畜牧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其繁荣景象，汉、唐也不能与之相比。汉代及唐天宝马的总数约三十万匹，仅为北魏河西牧场马总数二百万匹的七分之一，唐天宝时牲畜总数为六十余万头，约为北魏河西牧场马驼总数的六分之一。
除官营牧场外，北魏私营畜牧业也较发达。国家把马、牛作为税收对象，永兴五年（公元413年）朝廷下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泰常六年（公元421年），又下令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同年，又下令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这种状况，说明私营畜牧业的发达。
北魏前期,严禁金银工匠在民间立坊制作。拓跋焘在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下令以强制手段把金银工匠由民间驱往官府主要是从垄断手工业考虑的。金银除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市场流通外,还被造成各种精美的器皿首饰以满足帝室、官僚和富豪奢侈生活的需求。北魏铜矿较多，含铜量较高，铜除了制造铜钱外，也用来制造农具和其他器物。北魏时制铁业主要是由官府经营的，天赐元年（公元404年），北魏政府扩大制铁业规模，在全国恢复官营制铁业，同时在各地均设有铁官，负责制造兵器和民用铁器。诸地区的冶铁生产中，相州牵口冶最为有名，政府常令此地制造兵器，贮存于武库。
北魏的造纸业比前代有所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培植造纸原料和给纸上色技术方面。北魏造纸原料主要为麻(大麻、黄麻，亚麻、苎麻)、(亦名构、谷)和桑，这些植物的杆或皮均有坚韧较长的纤维。造纸上色技术也比前代更为完善。纸造出来后要上色，这道工序称为“染潢"，即用黄蘖汁把纸染成黄色。黄蘖染过的纸有香味可以防虫，延长纸的使用寿命；同时纸也更光滑，当时的敦煌市写本保存至今，与染潢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北魏纸张除黄色和白色外，还有红色、绿色，青色等颜色，说明当时给纸上色的技术也有所进步。不同色的纸有不同的用途，其中用途最广，社会需求量最大的，则是用黄蘖汁浸染过的黄色纸。
北魏的纺织业，主要有丝织业和毛纺织业，有官营纺织业和私营纺织业之分。官营纺织业始于北魏建国初期，官营纺织业主要为皇室和百官制作精美的纺织品、衣服、官服等，也有部分出售。政府在一些传统的丝织业中心，如加泾州(今陕西泾川)、雍州(今陕西西安)、定州(今河北定县)等地，设立丝局，作为生产、经营丝织品的专营机构，丝织品的产量大大增加拓跋焘时，常以一些金锦缯絮，颁赐臣下，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魏前期，官营纺织业和私营纺业在产品上有严格区分，诸如绫、罗、锦、绣之类的高级纺织品，因利润很高，民间不得任意生产，其生产权完全由官营纺织业独享。拓跋宏时，官营纺织业的规模有所缩减，其与私营纺织业的产品界线才被打破。
北魏盐的品种较多，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已有白盐、黑盐、胡盐、戎盐(又称柔盐)、赤盐、驳盐、马齿盐等品种。这些盐江南皆不生产，故南朝使者来时，这还是馈赠礼品。时人对盐的用途进行了划分：白盐为北魏诸帝的食盐，黑盐治腹胀气满，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其余四种盐不是食盐，另有用途。此外，当时还有以白盐为原料，经过精加工而制成的盐，名为花盐和印盐。花盐“厚薄光泽似钟乳”，印盐“大如豆”，花盐与印盐不仅形状美，而且“自如珂雪，其味又美”。这种把白盐再加工而成为优质盐的技术，在当时山西河东盐池已很普遍，标志着北魏盐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魏的酿酒业发展较快，《洛阳伽蓝记》不仅记载了百姓擅长酿酒，更反映出酿酒者聚居城的繁荣景象。鲜卑族以前由于生活区内不产粮食，日常所饮之酒以果酒和奶酒为主，但农耕化以后，不仅仅喝汉族酿造的酒，自己也采用汉族传统的酿造工艺，以米、麦、粟为原料进行酿酒，《齐民要术》中记载了15种以糯米、粳米等为原料的酿酒法，如酿白法、冬米酒法、九酝法等；有14种以黍米为原料的，11种以粟为原料的。《齐民要术》中记有40余种酒，桑落酒为其中之一；同时，北魏山西葡萄酒亦很有名，拓跋焘拓跋焘曾以此酒为礼物，馈赠南朝刘宋皇帝。
北魏城市商业的复兴与繁荣，一些大都市如洛阳市、邺城等地，成为商贾云集的地方。北魏时期，洛阳城内外出现了许多市场，的交易场所有大市、四通市等，城外还有马市及小市等。西阳门外有大市，占有八个坊里，城南有四通市为国际贸易市场。政府还设有钟楼，每当人们进行贸易时，就敲鼓以开市，结束贸易时，敲钟以罢市。天下各地的货物，都在这里流通贸易。
北魏经商的官吏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各级都有，甚至太子也经营商业，史载拓跋焘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便不顾及影响经商与民争利。贵族官僚经商使政治权利成了无形的商业资本，在商业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最终转变为利润。如元诩时的司空刘腾，是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大商人。贵族官僚经商，虽然从一定意义讲，促进了当时的商业活动，但在政治上却毫无益处，大大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
北魏与南方政权虽然是南北对峙，但南北的商业往来并未间断，经常出现在政府允许和默许下的南北互市。许多北魏贵族喜欢江南的货物，经常以聘问的形式来进行贸易。如《北史·崔遇传》载： “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又《魏书·食货志》载：北魏“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茸之属，无远不至”。就是在南北战争时，亦有交往。如《宋书·张畅传》就记载了北魏拓跋焘同拓跋宏在双方交战期间亲自主持交换的故事。虽然当时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南北互市交易时断时续，但仍可以从这方面看到当时商业的普遍发展。
《洛阳伽蓝记》中有记在北魏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以及中亚、西亚乃到地中海沿岸，都有商贸往来。“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里千国，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北魏同时和日本、西域各国也有贸易往来，日本“自魏至于齐梁，代与中国相迩。”西域商人多取高昌国而来中国，在北魏河西各郡都有用西域金银之钱，河间王元琛宴请诸王的酒器都是西域所产。北魏在洛阳市还专门设有招待外国商贩的“四夷馆”。今在吐鲁番市、库东、西宁市、太原市、陕州区等地先后发现的4世纪以来的拜占廷金币和波斯银币，也证明了北魏同西方存在着发达的贸易关系。
北魏建国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交换主要使用谷帛。孝文帝迁都洛阳市后，铸行篆文“太和五铢”钱。《魏书·食货志》记载，北魏共铸过三次钱，具体如下：
北魏佛道两教均盛行。拓跋珪拓跋珪好黄老，但也读过一些佛典，他听说泰山僧朗的名声，写信给他希望他能助北魏平定天下。公元398年道武帝下诏在京城建寺，皇始（公元396年—397年）年中，道武帝诏沙门道果进京，令其担任僧官沙门统，摄僧徒，可见道武帝对佛教的重视；拓跋嗣继位后，好黄老，崇佛教，从京城到四方建立图像，并令沙门“敷导民俗”；拓跋焘拓跋焘统治时期，道教天师寇谦之辅佐太武帝，以道教、儒教实施统治，道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佛教此前在北魏十分盛行，很多青壮年进入佛门，令北魏劳动力大量流失，拓跋焘下令灭佛。
拓跋濬拓跋浚继位后，立即下诏恢复佛教。文成帝为自己及先帝铸雕石像和金像，任太武帝灭法时暂不还俗的昙曜为道人统，并改名为“沙门统”，又重新恢复所毁的寺庙，次年，接受昙曜的要求在武州山开凿云冈石窟。由于皇帝的支持，佛教发展很快，到拓跋宏承明元年（公元476年），京城洛阳市寺院近百所，僧尼2000余人，四方诸寺6478座，僧尼77258人，到元诩时，全国寺庙3万余所，僧尼200万以上。
佛教学在北魏发展兴盛，流行的佛教学说宗派有南梁的，有北地的，北魏流行的佛教学说达10种以上，如毗昙师、成实师、涅槃师、地论师、四论师、四分律师、净土宗、楞伽师、禅师等。北魏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槃》《华严》《地论》并弘。
北魏的道教有天师道和楼观派两大派。北魏全国通行的是天师道，太祖拓跋珪时(386年一409年在位),“置仙人博士官,典煮炼百药”,这个记载可看作北魏皇帝们开始崇道的记录。至拓跋焘拓跋焘崇信道士寇谦之,亲受道,几乎把道教作为国教之后,历代北魏皇帝循而不改。北魏前期天师道把道教的丹鼎派与符箓派合而为一，把原来民间道教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鬼道与上层贵族化的天师道的仙道混为一体,把原始道教的简陋组织换为较严格的官阶与等级。楼观派,是另一个比较有名的道教派别。楼观派的真正发展是在拓跋宏之后的事,从北魏末年陈宝炽开始，之前影响不大。
寇谦之少年时即修五斗米道，先随“仙人”成公兴入华山学道，后又随成公兴到嵩山。拓跋焘始光初年(公元424年)，寇谦之带着道书和老子化佛的伪说献给太武帝，但朝野上下并不重视，只有宰相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后崔浩上疏太武帝极力推荐，太武帝在首都设天师斋醮科仪。始光四年(公元427年)，太武帝出击夏王国问卜寇谦之，寇谦之回说“必克”，北魏果然大获全胜。太武帝更加信任寇谦之，并公元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在太武帝的支持下，道教几乎成为北魏的国教。寇谦之对道教进行了改造，主要内容有：正一派的主要任务是“教生民,佐国扶命”；“尽皆禁断”原天师道“取人金银财帛众杂功脆愿”“分传说愿输送”等剥削道民的做法，加深道教对官府的依赖；增加儒家伦理内容，反对“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取消天师道教职的世袭,允许道民“更受明圣”的新的领袖；革除了一些道教旧有的荒唐内容,如男女合气之黄赤房中术，但仍行其他房中术；在道教的坛宇中,“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经过寇谦之对道教这番“清整”之后,北方的正一派的性质有很大改变，道教进一步贵族化。
北魏保存至今的著作很少，但能流传下来的都是精品，其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齐民要术》是古今学界公认为的北魏三部最杰出的著作，这三部作品在囊括当时的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等方面知识的基础上，亦可看作结构规整、文字优美的经典文学作品。
另外北魏时期，由于北方胡汉民族文化交融，乐府民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北方民歌具有与南方民歌迥异的情调，风格质朴刚健、慷慨激昂，北方民歌收集在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代表作品有《木兰诗》《罗敷行》《结袜子》《敦煌乐》等。范文澜先生评价《木兰诗》说：“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朝全部士族诗。”
北魏时期的书法作品繁多，风格各具特色。北魏书风主要可以分为四类：龙门造像记、摩崖石刻、墓志铭及碑刻。龙门造像记代表作有龙门四品，即《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防大眼造像记》《魄灵藏造像记》，体现了造像题记方整峻峭、铿锵有力的基本书风；摩崖石刻通常以王远题书的《石门铭》和大书法家郑道昭题书的《郑文公碑》和云峰山刻石为代表作，体现了北魏摩崖书法开张舒放的书风；墓志铭书法较多，其中《崔敬墓志》则笔法圆润，外柔内刚，其他如《元拴墓志》《元怀墓志》等，亦各具风韵；碑刻以《张猛龙清颂碑》为代表，颇有集众美于一碑的特点。
北魏碑书法，以其自身所独具的艺术魅力，成就了其后的很多书法名家，诸如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以及之后的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甚至到了后来宋代的米芾、宋元之际的赵孟兆页，包括清代的书法家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等人，无不深受北魏碑之影响。
所谓石窟艺术，简单地说，就是佛教美术，北魏的石窟艺术是古代北方各族先辈艺术家们在古老的艺术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从而创造出雄伟气派的石窟艺术。北魏开凿的石窟主要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 窟里有雕刻、壁画，壁画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雕刻则以云岗和龙门为代表，敦煌、云岗、龙门被誉为“东方三大艺术宝库”。四大石窟艺术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雕刻与建筑、美术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的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
绘画：北魏绘画，大多是佛教的，以集体创作为主，因此很多画家没有留下姓名。有史可考的画家有蒋少游、王乞德、王由等。就目前掌握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北魏时期的绘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殿堂、院舍、寺庙、壁画。如2003年大同北关发掘的北魏一号建筑遗址，出土有大量涂有朱色的白灰墙皮，可以作为旁证；石窟壁画，主要集中在西北的新疆、河西地区，如甘肃敦煌石窟壁画；漆棺画和木版漆画，如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大同平城地区发掘的湖东北魏墓群漆棺画；墓室壁画，如洛阳孟津北陈村普泰二年(既太昌元年，公元532年)王温壁画墓、景县魏武定五年(公元548年)高长命壁画墓。
雕刻：北魏的雕塑作品，现见到的多为流传下来的金石作品，仅《中国美术全集》中著录的即达50余件、雕刻的品种多样，如有石质的佛菩萨造像、道教造像；有铜质佛道造像、鎏金铜佛像；有陶质的武士俑、骑马乐俑等。除了雕像外，画像石画像砖一类的雕刻品也有发现。如公元1931年2月洛阳市故城北半坡出工的北魏孝吕三年（公元527年）宁石室，画像刻于墓壁石内画像内容有门卫武士像、孝子图、庖厨图、墓主人夫妇牛等，雕刻技法是沿用的汉代主要手法，但手法自由、纯熟而写实，比汉代技法更成熟。
北魏皇室喜欢乐舞，有的还会自制乐歌，如太祖、冯太后，拓跋宏等。北魏初年编乐舞时曾吸收了一些其他国族的歌舞与原来残存的中原王朝的燕乐等庙堂乐舞合用。拓跋珪拓跋焘时，宫中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后与西域来往增多，又以悦般国（新疆西北部）鼓舞设于乐署。然因当时“率无洞晓声律者”而使“乐部不能立”，但也有“四夷歌舞”之设。北魏皇帝自称皇帝的后裔，要得到中原认可，其中宫廷乐舞问题是北魏统治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北魏北魏皇帝解决宫廷典礼乐舞的方法有二：一是自编乐舞；二是利用残存的汉晋雅乐杂以其他歌舞。
北魏在天文上有很大的发展。1974年在洛阳市发掘了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江阳王元义墓，四壁有壁画，“顶有天文现象图，银河纵贯南北，有星辰约三百颗左右，亮星之间附有连线，经天文专业部门鉴定，认为绝大多数星官名称可以辨认。图中的天象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星空，这是目前中原地区年代较早、幅面较大的星象图，在中国考古发掘中比较少见。”北魏时期，汉人晁崇和鲜卑族天文家兰主持，铸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铁制浑仪，底座上设有“十字水平”,以校准仪器安装，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利用水准仪的开端。担任过北魏太史令的张渊著有一篇《观象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用优美的文学形式来讲述和普及天文知识的通俗读物。
北魏的建筑技术十分高超，这从《魏书》和《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中得到证明。北魏的能工巧匠很多,其中以蒋少游最著名，拓跋宏时，他被孝文帝、冯太后重视，留在宫内任雕刻绘画之事。他在主持禁中衣冠设计制造、修筑平城区的太庙、太极殿、华林殿、改作金墉门楼及修建池沼舟等方面都很成功。除蒋少游外，早在高宗拓跋濬拓跋浚时(452年-465年在位)，有一位郭善明者“甚机巧”，北京(即今大同市)的宫殿多是他的制作；其后元恪、元诩时，豫州人刘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阳市永宁寺的九层佛图，就是郭安兴设计督造的。
北魏最著名的农学著作就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10卷92篇。《齐民要术》既反映了贾思的农学思想，也系统反映了北方干旱地区的农业技术。在《齐民要术》中贾思勰总结出了一系列农、林、牧、副、渔以及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和原则。如强调农业生产中的“顺天时、量地利”，合理整地和中耕，农作物的选优汰劣，适时播种，保持和提高地力的原则和方法等。
《齐民要求》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元代司农司编的《农桑辑要》、王祯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代的《授时通考》，这四部综合性农书从体例到取材，基本上都是采自《齐民要术》，许多范围较窄小的农书也与之有渊源关系。所以它不仅总结了前人的成就，也为后来的农学奠定了基础。
北魏的医学也有不小成就，出了不少有名的医家和医药著作。据《魏书·术艺传》，北魏名医，如李亮、李修祖孙三代、徐謇、崔彧、崔景哲父子及弟子赵约、郝文法等。这些名医各有所长，多因医术得到皇帝恩宠，历官贵显。例如李亮善针灸用药，李修也善针药，徐善诊断和养生，王显善诊脉，崔善针灸。北魏的医家也很注意医学著作的编撰和传播，例如李修召集诸学士和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流行于世。
北魏的服饰前后是有变化的，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北魏前期鲜卑服饰占了大多数，而中原风格的服饰则多出现于迁都洛阳市以后。早期鲜卑族男性的服饰是上褶下袴，北魏迁都后贵族服饰则是汉魏上衣下裳。早期鲜卑族女性的服饰是上褶下裙，这种形制一直到拓跋宏公元494年禁胡服之后的几年还依然存在，甚至鲜卑贵族女性仍穿着这种形制的服饰。直到公元498年之后这种服饰形制才被上襦下裙和上褶下祷两种形制完全取代。上襦下裙则是北魏后期主要的鲜卑族女性服饰形制，这种形制本是典型的汉服形制。
鲜卑族拓跋部本是从大漠草原驰骋而来的游牧民族，善骑射，逐水草，畜牧、射猎为业，食肉饮酪。北魏之前南方多食用稻米，北方多食用面食，迁都洛阳市后，洛阳的主食南北皆有。除了主食外，肉食习惯在保留的同时，也有所改变，鲜卑族的肉食习惯在迁都洛阳以后仍然有所遗留，他们仍有食肉饮奶的习俗，同时，南方饮食和“胡食”互相影响，洛阳居民饮食中肉乳类食品比重不断增加，南方的鱼、瓜果也慢慢北鲜卑人接受。同时，饮茶之俗已开始浸染少数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总的来说，肉乳类食品，果蔬、酒，茶以及游宴使洛阳的饮食生活显得多姿多彩。
入主中原前北魏仍保存着原始氏族制的古朴遗风，抢婚形式盛行。史载：“至于婚姻，贫不能备财物者，辄盗女将去。”入主中原后北魏婚俗总的呈现出“胡汉交融”特色，北魏汉化后接受了儒家的婚姻观念和礼仪规范，对“六礼”的聘礼制度做了明确的规定，北魏婚仪在“六礼”中杂以自己的风俗，如举行婚礼时，以青布幔为屋，其门的内外称为“青庐”，新郎在此交拜迎接新娘，之后还有催妇上车、跨马鞍等迎娶习俗。北魏婚仪总的来说尚简，没有南朝繁琐奢侈，例如北魏新娘上车之际，用蔽膝覆面来遮羞或辟邪。这种蔽膝既可以作为护膝的围裙，又可以作为跪拜的垫子，在举行婚礼时还可以覆面，称为“盖头”，一物多用。北魏婚礼中也有闹房的习俗，但不同于汉族闹新娘的习俗，他们是闹新郎。
鲜卑早期，居丧期间并无过多严格限制。甚至在早期鲜卑族丧俗中，居丧期间是可以结婚的，而汉族在居丧期间有一些列严格限制，如不饮酒吃肉、不作鼓乐、不聘妻子、不访朋友等。至拓跋宏太和年间，北魏鲜卑族的丧俗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冯氏崩，孝文帝“毁瘠，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并诏天下“普下州镇，长至三元，绝告庆之礼。”北魏前期，鲜卑拓跋部还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有人殉的记载，多是女子为男子丛葬。随着北魏农耕化程度不断加深，尤其是在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人殉现象便不见于北朝史书中。
北魏前期，政权林立，战争频繁，各政权不断迁徙百姓以控制更多人口，同时削弱对方实力，因此，迁徙百姓已经成为军事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北魏在统一北方之前，也常有迁徙各族百姓的行为。如拓跋珪就曾一次“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到京师平城。北魏统一北方后，汉族成为其统治区的主要居民，少数民族除鲜卑诸部外，还有原居住在黄河流域、长城内外的匈奴、、氐、羌、丁零余众以及山胡(稷胡)、卢水胡、契朗(羯族)以及焉耆胡(西域胡)等。另有铁勒、柔然、吐谷浑、蛮等举族投附或被俘迁徙至北魏境内者。
北魏在国内种族繁多，民俗各殊的形势下，为了控制境内诸族，稳定统治，北魏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为了适应统治汉族地区的需要，北魏主动学习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重用汉族世家士人。对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基本上是采取恩威兼施，刚柔并济、以夷治夷、随俗而治的政策。用的比较多的是怀柔政策，即对境内的少数民族采用封王，赐爵、经济扶助、和亲等手段使其对已归附；以和平手段施以恩惠，并通过政治策略，进行文化侵略、思想渗透来拉拢对方，使其臣服。北魏作为崛起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境内各民族、部落、阶层，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尽可能地缓和各种矛盾，保证汉化和封建化的进展和财政收入，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民族融合和鲜卑等族自身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