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0:18
1940年7月，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英美援华物资改从海上运送到印度，从印度空运到中国昆明。1942年4月缅甸沦陷，印中空运受到威胁，日本封锁了滇缅公路。中国海岸线完全中断，英美援华物资只有改道中转，由美国空军从印度的狄布鲁伽空运至中国昆明，但这条航线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驼峰，通称“驼峰航线”。这一空运线受恶劣气候的影响，大量运输非常困难，而且空中事故不断，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新疆各族人民挺身而出，从印度列城到新疆的叶城县，在莽莽的昆仑山脉，用生命开辟了一条新的国际抗日救援物资驿运线。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是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输入线，运送作战飞机985架，坦克82辆，火炮1700余门。昆仑山驿线，运送汽车轮胎4444套，布匹782包，油袋588件，呢料63捆，另有汽车配件，医疗器械等。新疆各族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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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工日记Ⅲ－真实的震撼
当年走过印新运输线，运送过抗战物资的两位驮工，现今居住在皮山县桑株乡
60年前，几个热血青年带领着新疆几百名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同胞开始了一次翻越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打通抗战生命线，穿越世界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中国最湍急的河流的壮举。
这条穿过了世界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人迹罕至的高山通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度是运送盟国援华物资的惟一通道。在这样一条支撑起中华民族生存的生命线上，他们九死一生，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艰险与壮烈，运回了中国抗日急需的物资，缓解了抗战期间前线物资奇缺的局面。他们以生命的代价，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章。而这一章是由新疆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和汉族人民共同书写的。或许有些历史是不可以忘记的，更或许《1943－驮工日记》正是这种《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本日记与一段历史
60多年来，创造了奇迹的辉煌没有被铭记，被昭彰，被渲染，而是被时间的尘埃所覆盖，参与事件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这一沉默就是60年。
60多年后，人们从一位老人手里看到了一本55天的日记。
刘宗唐，哈尔滨工业大学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已是94岁高龄，他就是当年的翩翩学子、印新驮运队副领队。
2005年8月的一天，我来到当年的翩翩学子、印新驮运队副领队、如今已是94岁高龄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刘宗唐老人的家里。他时断时续的述说，让我触摸到了历史的沟壑与脉络，摸到了刘宗唐和他的各族兄弟们汹涌在60多年前至今仍激荡在心的赤诚之情。他们当时所呈现出的信念，绽放出的智慧，展示的决心，令人震撼。
穿越时光62年，那场民族抗争的刀光剑影早已凝固，但镌刻在历史年轮上的铿锵声音，仍犹晨钟暮鼓，历历在耳。他们当时所呈现出的信念，绽放出的智慧，展示的决心，令人震撼。
铁桶阵困住抗日步伐
1942年，中国三分之一的领土沦陷，苏联在法西斯主义的攻势下最后断绝了对中国的物资援助。中国周边的公路、海路完全被日军控制，中国被围成了铁桶，其他盟国的援华物资滞留海外。
刘宗唐辗转来到重庆，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就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留法学子陆振轩。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将成为见证彼此生命历程中最为闪光的岁月的生死之交。
由于1940年6月，法西斯德国对前苏联发动了“闪击战”，苏联损失惨重，在中国抗战之初大量承担对华军援的苏联被迫放弃了历时3年的对华武器运输。
也就是在那一年，日军攻陷缅甸以及云南省怒江以西地区，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外援物资无法运到我国，反法西斯主义战线东翼面临崩溃的危险。中国抗日战争军队由于缺少军援装备，有数百辆汽车因没有轮胎而趴在公路上。
寻找新的生命线
最初，新的运输渠道设想是通过西亚转到苏联，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运进国内，这样运输要经过四个国家，行程上万里，有着繁琐的外交程序和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
由于种种原因，借道西亚运输物资的计划没能实现。
工作没进展，当时负责交通的陆振轩在查阅资料时，从英国人的书中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从印度到新疆有两条路，北道由伊朗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南道是一条驮马古道。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从印度列城就能到达新疆的叶城县。这个消息立刻鼓舞了他，1943年，陆振轩、刘宗唐、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叶青等有着共同的专业技术、爱国热情、家乡都在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组成了一支踏勘队伍。
南疆招募抗战驮工
新疆叶城距喀喇昆仑山口300余公里。这里至今还生活着当时第一批踏勘喀喇昆仑古驿道的6位历史见证人。85岁的吐尔逊·萨木萨克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马帮中的“恰卡”，“恰卡”在维吾尔语中指赶马的小工。60多年前，作为马帮的成员，他们三次翻越喀喇昆仑山脉，将一批批抗日急需英援物资从印度运回国内。
走弯道时，驮马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山；走乱石堆，驮马在石头上脚下一滑，‘啪’一声，马腿就骨折了。有的马在乱石堆中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了。”
驿道上的雪山血路
最险峻、最难以翻越的是从班登塞向西塞拉山口进发的山路。这个山口是11冰山汇聚的老巢，它的两面都被海拔7450米以上的雪峰夹击包围着。北面直接与乔戈里峰乔格里峰相邻。
“冰雪填满了山谷，路旁全是冰川”。那段山路上有一个又陡又长的大坡，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刘宗唐教授回忆当年说：“当时，所有人的马是骑不成了，我们都很小心地趴或者坐在冰雪上面慢慢地滑下去，驮马也是并着四蹄小心地往下滑。”
“前进中，大风卷着大雪，刮得人、马站都站不稳，眼睛也睁不开。驮马走着走着就陷到冰缝里，这个时候，就要靠驮工们卸下马儿驮载的轮胎和食物，靠人拉、推、抬并举才能救出马匹。晚上睡觉时，帐篷常常半夜被风刮走了。”
气温降到了零下20多度。沿途可见血迹斑斑。
驮工告诉我们说：“牲畜到了这里就会头痛，只能用土办法，用针刺破牲畜的鼻子出血，让牲畜脑部减压病才行。”
所以，在这个冰达坂皑皑的雪路上有一条浸满鲜血的驿道。
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铺着白雪的冰山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刺眼的白光，使人眼睛涩涩发痛，根本睁不开，人必须带上防护镜，否则就会得“雪盲症”。
为了能看清道路，驮工们用牦牛毛绑在眼睛上，据说，一些曾在这里被雪光刺伤眼睛的驮工就得了雪盲症，下山后永远不能再做驮工了。
然而，最让人痛心疾首的事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在翻越西塞拉山口之后，所有的人、驮马劳累到了极点，天黑时，由于没有赶到来时踩好点的宿营地，大家就地休息了。
“那天晚上冷得出奇，睡在帐篷里，裹着羊毛皮大衣还是睡不着，而且海拔也很高，好些人都喊胸闷头痛睡不着。”
早晨起来以后，刘宗唐和其余的人发现有的驮工再也醒不来了，一数有16个……
老人心中永远的铭记
他们一起把16个人埋在了驿路边上。当时驿路的两边全是白骨，那是过去在这里的驮马和驮工留下的。累累白骨就成为后来的马队的路标，白骨多的地方就是正确的出路。
悲痛让刘宗唐他们一时难以自制，当他们要继续上路时，刘宗唐又返回去，在16个驮工的坟前用石块做了一个标记，拿出酒倒在了他们的坟前。当时我想，“以后再经过这里时要好好祭奠他们。”
61年后，老人至今还记得一个叫亚森的维吾尔族驮工兄弟。老人说那是一个朴实、热情的汉子，一路上都是他张罗着大家集合、休息。但在回国后翻越最后一个冰达坂时，亚森一头栽倒在地，就再也没有醒来。至今，老人都不知道亚森这个生死兄弟家住哪里？有妻儿吗？
老人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在这高山雪域之间，这些人与我们患难与共，一路走来，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条件，他们纯朴的爱国热情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他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馕成为55天最美记忆
一路之上，最快乐的是中午吃饭－－新疆的馕。
“我们把马队去时藏在石堆中的馕，取出分给大家，每到这时，我都会长时间地嚼着馕的香味，这是高原上最好的食物了。”
但更多的时候，由于天气奇冷，埋到地里的食物都冻碎了，成了一些冰茬子。这时大家只有饿肚子了。
还有一次让他难忘的经历。“出发不久，我们想改善一下生活，大家兴冲冲地将带来的羊肉做成新疆抓饭，谁知道，气压过低，水只能烧到80℃，结果羊肉煮不熟，米也夹生，我们就吃了一顿半生不熟的抓饭。”说到这里，老人笑了。
热血青年的国门感慨
马队要翻的最后一个山口就是喀喇昆仑山口。茫茫昆仑，巍巍耸立。走过这里的人知道，这里气压最低，大气环流极差。但登上它，就标志着进入国门了。这让他们已极度疲惫的身心为之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