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2 10:36
美国空军（英语：United States Air Force，USAF）是美利坚合众国军队的航空兵种、美国八个联邦制服部队之一，美国空中武装力量的主体。
美国空军是美国军队最年轻的独立军种之一，此前美国没有独立的空军，只有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而空军则是脱胎于陆军航空兵部队，在早期，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主要建设方向是侦察和空中驱逐作战以及单纯的海岸线防卫。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开始对轰炸作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开始大力发展战略轰炸机，逐步探索出了以战略轰炸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在陆军航空兵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美国空军的前身——陆军航空军（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美国陆军航空队）。二战中，美国陆军航空军出动飞机230余万架次，以战略轰炸为主要作战方式，有效打击了轴心国地面设施和部队以及空中力量，也印证了建立执行战略轰炸任务的独立空军的重要性。在二战后的美国军种改革过程中，美国决定将陆军航空军与陆军分离，组建独立的美国空军，以更好的贯彻战略轰炸思想。1947年9月18日，哈里·S·杜鲁门总统签署《国家安全法》，美国空军正式成立。美苏冷战期间，美国空军不断壮大，参与了越南战争、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共和国、轰炸利比亚等战争，到高峰时拥有40个战斗机联队。在战机装备上也逐渐领先于世界，先后服役了世界上第一种完全以隐形技术设计的飞机F-117“F-117A攻击机”强击机和世界上第一种隐身战略轰炸机B-2轰炸机等先进战机。
21世纪，美国空军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全域优势实现"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重点是保持与其他国家在空中力量方面的代际优势，为其维护全球霸权的“大国竞争”战略服务。
截至2021年，美国空军拥有各类飞机5,500余架，其中战斗机/攻击机2,200余架，战略运输机650余架，轰炸机140余架，现役军人329,614名，文职人员172,857名。此外还包括隶属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近400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本土和在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土耳其部署的230枚B61-3/-4核炸弹，是世界上规模最最大的空军，拥有世界上装备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的战斗机。
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成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动力驱动的可操纵飞行试验，驾驶飞机在空中飞行了大约260米。这一里程碑事件开启了人类航空时代的大门，并为航空兵发展揭开了序幕。欧洲强国的军事当局迅速意识到航空器在军事领域的潜力，各国陆军和海军纷纷开始研发军用飞机，并很快投入使用于战争中。此后，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德国、英国等国陆续组建了军事航空队，隶属于通信、工程、炮兵等部门，用于军事行动。1907年8月，美国陆军通信兵也组建了航空科，掌管美国陆军所有的军事航空以及各种相关课程的事务。
1908年，美国陆军通信兵航空科斥资25,000美元（相当于2022年的814,259美元）从莱特兄弟购买了一架飞机，于1908年7月交付，但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训练后直到1909年5月26日才首飞成功，这架飞机被命名为“通信兵一号”（Signal Corps No. 1，SC-1）。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通信兵航空科已拥有由12名军官、54名士兵和6架飞机组成的一个飞行中队。后来，在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影响下，国会通过法案将进一步加强的航空科的建设，计划编制24个中队，成立通信兵航空科航空师，随后，美国加入一战，航空科航空师也随之参战，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到1918年初，欧洲战场上的美国军队飞机数量已达700余架，编成1个侦察大队、两个驱逐大队和一个轰炸大队。
一战中由于航空科航空师的任务已经不局限在通信兵的范畴，因此在1918年5月，美国陆军部改组航空科航空师组建直辖陆军部的陆军勤务大队，下属飞机制造局和军事航空处两个机关单位，并于1920年通过《陆军改组法案》予以明确为陆军独立的战斗兵种，授予陆军航空勤务队主任以少将军衔，由1个驱逐大队、1个攻击大队和1个轰炸大队组成，同时接受九大军区司令的调度。同时开始引入正规化的训练建设，在得克萨斯州建设飞行训练机场为新飞行员集中开展飞行训练，在伊利诺伊州开办技术培训学校为军官和士兵提供培训和进修。
1926年，美国通过《航空兵法》，进一步提高了陆军航空勤务队的地位，并将其改名为陆军航空兵。此举使得美国陆军部设立了一位负责航空事务的助理部长。到1932年6月，陆军航空兵已经发展壮大，军官人数增至1305名，士兵人数增至13400名，飞行器总数达到1709架。这些飞行器分编成了4个攻击中队、12个轰炸中队、16个驱逐中队、13个侦察中队，以及2个飞船中队和 2个飞艇中队。1935年3月，美国陆军正式组建陆军航空兵总部，将分散在各军区的中队指挥体系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指挥、控制和后勤保障与训练体系。以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机场，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机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马奇机场为驻军地组建三个航空联队。1938年，B-17“飞行堡垒”重型轰炸机入列，同年在航空兵第2轰炸大队组织了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演习：派出3架B-17对距离海岸线1100多千米远的客轮“国王”号进行模拟拦截。尽管演习前有人担心战略轰炸机找不到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客轮，但最终结果证明，只要指挥得当，大型轰炸机完全有能力奔袭上千千米执行拦截和打击任务，印证了陆军航空兵具备独立执行国土防卫和战略打击的能力。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陆基远程轰炸兵力的建设非常看重，1939年1月，随着国际局势的逐步紧张，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陆军航空兵进一步扩充，到1940年底，其规模扩大了一倍，飞机大队从15个增至30个。《慕尼黑协定》后，罗斯福总统继续带头呼吁建立以远程战略轰炸为基础的空中打击力量，制定了每年生产15,000架军用飞机的计划，法国沦陷后，这一数字增加到每年50,000架。1940年11月，航空兵总部获得了在陆军野战部队司令指挥下的独立地位。1941年6月，当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上将建立美国陆军航空队以控制航空兵和航空队作战司令部时，这些空中作战航空队又回到了航空兵首长们的指挥之下。经过这一时期的扩充和重组，航空兵创建了一个新的编制等级，不久即发展为编号航空队。1940年12月，陆军部为了有助于控制正在增长的战术军事单位，组成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4个航空军区。
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向法西斯联盟宣战，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国会于1941年12月18日通过《第一次战争权力法案》（First War Powers Act），几乎全权授予罗斯福总统的战时战争权力，根据该法案，罗斯福根据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建议于1942年2月28日发布了第9082号行政命令重组美国陆军，将陆军航空兵改组为陆军航空军，陆军航空兵主任的头衔更改为陆军航空军司令，使他与陆军地面部队和后勤部队这两大陆军组成部分的指挥官享有同等地位，陆军航空军地位再次获得提高。
1942年4月15日，为支援欧洲战场，美国陆军驻大不列颠岛航空军（第八航空军）成立，军部驻伦敦西南24公里处的布希公园，卡尔·斯帕茨少将担任驻不列颠岛航空军司令。第八航空军在帮助进行英伦三岛防空任务的同时，也深入欧陆开始执行对纳粹的轰炸任务。但在初期，当战略轰炸机超过战斗机护航距离后，遭到了德国空军拦截战斗机和大量高射炮连结合在一起的打击，受到了惨重损失。直到1944年，与第八航空军改名为美国驻欧洲航空军的同时，性能更好、航程更远的北美P-51野马战斗机开始替换P-47闪电战斗机，并随着美英轰炸机进驻意大利后，英美战略轰炸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全在英美飞机的航程之内。英美空军重点轰炸了德国的潜艇工业、航空工业、交通运输系统、石油工业、机场、城市以及德国V-1导弹发射阵地等重要目标，使德国的战争潜力受到严重削弱，盟军对机场的压制能力大大提高，德国后勤补给也更加困难，无法提供足够的油料和零备件，德国空军战机出动频率变的越来越低，改变了不列颠战役的走向的同时打击了德国的工业和后勤体系削弱了其战争能力。到1945年3月，德国前方后方均遭严重打击，战争机器已无法运转。1945年4月16日，美国驻欧战略航空兵司令卡尔·斯帕茨宣告对德国的空中进攻结束。在历时5年的对德战略轰炸中，英美空军共进行了44.4万次轰炸，出动战略轰炸机144万余架次，歼击机268万架次，投弹270万吨。美国损失飞机1.8万架，英国损失2.2万架。德国损失飞机57385架，造成平民伤亡108万人，750万人无家可归。
乔治·丘吉尔·肯尼中将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麾下负责指挥西太平洋战场的美国陆军航空军（第五航空军）以及包括澳大利亚空军在内的整个盟军空军部队。在肯尼中将的指挥下，盟军空军在太平洋战区创新了战术方式，广泛运用弹跳轰炸技术对日军舰船进行攻击，在1943年3月上旬的俾斯麦海海战中，肯尼中将策划并指挥了B-17轰炸机对日军护航舰队的进攻，一战击沉16艘日本舰船，而且美军轰炸机仅有几架损失。同时，第五航空军在1943年3月和8月分别对日军新几内亚的韦瓦克机场和霍兰迪亚进行了突袭轰炸，摧毁了日军574架飞机，为盟军在新几内亚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中缅印战场，1942年2月2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强调“保持中国运输动线的开放是急要任务”，3月，美国陆军航空军以从爪哇和菲律宾撤离的飞机和人员为核心，在印度新德里组建第十航空军，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这条战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联外交通线后，美国在第十航空军的基础上成立美国陆军航空运输司令部，在约瑟夫·史迪威中将的领导下执行在中缅印战区的所有空中作战行动，迅速开辟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到云南省昆明之间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也就是“驼峰航线”。从1942年到1945年的约3年时间里，“驼峰航线”几乎成为盟军物资运入中国的唯一通道。“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空运航线之一。同时，也是美国陆军航空军第一次执行大规模战略空运任务，为日后美国军队空中战略运输积累了经验。
1944年6月，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争越岛作战逐渐逼近日本本土，日军的抵抗也变得更加顽强。为此，美军着眼于欧洲战场对德战略轰炸，决定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战略轰炸任务由美国陆军的第20航空队负责，他们使用当时最先进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并将轰炸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944年夏季，对日本的战略轰炸的第一阶段。美军B-29轰炸机从位于印度和中国的基地起飞，对日本的工业城市进行轰炸。主要的目标包括位于日本的八幡、长崎市、佐世堡等地，以及东北地区的鞍山市、沈阳市和台湾冈山。由于轰炸飞机数量较少，投弹量也不大，五个月内只投下了一万吨炸弹，所以轰炸效果并不明显。
1944年11月，进入了对日本战略轰炸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美国军队战略轰炸机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采取了对德轰炸时所使用的昼间精确轰炸方法。总共投下了4.7万吨炸弹，主要轰炸了日本的航空、石油和兵工厂等工业目标，以及东京、名古屋市和大阪等八大城市。然而，由于在轰炸过程中受到了日本飞机的反击，美军轰炸机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1945年3月初至日本投降是战略轰炸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军在增加轰炸规模的同时，将轰炸方法改为夜间低空面积轰炸，并使用燃烧弹取代爆破弹。轰炸目标也从军事工业转变为人口稠密的城市。这一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行员保罗·提贝兹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博克斯卡”号从天宁岛起飞飞抵日本广岛上空，核航弹从打开的舱门落入空中，在离地面600米处爆炸，广岛瞬间变成一片火海。3天后，美国军队又在日本长崎投下另一颗原子弹。两次核打击行动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整个战略轰炸期间，美国陆军航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和美国海军的舰载机共投下了16万吨炸弹，轰炸了日本的66座城市，摧毁了日本60%以上的军事工业，造成了55万多平民伤亡，损毁了244万栋房屋。
从美国参战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军共计投入飞机执行任务2,352,800架次，其中1,693,565架次在欧洲战区，669,235架次太平洋战争。共损失了 65,164 架飞机，共88,119名飞行员在服役期间死亡，总共摧毁了法西斯主义国家40,259架各类飞机。
实际上，陆军航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的绝大部分任务都几乎独立于陆军进行，英法德等其他国家的空军也都早已独立成军，因此其军内军外的众多领导人也希望建立美国独立的空军。1945年11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成为新任陆军参谋长，在艾森豪威尔的促成下，陆军航空兵其独立性不断提高，相继成立了战略空军司令部、防空司令部、战术航空军司令部、航空运输司令部、航空军技术服务司令部、航空军训练司令部、航空军大学和军人服务中心。1947年7月，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签署《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美国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机构改组建立了统一的国防部门——美国国防部。组建与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地位平等的独立的美国空军，创建由空军部长领导的空军部和以美国空军参谋长为首的美国空军参谋部。空军部是空军部长领导下的独立机构，在国防部长的授权、指导和控制下进行工作。空军参谋部的职能是协助空军部长履行其职责。美国空军正式独立。1947年9月18日，随着《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生效，这一天成为美国空军的成立日。
美国空军成立伊始拥有14个一级司令部，主要有防空司令部、空军器材司令部、空军试验场司令部、空军训练司令部、空军运输司令部、空军大学、阿拉斯加空军司令部、柏林机场司令部、加勒比海空军司令部、远东空军司令部、第7航空队(司令部)、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美国欧洲空军司令部。冷战期间，美国空军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和适应新的武器装备的要求，编制体制也在不断地进行相应的调整，先后组建过26个一级司令部。主要有：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空军训练司令部、空军后勤司令部、空军航天司令部、空军系统司令部、大陆空军司令部、美国空军总部司令部、军事空运司令部、太平洋空军司令部、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美国欧洲空军司令部和美国南方空军司令部等。
在冷战初期，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如坦克、军队、喷气式飞机和舰艇等方面并不能在美苏对抗格局下取得绝对优势，因此在冷战初期美国采取的方式是用一边倒的核力量来抵消苏联压倒性的常规军力，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抵消战略”。在这方面美国空军不仅进一步发展此前使用的空投原子弹的方式，实际上早在二战时期美国陆军航空军就已启动了美国弹道导弹的研究项目，美国空军成立后，于1954年7月1日在洛杉矶空军基地成立了美国空军西部开发司这一秘密机构，继续进行弹道导弹的研究。美国第一代弹道导弹PGM-17“雷神”和SM-65“宇宙神”弹道导弹都是在西部开发司的领导下完成的。1957年，西部开发司改名为空军弹道导弹师，并于同年先后进行了“雷神”和“宇宙神”弹道导弹的首次发射试验，由此正式开启了美国部署陆基核弹道导弹的历史。1960年，空军弹道导弹师将弹道导弹的部署和应用职能移交给此前专司战略轰炸任务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转而集中进行弹道导弹的开发工作。战略空军司令部为此相继组建了18个弹道导弹师，并逐步接手了美国陆基弹道导弹的指挥与控制权和核弹的存储、维护职责。1961年，西部开发司改组为空军系统司令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一起开始在弹道导弹领域展开对苏联的优势性装备竞赛，此后直到70年代也是美国陆基弹道导弹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1962年LGM-30A“民兵I”弹道导弹入列，1963年LGM-25C“泰坦II”入列，1966年LGM-30F“民兵Ⅱ”弹道导弹入列，1971年LGM-30G“民兵Ⅲ”弹道导弹入列。
但随着苏联在70年代初大致获得了与美国对等的核地位，美国选择使用核弹的效用被削弱了。常规军力不对等的劣势再次出现，西方无法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抵挡住苏联的常规力量。美国意识到它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抵消苏联庞大的常规力量优势，在此背景下，便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次抵消战略”。尽管美国无力担负起一场在常规装备数量方面与苏联平起平坐的军备竞赛，但它可以部署数量较少或战斗力极强的高质量武器装备、领先的技术和相关的作战理念。这是一场质量对数量的战争。在这种理念下，美国空军也开始寻求通过常规装备的技术优势弥补在数量上的不足，为此，进一步加强了空军在精确打击能力、信息数据链以及加快战斗机与战略轰炸机的技术更新换代方面的发展，以求“以信息化抵消机械化”。第二次抵消战略在二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空军的F-117、B-2轰炸机甚至是F-22战斗机等隐身战机、一系列新型雷达制导导弹、反辐射导弹、激光制导炸弹、卫星制导导弹，各类预警机、指挥机及战场数据链系统都可以说是第二次抵消战略的成果，奠定了美国空军的信息科技化建军的新方向。
朝鲜战争中，新成立的美国空军迅速投入参战，高峰时飞机数量超过2400架。战争开始后，美国迅速将驻扎在远东的第5航空队主力从日本调往南朝鲜，主要任务是抵抗朝鲜人民军空军，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并用大量B-29轰炸机进行”地毯式轰炸”，以阻止朝鲜人民军对南边的增援部队进行进攻，重点轰炸了三八线以北的铁路和公路等目标。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战斗，连续进行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迫使美国军队后撤，美国空军从主要支援地面作战转变为主要轰炸朝鲜北部的重要目标。美军随后试图通过空中施加压力，实施从空中封锁铁路运输线的”朝鲜战争”。为了击败美军的”绞杀战”计划，志愿军空军以师为单位组织部队轮战，与美国空军进行了大规模的空战，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击落123架美军飞机的战果。在”绞杀战”失败后，从1952年夏季到战争结束，美国空军将空中突击的重点从铁路交通转向水利发电系统、灌溉系统和重要军事设施，但最终也未能取得明显的战果。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总共出动了约104万架次，投下了64万余吨的炸弹，损失了1460架飞机。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大规模投入兵力，既执行了空中轰炸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还进行了两次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空中战役，着重打击了越南人民武装力量的交通线和防空系统。1965年3月2日开始了名为”滚雷”的空中战役，到1968年11月1日，美国海空军出动了30.4万架次的战术飞机和2380架次的B-52战略轰炸机，投掷了64.3万吨炸弹。不仅打击了越南北方的交通系统，还着重轰炸了清化和杜梅两座铁路桥。尽管清化桥经历了10次大规模轰炸，但一直没有完全摧毁，而杜梅桥最终被成功摧毁。根据总结”滚雷”战役的经验教训，美国空军于1972年5月10日发动”后卫Ⅰ”和”后卫Ⅱ”两个阶段战役。”后卫Ⅰ”战役历时5个月13天，美国空军使用了高精度制导炸弹，仅用两个半月就摧毁了106座桥梁，取得了”滚雷”战役中三年未能达到的成果。”后卫Ⅱ”战役是1972年12月美军对越南北方进行的最后一次空中战役，投入了200多架B-52轰炸机和近千架战术飞机，对河内、海防和太原地区的工业、交通、仓库、机场和阵地等目标进行了11天连续的轰炸，严重破坏了越南的重要目标。在越南战争中，美军投入的各类飞机最多时达到了5000架，战斗出动了129万架次，投掷了775万吨炸弹，是朝鲜战场总投弹量的11倍，给越南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然而，越南军民坚决抵抗，共击落了8546架美军飞机，美国空军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美国空军通过总结越南战争期间的作战经验，针对美苏对抗格局下的空军战略轰炸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行了改进。在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空军制定了专门的目标打击规划，形成了成体系化的战略轰炸思想，并详细规定了轰炸苏联的目标种类和打击顺序。当时的打击目标主要分为四大类，按照优先级的高低来确定打击顺序。首先是核力量，这意味着先针对敌方的核弹设施、导弹发射基地等进行打击，以削弱敌方的核心战斗力。其次是常规军事力量，这包括了军队及其配备的武器装备、军事基地、战术指挥中心等，通过打击这些关键目标来破坏敌方的作战能力。第三类目标是军政领导中心，指的是敌方的军事政治领导机构，包括了政府机构、军事指挥部以及高级决策和军事运作的人员。通过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可以破坏敌方的指挥体系和决策能力，从而削弱其整体的军事力量。最后一类目标是经济目标，主要指的是敌方的经济基础设施，如工厂、矿山、交通枢纽等。通过对这些目标的打击，可以导致经济崩溃和资源短缺，从而进一步削弱敌方的战斗能力。美国空军借鉴了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将目标选择和打击顺序进行合理的规定，以期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战略轰炸作用。通过有序的打击顺序，空军可以有针对性地削弱敌方的核力量、常规军事力量、军政领导中心和经济目标，从而在战争中取得更加有利的局面。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空军对其战术空军装备进行了现代化升级，F-15战斗机、A-10攻击机和F-16战斗机等先进战机相继入列。同时，为了提升二线部队战力，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预备役部队被也开始装备这些新型战机。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空军的规模达到顶峰，战斗机联队达到40个，其中也建立了结合越南战争教训，专门用于执行电子战和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的战机部队。然而，1980年4月美国军队“鹰爪行动”行动的失败。这起行动使得美军成立了特种作战司令部（USSOCOM），美国空军也针对特种作战进行了条令、装备、人员和规划的改革。为“9·11事件”后美军特种空运行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之后，美国空军为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1986年轰炸利比亚和1989年入侵巴拿马共和国提供了轰炸、战场支援、空运、侦察等支援。这些行动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使得美国空军进一步成熟。
到80年代末苏联衰落以及两极格局瓦解的影响下，特别是美国军队面临与第三世界中小国家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导致了他们的战略轰炸目标理论的重大变化。美空军副参谋长约翰·沃登上校对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并撰写了美军战略轰炸指导性图书《空中战役》，书中提出在美军拥有高技术空中优势的情况下，空袭应首先打击敌人最脆弱的核心目标——统帅指挥机构和支撑战争的经济目标。这样做是为了实现最具决定性效果并迅速结束战争。基于此，“五环目标理论”诞生，将空袭目标分为五大类、十二个目标群。五大类的打击顺序是：第一环为国家指控中心（军政领导中心、指挥控制中心、防空预警系统等）；第二环为关键经济目标（国家主要企业、军工、石油、电力、化工等具有战争潜力价值目标）；第三环为交通基础设施目标（道路、桥梁、机场等具有机动、战争物资输送价值的目标）；第四环为国民民生设施，即通过打击民生设施来影响民生设施；第五环为作战部队提供支援。
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与美国海军飞机一同向联军提供了大部分的空中支援。在开战首日，F-117“夜鹰”展现了其特殊的作战能力成功隐蔽轰炸了巴格达市中心，并逃脱了伊拉克防空系统的追踪。在整场战争中，美国空军已开始部分实施“五环目标”理论，根据打击计划选择了238个类型，共计1250个目标成份进行打击，先是通过摧毁重要基础设施和关键通信系统，使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指挥机构遭受重大破坏。同时，军工、石油和化工等企业的打击则主要集中在摧毁生产基地、关键设备和物资储备上，严重削弱了这些重要经济部门的运作能力。其次针对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打击则着重于摧毁其战略和战术部署，并迅速蚕食其战斗力，从而达到瓦解其战斗力和士气的目的。这些精心规划和有针对性的空袭行动使得伊拉克经济遭受了严重打击，经济实力倒退了20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崩溃和失去持续战争支持的后果。
战争结束后，美国空军与美国海军航空兵一起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的领空进行巡逻，进一步打击伊拉克有生力量，1991年至1996年的“提供舒适”行动和1997年的“北方守望”行动，以及2003年的“北部禁飞区”（北纬36度线）和“南方守望行动”（北纬33度线以南的禁飞区）都是这项任务的一部分。此外，1996年的“沙漠打击行动”和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美国空军也执行了对伊拉克军事和化学设施目标的轰炸。
随着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中的经验，美国军方高层认为大规模核战争的风险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地区冲突和人道主义行动增加。然而，美苏冷战时期建立的军事编制体制已无法应对新的世界形势，需要进行调整。在这背景下，美国空军深入考察战略空军司令部和战术空军司令部的分工与差异。经过评估，决定合并这两个司令部，并改组为一个单一的作战司令部。1992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 空中机动司令部和空中作战司令部的组建完成。同样，在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退出现役后，成立了新的联合战略司令部。与此相应的是，1992年7月，美国空军后勤司令部和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合并改编为美国空军器材司令部。1993年7月，美国空军训练司令部和美国空军大学合并改编为美国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1997年2月，美国空军后备队司令部升格为空军一级司令部。
在巴尔干，从1993年到1996年，美国空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下对波黑和黑塞哥维那实施了禁飞区干预行动，其中，1995年，美国空军对塞族实施了空袭，这是美国空军首次在北约指挥体系下开展军事行动。美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组成的北约空袭部队中美国空军扮演了主力力量，并且是唯一的战略远程空中打击力量。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以美国空军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并继续深化实践“五环目标”理论，首先打击军政指挥中心，接着是国家防空体系，紧随其后是关键经济目标、交通能源设施和武装部队。尽管南联盟防空部队的有效抵抗迫使美国军队将其提到第二环外，但整体打击顺序基本符合“五环目标”理论的顺序。其中对民心的打击通过多种手段实施，如播撒传单、收买贿赂，并在打击交通、能源经济企业、广播电视和医院等目标的过程中，达到对民心的打击。这场持续了78天的空袭看似狂轰滥炸，实际上是经过精密计划的，意图使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军政首脑机关几乎完全被毁。重要的经济目标如汽车制造厂等，以及军工企业和化工企业，已所剩无几，南联盟的经济基础和战争潜力遭受了严重打击，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空袭还摧毁了12条铁路、50座桥梁、5条公路干线和5个民用机场，导致干线交通全部中断。此外，41％的军用油库、57％的民用油库、100％的炼油能力和50％的电力被摧毁，大多数依赖油料和电能运转的经济企业停产，军事武器装备的保障能力急剧下降，同时也对依赖油料和电能生活的人民心理产生了冲击。除此之外，39％的广播电视设施也被毁，宣传动员能力下降，导致民心向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军队的装备和作战力量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因此，南联盟最终选择求和并非因为生力量的损失，而是因为经济基础已经接近崩溃，无力继续支撑战争。
“9·11事件”美国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后，美国空军从迪戈加西亚岛起飞B-52轰炸机和B-1战略轰炸机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了地毯式轰炸。2003年3月20日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空军和海军巡航导弹的空袭顺序包括对萨达姆及国家指挥中心、伊军四个战区指控中心、导弹火炮和可疑生化武器工厂、共和国卫队、电力和广播电视设施以及对外关系目标的打击。战争从3月19日晚开始，并于4月8日凌晨再次展开。在3月21日晚8:10开始的“震慑”行动中，重点袭击了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纳杰夫、基尔库克和乌姆盖斯尔等城市的萨达姆及其子女的官邸、总统府、政府机构、战区指控中心和兵工厂等重要目标。数千次飞机起飞，试图通过强大的空袭火力震慑伊军和民众，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
然而，由于伊军提前采取了分散隐蔽和伪装防护措施，伊军，尤其是共和国卫队的损失不大。直到3月25日才开始对巴格达的共和国卫队进行打击，最终几乎全歼了麦地那和巴格达两个师，严重削弱了其他几个师的实力，为地面部队迅速夺取巴格达创造了条件。3月26日，美国空军开始打击巴格达的电力设施，导致这座城市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断电。在同一天，美国空军还使用电磁脉冲炸弹对伊广播电视设施进行警告性打击，三个小时后才得以修复，直到3月29日才将广播电视大楼完全摧毁。同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美国空军首次大规模运用MQ-1“捕食者”等无人机，并逐渐组建了体系化的无人机部队。
在结构上，美国空军的组织由五大部分组成，分别是：空军部、空军参谋部、九个空军司令部、编号空军部队和直接报告单位（是例如美国空军学院、空军作战测试与评估中心、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首都防空区等几个直接向空军参谋部汇报和接受指挥的直属单位）组成；在指挥上，美国空军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空军部，最高长官为空军部长，是文官；同时，在空军部下设空军参谋部，空军参谋长为资深高级武官。截止2023年9月，美国空军部长为弗兰克·肯德尔，空军参谋长为小查尔斯·布朗。
空军部由空军部长领导，是美国航空航天武装力量的指挥中枢，直接指挥美国空军、美国太空军两大军种，空军部长（SAF/OS）是一名文职人员，有权处理空军所有事务，但接受国防部长的命令。空军部的核心机构是空军部长办公室，空军部的数名副部长和助理部长在空军部长办公室办公，他们分别协助空军部长做好采办、财务管理、审计、设施、环境、后勤、人力、预备役、公共事务、监察、法务等任务。
空军参谋部是空军部的法定下设机构，负责为空军部长提供业务辅助并具体执行相关任务和政策的贯彻。与空军部由大量文官构成不同，空军参谋部主要由武官构成，最高长官是空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也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日常工作主要是作为空军部长的代理人执行空军部长批准的命令，并对各下属指挥官进行监督。空军参谋部还设有分别负责人事、情报监视和侦察、作战行动、设施后勤和内卫、战略计划、战略威慑和核一体化的副参谋长或助理参谋长以及教育培训总监、军法署署长、军医长、历史和博物馆总监、预备役司令部司令、牧师长、性侵犯预防和应对官和首席科学家等具体事务参谋长官。
美国空军的各个空军司令部既按照战区进行划分，也按照职能不同进行划分，各个司令部之间相互关联、互补。美国空军自1947年成立以来累计成立过27个不同的司令部，在随后由于时代发展逐渐取消和合并，如阿拉斯加司令部和加勒比司令部等战区司令部被取消，特种武器司令部、系统司令部和试验场司令部等职能司令部被合并组建装备司令部等，到如今共有九个司令部。其中战区司令部三个，职能司令部六个。
编号航空军是美国空军最大的无行政参谋职能的作战编制单位，通常由少将或中将指挥，一般下属数个航空联队（美苏冷战结束前大部分航空联队“Wing”称之为航空师“Air Division”），每个联队下属数个大队，大队下属数个中队，形成“航空军联队-大队-中队”编制体系。除原驻巴拿马运河地区负责拉丁美洲的空军部队第6航空军于1976年解散外，美国空军现有22支航空军，但其中也有非战斗性航空军或“架子部队”。
美国空军的军旗是美国国旗蓝背景下的美国空军部的徽章，美国空军部的徽章于1947年11月1日经哈里·S·杜鲁门总统审定问世，主体是13颗代表北美十三州的白星环绕下的美国白头鹰和带有雷电纹章的金色盾牌，白头鹰在盾牌上方，背景是云彩，盾牌在下，内部是六个交叉的雷电纹章，盾牌下方有浅浅的罗马数字“mcmxlvii”表示1947，代表空军成立于该年，外部金色圆环内书“美国空军部”的英文，用作军旗时则改书“美国空军”。
美国空军的军徽是世界上第一批的军用飞机飞行员、前美国陆军通信兵航空科飞行员、陆军航空勤务队第一联队司令、美国陆军航空兵参谋长、美国陆军航空军总司令、美国空军唯一一位五星上将、被誉为美国空军之父的亨利·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1886年7月25日—1950年1月15日）亲自设计，主体是围绕在一个中间为圆心的五角星两侧的机翼状图案，也被称作“阿诺德之翼”。
美国空军的机徽也是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军用航空器的共同机徽，一般涂装在航空器外表，是唯一能够识别该航空器隶属于美国空军的标记，机徽主体是代表美国陆军通信兵航空科的一颗美国国旗蓝色圆圈内的五角星，圆圈两侧延伸出美国国旗蓝色和红色三色条纹的长方形。现代美国空军的航空器为了保障涂装的统一性和低可识别度，一般将机徽改为更接近航空器涂装的颜色。
在美国空军独立早期，仍然沿用美国陆军的黄绿色军服，直到50年代后才逐渐使用空军独特的蓝色制服取代。美国空军现军服包括礼服、常服、战斗服、飞行服、训练服等类型。
现用的常服于1993年开始使用，并于1995年定型。它包括与运动夹克相似并且口袋较少的三扣上衣、长裤、大檐帽和飞行帽。该服装的颜色是空军蓝，一种深藏蓝色。与该服装相配的是浅蓝色衬衣和带有人字形图案的领带。士兵的外套和衬衣的袖子上会佩戴军衔标志，而军官的金属军衔标志则钉在他们的衣服上或者衬衣的肩部。2006年进行了小改款，采用两种设计一种采用立领设计，类似1935年以前美陆军空中部队军官的制服，另一种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陆军空中部队的制服。新常服的方案尚未最后确定，但空军倾向于后一种设计，但是改用小翻领设计。
现用的空军战斗服在2011年配发，战斗服在颜色上与陆军的战斗服近似，带有些许蓝色，但是更接近于此前空军战斗服的颜色。与其相配套的靴子为免保养叶绿色山羊皮作战靴，过渡期内可以穿着黑色沙漠靴。其他附件如背包和手套也是叶绿色。空军战斗服没有陆军战斗服上诸如倾斜口袋、袖袋、维可牢系扣等东西。但是空军战斗服具有基本的近红外性能。
现用的飞行服于1985年开始使用，为连体拉链式套装，主要由金属氧化纤维和“诺梅克斯”（Nomex，一种间位芳纶）制成。这套飞行服和配件包括防护面料和加厚的抗冲击泡沫，旨在保护飞行员的关节部位，并采取了先进的悬挂系统来分散身体压力。此外，这种飞行服还具备保温功能，可以有效防止低温对飞行员的伤害。耐磨层能够有效抵御高速风切力和摩擦力，延缓服装的磨损。所有这些措施不仅可以降低飞行员受伤的风险，还能提高他们在长时间执行任务时的能力。此外，这种飞行服还具备防高温和火焰、防爆炸冲击波以及化学生物防护能力，能够有效减少受伤的可能性。
美国空军的军官军衔与美国陆军相似，正规军官军衔分为十一级，分别是从OF-1的少尉到OF-10四星上将再加上五星上将，五星上将和陆军一样并不通过日常晋升授予，只授予特殊时期的突出贡献人物，美国空军仅有一人就是亨利·阿诺德。但空军不设文职专业技术军官（WO），因为美国空军认为空军除了行政岗位，无论飞行员还是地勤本身就具备较强的专业技术性。
美国空军的士官和士兵军衔分为十级，分别是从OR-1新兵/见习飞行员到OR-9士官长再到空军总军士长。其中最低的新兵无军衔，最高空军总军士长，是士兵和士官的总代表，也是空军部的顾问，由空军部长任命，每届只设1人，其职责是在福利、战备、士气、训练等方面向空军部提出各项建议、要求，同时在公关方面代表全军士兵士官出席各种社交礼仪活动，提高士兵士官的形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也设有这样1名总军士长，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命，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各种兵役问题的顾问和发言人。
在理论层面，据美国空军发布的《未来作战概念》指示，美国空军的核心战略仍将强调“敏捷战斗部署”。他们计划在2035年之前，不断推进和创新这一概念的实践，以支持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部署行动。根据概念要求，战斗人员需要具备系统思维和协作能力，通过各种行动的紧密配合，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拒止”或“终止”敌方的敌对行为，避免战场的横向扩大和纵向强度加剧，即追求“快速结束战斗”。概念还指出，未来空军作战人员需要具备“硬实力”，以克服各种不利条件，强行进入战斗区域。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具备“软实力”，包括技术和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在危机初现时进行预判。未来的机场将没有绝对安全的避难场所，因此地勤支援需要建立在先进的指挥理念和设施基础上，例如全域指挥控制和先进战斗管理系统。
在装备层面，美国空军正计划对未来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实现向新一代空中力量的转型。这些投资将专注于开发一系列未来作战装备，包括“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战斗机、“合作式作战飞机”（CCA）无人机、B-21轰炸机“突袭者”隐形轰炸机和“哨兵”洲际弹道导弹。根据美国空军未来年度国防计划（FYDP）显示，NGAD的研发支出将增加超过一倍，从2024财年的19亿美元增加到2028财年的约41亿美元。为了推动NGAD发展，美国空军还将继续研发NGAD战斗机的“下一代自适应推进”（NGAP）发动机。此外，为了与NGAD协同作战，空军还计划大幅增加CCA无人机的支出。另外，“高超声速攻击巡航导弹”（HACM）项目也将持续至2028财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