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4:10
曹志坚，原名瑞卿，笔名则鸣、瑞余，化名张振家，1910年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县干一镇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曹又立，从小读书习儒，生性孤高，淡泊名利，不交权贵，不与时合，惟立志舌耕，以教育英才为乐。母亲周映姣，贤淑能干，善理家务，生三男三女。曹志坚排行老大，从小勤奋好学，７岁入塾读书，十二三岁已会作文写诗。他读书非常专心，不管周围环境怎样嘈杂，也能闹中取静，坚持学习。父亲见他写的回文诗，曾经自豪地说：“我的诗不如窗友的诗，窗友的诗不如我儿子的诗。”干一镇一带尚流传着曹志坚写的“长湖满春风，百鸟作歌声”的诗句。
曹志坚，1910年出生，湖北省天门县乾驿镇人。1938年，经中共天门区委书记童世光介绍，参加陶铸主办的汤池“青训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接任中共天门区委书记。1938年12月，中共天门县委成立任书记。在天门市一带抗日救亡宣传，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力量。1942年任天门行政委员会主席。1946年7月，随中原军区干部团进入卢氏县县，先后担任豫鄂陕解放区卢灵洛县政府副县长、卢嵩县政府县长，活动于卢氏、灵宝市、嵩县、洛宁县等地。是年冬，曹志坚带上警卫员到卢氏五里川毛坪一带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动员青年报名参军。不料途中和中国国民党军队遭遇，由于敌众我寡，志坚受伤被俘。开始，为保守党的机密，他化名张振家，自称“新闻记者”，以此与敌周旋。第三天，敌人查明他是卢嵩县县长后，倍施酷刑，并用担架抬着经内乡县送往南阳市，向“七县联防剿共指挥部”邀功请赏。曹志坚沿途揭露反动派种种罪行，后南阳反动当局又将曹志坚送往郑州监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亲自出面劝降无效。1947年底惨遭杀害。就义前，曹志坚成诗一首托人赠妻。诗曰：“蜀道险绝路难通，从来豪士不善终，一生离合浑似梦，年奔波不为空。已无寸绩酬初志，剩有孤魂向萧风，含笑劝君心莫苦，几世修来嫁英雄。”
1927年初，曹志坚的父亲被上海市熊艮记花行老板请去当家庭教师，他也随父亲到上海。后经友人介绍到“新大陆印书馆”当排字工人，在印书馆他结识了一些进步工友。不久，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给曹志坚以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揭发旧社会黑暗，抨击统治者罪行的文章，引起了老板对他的不满，不久，遭到解雇。对此他毫不介意，仍然坚持写作，他曾以瑞余的笔名写了一部小说《新村》，阐明资本家和工人谁剥削谁的道理，并号召穷人团结起来，推翻压迫剥削人民的统治者，以谋求自身的解放，进而解放全中国。
曹志坚的进步文章，被忠厚谨慎的父亲看见了，他怕儿子遭难，告诫儿子再不要写这类文章。可是，曹志坚为了抒发怀抱，仍然坚持写进步文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工人群众遭到屠杀，因与曹志坚关系密切的两个进步工人的被捕而株连了他，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市，辗转回乡。
回到天门市老家不久，他结了婚。作为长子，他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成了游乡的货郎。1935年洪水淹没了干一镇，迫使他全家背井离乡，逃荒武汉市，在武昌大堤口落户。他重理旧业，做熟食买卖，几个兄弟去帮人做苦力，以糊口度日。在颠沛流离中，他目睹中国国民党大肆屠杀进步人士，地主资本家残酷压榨剥削穷人，心急如焚，恨不得挥刀扫尽这人间不平之事。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在湖北各地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9月，陶铸等根据党的指示，在应城汤池举办合作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
1938年初，曹志坚经童世光介绍到该训练班学习，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训练班结业后，党派他任天门区委书记，与周彬一道返回家乡。回家乡后，他以干一为中心，在附近的赖场、麻洋、卢市等地积极发展党员，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0月，曹志坚同周彬在干一镇一家西药店楼下建立了属郭沫若第三厅领导的战地文化处干一站，与国民党县党部的反动宣传对垒。他亲自撰写文章、讽刺诗歌，用墙报、壁报等多种形式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我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驳亡国论者所谓“抗战必败，再战必亡”的谬论，揭露德日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和希特勒之流的法西斯暴行。对此，国民党县党部不敢公开干涉，但指使地方劣绅李法找曹志坚的父亲，进行恫吓威胁，胡诌曹志坚写文章抨击希特勒是骂“世界伟人”，要引起国际纠纷。
1938年12月，鄂中特委派人到干一镇召开县委会，与曹志坚等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特委任命曹志坚任中共县委书记，周彬任组织部长，郭建周任宣传部长。会后，曹志坚四处奔走，深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开展抗日斗争。
1939年夏，国民党县党部一伙反动家伙，密谋暗杀曹志坚等县委领导人，因群众的保护，敌人的阴谋没能得逞。7月，特委派曹志坚到部队学习军事知识，以提高指挥能力，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走之前，对郭建周说：“我们共产党员肩负着民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大任务，现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应服务于民族革命，我们要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用这个观点去指导民族革命。”
他从部队学习回来后，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学习汉川市建立地方武装的经验，提议建立了县军事委员会。随后，天门市各区相继建立了秘密武装，领导人民袭击日伪军的据点，打击侵略者。
这期间，曹志坚以“则鸣”的笔名，为豫鄂边区党内刊物《七七报》撰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中国国民党中的一些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
曹志坚还动员父母和弟弟参加抗日斗争，同时对于反动的亲友进行坚决打击。当时他的一个表叔徐廷玉任国民党干一区区长，常与我党闹摩擦，曹志坚就带人将他的武装枪支搞掉了。曹志坚的父亲后来参加我天汉游击队，不幸患了重病，在临死前写下了“龙虎相争日，国共累卵石，势力太悬殊，开花在何时?”的诗句，渴望共产党能早日取得胜利。曹志坚的母亲在曹志坚的影响下，积极支持另外两个儿子曹力、曹烈伍和侄儿曹云参加革命。随后，她也参加了新四军的织布厂。打仗时她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料伤病员，伤病员亲切地称呼她为“曹母”。
1939年冬，天汉地委领导人顾大椿、谢威调曹志坚到情况较为复杂的麻河渡地区任区长。1940年3月调曹志坚任天东区区长。不久，天京潜县行政委员会成立，曹志坚担任县行政委员会主席。1941年10月，我渔南联乡将中国国民党联保主任杨慰南抓了起来，曹志坚认为这样做不利于统战工作，立即去做基层干部的工作，很快释放了杨慰南。1941年4月，曹志坚参加了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他和涂云庵共同商量提出了“关于确定地方税与边区税的提案”，这个提案为明确划分地方税与边区税，制止截留边区税，改变财政收支紊乱情况，建立统一财政收支制度极为有利，取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同时，他又和涂云庵、济民、程远安、汪少卿等提出“关于抚恤殉难工作人员家属与表扬死难工作人员案”，提议调查各县殉难人员死难经过及其家属状况，一面抚恤，一面将其事迹登报表扬，以慰死者。
1941年冬，由于我军伤员较多，药品缺乏，顾大椿指示曹志坚设法弄一批药品，以应急需。曹志坚接受任务后，即派天北联乡办事员李合成搬到敌人的日光医院附近的王汉庭家里居住，经过三个月的侦察，摸清了详情。之后，曹志坚调集第二第三联乡的十余名精干游击队员，每人带两枚手榴弹，配备七支短枪，夜袭日光医院，缴获了八大箩筐药品器械。同时，曹志坚还动员了有爱国心的医护人员雷振亚等七人一起前往天汉地委医院。为此部队召开大会，欢迎反正归来的医护人员，表扬曹志坚的突出贡献。
当时天门县抗日民主政府设在卢家口附近的刘集严家祠，该地头号恶霸地主严秉权握有三个中队“保安”武装，霸占了十里河段的万亩柴山与水草，禁止农民打鱼砍柴，农民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当时一部分农民冒险进入柴山割青肥，被严家的打手打成伤残。曹志坚认为严秉权的这种不法行为，严重地破坏了春耕生产，侵犯了民权县，应予严惩，为维护农民利益，以儆效尤。于是，县委决定派陈明带领工作组到天东发动农民向恶霸严秉权开展斗争，夺回了被占领的柴山，让每个农民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青肥和烧柴。严秉权对此极为仇恨，他写了一份状词，到行委会告状。曹志坚亲自受理严秉权的“申诉”，发动群众参加开庭审讯。这天，他让受严秉权欺压剥削的农民和被严秉权打成伤残的农民上台控诉，历数严秉权的罪恶，台上台下群情激愤，要求惩办严秉权的呼声此起彼伏。曹志坚见时机已经成熟，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宣布三条决定：一、恶霸严秉权仗势欺人，纠众械斗，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割青群众的不法行为，应予以严加追究；二、被打成伤残的群众，必须由主谋和凶手负责调伤赔礼；三、柴山、河湖为国家所有，应由抗日民主政府统一管理，委托农会代管，统筹分配水利、割青、砍柴、放牧。顿时会场沸腾，人心振奋。接着，曹志坚又以县行委会主席名义宣读布告：“查国以民为本……根据我县情况，经行委会研究决定，所有公产、荒山、森林、柴山、湖水应收归国有，取缔一切封建族权以利国计民生。从宣布之日起，倘有不法纠众械斗，违反本规定者，即以破坏抗战论处，决不辜贷”。读毕，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掌声。
1943年秋，曹志坚调天汉县代理中心县委书记。他经常亲自带领地方武装，配合第三军分区剿匪，袭击日本侵略军，为部队筹集粮饷。他有时还带领天东便衣队出外活动，侦察敌情，为新四军提供情报。9月，曹志坚接替吴云鹏任天汉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减租减息工作在基本区全面开展。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1946年7月，曹志坚随新四军第五师干部团突围到豫西陕南一带。按中央指示干部团留下就地坚持斗争，建立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党派曹志坚任鄂豫陕军分区卢(氏)灵(宝)(南)县的副县长。不久，根据地不断扩大，原卢灵雒县委，改为中心县委，下设卢灵、卢雒、卢嵩三个边区县，曹志坚任卢嵩县县长。当时主要任务是宣传反内战，号召组织联合政府，动员群众努力生产，支援革命战争。
1946年10月份，曹志坚带一个班的武装在五里川、毛坪一带活动，遇上一股敌人，不幸受伤被俘。敌人将他送到灵宝市，又转到郑州监狱。他被押到郑州集中营收容总队时，已病得不能走动。狱中的难友见他病骨支离，都不禁流下了眼泪。大家暗地凑了一些钱，托人设法送给他调养身体。他接钱后说：“请你转告同志们，谢谢大家，我们就是在集中营、在监狱里，也要和敌人展开斗争……随时随地都要记着：‘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有一天，收容队的大队长把所有“犯人”赶到院子里，铁青着脸，鬼哭狼嚎地演说了一通，要大家参加“反内乱委员会”。但回答的只是一片沉默，他便吼叫道：“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参加?”仍然是一片沉默，于是他又嚎叫道：“我命令顽固分子首先报名参加。曹志坚，你到前面来说，你到底参不参加?”曹志坚从容不迫地走到前面，环视了一下难友，说：“同志们，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要为人民的事业战斗到底！反动派希望我们参加反动组织，这是他们的妄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声明，决不参加任何反动组织……”曹志坚的话像匕首一样，刺进了敌人的胸膛，却激励着每一个难友继续斗争的决心。郑州绥署政治部主任刘子清，听说有一位顽强的共产党县长，特地跑来说服曹志坚，叫他写一个脱党宣言，曹志坚冷眼瞟了他一下，说：“我晓得你是中国国民党的官僚，一向下惯了命令，不过，这回你错了，命令下到共产党员身上，那就只有一个结果，行不通!”刘子清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半天说不出话来，许久才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不过是我的建议。”狼狈地溜出了禁闭室，再也不敢来了。
敌人软硬兼施，丝毫不能动摇曹志坚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在禁闭室，他时常引吭高歌，鼓舞难友。他坚定的意志，乐观的精神，使反动军官害怕他，同时又使一些看守敬佩他，同情他，有的竟成了他的暗中支持者。这时，曹志坚开始作越狱准备。他经常对难友们说：“集中营是死亡窟，只有暴动才是惟一生路。”大家都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1947年2月，他趁集中营编队，和王家春等带头，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菜刀作武器，准备夺取警卫的枪支越狱。由于计划不周，没有成功。3月29日夜晚，他又组织第二次越狱，因叛徒告密，敌人早有准备，又未成功。
两次越狱失败，曹志坚总结经验教训，更审慎地组织第三次越狱。6月15日夜，曹志坚买通了卫兵，和其他三个同志冲出了监狱大门，不幸被敌发觉又被抓了回来。敌人将曹志坚等四人囚禁在一个又小又黑又潮湿的地下室内，室内仅有的一个窗洞也被堵了起来，蚊子成群，跳蚤成堆。特务规定每天只送两次饭，每人只给一碗。妄图折磨他们的肉体，摧毁他们的精神。有一天，难友们看到曹志坚被看守押着上厕所，发现他全身浮肿，脸色苍白，步履艰难。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曹志坚还是充满革命豪情，唱歌吟诗，鼓舞难友，揭露敌人的阴谋。
不久，蒋介石派刘文岛到郑州市劳军。刘文岛听说曹志坚舌如利剑，无人驳倒，便想来看看，妄图以论战征服曹志坚。曹志坚在历数了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累累罪行后，对刘文岛说：“我们需要的是空气，自由，光明！你们连空气都不给，这是野兽行为！我们不能自由，活着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要反抗，要组织暴动，人类为争取自由幸福就要进行革命，这是真理……”刘文岛瞠目结舌，汗流浃背，只得悻悻而去。
在人民解放军于华北、华东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郑州守敌预感到末日的到来。他们在监狱四周密布反动军警，狱内重要通道都架着机枪。曹志坚预感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他秘密告诉难友说：现在出路在于硬拼，等解放军攻城炮声一响，我们就放火烧掉监狱，打开一条血路，冲出监狱去。1948年10月下旬解放军进攻郑州市前夕，敌人先下手了，党的好儿子，年仅38岁的曹志坚，在郑州即将解放的时刻，惨遭杀害。
曹志坚.中国军网.2015-06-2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门全民抗战.天门网.2023-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