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5:30
《论持久战》（Prolonged war）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于1938年所著，全书五万多字。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7月1日，《论持久战》演讲稿首次发表在《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论持久战》单行本。10月，《大公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完成《论持久战》的英文翻译，不久后该版本被发表在上海《Candid Comment》（《公正评论》英文版）。期间，《论持久战》经爱波斯坦等人翻译后，其英译单行本迅速出版发行。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撰写序言。随后，重庆市、桂林市、西安市等地的《新华日报》馆相继出版铅印订正本，《论持久战》在国统区正式发行。1952年，《论持久战》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2011年，《论持久战》被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
《论持久战》共撰写21个问题，可分成两个部分，其主要理论包括：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必然胜利、“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抗日战争须经过三个阶段、持久战要讲究方式方法、强调人民军队的重要性。《论持久战》具有贯通古今、洞察全局、扬优避劣等当代价值，在党内、军内、国统区、国际上均产生重大影响，其历史作用包括：强调抗战的主观能动作用；客观分析中日双方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准确预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制定指导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思潮；指导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等。《论持久战》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标志性文献，是分析研究战争与军事问题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抗战时期的创新发展，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抗日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在《论持久战》发表时，日军侵华已近7年，全中原地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也进行了近1年，全中国军民为了民族生存进行了浴血奋战。当时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华中地区等地，北平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相继沦陷，淞沪会战失败，徐州市失守，武汉市危急，中国国内战局一度混沌。中国人民深受侵略之苦，迸发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民族觉醒在当时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有利中方因素正在形成。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日渐深入人心，全中国人民一致抗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军事方面，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有力打击了日军，振奋民心士气。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正式形成，国际社会积极声援中原地区人民的正义战争，中国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逐步结成同盟，相互支援，协同作战，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和斗志。
“亡国论”“速胜论”甚嚣尘上。在当时国际国内大形势下，对战争进程、战争胜利等问题一时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3种看法：一是消极悲观的“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主张妥协投降；二是盲目乐观的“速胜论”，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认为可以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日本马上会败；三是认为会是一场持久战，但在为何是持久战，如何开展持久战等问题上仍停留在模糊认识阶段。
针对上述3种看法，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并对抗战进行了系统总结，于1938年5月30日，在《解放》周刊第40期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此后，他用7天7夜撰写了《论持久战》演讲稿，有力批驳了关于抗日战争的错误论调，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自1931年日本侵略中原地区东北地区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研究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提出了一系列抗日主张和办法。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最早提出了日本的侵略决不限于东北，必将侵略全中国；最早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最早提出了抗日必须坚持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奠定了《论持久战》的基石；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已经形成了战略防御、战略退却、战略进攻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军事思想；1937年5月起又陆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多篇论述抗战的文章。这些文章和谈话共同形成了《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
不仅如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延安还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讨论抗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为了丰富军事理论知识，还发起组织了《战争论 上下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研究小组，重点学习国外最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这些基础上，从1938年5月开始，毛泽东决定把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以指导全民抗战。他连续用了八天九夜的时间，终于形成了五万多字的《论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特别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处于“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困境之中。井冈山市时期，毛泽东总结过去“山大王”朱聋子“会打圈儿”的经验，形成了不与敌人硬拼，在与敌人兜圈子中寻机消灭敌人的做法，并逐渐创造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这里已播下了持久战理论的种子。赣南闽西时期，毛泽东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既强调了信心的重要，也强调了积累力量、持久奋斗的重要。在延安，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以弱战强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在写作《论持久战》之前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持久抗战中敌后抗战的作用和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两本著作，为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本人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再次提及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他说：“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原地区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之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博古等人也都从不同方面对“持久战”主张进行了阐述。
1937年4月24日，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解放》周刊创刊号刊登洛甫（张闻天）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一文，认为：“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开始。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这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
1937年7月26日，《解放》第12期发表朱德的《实行对日抗战》一文，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抗战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件，也许有着超过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
1937年9月6日，《解放》第15期刊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为（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困（艰）苦的持久战。”该决定是8月1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地区洛川会议上通过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形势的总体判断。
1937年9月25日，《解放》第17期刊登洛甫（张闻天）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认为：“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日本帝国主义从速战速决转变到持久战将是不得已的与被逼的。而中原地区，则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因为这种持久战对于日本非常不利，而对于中国却是有利的。”
1937年11月27日，《解放》第25期发表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一文，认为：“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在彭德怀看来，“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最高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而变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37年12月25日，《群众》周刊第3期刊登周恩来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一文，认为：“这种部分领土的丧失与军事上的失利，绝不能决定整个抗战的胜负，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决定整个抗战的最后胜负。”
1938年2月8日，《解放》第30期发表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认为“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并指出：“必须坚决相信进行这些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是能够渡过目前难关、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的。”同一期还刊登了博古的《抗战形势与抗战前途》一文，该文坚信：“敌不足畏，国际的形势不必忧，一城一地之失不足惧，只要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固团结，长期艰苦的抗战，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周恩来为该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同年7月，又为《新民晚报》抗战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面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这些题词中，他反复表达了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2月14日至15日，《新华日报》刊登任弼时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认为持久战有利于中国抗战，指出：“我们的抗战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壮大；而敌人的侵略战争愈延长，则其不能解决之困难将愈增加，恰成相反的发展。故我利于持久以取胜；敌须速决，持久必遭失败。”难能可贵的是，任弼时还初步提出了抗日战争三阶段论，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被动防御”“对峙的局势”和“战略上的反攻”三个阶段。同年5月，任弼时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后，在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的补充说明中，他再次强调持久战是中共中央的抗战总方针，说：“中共中央估计，中国的抗战只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与挫折，而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失败。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去解决。”并指出：“中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因为它在军事、经济、财源及政治上，都是需要求得速战速决，战争延长是于它不利的，而在中国，则需要采取持久的抵抗，在持久战中，去消耗敌人，组织自己的力量，求得最后去击败敌人。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
1938年4月5日，《解放》第34期公布《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告民众书》，指出：“我们的战略，在坚持长期的抗战中，去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与物质力量，直到最后完全歼灭敌人。”“我们并坚信，在巩固全国团结，持久抗战中，一定能将日寇侵略势力逐出中原地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认为：“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
1938年5月21日、28日，《群众》第23、24期连载彭德怀的《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一文。该文写于3月24日，在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文章指出：“虽然敌人在军事上取得了些胜利，占领了我国许多重要的城市与大块领土，然而这只是军事上暂时的部分的失利，绝不能认为是最后的失败。只有在持久战争中，才能解决最后胜负问题。”
就中国共产党外而言，蒋百里、蒋介石、陈诚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到过长期抗战的思想。如蒋百里就曾主张：“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长期抵抗，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在他看来，“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陈诚曾回忆说：“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及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全党、对全中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第二天对毛泽东建议，扩大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建议。然而，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由此，《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但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
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演讲稿首次发表在《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原题为《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共41页。题目由毛泽东题写，附有21个问题的目录，正文共120个自然段，约5万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和署名；扉页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原地区的。”此后，各根据地印发了单行本。
为了进一步扩大持久战思想的传播范围，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曾经致电长江局在武汉市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论持久战》，“但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要他们分期登载，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接着，东北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华出版社、辽东建国书社、《译报》图书部也先后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一文。1938年8月23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协同在上海出版的《每日译报》公开发表了《论持久战》全文。
1938年10月，《论持久战》的英文翻译由《大公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完成。翻译完成后不久，上海市《Candid Comment》（《公正评论》英文版）从1938年11月1日第3期开始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分4次进行了连载。英文题为《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为Mao Tse Tung（毛泽东），译者署名为Shih Ming（汪原放）。在报刊连载英文《论持久战》的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宋庆龄寻找其它渠道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后经爱波斯坦等人翻译，《论持久战》英译单行本也很快出版发行。1939年1月初，华社出版了《论持久战》的校正本。当月20日，毛泽东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了序言，向外国读者介绍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该文发表于1939年2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期。随后，重庆市、桂林市、西安市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论持久战》在国统区正式发行。1952年，《论持久战》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2011年，《论持久战》被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
《论持久战》写了21个问题，可分成两个部分。前9个问题为第一部分，重点论述为何要打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并对战争阶段、战争形态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后12个问题为第二部分，分析怎样打持久战，着重阐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总体上看，其理论观点如下：
《论持久战》既准确把握了中华民族求独立和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时代精神，又科学分析和解决了抗战的性质、路径、结局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总体而论，《论持久战》在指导抗战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贯穿毛泽东抗战著作的一根主线。《论持久战》是毛泽东长期思考抗战问题的理论结晶。1916年，毛泽东通过对世界时局的正确研判，作出“中日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的科学预见。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两国力量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分析，得出抗战是持久战的科学结论。此后，他又写作了《中国共产主义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为创作《论持久战》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之后，毛泽东根据抗战实际需要，写作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论联合政府》等力作，既持续丰富和发展了持久战理论，又为抗战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第二，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的鲜明体现。《论持久战》以科学的矛盾观为理论支撑。1937年8月，毛泽东就写作了《矛盾论》这一哲学经典，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的经典之作，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娴熟驾驭；另一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指出夺取抗战胜利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中国人民，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准把握。历史充分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又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至此，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
第三，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思想武器。《论持久战》在国内外一经公开发表，就立即作为战略指导思想运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实践中。抗战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完全验证了《论持久战》的真理性。历史证明，《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和国内残暴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科学理论指南。
《论持久战》的当代价值体现在贯通古今与洞察全局、彼己认知与扬优避劣。《论持久战》的基本思维路径和思考方式可以概括为：贯通古今、洞察时局，掌握事物的性质、所处时代特点及其发展方向 ；确立正确的彼己认知，扬优避劣 ；把握事物的多样性形态，在坚持基本方针的前提之下，运用灵活多样的应对方式；站在民族和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中汲取最强大的力量，争取胜利。
为了说明战争中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转化，毛泽东列举了中外大量历史战例，例如，城濮之战、成皋之战、井陉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等；此外还列举了拿破仑·波拿巴以少胜多的战例，以及苏联内战中苏联红军局部优势、局部主动转化为全局优势、全局主动的战例。这些著名战史例证用以说明古今中外优劣势的转换并非特例，而是战争辩证法的规律性体现。对意大利入侵阿比尼西亚的战争、西班牙内战，毛泽东都有独具视角的分析。例如，对意大利入侵阿比尼西亚的战争，毛泽东指出阿比尼西亚亡国的原因在于小国、政治落后、孤立、领导者犯错，中国与之相比完全不一样。对抗战开始以来十个月的战例，日军所表现的进军特点，战场表现，毛泽东十分敏锐地指出其大错有五：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包围多歼灭少 ；而中原地区在强敌之前仍可以抓住敌人的主观错误取得如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和平型关大捷，说明日本并非不可战胜。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述雄辩地支撑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论持久战》的核心结论。
《论持久战》洞察全局的逻辑起点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性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把握住战争与政治的这一关键点，结合时代发展的主要政治矛盾，《论持久战》分析道，“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原地区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国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意大利同阿比尼西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来”。在抗战的第一阶段，中原地区尽管失地，但日本实际能够控制的区域是狭小的，且受到国际舆论的责备，加深与外国的矛盾；在第二阶段，“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第三阶段，“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这些论述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洞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波谲云诡的国际关系的全局，准确把握住并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局部战争发展到全面战争；准确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果。
毛泽东认为，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这一点出发，产生战争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彼己认知。《论持久战》作为论述抗日战争的著作，把彼己认知的问题摆在重要地位。毛泽东认为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强，也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因其战争的非正义性受到来自国际的压力会随时间推移变大。中原地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不如敌人，但处于进步时代，能够通过努力不断进步；且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因其战争的正义性会得到国际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对于认识中日之间这些特点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这是抗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
按其基本思想，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动员。毛泽东指出，“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抗战是不可能胜利的；“抗战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已经输了敌人一着”，“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其次是要将扬优避劣原则贯穿到战略方针中去，克敌制胜。毛泽东认为，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这就给了中原地区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而中方则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做死守的阵地战，采取灵活的运动战”；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集中强势兵力，几路打一路，变兵弱为兵强，速战速决，形成“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这种扬优避劣的方式逐步积累胜利，积累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抗日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中日两国实力的不对等，两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复杂关系，中日战争与其他地区之间战事的复杂关系，战争进程的复杂性等，都决定了战争形态的复杂性。在贯通古今、洞察全局、认清彼己优劣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战争形态的判断，即犬牙交错的战争。《论持久战》对此论述道：“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辉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原地区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有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所谓犬牙交错，在战役形态上就是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等；不仅如此，它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
《论持久战》中提到：“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就是说，以高度的灵活性来投入战争。毛泽东指出：“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防御，防御变攻击，前进变后退，后退变前进，钳制队变为特别行动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转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时机、地点、部队，敌势、我势，地势，一切都要以争取胜利为目标来加以运用。因此，灵活性的运用不仅仅是指战斗或战役，也指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的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中国了。”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强调的这种灵活性或变动，并不是无计划和变动不居，毫无约束，相反，“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准此而论，在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根本目标的基础上，在做好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的前提下，依据时机、地点、部队，敌势、我势、地势，保持灵活机动，实现多样形态的战争与运用之妙的结合。
抗战中如何认识中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毛泽东在比较中日优劣势时曾作出过清楚的回答。但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层面还不够，因为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往往变化原来的形态，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抗战力积累、成长仍需做进一步探讨。《论持久战》首先批判了“唯武器论”。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人力和人心主要是军心民心，激发军心民心的方式就是政治动员，即“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情，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动员了民众，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至于实现士兵和民众的政治动员，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就是要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在根本宗旨正确的基础上，“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就明确地揭示出，民众是“大本”是“大源”，是争取抗战胜利最伟大力量的基础。从尊重他们开始，联系他们的实际利益，然后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那么，就可以从中获得克敌制胜的战争伟力。这些都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人民主体的历史观在军事思想中的具体体现。
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赢得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赞誉。“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回忆录里描述——“《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陈云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建议毛泽东在更大范围讲授，于是促使毛泽东把讲稿整理出来在党内印发。
在国统区的影响。宋庆龄见到《论持久战》后，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瞻远瞩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论持久战》的发表在中国国民党高层引起很大震动。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白崇禧读完《论持久战》后，拍案赞赏，认为是一部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并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传、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积极向蒋介石推荐，还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学习《论持久战》。蒋经国仔细反复阅读《论持久战》达七八次之多，认为《论持久战》分析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
在国际上的反响。中国战区美国军队司令官约瑟夫·史迪威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判断拍手叫绝，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称：“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苏联方面也给予《论持久战》以高度评价。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曾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大日本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原地区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强调了抗战的主观能动作用。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论持久战》唤起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客观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指出“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论持久战》的这些分析令世人折服。
准确预见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抗日战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指出了每个阶段的战争形式，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找到了行动的策略，同时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也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取得胜利争取了时间和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证明了《论持久战》的英明预见。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讲演稿七年零三个月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他在该文中所分析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与最终结局全部变成了不争的事实。
制定了指导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提出通过“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战争形式获得“积小胜为大胜，用空间换时间”的效果，强调了政治动员的必要性、重要性，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持久战》的这些军事思想在抗战中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思潮。指出：“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 而速胜论者“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论持久战》的这些分析在抗战中起到了思想拨乱反正的作用。
指导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正面战场失利造成的颓势，而且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中原地区抗战的主要战场。到战争后期，共产主义党领导的主要抗日根据地达到19个，根据地人口由150万人发展到约1亿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4万人发展到约132万人。这些都是《论持久战》思想的实践结果。
《论持久战》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关于矛盾运动及其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的分析，关于自觉的能动性对矛盾转化的促进作用的论述，关于实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理论和一整套完整的战略战术原则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杰出贡献。《论持久战》不仅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当时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也具有指导意义。
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按：实为五万字），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自由谭》杂志 评）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中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在传播到各个根据地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树立信心、指导抗战的纲领。（湖南日报 评）
《论持久战》是一篇极具历史魅力和时代价值的经典之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为分析抗日战争问题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85年来，虽时势发生巨大变化，但该著作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党建》杂志 评）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坚定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共产党员网 评）
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标志性文献的《论持久战》是分析研究战争与军事问题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抗战时期的创新发展，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 评）
《论持久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杰作，也是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性、系统性思维相结合的结晶。（《人民论坛》 评）
1938年9月，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武汉市视察抗战宣传工作，在那里作了一场关于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深入地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以及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这场报告让在场的爱国诗人赵启海和作曲家冼星海深受启发，随后合作写下著名抗日歌曲《到敌人后方去》，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是黄埔军校出身，恃才自傲。周恩来曾向他介绍《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单行本。他一开始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炒作的，因而不屑一顾。
1938年6月，毛泽东将《论持久战》文稿送到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却扣下文稿，并暗中密告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观点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企图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告倒毛泽东，以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时任共产党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他在收到王明的信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论断拍案叫绝，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王明的行为十分反感。季米特洛夫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不会放弃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会放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对毛泽东更加由衷佩服。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向中共代表团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并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1938年7月6日，在中原地区抗战一周年前夕，苏共中央《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继而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重新捧起《论持久战》仔细研读。他为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的书眉上写了许多批注，并特地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军官训练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备问题》。这本有陈诚批注的《论持久战》后被存放在台北陈诚私人图书馆里。
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又撰写了《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一文，用以纪念抗战两周年，“名之曰《再论持久战》”，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反对投降活动》。文章认为，在“投降是主要危险”的形势下，“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为了完成“团结抗战以求解放”的历史任务，他大声疾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该文强调了反对投降和分裂的重要性，是对《论持久战》一文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