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友山 :曾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

更新时间:2024-09-21 10:13

曾友山(1910年3月26日—1994年7月29日),福建莆田人,信奉基督教。1947年在开封市初任“三一教堂”牧师,1950年升任河南教区主教。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基本介绍

曾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及开封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河南省及开封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四届、五届开封市政协副主席。

曾友山,原籍是福建省蒲田县人。1910年3月26日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父就学于教会办的旧制小学、中学,中学毕业后,在教会小学作教师,任校长,后在教会内为中华圣公会的牧师,作传道工作达60年。于93岁高龄,尽其天年。

曾友山,于1918年至1924年,随父在福建蒲田县教会办的培元小学上学,于1925年至1930年在该县教会办的莆田第二中学上学,于l930年至1935年先后在福州协和大学和上海圣约翰书院上学。圣约翰大学学费昂贵,每学期多达250元,这个数目为曾家财力所不及。但学校以其为教会世家,作为教会培养对象,如兼读神学,得以免交半费入学。1931年元月上海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圣约翰大学停办了一学期。这一学期,他又回到协和大学寄读一学期。一学期后,又返回圣约翰大学继读肄业。他每年暑假在福州市作家庭教师,上学期间,兼任约大附中音乐教师,也作过学校晚间管灯、打铃、点名等杂务工作,以解决他的学费问题。到1935年,由圣约翰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今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获得理科学士

他大学毕业后,接受同学同乡陈景盘等之约请,来开封市教会办的圣安得烈中学(后立案改名豫中中学)作教师。几个月后得了伤寒病,病危时,父母自原籍专程来看望他,后经医治转危为安,于1937年任教区主教秘书。

他自幼至出国前,在国内受家庭影响很大,其家训是:“好好地学习知识,规规矩矩地行事,老老实实地做人”,并且认为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得到这样的栽培,他凛遵这个家训,就形成他在学校里,不看报刊杂志,不问政治,只是埋头读书,有超政治的思想。直到1931年1月,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时,在圣约翰大学里,看到发生了校外的爱国学生对校内举行的周末晚会、舞会的不满,勒令该活动停止;后来在协和大学又看到警察到校内抓捕进步的教师,在政治思想上,才有一、二次较大的触动,促使他认识到哪些是爱国行动,哪些不是爱国行动。这些只是在生活中对政治活动的初步接触,冲出了家训的范围。

他于1939年,曾蒙河南教区主教帮忙联系获得多伦多大学助学金,去加拿大留学的机会,并设法让他到上海市参加了中国基督教30人的青年代表团,到欧洲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参加第一届世界基督教徒青年大会。这个代表团,由上海女青年会的全国协会总干事为团长。于1939年6月由上海乘法国轮船,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越南西贡、斯里兰卡,再经过新加坡印度洋红海埃及苏伊士运河、塞的港,在地中海上岸到法国的马赛,再经过比利时,就到荷兰首都。中国代表团来参加这个大会,是想在该会上向全世界人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可恨的是,虽然我国代表团进入会场,受到除日本代表团外各国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使日本代表团灰溜溜地走入会场,但由于大会主席团的阻挠,中国代表团未能在大会上的讲坛上,正式地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这个代表团并且严正地拒绝了美国代表团阴谋组织的一个什么中国代表团“宽恕友好”的茶话会。这就表明了这个代表团的民族自尊、国家自豪的会格。

会后,他经过英吉利海峡英国,再过大西洋到了加拿大东部魁比克城上岸,自出国到加拿大,先后共约40多天。一上岸又受到一次折磨,下船不久,即有两个加拿大移民局的警察,挡住了他的去路,对他说:“你是中国人,你只能从加拿大西岸温哥华城入境。”强制他到移民局,交出入境证件。在此期间,他听到该局官员和多伦多大学以电话联系后,又被严词警告:“乘车入美国境时,中国人没有签证,不许下车在车站上行走,如不听话,被拘留,都属于自已倒霉。他好不容易才到了多伦多入了学。这一段的经历,处处激起他的民族自豪自尊感和国家自强自爱的激荡的情绪。

他进入多伦多大学后,在三年(1939至1942年)的学习中,由于学习努力,攻读刻苦,获得了该大学的教育学、心理学硕士和神学博士学位。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中(1942年至1946年)亲自体验到国家的衰弱和政府的无能,民族受压迫的苦涩的滋味,其爱国思想驱使他在多种场合里,作出多种形势的抗答。例如,在抗战初期,有些外国同学讥讽地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同日本打仗,有个特点,中国人见到日本人,比日本人的子弹跑得还快”(这是指刘峙与日军一接触,由天津市跑到石家庄市,再由石家庄跑到了郑州的消息说的)。他当即义正严辞地反驳说:“望风而逃的军人,根本不能代表勤劳勇敢善战的中国人,更不能代表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的日子决不会长久的。”又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就以之回敬了这些外国同学说:“你们的军队,打起仗来,也有一个特点,你们的士兵,见到了日本兵,想跑也跑不动了,只好乖乖地投降被俘。”当时他心里在思:“中国是在浴血抗战,是正在抗击一个现代化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中国能和他们打持久战,就是很伟大的了。”当时他们居住在国外的留学生和华侨,对红军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根据地英勇善战的事迹,以及人民遭难的残况知道的很少,在报刊上多见到英、美、法、苏对德、日作法的报道,所以,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消息,稍有听闻,则喜悦非凡,奔走相告,真体验到国强国弱对国内外的国民,无时不息息相关。他早就热望,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告一段落,迅速回归祖国,与同胞同甘苦、共命运,思乡之情,有增无减。

还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横行亚洲的时候,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先被日本鬼子集中起来,有的长期集中,有的被遣送回国。其中有少数过去曾在河南省省传过教,当过牧师、教师、医生、护士等工作的加拿大人,他们回国后,知道了曾友山是河南来的留学生,就请他到家里作客吃饭。当时曾的思想尚属天真,他想着这些自称把中国当做第二故乡的人,可能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不料他看到的听到的却使他大为吃惊。他看到他们的家里,墙上挂的不是中国美丽的风光、英雄人物,而是中国的小脚妇女和抽大烟的丑状图画。他看后,很鄙视的给他们说:“鸦片是英国商人毒害中国的一种商品,其毒害不亚于战争,是一种亡国灭种的罪恶行径。中国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吸上了瘾,弄得倾家荡产,中国人禁止鸦片,英国却用战争强加给中国。这些情况中国的小学生也不会忘记历史上的这种罪恶战争。”这些话,使主人听了很不舒服,但也无话可说。

有一位女教士,谈到对这次大战的感受时,对他说:“你看这次大战多么残酷,弄得我们不能去中国传教,你看我们要自己洗衣服,做饭,卖菜,简直把我们忙坏了。”曾友山听得实在不耐烦了,使他思想上认识到原来他们认为战争残酷,不是战祸使千千万万中国人受苦,而是使自己在生活享受上的困难。于是他对她们说:“那实在难为你们啦!你们在中国的时候,家里有大师傅做饭,二师傅洗衣,三师傅擦地板搞卫生,还有女工保姆,洗衣服抱孩子,结果回国后都没人干了,当然不习惯啦!”这一生动的对话,揭露了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真相。

曾友山在加拿大,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是他的老师怀履光为他而设的家宴上。怀履光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后,得知他是从开封市来的,特设了家宴招待他。在宴席上,怀履光为了炫耀自己,大言不惭地对曾友山说:“我在河南省传教期间,搞到了大批的珍贵文物,全部整箱整箱地运回加拿大。当时开封车站盘查很严,为了逃避检查,先把文物弄到兰考县(兰考)车站,然后再托运回国。”怀履光特别提起一块明朝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刻制的“犹太人祠堂述古碑”。这块碑是有关中国犹太人的珍贵文物,怀履光早已垂涎三尺,但未弄到手而感慨地说:“太令人遗憾了,要不是开封市‘刁民’的反对,我就把这块古碑运回到加拿大了,开封人太不讲理了。在安太略博物馆,只能看到复制品。”他说完这一段话,耸耸肩膀表现了一副贪得无厌的丑态。曾友山,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多伦多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考古学的学者,原来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文物盗窃者。每想到那些勤奋勇敢的中国人民,用血汗制造的国之瑰宝,如今大批地陈列在异国的博物馆内,成为他们炫耀进步文明的资本,使他深深感到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耻辱。顿时使他一腔怒火在胸中燃烧起来,他不顾自己是一个学生和一个客人的身份,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说:“对于你们这种强盔行为,我表示强烈的抗议!”曾友山为了记下这笔账,还专门到安太略博物院,将怀履光掠夺中国的珍贵文物一一拍照下来,以待适当的时机予以揭露。

曾友山,本人的悠悠爱国心,拳拳赤子情,在异国受到一次次的刺激,使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自己的前途和归宿,应该在自己的国土上,与自己的同胞同命运共呼吸,使祖国富强起来,使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起来。所以在1946年当太平洋航道一通,便不顾同学们好心地劝阻,他仍决然告别了多伦多、乘第一批船只,于10月里回到了上海市,扑进祖国的怀抱和朝夕梦想的亲友当中。他先回到了家乡,于1947年携家誊再次到了开封市,参与了教会的工作。

曾友山于1947年2月回到开封,被教会派任为“三一教堂”的牧师,在汴、郑两地创办了两所幼儿园,一个托儿所,一个妇女学校,为教会教育事业工作。

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同年10月第二次解放,开封建立了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教会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期。

于1950年,全国基督教会,在吴耀宗所写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努力的途径》一文中,指出中国基督教在新时期的途径。这一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教会的领导人以之作为“教会三自革新”的宣言,形成了一个签名运动。曾友山是这一签名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

其次,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曾友山以河南省基督教代表身份,同郑建业王神荫等同事,出席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召开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从北京回来后,参加了教会召开的三千人控诉美帝侵朝罪行大会,会后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各教派宣布彻底割断与外国差会的经济关系,教会坚决走自力更生的道路。1955年河南省基督教召开了第一届信徒代表会议,成立了河南省三自爱运动委员会,各教派实行联合礼拜。曾友山是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者。

第三,在省市政协的领导下,成立了工厂、农场和蘑菇厂。曾友山夫妇编入了这些生产组织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蘑菇厂,他参加了三人领导小组,负责生产。这些生产单位,取得了一些实际的社会效益,既供应了灾年和平年市场上的生活食品和其它生活用品的实际需要,也解决了一部分教会人士和他们的家属的工作生活问题。1961年,曾友山等为了发展生产创造经验,曾去上海市山东省等地参观学习,对该厂的继续发展颇有裨益。

在十年浩劫期间,曾友山本人和家属,也受到株连,都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工厂被关闭,曾友山本人被揪斗从事拉车烧锅炉等体力劳动,家庭被“红卫兵”先后抄了三次,家庭成员不能进家,珍贵的文物被抄走,大部分被丢失。教会被占领,教会家具被瓜分,大礼拜堂被占用拆除,正当的宗教活动被取消。但他本人能正确对待,度过了朝不保夕的惊恐,熬过了十年的艰苦岁月。他经常讲,尽管如此,接受各种历史考验和磨练后,接受党的领导不能动摇,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仍坚定不移,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基督教的领导人,必须爱国守法。爱教如家酒店集团。由于对宗教信仰无笃,对历届的宪法及有关法律政策的学习,和社会演变的实践,在认识上有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解和坚定不移的信心。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五届人大宪法的公布实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专条(35条)的公布与贯彻,出现了十年动乱后的新局面。曾友山本人的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恢复,使他光荣地被选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开封市政协副主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物品,最后也部分得到退赔和补偿,原住房被其他单位长期占用,也得到解决,迁回原址。

1980,曾友山参加了1980年元月至2月1日,河南省基督教在郑州市举行一次教会会议,决定恢复河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于1981年6月在郑州举行全省信徒代表会,成立“基督教务机构”一一河南基督教协会。制定了两会的章程,选举了两会的领导人,河南省基督教开始了重建工作,曾友山被选为两会的主席。曾友山在这一事业中,起了爱国爱教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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