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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得钊（1905—1936），又名德昭，字伯明，浙江省温州永嘉县港头乡港头村人。
1920年（民国九年）考入温州艺文中学，毕业后受聘于母校附小任教。不久，谢文锦从上海市来到温州市，传播革命思想，筹建党团组织。李得钊与金贯真等8人被首批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7月，在谢文锦资助下和金贯真一起进入上海大学学习，曾得到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的教诲。同年冬，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2月回国，担任第三国际代表翻译.
1928年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曾任《红旗》报编辑，并兼做团中央工作。先后在《红旗》、《列宁青年》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其中《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一文，为日本革命刊物所转载。
1930~1936
1930年任中央军委秘书，在军委书记周恩来领导下处理中央三军工作
1933年1月，党中央从上海市迁往江西瑞金以后，他留任上海中央分局秘书长，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安排特区工作同志往来中央根据地，还领导转移和保存埋藏在上海的16箱16000余件中央档案。
1934年6月26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的中央分局机关遭到破坏，李得钊等被捕，不久被移送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受尽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不为所动。9月，夫人周惠年分娩后尚未满月，也被逮捕，连同两个孩子一起被押送到李得钊所在监狱。他们在狱中利用暗号取得联系，互相勉励，坚持斗争。
1935年8月，被判徒刑十五年，移送南京军人监狱，（周惠年和孩子们则被移送到苏州反省院，直到“西安事变”后才获释），终因受尽折磨，且又染上结核病，每天发烧，得不到应有治疗，于1936年9月病逝于狱中。
逝后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李得钊为革命烈士，革命史料陈列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
1991年，永嘉县人民政府在烈士家乡修建纪念碑，杨尚昆主席为纪念碑题词。
少年李得钊
小学
一九○五年生于永嘉县岩头区港头村。父亲李立勋是农村鞋匠。得钊六岁肘，母亲在贫病中不幸去世。叔父因针活贫困，终身未娶。父亲和叔父终日辛劳，共同抚养一个孩子，三口之家还是难得温饱。由于营养不足，得钊骨瘦如柴，但天资聪颖，记性极好。艰苦的生活磨炼，使他从小就很懂事，尊敬长辈，邻里交口称赞，并力劝其父亲让他入塾从师。私塾先生体谅他家境贫寒，愿意免去学费。得到从屋角里找到一块祖上用过的肉砧板，洗擦干净，叔父帮他钉上四棍木棒当脚，这就是少年得钊的课桌子。豪富子弟讥笑他，他对同学说:“我不同他们比桌凳衣着，我们是来读书的！”
一九一七年春，李得钊考入永嘉县立岩头高等小学。他和金贯真等同学一起，受到校长谢文锦进步思想的熏陶。谢文锦兼授英语课，得到的英语成绩尤为突出。
中学
一九二○年春，李得钊以优等成绩得减免费进入温州艺文中学。艺文中学是英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校里有不少教规，如三餐饭前的祈祷，平时的圣经课程，星期日的礼拜等等。李得钊只是表面应付，思想上并不信那一套。实际上他在校时就写文章揭露过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
李得钊在校学习勤奋，为了提高英语表达能力，常同英语教师、英人亲属用英语会话。有一次他同英人校长蔡博敏幼女隔栅交谈的事被蔡知道后，竟动手打了李得钊一巴掌，李得钊心情十分激愤，更加看透了这些洋老爷的伪善面目。
李得钊经常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当时进步学生组织——“溪山学友会”的活动。他和金贯真等张学友一起，在寒暑假里组织宣传队，到楠溪山乡进行宣传演出，宣传新文化与进步思想，揭露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通过这些活动，既教育了群众，又锻炼了自己。
那时候，政府腐败，军阀混战，列强入侵，民不聊生，李得钊就学于教会学校，感受尤深。他为此写了许多谴责黑暗邪恶势力、追求真理、歌颂光明的诗文，如：
《灯蛾》
灯蛾扑火似无成，
是是非非评不清，
我说灯蛾死可贵，
粉身碎骨向光明。
《萤火虫》
莫道流萤小小虫，
抗暴大胆称英雄，
风风雨雨无所惧，
长此发光黑暗中。
字里行间，抒发了为真理奋斗，为光明献身的宏伟志向。
青年李得钊
入党
一九二四年，李得钊中学毕业后，受聘在母校附小任教。这年秋天、谢文锦从上海市来到永嘉，筹建党团组织。次年春李得钊同金贯真等八人，被首批介绍加入“SY”组织，后转为党员，成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谢文锦在介绍他加入“SY”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写道：“人极诚恳可靠，他现在虽仍在教会学校任事，但很有觉悟，教会中曾屡次要保送他到南京神学院里去读书，而他拒绝之，不过他现在为经济所迫，势不能不暂在彼混饭吃耳！”一九二五年七月，在谢文锦的资助下，他和金贯真一起离温赴沪，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我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所大学，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曾先后在这里讲学。李得钊离开臭腐的教会学校进入革命的上海大学，真好像雄鹰从樊笼里飞到广阔的天空！他不知疲倦地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和斗争，思想水平和 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学习阶段
一九二五年冬，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 就，使李得钊受到很大的鼓舞。由于他擅长英语，俄语也学得很快，三个月后，就一边学习一边担任翻译工作。一九二七毕二月，李得钊离苏回国，受共产国际和我党中央的委派，为北京东方大学招收学员。他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就动身到广州市，后来又到武汉市、南昌市为东大招收了大批学员。
一九二八年，李得钊在《红旗》报社担任编辑，还兼做团中央的工作。他在《红旗》、《列宁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一文曾在日本革命刊物上转载。他应《列宁青年》编辑部之约，为《列宁青年》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十一周年专号撰写了三篇重要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十一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概况》。一九二九年五月，李得钊在《列宁青年》第十六期发表了纪念"五"四周年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和鞭挞了国哭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
成为骨干
一九三0年，李得钊在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他是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
一九三0年五月十八日，李得钊的亲密战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政委金贾真在温州市壮烈牺牲。五月三十日，李得钊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写了一篇悼文，刊登在党中央《红旗》报上，他写道，“贯真同志死了，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未死的我们在他被支解了的、血淋淋的尸身之前没有悲哀，而只有愤恨，没有流泪的叹息，而只有复仇的决心！当我们推翻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起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替贯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死难的同志复仇雪恨的日子！我们发誓，血债要血还！我们深信，要他们还债的日子不会在遥远的将来的！”
一九三三年李得钊调到中央特科总务部工作，以后又到上海中央局担负主要工作。他的爱人周惠莲是临时中央局的交通。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晚上七时左右，李得钊和李竹声等在中央分局机关(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周惠莲也在家里被捕。一个星期后，在组织的营救下，周惠莲获释回家。李竹声成了可耻的叛徒。李得钊被捕后化名林志明，坚不吐实，不久被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这年九月间，周惠莲分娩后还只二十天，她又被捕了，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被她认作婆母的夏娘娘(夏之栩的母亲，赵世炎的岳母)和李得钊的两个孩子(大的三岁，小的刚出生二十天)。周惠莲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还是坚持六月间被捕时的口供，说自己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问她什么事，都说不知道。但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对她抓住不放。十一月间，也被作为政治犯而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当周惠莲带着两个孩子和夏娘娘一起被送进南京宾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号子时，李得钊正巧被囚禁在隔壁的号子里，他一听到周惠莲和孩子们的声音，就说，“你也来了！”"周惠莲说:“我和孩子们都来了”。他们隔着墙壁，互相勉励，要做革命的硬骨头。当天晚上，李得钊就被调到别的号子里去了。
李得钊在狱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严刑拷打，虽有叛徒证明，但他态度坚定，拒不承认。从被捕时起，他就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机密。他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一切问题，对法官说，“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有一个法官是浙江人，他以同乡名义向李得钊劝诱说:“登个记，办个自新手续，这是潮流！你何苦如此呢！”李得钊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什么好登记的，我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蠢事”。又说:“我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命是不会长的，你们要杀就杀，如果现在就死更痛快”。他天天早上起来，就端端正正地穿好服装，梳好头发，准备着就义。他搞到了纸笔，给父亲寄了封"绝命书"。李得到在这信中述说了自己革命的志向和被捕后宁死不屈的决心，又回顾往事，说自己六岁丧母，赖老父千辛万苦将他抚养成人，老父现又得无养年仅数岁的孤儿，一生处境，如此悲惨，实常人所罕有，最后望老父心地开朗，切莫过度悲伤。光明来临，已为期不远……。他向同监的难友、同志述说他爱人周惠莲的境况，谓他们对她和孩子的生活多加照料。
一九三五年八月，李得钊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判刑后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移送到南京军人监狱里去。周惠莲和夏娘娘一起，被移送苏州反省院。
李得钊被判刑后，在狱中天天学习，准备着将来出狱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他在囚室里写了一首抒情诗——《烦闷》。在这首诗里，曲折地描述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表达了他同象征黑暗势力的“烦闷”、“铁索”、“利刃”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在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写道：
利刃哟，铁索呀！
几时我有了能力，
定要把你们捉住。
然后一起投在洪炉里，
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号称天牢，这里监禁的是被中国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有重罪的军事犯和政治犯。李得钊在这座天牢里，拥挤得无法睡觉，有时只得轮流睡一会儿，吃的是三层饭(烂米、子、砂子)和烂菜汤，搞点水喝也困难。李得钊刑伤累累，结核病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关在他隔壁号子的刘顺元看他身体越来越不行，很为他担忧，有一次掏钱买了八包澳大利亚进口的“代乳粉”送给他吃。李得钊身体发烧，草菅人命的狱医只是给他连续服用剂量过重的金鸡纳霜。一九三六年九月，终于被折磨致死，年仅三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