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振（1876年-1947年），字育周，爱新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是爱新觉罗·弘历的玄孙，清末权臣庆亲王奕的长子；载振年少即叨承父荫，特任专使，周游列国，开皇室子弟之先河。

1902年曾代表清朝廷赴英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回国后积极参与新政，奏请成立商部，任尚书；1907年，载振遭弹劾，被迫辞职；1911年，载振又再次被清廷任命为“头等专使大臣”，赴英国致贺英王乔治五世加冕；1925年，载振携全家离开北京迁居天津庆王府，过起寓公生活；1947年病逝于天津市，终年72岁。

爱新觉罗·载振主张要效法各国，变法自强，把借鉴西方的政治、法令、制度置于第一位，商务、工艺位于其次，具有一定的见地。载振以皇室子弟身份编出使日记，宣扬西学新知识，鼓吹变法图存,对当时清廷正在推行的新政起到助推的作用。

人物生平

爱新觉罗·载振生于光绪二年三月初六（1876年3月31日）。载振家庭条件优越，平步青云，14岁即获赏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光绪二十年（1894年），逢慈禧60大寿，载振年方弱冠即晋封二等镇国将军。 190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欲在夏季举行加冕典礼，并邀请中国派员赴英致贺。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1902年1月21日），年仅26岁的载振被慈禧太后选为清朝致贺英君加冕的“专使英国头等大臣”，并于次日又赏加贝子衔。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四日（1902年4月11日），爱新觉罗·载振第一次任赴外专使，一行人从北京出发，经塘沽区、上海市由海路至欧洲。先赴英国致贺，继而访问比利时、法国，然后横渡大西洋访问美国，再横渡太平洋访问日本，于同年八月二十三日（1902年9月24日）回京，完成一次规模空前的环球行，沿途受到各国最高规格的外交礼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载振率团赴日本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三月（1903年4月），载振奏请朝廷设商部；20世纪初期，正值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官制之际。载振于此时周游五国而归，深得慈禧宠幸，倍加赏识，除任镶蓝旗汉军都统、御前大臣、正红旗总族长等职外，还被委以振兴商务之重任。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第一次正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载振为商部尚书。同年11月19日，载振遭御史张元奇参奏在余园等处“朋聚宴饮”。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光绪帝对此事亲下旨斥责；载振初入仕途便遭此打击，使他曾一度呈请开缺，想就此退出官场。为此事，慈禧太后也特降谕旨，载振辞呈未获批准，得以留任。

光绪三十年四月二日（1904年4月17日），载振遭御史蒋式参奏，除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外，还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金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为此清廷特命御史清锐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调查此事，后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清廷颁布立宪，改革官制，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为尚书。1907年5月7日，载振遭御史赵启霖弹劾，赵奏：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载振同徐世昌奉命往沈阳市、吉林市考察东北地区改设督抚一事。路过天津市时，袁世凯部下、时任直隶候补道员、天津巡警局督办的段芝贵竭力逢迎，以谋官位。载振不改好色之本性，迷恋天津大观园戏院歌妓杨翠喜。段芝贵乘机运动，缘迎合，以一万二千金买杨翠喜献于载振，又以十万金送爱新觉罗·奕劻作寿礼，遂在东三省改设督抚时，受载振父子包庇，竟以候补道员身份连跳几级，署理黑龙江省巡抚。此奏一时在朝廷上下引起轩然大波，群臣“物议沸腾”，成为当时官场上一大丑闻。清廷即派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大学士孙家鼐调查，调查结果仍是“参奏不实”，御史赵启霖即被革职。

在赵启霖被革职的第二天，载振提出辞职，在官场的角逐中败下阵来。1907年5月17日，光绪帝亲奉懿旨，准载振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缺及一切差事。载振辞职后，对政治心灰意冷，以后除担任些虚职外，再不复出。还曾力劝父亲爱新觉罗·奕劻也“急流勇退”。

宣统年间，载振虽已远离政坛，但仍两次奉命出使。第一次是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清廷谕命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为专使，前往日本呈递国书，答谢该国曾派员来华为光绪皇帝送葬。

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载振又再次被清廷任命为“头等专使大臣”，赴英国致贺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6月），载振抵达英国，呈递国书，赠送礼物。于6月23日，出席乔治五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加冕大典，并接受英王颁给的维多利亚头等宝星和佩带。

到晚年时，他一再叮嘱子女：“作个小事还可，千万不要入政界。”（溥《.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段》），载振虽从政时短，但教训尤深，铭记终生。清王朝覆灭前夕，宣统三年（1911年），载振曾被清朝责任内阁聘为弼德院顾问大臣，1912年清帝逊位之后，载振一度携眷避居天津市。

1914年载振又返回北京庆王府居住；1917年载振在清朝灭亡六年之后，得以承袭逊清“末代庆亲王”。 1925年，载振感到时局动荡不安，便率全家离开北京庆王府迁居天津，并购太监小德张位于英租界剑桥道39号（今重庆道55号）一幢大楼，把它改造为“天津庆王府”，在此过起寓公生活。不懂经商，也不会办实业，只凭其父爱新觉罗·奕劻留下的遗产和银行存款的利息为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随着时局变化，投资破产，王府渐渐入不敷出，常常捉襟见肘，不得不靠变卖古玩珠宝来维持开支。家道日趋衰落，生活日益维艰，积忧成疾，久治无效，于1947年12月31日走完了末代庆亲王的余生，享年72岁。

思想主张

爱新觉罗·载振主张要效法各国，变法自强，把借鉴西方的政治、法令、制度置于第一位，商务、工艺位于其次，具有一定的见地。载振以皇室子弟身份编纂出使日记，宣扬西学新知识，鼓吹变法图存。

载振担任商部尚书之初，曾提出：“商务初基，以提倡土货为第一要义。”他认为，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如果要不先振兴农业，则基础不牢固，工业、商业也就没有了运营的资本。而振兴农务，就要清地亩，辨土宜，即清查全国土地，做到因地制宜。还提倡要仿照东西洋各国创办农务学堂，设立实验场。这些主张在当时可谓明智之策。然而，晚清社会商情涣散，积弊日深，要想破除积习，振兴商务远非易事。载振任上数年，未见有振兴商务之举措，也未见清代商务有所改观。

升迁原由

据传，爱新觉罗·载振被选为“专使英国头等大臣”，又赏加贝子衔，此任命公布前曾一度引发英人不满。据1902年2月23日《新民丛报》短讯透露：“致贺英皇加冕使臣，自简定庆邸世子载振后，闻即得英外交部来文，以载振年轻资浅，不肯接待，需另派王大臣前往。”故此，清廷特赏加载振固山贝子衔，使其一夜之间地位升高，身份已拟同王大臣。其原因：一是其父爱新觉罗·奕劻自1884年开始主持清廷外交事务，到190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奕劻仍任总理大臣，继续主政外交。其次，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奕劻奉命留京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于次年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由于奕劻在对外事务中委曲求全，各国对其颇表好感，均认为以奕劻办理清朝对外交往最宜。故慈禧选派奕劻之子载振出使，意在拉拢、讨好各国。对此，载振自己也坦承：“窃念载振束发诵《诗》，未谙专对，叨承乔荫，得沐殊荣。”

影响及评价

1902年4月，载振出国访问行程之远，规格之高，经历之富，见闻之切，感受之深，影响之广，在之前皇室子弟中绝无仅有，称得上晚清一大外交盛事。载振此次出访影响颇深，首先这是满族亲贵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一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外交活动，之后出国访问的数位皇亲国戚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无法与之相比。其次，对当时清廷正在推行的新政起到助推的作用。

《英日记》是载振与其随员唐文治、梁诚、汪大燮、陶大均等共同编纂。它与其他出使日记一样，除用不少篇幅记载和描述访问各国的交往礼节和外事活动外，还对诸国记载各有侧重，参酌各国实情，以便取法其长。可见此书立意深远，编撰用心，以敏锐的眼光、丰富的内容、大胆的议论，与当时渐次推进的新政遥相呼应，为改革建言献策。载振在接到出使任命时，即意识到 “此行固为典礼所关，亦借以恢扩见闻，增长学识”，可借机考察各国的政治、学术、律令、典章、商务、学校、议院、工艺等情况。当他一经走出国门，亲身接触和了解各国实情后，颇感震撼，面对各国日益强大的态势，他深知：在世界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大清国已面临严重危机。因而，他对于清廷改行新政深表赞同，载振愿以此次出使之机，为新政作耳目之用，立意将出使日记编成一部取鉴诸国、助推变法的“政语”。

载振归国后备受宠用，这对于一向顽固守旧的满族贵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也是晚清满族亲贵最先从东方走向西方的实录，自有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人物关系

纪念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