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20 03:03
爱新觉罗·奕（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字辅廷，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的曾孙，庆僖亲王永的孙子，生父是辅国公绵性，后被过继给镇国将军绵悌。
咸丰年间，奕劻先后被封为贝子、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奕劻加封庆郡王，授为御前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奕劻受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进封庆郡王。中法战争爆发后，奕劻主张以战促和，促成《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光绪二十年（1894年），奕劻进封为庆亲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奕劻升任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庆亲王奕劻被加封为“世袭罔替”亲王，成为铁帽子王。宣统朝，奕劻推动了清王朝立宪，任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奕劻主张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奕劻迁居天津租界。民国六年，奕劻死于天津市，享年80岁。谥号“密”。
奕劻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数朝，从政经验丰富。慈禧认为他“向来办事认真”。但奕劻身处要职，利用职务之便，贪腐卖官。清末学者许指严认为，奕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
爱新觉罗·旻宁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1838年3月24日），爱新觉罗·奕劻出生于北京。他的祖父是爱新觉罗·弘历第十七子庆僖亲王爱新觉罗·永璘，父亲是永璘第六子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永璘去世后，儿子绵愍[mián mǐn]袭封多罗庆郡王。道光十六年（1836年），绵去世，因为没有儿子继承爵位，道光帝将仪顺郡王绵志的儿子爱新觉罗·奕彩过继给绵愍，袭封了郡王之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奕彩丧中纳妾，被宗人府调查。为了免罪，奕彩行贿宗人府相关官员。与此同时，绵性为了得到郡王爵位，也大行贿赂之事。两人行贿之事败露，都被剥夺了爵位，绵性还被发配到沈阳市戍边。后来，爱新觉罗·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成为永璘的继承人，没多久又因为犯错被降为镇国将军。绵悌死后，爱新觉罗·旻宁将绵性的儿子奕劻过继给绵悌，袭封辅国将军。
咸丰二年（1852年），奕劻被封为贝子，兼奉庆良郡王绵愍祭祀。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三十岁寿诞，奕劻进封为贝勒。此时，国家财力状况恶化，奕劻虽然贵为贝勒，经济上却并不富裕。他擅长书画，常以教人读书和鬻[yù]卖字画来糊口。当时，慈禧的弟弟叶赫那拉·桂祥是奕劻的邻居。桂祥不通文墨，他与慈禧之间的通信，很多都是由奕劻代笔的。
同治二年（1863年），奕劻受命守护清东陵。他颇为尽职，曾经为咸丰陵墓种树一事多次上奏，请户部拨银。也曾因为咸丰陵寝外围围墙倒塌上奏，请求调查修补。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大婚，奕劻进封庆郡王，被授为御前大臣。同治十二年（1873年），奕劻被授为后扈大臣。光绪九年（1883年），奕劻与桂祥结为儿女姻亲，关系更为紧密。光绪十年（1884年），奕劻受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进封庆郡王。
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慈禧奉行“保境固边，以战促和、乘胜即收”的策略。奕劻深为赞同，主张积极备战，针锋相对，以战促和。《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订立后，清政府谨守条约，法国侵略者却屡次挑衅，并准备从海上入侵大清。奕劻建议以谈判解决问题，同时积极备战。法军进攻基隆市事件发生后，奕劻态度强硬，拒绝法国提出的任何赔付条件。最终，边谈边打，中法两国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一段时间里，奕劻与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国家均有外事往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代廷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奕劻受命与醇亲王奕譞[xuān]一同办理海军事务。光绪十二年（1886年），奕劻受命可在内廷行走。光绪十五年（1887年），奕劻被任命为宗人府右宗正，这是皇族内部的显耀职位。这一年，光绪帝大婚，特赐奕劻可穿四团正龙清朝官员服饰。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奕劻进封为庆亲王。、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以保护大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阳。做为朝鲜共主的清王朝也派兵进入朝鲜。中日两国在撤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宣布与清王朝断绝外交关系。奕劻当即召开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扩大会议，商讨对策。不久后，日本不宣而战，引爆甲午中日战争。奕劻数次拜会各国驻华公使，希望他们能够游说本国政府出面给日本施加压力。同时，奕劻也积极筹措军费备战，并两次奏请带兵出征，都没有得到慈禧和光绪帝的批准。最终，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原地区战败告终。
甲午中日战争对清政府震动巨大。随后，以恭亲王奕訢[yì xīn]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开始着手编练新建陆军工作。光绪二十年（1895年），奕劻会见英国驻华公使时，提出希望英国方面能够帮助中国对军队进行重组改革，按照西方军队的建制彻底改革中国旧式军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山东省“巨野教案”发生，奕劻作为主要负责人，负责与德国公使海清进行交涉。随后，山东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案件频发。奕劻屡次奏请朝廷，主张严行查禁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会。推荐对义和团态度严厉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并提出了“剿团和洋”的主张。清廷根据奕劻等人的奏请，发布上谕，明确声明“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务宜革除恶习，勉为良民。”上谕发出后，山东、直隶的地方官开始贯彻上谕，发布禁止义和团的告示，劝谕义和团解散。并调集军队，以防范弹压义和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光绪帝深为信任的重臣康有为提出“中日合邦”计划，也就是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合为一体，聘用日本政治家担任中国宰相。奕劻两次拜见慈禧，陈述”中日合邦“的弊端，慈禧太后闻听后大怒。不久后，慈禧太后囚禁了光绪帝，终止了“戊戌变法”，史称“戊戌政变”。此时，山东省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案件频发。奕劻奏请朝廷，建议严禁义和团，并推荐严厉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往太原市，命奕劻在北京和大学士李鸿章一起与各国议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代廷，在北京东交民巷西班牙使馆中，与德、奥、比、英国、美、法、意、日、俄、荷、西十一国公使会晤，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奕劻升任军机大臣，同时总理外务部。其子爱新觉罗·载振总理财政处、练兵处，被授为御前大臣。
光绪三十年（1904年），驻各国公使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梁诚等人联名致电清朝廷，主张“仿英德市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各方的游说下，慈禧对立宪颇为动心。摸清太后的意图后，奕劻极力赞成立宪，而且希望朝廷能够从速宣布立宪，以顺应天下民意。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双方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正式结束了在清朝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随后，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qú hóng jī]、北洋政府大臣袁世凯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日俄两国商议东北地区一切善后事宜。中日双方经过近五个星期的谈判，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清政府同意将俄国政府在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的租借权和长春市至旅顺口的铁路以及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转让给日本政府。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代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为立宪做准备。奕劻在奏折中痛陈立宪之急迫，称立宪事关国家存亡，需要尽快实行。随后，清朝廷颁布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自此制定了立宪实施的时间表，预备期为九年。宪政运动启动之后，清政府开始了政府机构大改革。奕劻是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的最高领导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庆亲王奕劻被封为“世袭罔替”亲王。庆王系成为大清历史上的最后一支“铁帽子王”。这一年，由奕劻领导下的宪政编查馆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得以颁行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光绪帝、慈禧在这一年先后去世。三岁的溥[pǔ]仪继承了帝位，即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父亲醇王载为摄政王。出于忌惮，摄政王罢黜了袁世凯，袁世凯回到河南彰德老家蛰伏起来。
宣统元年（1909年），奕劻以职务繁重、无法兼顾为由辞去陆军部事务。宣统二年（1910年），御史江春霖上书弹劾奕劻，言辞激烈，称奕劻为“老奸窃位，多引匪人”。他回顾了戊戌变法以来，奕劻与袁世凯互相援助，排斥异己的过程。自从袁世凯被罢免后，奕劻也觉得很害怕。但后来见朝廷并未追究其罪过，奕劻又故态复萌。如果有人弹劾依附于奕劻的人，奕劻总是极力为他们开脱。如果有空缺职位，奕劻就会安排自己的亲信。奕劻通过与他人联姻，在朝廷中的关系盘根错节，建立了一张关系网，众人互相援助，唯奕劻马首是瞻。摄政王认为，江春霖所奏不是事实、污蔑重臣、有碍大局，不称御史这个职位，令他退回翰林院。
宣统二年（1910年），奕劻数次要求辞去军机大臣及总理外务部事务等职位，摄政王认为奕劻任劳任怨，有经验，有能力，因此没有准许他的辞职申请。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代廷裁撤军机处。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同时管理外务部。奕劻请求辞去这些职务，摄政王没有批准。随后，奕劻开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内阁配置一出台，便因为阁员中满汉人数比例失调，被国人视为“清朝责任内阁”，遭到各种政治派系的反对。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9月），奕劻再次请求辞职，摄政王仍旧不准许。随后，武昌起义爆发，奕劻极力主张启用已经被罢黜的袁世凯。袁世凯因此入京，代替奕劻成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改任弼德院总裁。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与革命军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了第一次议和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停火，召开国民大会，议决国体问题，究竟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民主，交由国民代表讨论决定。隆裕太后召集近支王公开会，商议是否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国体变更问题。奕劻在这次会议上极力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由全体国民议决国体。不久后，隆裕太后再次召集宗室王公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退位实行共和制度。在这次会议上，奕劻极力赞同清廷退位，他的理由是，朝廷军费和军需供应皆陷入匮乏之中。他主张在革命党人答应保护皇族财产、保护清代宗庙、妥善修缮尚未完工的光绪帝陵寝的前提下，有条件地退位。会议结束之后，一些少壮派贵胄[zhòu]冲进了庆王府，围攻奕劻，痛骂他出卖了大清江山。在奕劻的影响下，得到民国方面的物质承诺之后，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率同爱新觉罗·溥仪发布了《退位诏书》，清帝正式退位。
清帝退位之后，奕劻并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去了天津租界。民国六年正月初六（1917年1月29日），奕劻死于天津市，享年80岁。奕劻死后，庆亲王府停尸不殓，向已经逊位的溥仪讨要谥号，为其评定一生功业。内务府大臣初拟谥“哲”，意即知人善用。溥仪不同意，亲自选了“谬、丑、幽、厉”四个字，并提笔写了一个“丑”字。不过，当时溥仪已经逊位，奕劻的家人接受不了庆亲王变成“庆丑亲王”，找到溥仪之父爱新觉罗·载沣出面，劝说溥仪赐给奕劻一个好的谥号。但溥仪死活不肯改谥，后来在宗室亲贵的再三力争之下，才赐谥“密”字。密乃“追补前过”之意，在清代的所有亲王的谥号中，奕劻的谥号是最差的一个。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令，允许其子爱新觉罗·载振世袭庆亲王爵衔。
1900年庚子五月前，奕劻对义和团持“主剿”立场。由于民教冲突日益增多，189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拟定了教案处分章程。1897年，巨野县教案发生，奕劻是和德国公使海靖进行交涉的主要人物。2月19日，奕劻领衔会奏，请严行查禁直隶、山东省一带的义和拳会。面对强大的外交压力和恫吓，5月22日，奕劻再次领衔上奏，请求拿办义和拳。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分两路自天津市进犯北京。9月3日，奕劻在英、日军队护送下回到北京。经过一系列交涉，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正式签字，为时正好一年。从和议开始到1901年2月底，奕劻等人主要与各国使节纠缠于所谓惩治“祸首”的问题，历时六个月之久，奕劻在“剿抚”政策上，和爱新觉罗·载漪等人尖锐对立。
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后，袁世凯的复出，奕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0月14日，奕劻派阮忠枢、杨度到彰德府劝袁出山。19日，奕劻推动清廷，以上谕的形式发布：“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21日，奕劻电寄袁世凯：“王士珍著襄办湖北明朝军事”，“冯国璋著迅赴彰德筹商一切”，“第四镇统制官吴凤岭，驰赴前敌”。23日，应袁世凯之请，奕劻将段祺瑞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往湖北前线。26日，奕劻让唐绍仪迅速来京供职。27日，奕劻等又签署谕令：“任湖广总督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海陆各军、长江水师及此次派遣之各军队，悉归其全权指挥，军府及陆军部亦不得干涉。”30日，奕劻召赵秉钧进京“署理民政大臣”。赵秉钧所以能急入京接任民政部事务，“首由庆亲王、叶赫那拉·那桐泣涕言称：今后凡京师治安等诸般政务只得一任赵姓主持，等等”。在完成袁世凯的上述要求后，11月1日，奕劻第七次提出辞呈，清廷同意奕劻的辞职请求，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并接受奕劻的建议袁世凯虽已授总理大臣，但派往湖北之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依旧归其节制。帮助袁世凯复出并掌握清代行政、军事大权后，奕劻还亲自出马劝说列强支持袁世凯。
1911年，在袁世凯不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南方问题、南方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的形势下，奕劻看到，清政权已为袁世凯势力所控制，隆裕太后与爱新觉罗·溥仪已被袁贵妃所掌控，大清帝国已经无法挽救，唯有满足革命党的共和愿望，以及袁世凯对政权的野心，才可以打破僵局，达到保全清室与满洲贵族利益的目的。奕劻开始对共和表示理解或支持，表示支持南北方以议和方式来结束战争，努力实现从捍卫清王朝到保存清皇室的思想转变，支持清帝逊位，在现有条件下用不流血原则换取一个各方都相对满意的结果。与爱新觉罗·载沣、爱新觉罗·溥伦等人逐渐达成了共识，以清帝逊位来换取清皇室及亲贵利益的保全。1912年1月17日，隆裕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奕劻在此次会议上开始主张有条件退位。在奕劻的反复劝说下，隆裕太后最终宣布接受优待条例，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
1884年，因中法战事失利，奕劻入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中法战争期间，奕劻贯彻慈禧对法以战促和政策，采取“力与争”策略，主张固境保边、边战边和、以战促和，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极力为清廷搜集情报，汇总信息，提供建议，寻求各种途径加强与法国之间的谈判与沟通，力争在不赔款或者少赔款的基础上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问题，最终促成了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
奕劻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数朝，从政经验丰富。慈禧太后认为他“向来办事认真”。慈禧太后去世后，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管理政事，他对奕劻颇为倚重。认为奕劻“公忠体国。著贤劳。庚子以来。顾全大局。殚心辅弼。力任其难。厥功甚伟。”奕劻多次提出辞职后，载沣认为，“奕劻老成谋国”，做事努力，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奕劻维持大局，转危为安，功劳极大。奕劻“两朝开济，备历艰辛”，甚有谋略。“现虽年逾七旬，仍复精神铄”，兢兢业业，工作上从没有失误过。当代清史研究学者孔祥吉认为：“在晚清政坛上，奕劻呼风唤雨，成了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当代史学家马平安这样评价奕劻：“他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数朝，‘系四朝老臣’，又长期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和军机处，门生故吏与社会关系遍布朝廷内外，尤其于列强各国及北洋集团、地方督抚等方面，其私人关系‘俱有阅历’，可谓树大根深，盘根错节。 ”
奕劻身处要职，利用职务之便，贪腐卖官，让人诟病。御史蒋式听说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白银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于是上书弹劾，其中提及“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御史江春霖弹劾奕劻，斥责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中列举事实揭发奕劻勾结袁世凯等党羽“盘据要津”、“独揽大权”的祸心。并痛斥奕劻长期权居高位，从事卖官鬻爵的“生意”。康有为对奕劻贪腐卖官非常气愤，他认为，不必问奕劻得失如何，这三十年中，凡有卖地鬻权之地，赔款失利之事，都是奕劻做的。赔款则十万万两，借债则十余万万两，使中原地区同胞深受苦难，都是奕劻所为。清末学者许指严认为：“庆王奕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其卖官鬻爵之，至于不可胜数。似其门如市也，戏称之日老庆记公司。上海市各新闻纸之犊尾，无不以此为滑稽好题目，盖前此之亲王贝勒入军机当国者，未尝有赃污贪墨如此之甚者也。”当代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而好贿，政局更形黑暗。”
清末学者辜鸿铭评价奕劻是“中国的贝尔福（指英国前首相阿瑟·詹姆斯·贝尔福）”。他认为：“像贝尔福先生一样，奕劻是一个大悲观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辜鸿铭并不认为奕劻对钱财本身怀有卑鄙无耻的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使得他无所顾忌地从其被保护人那里接受礼物和金钱。“尽管庆王和贝尔福先生在理论上均为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者，并且最终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贝尔福先生是一位温和的悲观厌世者，庆王则是一位好心肠的玩世不恭者。”辜鸿铭认为奕劻受到仆人和随从们的敬重。
奕劻擅长书画，早年追摹雍正帝楷书，晚年临习和硕成亲王行书及楷书法帖。绘画以山水见长。
奕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坚定地站在慈禧的一边。义和团事起，慈禧太后要剿义和团，他跟着喊剿。后来，慈禧太后想利用义和团了，奕劻也不说义和团的坏话了。慈禧太后仓皇西逃时，奕劻也带着家眷，跟着逃亡。在途中，他让六岁的儿子不时去太后的车内，给太后逗闷解忧。辛丑议和时，李鸿章负责谈判，奕劻负责盯着整个谈判过程，尽力撇开慈禧太后的罪责。在任何事情上，奕劻都以慈禧太后的意志为准。另外，奕劻还很会讨慈禧太后的欢心，他将麻将引入宫中，还派他的女儿进宫跟太后打麻将，哄老太后高兴。慈禧明知道奕劻的水平，但是认为他最贴心，对他深为信任。因此，虽然奕劻贪腐人尽皆知，可是他就是能够带病提拔、边腐边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奕劻七十岁寿辰。各地前来送礼者络绎不绝，庆亲王府门庭若市。无论礼物的大小多少，奕劻都会收下。他将送礼者分为四级，分别记在不同的册子上，现金及礼物万金以上入福册，现金五千金以上入禄字册，现金千金以上入寿字册，现金百金以上入喜字册。奕劻一入军机处，就在绅名册上用朱笔标明天下官缺的优劣肥瘦，官职大小，价钱各有常数。大小官员若想要升迁调动，必然要奔走在奕劻门下。去他家中买官之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时人称庆亲王府邸为“老庆记公司”。连庆王府门房都设了“收费站”，门房每年都能收到几十万两银子。对这笔钱，奕劻也不放过，他和门房仆人按比例分成。遇到外省前来拜见的官员，奕劻就会细细询问当地情况，对当地职位空缺的情况非常了解。在他的书桌上，放着很多小箱子，里面装着银券、银行券、金条，如果行贿之人的职位已经安排好，奕劻就将箱子里的钱财放到内库中。奕劻卖官还会因人而异，一次，邮传部尚书空缺，奕劻示意众人，此缺当售银三十万两。大商人盛宣怀想要谋取此官职，奕劻便把价格抬到了六十万。盛宣怀找人四下活动，后来，奕劻总算同意降价到三十万，但是必须得交现金。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乔治·莫理循在一份电稿中说，中国新设了几个出使大臣派往意大利、比利时和维也纳，想要得此职位，须出钱。卖官的钱都进了庆亲王的口袋。在众多贿赂者中间，袁世凯是出手最大方的。奕劻府中每月的用度，都是袁世凯提供的。因此，袁世凯深得奕劻的欢心和信任，很快升任山东巡抚，后又成为内阁总理大臣。
御史蒋式瑆听说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白银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于是举报奕劻自任军机大臣以来，收受贿赂，去他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奕劻父子的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还有巨额存款。慈禧令左都御史清锐、户部尚书鹿传霖查办此事。可是，汇丰银行不肯出示银行往来账目。于是，调查组询问汇丰银行是否与奕劻有资金往来，汇丰银行否认。慈禧太后得知蒋式瑆也是从传闻中得知此事，斥责蒋式瑆任意污蔑朝廷重臣。此后，清代官员纷纷到汇丰银行开立账户，将巨额资产和金银古玩存入银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振出差路过天津市，看中了名妓杨翠喜。直隶道员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杨翠喜赎身，献给载振，又送了十万金给奕劻。时隔不久，段芝贵就连升三级，当上了黑龙江省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赵启霖出面参奏段芝贵重金贿赂庆亲王，并进行“权色交易”。慈禧震怒，派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大学士孙家鼐[sūn jiā nài]详细查办。奕劻得知了消息，让载振连夜派遣亲信将杨翠喜秘密退回天津。段芝贵的背后靠山袁世凯派人多方疏通，将杨翠喜转赠盐商王益孙，王益孙出具了一张日期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假的纳妾文契，用意在于表明早在爱新觉罗·载振去天津市的一年多前，杨翠喜已经嫁给了王益孙。后御史赵启霖以所奏“不实”被革职。
奕劻是个京剧发烧友，一天奕劻在家中请客，为福晋办寿宴。特意请来京剧名家谭鑫培来唱戏助兴。奕劻亲自出门迎接谭鑫培，一番寒暄后，谭鑫培开玩笑说，如果有大臣给他磕个头，他就唱一出《双出》。奕劻面露难色，前来参加寿宴的大臣们都有些身份，这个要求恐怕无法实现。不料军机大臣叶赫那拉·那桐一下就跪在了地上，虔诚地请谭老板赏脸。谭鑫培演唱《双出》时，那桐还连连向台上作揖，表达崇拜之情。
庆僖亲王家族墓群位于昌平区流村镇白羊城村。先后有清代庆僖亲王永璘、庆良亲王绵愍、庆密亲王奕劻等三个亲王及家属葬于此地。庆僖亲王家族墓坐西朝东。南北宽50米，东西长140米。庆僖亲王坟墓为主坟，高3米，围9米。主坟后有四座次坟，南北排列。分别为绵愍、绵悌、爱新觉罗·奕彩、奕劻的园寝，均高1.9米，直径16米。2003年，庆僖亲王家族墓群被公布为北京市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
庆亲王府位于北京市定阜街3号。原为道光朝大学士博尔济吉特·琦善宅第，后琦善被革职，迁出此府。咸丰元年（1851年），奕劻迁入庆王府。之后，他对庆王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当时的庆王府面积广阔，自东向西排列有五套院落，大小楼房近千间。主体殿堂在东部，西部为生活区，有并排的三个院落，西为花园，园内建有绣楼，还修建了万字楼和戏楼等处，最大的戏楼可以容纳三四百人看戏。奕劻死后，三个儿子分家，将府邸加墙隔成三院，各辟大门出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津卫戍区司令部曾经设在此地。如今，中院已建了楼房，东院也进行了改建，只有西院还保存了一些原来的建筑。
民国六年（1917年），奕劻病逝。此时清政府已经覆灭。民国十四年（1925年），载振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市。他买下了清末太监张兰德在天津旧英租界剑桥道（今重庆道）55号的楼房作为住宅，这座楼房就被称为“庆亲王府”。庆王府是一所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楼房及附属平房共94间，占地43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085平方米。裁振买过来后，又加盖了一层。楼当中是天井式的方形大厅，四周为住楼，另有男女仆人的下房，楼东还有一座小花园。如今，这座昔日的王府已作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办公地。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诸王七》
《最后一个铁帽子王》
《爱新觉罗家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