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24 19:06
《辛丑条约》，是指1900年庚子国变之后，清政府代表爱新觉罗·奕劻与李鸿章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的条约，因1901年是夏历辛丑年，故名《辛丑和约》。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898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重威胁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为镇压义和团运动，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于1900年8月攻陷北京，慈禧逃往西安市。北京陷落后，慈禧太后以爱新觉罗·奕劻奕劻和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公使在经过8个月的谈判后，强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订立了《辛丑条约》。条约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共计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白银；在北京东郊民巷划立使馆区；拆毁大沽口炮台遗址，在北京至山海关区的十二处地方允许各国驻兵；清政府进行赔罪并惩治祸首，以及禁止中国人民进行反帝运动；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专门办理对外事宜；清政府同意“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等。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进一步加深。学者陈旭麓在其《近代中国八十年》中提出：《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旧恨新仇，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觉醒起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大大加剧，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技术装备陈旧和资本的大量输出，经济发展速度变缓。而美、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经济迅速发展。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世界贸易竞争的加剧，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殖民地谋求摆脱竞争，建立自己的垄断主义市场。中国由于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以及清政府腐败无能、军事力量虚弱，从而成为了列强侵略和争夺的目标。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清政府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无能。英、俄、德、法、日等国开始加紧在中国争夺租地，划分势力范围。他们用租借的名义纷纷占领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同时划定他们势力所及的地区作为“势力范围”。当时美国由于忙于美西战争，无力参加到瓜分中国的斗争中。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不甘心放弃在远东的利益，于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过的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从而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中国的其他地方。
为了加强在华斗争的地位和力量，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盟友，制订新的侵华政策，使得各国开始密切关注彼此的动作，以随时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或是扩大侵略成果准备在瓜分中国时取得自己的一份。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后，使得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无力挽救严重的民族危机，反而为偿付《马关条约》的赔款，向百姓增加捐税，加之当时水旱灾荒连年不断，百姓更加贫苦不堪。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国进行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往往是具有宗教文化的传播者和闯入中国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侵略者的双方身份，享有特殊权利。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一些西方传教士利用自己的特权在发展教民，扩大教会影响的同时，还勾结当地的官府势力霸占百姓田亩、干预诉讼、敲诈勒索，加剧了他们与普通平民之间的矛盾。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直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起来，如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便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趁机占据胶州市。
因此，在中国被帝国主义进行瓜分和掠夺的同时，中国的反教会斗争也愈演愈烈，并在山东省大为发展，逐渐形成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起自山东，并迅速发展到直隶、天津市、北京等地，引起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恐慌。帝国主义列强除了继续威逼清政府取缔义和团外，开始将主要精力策划组织联军上，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
1900年3月起，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以出兵“平乱”对清政府进行威胁，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5月28日，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一致决定以“保护使馆”德名义调兵进入北京。6月初，八国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五十余人，陆续从天津开往北京。随后，八国联军不断向中国增兵，在天津大沽口集结。
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在大沽口向大国炮台发起猛攻，六个小时后大沽炮台陷落，联军登陆天津市，并于7月14日侵占天津城。8月4日起，联军集结两万多人，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期间遭到义和团和爱国官兵的不断阻击。10日后，日、俄两军率先攻入北京城，北京陷落，慈禧挟光绪帝以及一些王公大臣仓促逃往西安市。
城破之后，八国联军纵兵三日对北京城大肆烧杀抢掠，与此同时八国继续增兵，至9月中旬已达到十万左右。9月17日，八国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到达北京后，在慈禧太后的仪鸾殿成立了联军指挥部，后又已剿灭义和团为由分兵四出，进攻山海关区、保定市、张家口市、娘子关等地。与此同时，沙俄趁机大规模出兵东北地区，到1900年12月中旬，东北三省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都被沙俄军队占领。除了镇压义和团外，俄罗斯帝国军队还在瑷珲（今爱珲）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两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1900年8月24日，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就发布上谕，批准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爱新觉罗·奕劻奕劻迅速办理“和局”。为了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宽恕”，于9月7日正式宣布镇压义和团。后又于9月25日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爱新觉罗·载漪、爱新觉罗·载勋等9名王公大臣，并加派刘坤一、张之洞等大臣参与谈判。
率先促成议和谈判的是俄国和法国。俄国为了让清政府承认自己对东北地区的军事占领，一直在停战问题上迎合清政府的愿望。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于1900年9月12日致电法国外长戴尔卡塞，对谈判的基本条件进行策划。法国作为俄国的盟国，支持俄国议和的决定。于是，法国在俄国提出的初步意见上加以扩充修改，形成了六点谈判基础，分别是：惩处各国驻北京使节指定的主要罪犯；继续禁止军火进口；对各国、各外国团体和个人的损失做出公正的赔偿；在北京建立一支永久性的使馆卫队；拆毁大沽口炮台遗址；对北京至大沽途中的两三处地点进行军事占领。
法国于10月4日将六点谈判基础正式向各国政府提出，并得到了各国原则上的接受。随后，部分在北京的驻华使节开始召开会议，对法国的建议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10月19日，法国再次提出了经各国修改后的六点谈判基础，随后各国使节齐聚北京，开始有关议和和签约的谈判。
在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磋商的时候，在北京的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爱新觉罗·奕劻奕劻于10月15日向各国使节代表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的草案，主要内容为：中国就围攻使馆向各国认罪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同意赔偿各国损失；同意与各国修订或新订通商条约；此大纲订妥后各国交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与各国分别订立分约后，各国从中国退兵；各国应先行停战。
李鸿章与奕的目的在于利用修订商约做诱饵，促使各国早日与之议和并退兵；试图利用与各国订立分约达到“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减轻清政府的损失；希望以议和为开端，结束中外战争状态，防止列强军队进一步扩大侵略。但李鸿章与爱新觉罗·奕劻的方案未得到除俄罗斯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认可。
10月26日起，出兵中国的八国代表，加之使馆受到攻击的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共计十一国代表，在西班牙公使馆内召集了十数次外交团会议，商讨向中国提出议和大纲。
俄国率先提出要求列强停止对华作战，结束敌对状态。但正在对中国进行扩大侵略的德国对此表示反对。英国为了针对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占，提出将停战范围扩大到东北地区以至整个中国。俄国被迫主动撤回了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提议。
在要求清政府对杀害各国外交官员和毁坏外国人坟墓的行为向各国道歉的提议是各国分歧较少的一类问题。关于攫取在华驻兵权并破坏中国防卫力量的提议中，各国通过协商提出了三点要求：各国有权留驻永久性卫队保护使馆，并在使馆区设防；大沽口炮台遗址及其他有碍北京至海岸间自由通行的炮台应予拆毁；各国有权对北京至海岸间的某些地方进行军事占领。此外法国还将禁止军火输入的建议，在加上“根据各国之间决定的条件”一语后，列为议和大纲的第五款。
为了防止中国人民再次进行反帝斗争，美国公使康格在10月31日提出，要求清政府颁布谕旨，赋予各级地方官员镇压本辖区内一切反外骚乱的责任，未能及时镇压和惩治犯罪的官员应立即革职，永不叙用。英国对此进行了补充，提出永远禁止中原地区人民加入反外结社，违者处死的内容。以及凡有外国人被杀害的城镇，应一律废止科举考试。
英、美等国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强迫清政府在外交和贸易关系方面做些改变，故而提出了设置类似西方的外务大臣等职位以取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俄、法、日三国的反对，经过磋商后改为“中国政府应允改革外交机构”。在贸易关系方面，英国提出修应修改现行通商行船条约，并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中外贸易问题，俄罗斯公使以该问题不属于当前谈判范围而表示反对。后来，双方在谈判中各自做了一些让步，于11月13日达成协议，以“中国政府应允对通商行船各条约内各国认为应行修改之处及有关贸易关系的其他事项进行谈判”。
在关于向清政府进行索赔的要求上，各国普遍认同。11月5日，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提出按各国指定的原则采取财政措施以保证支付赔款，但遭到了俄、法公使的反对。后经过磋商，改为“采取各国可以接受的财政措施”。
会议中分歧最大的是所谓惩办“祸首”问题，英、德两国主张扩大犯罪名单，并严加惩办；俄、美、日三国主张缩减犯罪名单，并从轻处理。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在经过投票后决定对清政府对“祸首”处以死刑，但美、日、俄三国仍反对死刑，他们深知清政府不可能会对皇室宗亲以及手握重兵的甘军首领董福祥除以死刑，担心坚持要求死刑会危及清政府进行和议的谈判。在美、日、俄三国的强烈要求下，英、的两国做出让步，以“最严厉的惩罚”取代了“死刑”。
12月24日，在十一国公使签字完成后，《议和大纲》正式递交给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爱新觉罗·奕劻奕劻和李鸿章。同时，各国在照会中声称他们的要求是不可更改的，如果清政府拒绝接受，他们将继续占领北京和直隶。且在照会提出后，俄罗斯公使格尔思还秘密访问李鸿章，提出如果不迅速允从，和局必将破裂。
慈禧在收到《议和大纲》后，见到各国仍愿意保持她的地位，于是对十二条大纲立即照允。十一国又在《议和大纲》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后针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谈判。谈判的焦点问题在于“惩凶”和“赔款数目以及方式”等问题上。俄国与德国因需要这笔赔款来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是要求中国的赔款务达最高限度。美国则因为自己在赔款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摆出“宽大”的姿态来对清政府进行笼络，以便勒索更大的商业特权。英国出于对华贸易的考虑也主张赔款要求不可过重，日本则追随英国的方针。经过反复争吵后，最后由各国任意提出自己的赔款要求，又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提出了由清政府发行债券，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4厘的还款办法。
由于慈禧急于回北京，因而对做任何抗争，于1901年8月27日全部接受了各国的最后议定书。1901年9月7日，爱新觉罗·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公使在北京订立了中外和约，因1901年是夏历辛丑年，故名《辛丑和约》。
清政府共计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白银，以关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4厘，合计本息总数共达98223万余两。另外，还有各省教案赔款2270余万两，各种赔款总额实际超过10亿两。其中，俄罗斯所占份额最大，多达1.3亿两，占总数的29%。
《辛丑条约》第七款规定，清政府允许各国在北京设立一个由使馆单独管理的使馆区，各国有权在使馆区内驻扎军队，自行设防，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
《辛丑条约》第八款规定，清政府应允“将大沽口炮台遗址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第九款规定，自北京至山海关区的十二处地方：黄村、廊坊市、杨村、天津市、军粮城街道、塘沽区、芦台街道、唐山、滦州、义县、秦皇岛市、山海关等十二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同时各国还可以在各驻兵点左右两侧各两英里宽的地区内行使管辖权，而在追捕所谓破坏铁路、电线和外国财务，伤害外国士兵的中国人时，又可以不受这一界限的限制。
《辛丑条约》第一款和第三款分别规定清政府对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使馆书记生松山彬被杀的事件表示“惋惜”，并派人专程前往德国和日本道歉，同时在克林德被害之处设立牌坊。另外，还规定被为被毁坏的外国人的坟建立碑碣，由清政府出资。
《辛丑条约》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了对义和团运动中的“首祸诸臣”和外省官员进行惩办，第二项则规定凡外国人“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物各等考试五年。第十款规定，永远禁止建立或加入仇视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拓，别给奖叙”。
根据各国意愿，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专门办理对外事宜，目的时要将外务部变成迅速贯彻各国旨意的机构。此外，还规定“变通诸国钦察大臣觎见礼节”，并在附件十九中详细列出了觐见礼节的具体规定。
《辛丑条约》第十一款规定，清政府同意“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正式结束，条约签订后各国军队陆续撤回自己国家。1901年10月6人，慈禧离开西安市，至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但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还发生了俄罗斯出兵东北地区和英、法、日军队入侵上海市的事件。《辛丑条约》未对这部分军队起到约束，入侵上海的各国军队直至1902年底至1903年初才完全从上海撤出，而侵略东北地区的俄国军队则留驻到日俄战争之后。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从中国勒索了巨额赔款，这笔赔款习惯上被称作“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掠夺的数额最为巨大的一笔赔款，严重摧残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清政府为了拼凑赔款，拟定了裁减军费和俸饷，开办房捐、粮捐和盐斤加价、茶糖烟酒加厘等八项办法。另外，将各省应解户部的奉饷、漕折各款390余万两，以及部分关税300余万两一并归用，共可凑出2599万两，重做偿付赔款之用。各省为了能够如数上缴，纷纷加重旧捐税，开办新捐税，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各级官吏和地方豪绅又往往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的负担。
此外，《辛丑条约》中关于清政府同意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的规定，为各国进一步过大对中国的经济扩张创造了条件。自1902年开始，清政府先后同6个国家进行了谈判，先后达成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日《通商行船续约》，这些新条约的订立扩大并增加了他们在中国通商、航运、企业经营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和特权，加强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扩张。
庚子赔款也使得各国进一步攫取了中国的主权，按照条约中国将海关、常关以及盐税的收入归入赔款，使中国丧失了除田赋以外的所有主要财源。同时条约还规定，沿海通商口岸种的20处常关，业务统归海关管理，从而使得英国控制了部分的常关的管理权，此后英国又进一步攫取了中国的税关保管权。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几十年间里，庚子赔款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和政治控制的武器之一。
此外，《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东郊民巷划定使馆区，使馆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中国军队、警察不得进入，中国不得在使馆区内行驶任何主权，而各国则可以在使馆区内任意设置军队。使馆区实际已经成为了独立于中原地区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不仅严重侵犯和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还严重威胁了近在咫尺的中央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各国对清政府进行政治控制的能力。
《辛丑条约》加强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京津地区的军事控制，使得处于战略要地的京津一带不能成为设防区域，首都北京的大门彻底向各国打开。而各国可以利用条约长期驻兵在京津榆一带，还能在驻兵点左右两公里处实行管辖权等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破坏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加大了对清政府的威慑力量。此外，1902年7月18日，各国在交还天津时又与清政府规定，中国军队不准进入或驻扎在天津周围20公里以内，即使是设置天津的直隶总督衙署所置卫队的人数也不得超过300名，这一规定使得天津这一北方军事重镇失去了防御能力。
根据各国意愿，《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改称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专办对外事宜。各国通过这一规定改变了中国的外交行政，使之更加有利于帝国主义侵略策略的需要。《辛丑条约》中关于对觐见礼节的具体规定，则改变了清政府一直以来维持“天国至上”的传统外交体制。
《辛丑条约》对曾同情、附和和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清朝官吏和乡绅士子进行了惩罚和报复，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亚种的警告，防止他们再次参与仇恨和反帝国主义的活动。同时，条约还规定了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建立或加入仇视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组织，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通过这些规定使得镇压中国人民的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成为了清政府必须承担的“条约义务”，各国进一步把清政府变成了维护他们在华侵略权益的工具。
《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更新节略》，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武备、商务等各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更新”方案和措施。清政府为了《辛丑条约》签订后在内政外交上的困境，决定实施“新政”。1901年至1905年，接连颁布谕旨，推行了三十余项“新政”，包括“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变官制，编练新建陆军，改革教育，修订刑律”等。清末新政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促进了中国进一步走向近代化。
1908年，美国出于对自己国家长远战略利益，经过国会决议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开启了庚子赔款的退还先例。从1909年起，美国在每次届期收到清政府按期应付的款项后，即取出其中一部分较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再由后者“退还”给中国外务部和派遣学生留学美国。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部分用于了留美学生及兴办清华大学，并在中国兴起了“庚子赔款”留学运动。
在美国的带动下，《辛丑条约》涉及的其他一些国家后来也陆续向中原地区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对各国的庚子赔款缓付。战后德国与奥匈帝国部分的赔款因战败被取消。1920年，中国教育部设立了兴学委员会，开始对各国退款进行交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为使得北洋政府对苏维埃政权的承认，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俄罗斯帝国在中国的一切政权，以及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1926年，英国通过“退还庚子赔款议案”用于英国选派留学生，法国也于同一时间通知中国退还庚子赔款。比利时于1925年于中国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子赔款；荷兰在1926年将庚子赔款悉数交还中原地区但指定用于水利和文化事业；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子赔款。
日本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效法英美等国，同意中国退还庚子赔款5年。5年后，日本鉴于其他国家以各种形势向中国退还赔款，于是决定用中国对日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用于所谓“对话文化事业”，并与中国政府订立了《中日文化协定》，但实际上庚子赔款大多数投入到了日本对华侵略的各种文化事业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中日文化协定》进行了废除，另一方面照旧如数支付庚子赔款，直至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日间的一切条约据此都被废止，中国不再有偿还义务。
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针对《辛丑条约》曾说：1900年的对华作战，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辛丑条约》签字当天，英国公使萨道义向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报告说：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各方面亲切友好地清河结束了过去十个月中拖延已久的会谈工作。
李鸿章带病参加签字一事，回到居所后感到作为中国全权大臣的屈辱，大口吐血，事后他上折清廷：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传记。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学者陈旭麓在其《近代中国八十年》中提出：《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旧恨新仇，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觉醒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