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中国现当代俄语翻译家)

王智量（1928年6月-2023年1月2日），男，笔名智量，江苏省江宁区（今南京市江宁区）人，中国共产党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中原地区著名的外文专家、翻译家、小说家。

1928年6月，王智量出生于汉中市。1947年，王智量在西北师范大学附中读完了高中。同年，王智量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1950年，王智量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就开始诵读俄文版的《叶甫盖尼·奥涅金》。1952年，王智量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俄语专业，曾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1954年，王智量被调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60年，他被派到定西市重灾区去支援春耕，在吃着野菜树皮去拉犁种地的时候，仍然继续《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1978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1982年，王智量的“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终于得以出版。1993年，王智量退休。2013年，王智量出版了《智量文集》14种，分为翻译篇、创作篇、文论篇和教学篇。2023年1月2日18点47分，著名翻译家王智量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王智量认为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的文化背景、审美观念和个人经历等因素会影响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他主张通过文学的民族接受，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王智量的译作为翻译学科发展和文学著作传播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王智量作为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先驱，其译作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推力，也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28年出生在汉中市。祖父王世镗是名震遐迩的书法家，于右任曾称其为师，并邀其携家眷赴南京任职。智量先生的母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父亲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以，他自幼即受艺术的熏染是极自然的事。

1941年，王智量在城固县西北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被一本韦丛芜先生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深深吸引，从此便爱上俄国文学。1947年，王智量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1949年，王智量改读西语系俄语专业。因成绩优异，未毕业即任助教，期间他还与几十名北京大学学生他典当了自己的西装上衣，用仅有的钱买下了莫斯科出版的一套《别林斯基选集》和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2月，由于当时国内俄语人才缺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了一批北大学生，到创建于延安市、后迁至老解放区哈尔滨市的俄语干部学校（当时称为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去学习。王智量就在其中；7月，王智量关节炎复发，不得已回京，继续在北大深造；9月起，北大西语系开办俄语组（即后来的俄语系）。王智量从法律系转了过去，成为北大俄语组的首届学生，还担任系团支部书记。

工作经历

1952年，王智量毕业留中文系任教，口译整理出版苏联专家《文艺学引论》，翻译安徒生《野天鹅》等。1952年，王智量读到三年级时提前毕业，并当上了北京大学的俄语教师。

1954年，她调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表《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期间，自学德语、法语、古希腊语和日语，并立志攀登俄语文学译界高峰亚历山大·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1956年，在何其芳先生的教导和鼓励下，他开始了翻译这本书的漫长历程。

文革时期

1958年，他被迫离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因文化大革命他被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省山区改造，后被发配至甘肃省农村，恶病交加，数度陷入人生困境。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在每晚昏暗的油灯下，他时刻没有忘记《奥涅金》的翻译工作。他在糊墙纸、废弃烟盒和马粪纸上，一点点记录下心中想好的译文。1960年，王智量走投无路，辞去公职，来沪投奔家人，以做各种临时工和代课老师谋生。“文化大革命”晚期，一度在上海市成立的翻译组翻译外文参考文献。蹉岁月中王智量始终坚持《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写满译稿的香烟盒、碎纸片是他逃难生涯中唯一的财富。同年，王智量翻译完成《叶甫盖尼·奥涅金》，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后没几年便进入“文革”，译著随即石沉大海。。

1962年年底，王智量与恩师余振先生，在上海重逢了。之后，他每周都要到余先生家去一两次，在先生的指导下研读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和有关参考书，不停对《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

1978年，王智量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在工作之余他发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历经30余载，最后圆满完工，他是建国后亚历山大·普希金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个译本的译者，该书成为俄罗斯所有普希金纪念馆均予陈列的译本。《安娜·卡列宁娜》《我们的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死者》等都靠夜以继日的拼搏译出。

1978年，王智量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时，已经50岁了，十多年后退休，随子女移民澳大利亚，转居美国。1981年，王智量与吴妹娟结婚。吴妹娟理工科出身，是科学院工程师，热爱文学艺术，对文艺作品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她既是智量先生的生活伴侣，也是他最为得力的工作助手。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退休

1993年，王智量退休，他以小说的形式把流放甘肃省的经历写出来，名为《饥饿的山村》，发表后震动文坛，被认为是第一部反映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西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之后，王智量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海市蜃楼墨尔本》，散文集《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人海漂浮散记》等。1999年，在亚历山大·普希金诞生2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时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致谢中，特别提到王智量，感谢他对俄国文学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伊凡·屠格涅夫三大家深有研究。

2013年12月，共计14种18卷分为4编的《智量文集》出版。2019年11月，92岁高龄的王智量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也是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项。

2023年1月2日18点47分，著名翻译家王智量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主要作品

人物思想

王智量认为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的文化背景、审美观念和个人经历等因素会影响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审美习惯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文学作品在不同民族中的接受和解读有所不同。他主张通过文学的民族接受，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王智量他深入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以理解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模式和偏好。

王智量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特质和内涵，认识到其客观第一性的存在，同时注重翻译工作，使翻译作品既能传递原作的韵味，又能符合目标民族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例如，王智量在翻译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既保留原诗的形式，又展现出中原地区诗的特点。

加强跨文化交流与对话，通过各种形式促进不同民族之间对彼此文学作品的了解和欣赏，增进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他主编的《比较文学300篇》《俄国文学与中国》等反映了这一学术观点。

王智量培养读者的跨文化阅读能力和意识，使读者能够更加开放地去理解和接纳来自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尝试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去欣赏和解读作品的内涵。

创作特点

王智量的翻译风格，被奉为直译派的代表。他认为，翻译工作，不仅是向读者介绍外国原作的内容，也应该介绍原作的艺术形式。诗歌翻译更应该如此，只有这样，读者才能通过译文领略到诗歌原著的特点。服从原作风格和题材。这是王智量给自己定的翻译规矩，也是他反反复复地跟学生强调的重点。何其芳先生当年非常赞同这一想法，他说：“翻译工作，就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架起一个尽可能宽阔的桥梁。”

王智量还用汉字的“义群词组”，来传达西方拼音文字诗歌中的音步，而同时再在翻译中，保持原作的押韵规律。比如，《叶甫盖尼·奥涅金》全书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押韵规律是ABAB，CCDD，EFFE，GG，而且每一行都是四个停顿，四个重读，这就是“奥涅金诗节”。王智量译作的每一句都符合俄语的韵律，令作品具有一种工整、和谐、严密的艺术形式和效果。

王智量运用汉字的“义群词组”来传达西方拼音文字诗歌中的音步，同时保持原作的押韵规律，创造出既有东方特色又能体现西方诗歌韵律的独特翻译风格。

王智量在翻译时严格遵循原作的风格和题材，力求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搭建起宽广的桥梁，使读者能够通过译文深入了解原作的精髓。除了翻译工作外，王智量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和《海市蜃楼墨尔本》，以及散文集《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和《人海漂浮散记》等，展现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

在小说《饥饿的山村》中，王智量通过讲述一个小山村的故事，探讨了社会制度和阶级的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政治对于底层民众的影响等，让读者对于历史和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社会任职

参考资料：

人物关系

获得荣誉

人物影响

王智量的译作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为翻译学科发展和文学著作传播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他高尚的译品、译德、译意也值得新一代文学翻译家学习和继承。王智量作为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先驱，其译作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推力，也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术研究方面，王智量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以及文艺理论等领域皆有建树，包括翻译苏联文学术语、提出“文学的民族接受”理论、撰有《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等代表性论文，主编《俄国文学与中国》论文集等，为新中国初期的文学研究建设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王智量的文学创作，如散文集《人海漂浮散记》、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等，记录了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动荡下经历的艰辛磨难，其朴素的笔调、正直的风骨和坦荡的胸襟，感染了不计其数的学人和读者。王智量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是多方位的，值得当代学者进一步整理、研究和发扬。

人物评价

在作家李洱心里，智量先生是真性情的大才子，大翻译家，真学问家；在作家陈丹燕的回忆中，智量先生是一个非常抒情的老师，他被很多学生喜欢和崇拜。（作家李洱评）

“王智量在翻译时，竭力保持原作的风貌，尤其在诗节、行数、节奏和韵脚等方面与原诗保持一致，这是其译本最大的特色，也是其他任何一个译本都无法做到的。因为这样处理一个十四行诗并不难，但要把四百多节十四行诗都这样处理，可以想象他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和努力。”李新梅说道，王智量曾说，自己在翻译时，追求“从形式到内容，从字句到格调，从语气到神韵都尽可能传达原作”。正是这样的打磨，让他的译本读起来通顺、优美而富有音乐感。（澎湃新闻评）

王智量教授风趣而开朗，别人嘴里苦不堪言的下放劳动，却被他描述得如世外桃源般静美。（《东方翻译》评）

文如其人，一个纯真坦荡、诗人气质和书生本色的王智量，让人印象深刻。（光明日报评）

人物轶事

一个不老的老人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地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对于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的这段论述，王智量一点不陌生。但他更记得“故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是在其最苦难的时候，中原地区孟夫子的这段话语时时激励他与命运抗争。王智量现在的夫人、原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实验室主任吴妹娟说起丈夫只用两个字概括—坚韧。她还记得当年“谈朋友”时，有人就告诫她：“当心老王把你卖了！”原来，王智量嗜书如命是出了名的。困难时期他当代课老师每月只有三十多元钱，就在一家老小等钱开销时，他却舍得用二十多元钱买《韦氏大辞典》。吴夫人告诉我，他们结婚后，老王这“恶习”丝毫未改，现在书架里的那套《资治通鉴》是他用半个月的工资买回来的。不过，吴夫人还是喜欢他的性格。两人相濡以沫，追求着淡泊和平静。还有一点，吴夫人从心底里佩服丈夫的学识。

她告诉我，王智量４岁便随母亲学英语，中学时到教堂找教父学了法语，上大学学的专业是俄语，德语也下苦工夫学过，而因为想追溯欧洲文化的源头，便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学了。至于学日语，则是看到田屮角荣访华，坐在沙发上和毛主席谈话，一副骄傲的样子，他气不打一处来：“当年我们受了你们的欺负，你还这么不可一世，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发展的！”于是他便认真学了两年日语。吴夫人笑着说，不过学完这么多语言之后，却发现大部分没有派上用场。王智量接着话头说：“所以我后来对年轻学子说，中国人必须学外语，但不必太多。花时间学了太多外语，你会没有时间用。两门就不得了啦。”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我问王老，“兔年了，你还有什么新打算？”王老回答很干脆：“只要我认为值得翻译的作品，我一定还会把它译出来。工作是美好的，而富贵和名利则是过眼云烟！”

翻译轶事

王智量与余振心中，亚历山大·普希金是神圣的偶像。尤其在他们的苦难时期，仰望普希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师生二人精神最沉醉的时刻，不仅纯净心灵，还明晰理想信念的方向，更是支撑他们生活力量的源泉。

在上海无业的艰难日子里，王智量在几所中学做过代课教师，同时以每千字两块钱的价格给上海科技情报所翻译外文资料，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

余振见王智量生活困难，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竟然把自己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第二编，送到福州路卖掉，几百块钱送给王智量，让他安心养病和好好翻译。

爱好

王智量自学中国画，和华东师范大学另两位老教授一起被称为“雕虫三老”。今年，三老举办了一场书画展，在开幕式上，代表发言的王智量说，“为什么让我发言，因为我最年轻，是‘80后’，他们两个都是‘70后’！”

王智量把桌上堆积如山的书挪开，才能腾出一片空间来画画。王智量自创在一次性纸餐盘上画画，并自嘲自己的画没有任何技艺、基础、章法，只值一毛钱，就是餐盘的价钱。“终日涂抹趣味浓，总是几只小虾虫。下笔心在天地外，光阴纸上去无踪。”他一边画，一边摇头晃脑地念叨。

在画展现场，王智量喃喃地说，那么漂亮的地方，我的画放在那里，不称！

“我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也是王智量喜欢伊凡·屠格涅夫的原因。“他仇恨沙皇，在感情上同情革命者，但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他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这种精神对我的影响就特别大。”

王智量爱模仿徐悲鸿的画作，再自己题字发挥。几个柿子旁边题曰“事事甘甜”，而一幅丹顶鹤图上书：孤独。“这就是我。”他指着仙鹤，一直滔滔不绝的老人眼神突然黯淡下来，“我很孤独。”

稿费

王智量正为一个出版社的电话气恼。原来，译作《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合同面临续签，他希望将稿酬稍提高一点，编辑则说已是“最高待遇”，此作出版社已加印10多次，翻译稿酬少得可怜。此前他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近4万字的书仅拿到600元稿费，合同续签时，他要求每千字增加1元“以示尊重”却遭毁约，译稿被人稍加“改写”就堂而皇之地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朋友》自90年代合同过期后也未续版权。“一个翻译每天顶多译二十行诗歌，按千字70元计算，稿费仅几十元。我是教学、研究之余爱好翻译，如果是专业人员，如何能体面生活？”一有机会，王智量就呼吁重视翻译、尊重翻译。

与外孙女相处时光

王智量和老伴以及15岁的外孙女一起挤在华中师范大学一村一套使用面积40多平方米的老公寓里，这是30多年前他分到的房子。公寓一共有三间房，每一间空间都很有限，最大的那间是三个人的卧室，另外一间是书房，还有一间是小外孙女的学习空间兼王智量的会客室。房子里的大多数地方都和会客室一样，每条走道都很难容下两个平行站立的人。

王智量喜欢称已经比他高半个头的外孙女为“小家伙”。13年前王智量从美国回上海市，看到家里有个两岁的小丫头抱着桌腿望着自己。再婚的老伴告诉他，自己和前夫生的女儿离婚了，夫妻两个谁都不肯要这个孩子。“我听了好难过，我说：我要！就这么养到现在。”

他给外孙女买的手机、电脑都是来自电视购物，但质量都不好，没用多久就会出问题。“我们老太婆也是，她跟我说电视购物上的蜂蜜不错，两斤798块钱，说是新西兰的。我吃起来和中原地区40块一斤的差不多。昨天她还跟我说，电视上说买一件上衣150块钱送一条皮带。我说，千万不要上当了。老是人家打个电话说什么东西好，你要不要？我就要了。”

户口轶事

智量先生及全家人都认为希望渺茫，因为当时上海户口已被严格控制，何况还处于全国大精简和大疏散之际，更何况他当时还顶着右派帽子。果然，几天后，陈警官上门告知，上级不同意他报进户口。见智量先生的母亲和孩子哭成一团，陈警官说，再想想办法吧。他极为细致地了解智量先生在甘肃省当地的情况，包括他与同事间的关系。当得知他所在单位的韩总编对他态度和蔼时，便建议他直接给韩写信，要求出具一份他与原单位已完全脱离关系的证明。但智量先生不愿再与那个单位打交道，更不愿再因此而失去尊严。陈警官见状，就不断开导他，帮助出谋划策。最终，他怀着许多的恐惧发出了信。没想到，韩总编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在人事员充满恶意的“证明”发出后，追加了他亲自撰写的实事求是的证明书。正是因为陈警官的开导和“指路”，以及大家不懈的努力，智量先生最后得以报进上海市的户籍。

智量先生说起陈警官仍是满怀敬意。他心有戚戚地说，陈警官已经去世，他很想再对他说一声感谢。与我同去的王琪是一位既有爱心又富有教学经验的中学物理教师，他说，我想传承这份珍贵的感情，如果陈警官后人的孩子在学习上需要帮助，我一定尽心辅导。智量先生听后满脸笑容，一迭声地说好。体察到智量先生感恩的心情，我明白了，只有当一个人心怀感恩的时候，他才会笑得如此灿烂，才会从过去的苦难中提炼和萃取幸福，从而让生活真正归于平静。

淡泊最幸福

虽然家住四楼，但智量先生常下楼散步。他仍像孩子一样，央求吴妹娟老师出门去超市或菜场时带上他。跟在妻子后面，他满是欢欣，一脸幸福。他“抱怨”说，最近因为吴老师受了伤，出门不方便而不带他了。他希望吴老师早早好起来，能继续带上他外出。吴老师边笑着说“哪有不带上他的”，边扳着手指述说近期与智量先生一起外出散步、看戏、听音乐会的次数。当然了，智量先生上《朗读者》节目，也是她陪同去的。

文革时期

话音字句，音容宛在，王智量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王智量流出热泪，伏在桌上痛哭了一场。哭过之后，他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箱，取出了本来不敢带的那本已经被他翻烂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单行本和已经译出的稿子，把它们塞进行李中。第二天，王智量被带到河北省建屏县（现为平山县）劳动改造，分配在西柏坡村附近的小米峪村，落户在老党员王良大伯家中，和其子海兵同睡在驴圈旁的一张土炕上。

那段时期，王智量每天不管干什么农活，总是一边干、一边心里默默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无论是蓝天白云，还是阴云密布，他总是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四音押韵规律，然后再一句句地把原诗，按照他预先定下的方法和原则，在心中翻译成中文。伴着脚下的节奏，一句句诗文就这样均匀起伏地流淌出来。

待到晚上，等海兵弟弟睡着了，王智量不是在煤油灯下，继续细读一节节《叶甫盖尼·奥涅金》，心中琢磨着如何翻译，就是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包装纸、卫生纸和一片片香烟盒上。

就这样，珍惜分秒，几乎一天都没有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