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2:41
长篇小说《癌症楼》是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很大程度上是索尔仁尼琴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主人公有着作者的影子。小说叙述了患癌症的永久流放犯科斯托格洛托夫及病房里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命运和经历，是一部以人道主义为武器沉痛书写劳改、流放生活，逼真再现生活现实的小说，关注小人物，批判现实，是对人民性与人道主义传统的延续。
《癌症楼》是一部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作品，同时又是剖析社会“毒瘤” 、反思时代和历史的作品。
1968年5月，瑞士苏黎世出版俄文版《癌症楼》。
长篇小说《癌症楼》分为2部36章。小说以体制内官员鲁萨诺夫住院开始，通过另一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与医院体制的矛盾来推动情节发展，进而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癌症楼的生活画卷。
癌症楼的窗户上装有铁栅栏，一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癌症楼的制度严格且强制：院方按时为病人提供定量分配的食品，病人无权知道自己的治疗方案，他们的储物柜被定时检查，他们也不能随意外出或散步；医生和病人从不共享信息，但医生和病人都不得不面对异常拥挤的工作室、病房和楼道。
病房本应安装广播，它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却不停地播送“非要你了解的新闻和非要你欣赏的音乐”；在楼梯平台上挂起一幅标语“病员们。不要互相谈论你们的疾病。”，红布白字，非常显眼。
苏德战争使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失去了亲人，他当兵上过前线，侥幸保全了性命，但在上大学时因与同伴议论政治而被捕判刑，并遭“永久流放”，他的女友则在流放地遭到强暴而顺从地活了下来，那不顺从的则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医院护理员伊丽莎白一家在政治大清洗期间遭到逮捕，女儿死在了流放地，丈夫则仍关押在劳改营中。医生薇拉的哥哥也是在那期间被捕的，母亲经受不住打击而去世，而薇拉的恋人则在此后的战争中牺牲，在她因救死扶伤而获得的快乐之中。
科斯托格洛托夫经过20多年的军队、劳改营、流放地的生活后，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接受放射治疗后，他的病情渐渐好转。但是，下一个疗程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性能力。
鲁萨诺夫是一个在“大清洗”中靠诬陷、迫害他人而步步高升的既得利益者。当他通过关系到莫斯科治病没有成功，而且不得不作为一般病人住普通病房时，鲁萨诺夫感到莫大的委屈，对下属、病友、甚至医生都颐指气使，要求医生给他诊断为“淋巴瘤”，否认他自己患有癌症。
焦姆卡患了骨癌，叶夫列姆患了舌癌，普罗什卡患了心肌癌，年仅17岁的阿霞患了乳癌；甚至为此类病人服务多年，在这一领域从事过深入研究的医生董佐娃最后也患了癌症。在名册上他们很少看到不治而亡者，那是因为重症患者大多都在治疗无效时离开了医院。生性好动而迷恋上列夫·托尔斯泰生命学说的叶夫列姆，在离开癌症楼时满怀生的喜悦，但不久便离开人世。天真朴实的普罗什卡，在被告知可以出院时喜出望外，带着一纸写有拉丁文“无法手术” 、而他自己毫不知情的通知单高兴地走出病房，走向了死亡。甚至狡猾多疑的鲁萨诺夫眼看着脖子上已缩小的肿瘤，也兴奋地与家人回家团聚，但医生对他的诊断是“不知能否靠自己的抵抗力坚持过一个月” 。
病人在医院中被强制接受治疗，权力中心则抱着拯救生命的绝对真理掌握所有的资源，以医生为工具，对病人的肉体和精神加以控制。
1945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王国作战前线被捕，原因是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写了对领袖约瑟夫·斯大林不敬的言论，在劳改营服苦役8年。
1949年，索尔仁尼琴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族斯坦，1956年获得人身自由，1957年被彻底平反。
1952年2月，当时在劳改营的索尔仁尼琴动了一次手术，劳改营医院的外科医生为他切除了腹股沟的一个肿瘤，因没有进行进一步治疗，1953年秋，癌症转移到胃部，他只得再次入院动手术。命运的打击能摧毁的只是弱者的意志，而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这个坚强的俄罗斯人带来的却是双重丰收。他不仅战胜了死神，而且以住院治疗期间的见闻感受为基础，为创作《癌病房》打基础。
《癌症楼》作品构思缘起于1955年，索尔仁尼琴的个人生活史和政治际遇构成了小说的题材来源，但显然，作者的深入思考升华了小说的选题。
1957年，终于宣布索尔仁尼琴“无犯罪事实”，他被恢复名誉，解除流放。索尔仁尼琴到达妻子居住的梁赞市，在中学担任数学、天文课教师，同时偷偷写作。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他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替千百万蒙冤受难者建立一座纪念碑。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作者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击了肃反扩大化以及此前此后一次次清洗对人心灵的损害。
《癌症楼》写作开始于1963年。1965年作者的居所曾被查抄，18年辛勤写作的书稿付之东流了。索尔仁尼琴为此消沉了很久。
《癌症楼》小说在正式的公开发表之前，索尔仁尼琴在不同的场合朗读过文本内容，这样构成了虽然作品没有正式发表，但却广为人知故事内容的事实。1963年，《新世界》主编试图将《癌症楼》改名为《病人和医生》，被作者拒绝。
1966年6月《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也讨论过这部书稿的第一部的主要内容。为此书能够顺利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作出姿态，还准备了备用的书名《林荫路端的病房大楼》。但小说的刊发却一波三折，最终没有发表。
1967年索尔仁尼琴开始写作该书的第二部。与此同时，有五家出版社拒绝发表小说其中的一章《治病的权利》。
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的创作过程中，当时的苏联文坛正酝酿着重大的思想解放的前奏。有关“战争的历史面目”、“革命暴力与人道主义”、“历史理想与道德的公正”的争论体现在现当代所有大作家的写作思考中。
1967年9月，《新世界》杂志编辑部讨论《癌症楼》出刊，莫斯科作家协会组织作家们参加讨论。与会作家们认为，“不印制《癌症楼》是一种耻辱。”1967年年底，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了长篇小说《癌症楼》的摘要。
科斯托格洛托夫
小说中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队里呆过7年，又在劳改营里呆过7年，之后在流放地度日。就在这时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经X光照射他病情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在他看来“太残酷了”，于是愤而选择反抗。
科斯托格洛托夫算是一个不幸的人，本来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大学生，却由于言语之失而使自己的命运发生了逆转，遭到流放，劳改，并多次在癌症的威胁下几乎走到生命的绝境。但是也正因为他的这些经历而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人可以在自己的肉体还没有死亡的时候跨过死亡线。体内尽管还保持着某种血液循环和食物消化过程，但是心理上已经做好了死亡的一切准备，甚至感受到死亡的滋味。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仿佛是从棺材里看到的。虽然你不把自己算作基督教徒，有时甚至相反，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宽恕了所有欺侮过你的人，就连对迫害过你的人也已无仇恨。对你来说，任何事和任何人都已经无所谓了，你不想去纠正什么，什么也不会使你觉得遗憾。”多次走在死亡的边缘，对死亡有着真切的感受。当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没有恐惧，没有仇恨，平和地面对上帝，仿佛已经超越了死亡。
从学生时代被抓捕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就一直在别人的监视下生活，他的命运如同一粒沙子，无法自己掌控，直到垂死时来到医院才算是相对自由的地方。因此他对微嘉给他注射人造雌酚非常不满，因为这会使他丧失男人的功能，而与卓娅和微嘉的交往，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在病情似乎有很大好转但并没有彻底痊愈的时候，他强烈要求出院。“尝够了幻想破灭的滋味，做够了获释回家的美梦，最后，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捷列克，那是他心爱的地方。”虽然是流放地，但是在那里没有监视，没有强迫劳动，他可以盖上几间自己的房子，甚至还可以娶一个当地的女人。虽然是很普通，很贫穷的生活，但对他来说，却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如同家乡一样。实际上，科斯托格洛托夫虽然能坦然面对死亡，但他并非没有对于生的留恋，生的渴望，反而对生活有着更热切的期盼。也因为经历太多的苦难，使他对社会生活有着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在病房里，他是一个让鲁萨诺夫特别厌恶的人，因为这个人总是不合时宜地散发“反党反国家”的言论。他鼓动人们对于“人靠什么活着”的思考，让人怀疑“集体”的作用，处处与他针锋相对。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房里唯一理解舒卢宾的人，虽然两个人的选择不同，遭遇不同，但对当时的现实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
鲁萨诺夫靠捏造事实、告密、诬陷爬到了领导地位。他得了癌症，也住进了癌病房。以他的精神特征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的存在并飞黄腾达就是国家得病的症状，不对这样的邪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国家就没有好起来的希望。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这位昔日的高官，“国家的宝贵干部”，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和睦的模范家庭，井然有序的生活，无可挑剔的住宅，然而癌症使他与这一切隔绝了。无论他之前有过怎样优越的令他满意的生活，但是在癌症面前，在死亡面前，它们都将与他无关，他所拥有的不再是外在的物质世界，而只能面对自己的内心。他害怕癌症，恐惧死亡。鲁萨诺夫一进医院，就向医生反复求证，“我这并不是癌，对吧？大夫。”
鲁萨诺夫一方面害怕自己得了癌，不敢确认自己得的是癌症；另一方面又觉得脖子上的肿瘤无时不刻都在增长，随时会要了他的命。从家出门时他照了镜子，到医院换完衣服时他又照镜子，一会的功夫，他就觉得肿瘤仿佛长大了不少。到医院以后，医生18小时没有来看他，他提心吊胆，谴责他们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但柳德米拉真要他出院时，他又不愿意，因为他害怕短时间内找不到更好的医院，就算找到了，转过去也需要时间，他觉得自己的病耽误不起。癌症就像一把利剑，把这个平日看似刚强的人一下子击倒在地。
他难以忍受祖国百姓的庸常生活。在医院里面，鲁萨诺夫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千方百计找关系，给莫斯科打电话，给他认识的高官打电话，期望得到特殊的照顾。
但医院实在人满为患，很多的病人在过道过夜，鲁萨诺夫的愿望难以实现。身为国家的“宝贵干部”，他无法容忍民众的贫穷与不懂规矩，他极端厌弃他们的穿着打扮，他们的行为习惯。他对医院的破败和医务人员的怠慢也感到十分的沮丧，觉得医院也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实际上，鲁萨诺夫的挑剔与不满是在与他日常生活的对比中形成的。他平常养尊处优，任何时候都会得到特殊优待，但是在癌症楼这一特殊的环境里，他和普通民众没有区别，他难以忍受这一处境。
他不敢回忆，无法面对过去。鲁萨诺夫是不会愿意回忆过去的，不会愿意回忆他真实的过去的，因为他的发家史就是一部陷害告密史。这个外表刚强，志得意满的国家干部，在梦境里，却感到无比恐惧。他梦见罗季切夫回来了，这个昔日的同事，当年为了两间房子，他告密陷害他，以致他坐了10多年的牢。现在他回来了，依然年轻力壮，挥舞着拳头，马上就会出现在他面前，鲁萨诺夫无处可逃。随着药力的加强，梦境与现实他渐渐分不清楚，陷害工友，告发同事，迫使别人自杀等等，那些往事一一出现在他的脑海，死去的人仿佛一直跟在自己的身后追着自己跑，醒来以后常常是大汗淋漓，担心医务人员给自己喝的药是不是有毒。这个昔日的恶人虽然在外面的世界志得意满，在癌症楼里却逃不过自己内心的审判。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有一定的文化，能读懂法文书，原来生活在一个教富裕的家庭里。她见过许多家庭被无端的抢掠，街道上的邻居以各种理由被带走，当时她心想的是这种事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家里，但不幸的是她并没有幸免。多年以后，30多岁的她在医院里做着护工的工作，看起来己经50多岁了，这时她才明白，是许多像她一样的人的不作为，才造就那么多人悲惨遭遇。
舒卢宾
舒卢宾就是农业科学院毕业的，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战，也没有被清洗、流放，看上去他就是那个时代逃过各种不幸的少数的百分之几的人之一。他在肛门侧面开一个排泄孔，以后排泄将不受控制。这种病让他特别的抬不起头来。
但让他抬不起头的不止如此。“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为了妻子，为了孩子，也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被逼着选择沉默，选择站到批判的大众中去。到最后，妻子死了，孩子们跟他划清界线了，自己的躯体变成了一只异袋，他必须长久地忍受这种生活。“熬过一切，活下去。”这是一种信念。其实活下去，对他来说是相当艰难的，背负着灵魂的枷锁，始终没有解脱的一天。
艾哈迈占
艾哈迈占，这个平日里看起来和气礼貌的小老头，你绝对想不出来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上边谁掌权
——与我没关系，我宣过誓，所以也就是执行任务。”高喊着应该让那些偷懒的流放犯人吃大粪。“绝不是开什么玩笑，他们可不是人。他们根本不是人。”他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到部队后被派往寒冷的地方看守流放犯人，就变成了这样，要知道他自己完全也可能是那些犯人中的一员，只是命运不同而已。科斯托格洛托夫只是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就成为了阶下囚，而他却成为当局政策的和措施的执行者。他为自己能成为当权者的工具而感到骄傲，丝毫没有思考自己真正做的是什么，没有一点同情心，甚至可以说是泯灭人性。正是因为他是普通士兵中的一员，他的内心的毫无自我意识才显得更加的可怕。即使在癌症到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反省过自己的行为。
费得拉乌
费得拉乌是日耳曼人，原先是共产党员，仅仅因为民族的关系没收党证，遭到流放。即使在流放地，他也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苦活，累活，有危险的活他一直冲在前头。对于党的政策和措施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己所遭受的无妄之灾也不抱怨，向一个木头一样，相信集体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在医院里，他表现得阴郁，不爱说话，但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他仍然相信自己的所有遭遇都是出于“国家的需要”。
董佐娃
董佐娃是医院放射科的主任。她不求名利，不追求学位的荣誉，几乎把大半辈子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医疗事业，在医院中人们尊称她为“妈妈”。在这里，她具有了圣母的形象。
瓦季姆
瓦季姆这位毕业于大学地质学专业的好学者，在小说中很多时候他都在看书、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在求知的险峰上登攀。
普罗什卡
普罗什卡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的代表，在医院里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于他的描写，小说中没有太多的笔墨，但即使是寥寥几笔已足以让人感到他身上可敬的道德规范——勤劳。
《癌病房》的主题思想：“俄罗斯的良心”——在苦难中重塑人类价值。
弥赛亚意识
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这主要来源于东正教的影响。“弥赛亚”一词为古犹太语，原意指“膏油”，后来指受膏者。一个人头上被涂上了膏油，就成了被上帝选中的人，负有特殊的使命。俄罗斯的弥赛亚观念来自于他们的“神圣俄罗斯”观念，这种观念在莫斯科获“第三罗马”之称时就产生了。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普及天下，舍我其谁”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普世主义情怀，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关于真理，关于正义，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无法在“可耻的无所事事中保持沉默，啃着被赤贫的眼泪浸透的面包，驯服地戴着奴隶的枷锁”。
索尔仁尼琴没法忘怀那些在监狱里的岁月，更不可能忘怀那些和他一样经历的难友。尽管发表自己的作品是危险的，但他说，为了爆炸这一颗文学炸弹，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这不仅仅是他一生的作品，而是成千上万牺牲者的梦想，那些在劳改营简陋住屋地板上没有来得及诉说完自己的心曲而不幸死去的人的梦想。
绝处逢生之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认为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那些在监狱里不幸死去的人。他有责任告诉后来的人们，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但文学的任务不仅仅是告诉他们所希望知道的真实情况，而应该揭示更永恒和普遍的法则。索尔仁尼琴在苦难书写时展现出来的人的尊严与勇气、正直与坚初、美好和善良、以及对暴力和谎言的激烈批判更给人以撼动人心的崇高美，使人获得战胜苦难的力量。
索尔仁尼琴书写苦难曾被认为是揭露约瑟夫·斯大林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罪恶，敌视社会主义制度。但在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心中，国家和政权是两个概念。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对于苦难的书写正是由于他对于国家命运的热切关注，爱之深，才会责之切。索尔仁尼琴冒着生命的危险，保存、传播自己的作品，不是为了泄一己之愤，也不仅仅是为了那些不为人知的死去的难友，而披露和痛斥现实的种种丑恶，更希望以文学的方式告诫人们，引起疗救的注意。
索尔仁尼琴曾说，沉迷于历史是一只眼睛失明；而忘记历史，则是两只眼睛都失明。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正视民族的苦难，反思这些苦难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在以后的旅途中重蹈覆辙。遗忘是人类的大敌，它使人们重新去犯错误，一遍一遍重尝苦难的滋味，所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不能忘怀历史，不能袖手旁观。索尔仁尼琴他和写作有一种神圣的关系，他是在履行某种义务。而这种义务，就是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索尔仁尼琴通过他的作品，想要留给后世“记住疼”的习惯，这是一种真正的忧患意识。
苦难中寻求救赎
索尔仁尼琴书写苦难，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苦难、揭露事实，而是在对苦难的书写中表达自己的体会与思考。苦难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成绩。目的是上帝之中的至福极乐，但是，通向这个目的的道路是苦难的道路。成绩在于努力战胜苦难的根源即战胜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体验苦难，在苦难中沉思，从苦难中寻求精神与灵魂的救赎。
独立的人格和意识：在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才思考人是靠什么活着，恐怕已经为时已晚，不过癌症楼里的一些人确实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思考的这个问题。有人说靠水、空气、食物；靠工资，给养；靠思想信仰等等，这些固然都对，但是当癌症扼住人们的咽喉的时候，这些回答就没有意义了。作品中，叶夫列姆一直生活得顺风如意，金钱与美女从来都不缺，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却感到了迷惑，这些都并不能延续他的生命。鲁萨诺夫拥有在外人看来富足体面的生活，但是他却活在恐惧之中，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人靠什么活着。
即使是一些在常人看来有道德的人，如费得拉乌，在工作中总是冲在最前头，在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时时刻刻以党员的要求对待自己，对自己因民族问题而遭受的流放也不抱怨，作者对他表示的也只有同情，或者说可怜。对焦姆卡这样积极上进，渴望自力更生，报效祖国的青年，科斯托格洛托夫却对他说“读书不能增添智慧”，不禁要向鲁萨诺夫一样惊问：这是在灌输什么思想。实际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正在向读者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活着，不仅仅是靠道德，也不仅是靠知识，而首先应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能思考的人。
艾克曼除了一心地向上爬之外，的确没有其他任何动机，然而正是这种平庸和肤浅，才是它的最邪恶之处。他无意识地接受统治者的命令，完全按照法规办事，尽忠职守，并因此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带来的一切道德责任。这和《癌症楼》中的艾哈迈占如出一辙，这是索尔仁尼琴所深恶痛绝的。所以，在《癌症楼》里，唯一能与科斯托格洛托夫相互理解和交流的只有舒卢宾，在他的眼里，舒卢宾是一只被剪去羽毛，不能飞翔的大鸟。这是苏联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们的痛苦，来自于自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来自于暴力之下的被迫沉默和说谎，他们因为自己的独立清醒的意识正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说的“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
对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对人靠什么活着的回答。不仅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层面上，也不仅仅是道德的完善，在那个时代，索尔仁尼琴更强调独立的思想和批判意识。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提到他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对个体的尊重，而这在极权时代的苏联，却是被抹杀得最为严重的。
极权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人民对于权利的绝对服从，消解个体性，使之成为“失语的灵魂”。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无条件的服从，任意剥夺个体的权利，稍有迟疑便被处以重罚，因而不敢有人反抗。任何具有独立道德判断力的思想，即使产生了，也只能偷偷地存在于个人的隐私领域中，一旦公开，必然给思想者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个人的道德选择己经不是你是否辨别是非，是否说真话的问题，而是你能否公开表示独立判断，能否说真话的问题。实际上，不管是费得拉乌，瓦季姆，焦姆卡，还是鲁萨诺夫自己也好，都早已没有独立的意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独立的人格和个性甚至比生命更为重要。科斯托格洛托夫历经了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却仍然桀骜不顺，坚初正直。
象征隐喻
《癌病房》作品包含着象征和隐喻。癌症病人所居住的是第13号楼，而在西方的习俗中“13”是个不祥的数字，而癌症更是一种邪恶力量的代表。住院的病人来自各行各业，因而小小的病房就成为苏联社会的缩影。小说通过医务人员和病人的种种经历、遭遇，描绘出20世纪30—40年代苏联社会生活的一幅阴郁的悲剧图景。其实作者想告诉人们，个人崇拜等不健康的现象就是苏联社会机体中的癌细胞，它对社会的危害同样是致命的。作者通过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来暗示自己的道德观和人生观，那就是：永恒的感情、希腊哲学家的智慧和基督教教义，只有爱和真正的道德感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真实的感受，完成了常人所不能完成的他的人生艺术体验。
病房意象
病房的空间意象：病房既是权力进一步作用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反抗得以表达的空间。病房虽小，但社会等级结构严整：除了特权人物鲁萨诺夫和流放者科斯托格洛托夫外，还有工人、年轻人以及少数民族等。病房中的等级结构既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人与人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和情感），又在不断地反抗着现实制度（例如奥列格对医院制度的质疑）。
病房代表了个体对权力规训的一种反抗：没有人评判对错，不同的话语透露了人物的不同身份和性格，他们的观点在这里交流碰撞，创造了一个远离广播和标语的独特空间。社会空间不断地被社会关系生产出来，它又不断地生产出社会关系。这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个体在反抗权力空间的同时，也生产了知识、话语和行动，并创造了新的空间，这印证了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它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同时在辩证互动中改造空间。
楼外意象
除癌症楼之外，散步小径与流放地也同样值得重视。这两个空间与癌症楼无所不在的权力控制形成鲜明对比，象征着对中心的逃离和反抗。比较文本中形容不同空间的语言，可以看出作者对小径和流放地的描绘更有人情味，这说明空间类型不仅是纯粹地理意义的划分，也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个不自由的个体，但他的不自由并非来自癌症，而是医院。医院剥夺了他的许多自由：散步、独处、仰望星空、休息甚至同女人谈话的权利，当然最重要的是了解和决定自己治疗方案的权利。而这些他可以在楼外小径中幻想，可以在想象中的、偏远的流放地无人干涉地获得。楼内与楼外的对比实则是不自由与自由的对比，受控制与不受控制的对比。如果把前者看作主人公不得不处于的社会空间，那么后者就是自由的想象和精神空间。
从空间比较上来看，散步的小径相对于癌症楼是边缘化的，流放地相对于整个国家更是边缘化的。中心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还是一个意识空间，对中心的关注往往是以漠视边缘为前提的。但作者在文本中却赋予边缘更多的关注和美好的愿景，它象征着对“中心”的挑战。作者在文本中不断构建边缘空间来表达对中心权力的反抗，在对流放地的描写中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极度边缘化的地方也是最为自由的地方，虽然绝对的个体自由是不存在的，但作者在这里赋予后两种空间完全自由的意义。如果说癌症楼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空间，那么散步小径和流放地就是游离于此的另一种空间。文本在揭示强大的社会权力空间的同时，也在提示着微茫的自由与希望空间。
《癌症楼》描绘了以癌症楼为中心的权力控制体系，医生和病人不仅服从宏观结构的控制（行动路径和生命轨迹被固定于癌症楼），更受到微观空间中“米歇尔·福柯式”的权力制约（病房设置、管理制度、标语广播等的规训作用），这一控制体系同时也被象征性的反抗空间所挑战（病房中的质疑，楼外小径的美好想象）。文本中的空间意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文化地理课题。
在传统研究中，文本往往被视为虚构的或过于主观的，但通过《癌症楼》的文本解构可以看到，文本中的虚拟空间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病人在医院中被强制接受治疗，权力中心则抱着拯救生命的绝对真理掌握所有的资源，以医生为工具，对病人的肉体和精神加以控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想表达的是一种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社会权力的批判。空间是这种权力游戏的工具，但它同时也规定、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作用过程。正是这多种空间构成了一个“异托邦”——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文明都存在着这样的空间，一方面它与现实场所并存，另一方面又与现实场所相抗辩，不断地重复表象、解释甚至颠覆它。
以《癌症楼》的小而特殊的空间见极权主义这个大而一般的空间，各个阶层的人物化约为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和引人入胜的故事，从而进行了更生动、具体的呈现和表达。
人物叙述
“癌变”的体现：文本里的许多人都具有其高贵的一面，将他们的行为做一种道德的解释，会自然地发现他们的崇高。然而这些有着高尚道德的人在特殊的环境“癌症楼”里都成了一群得了癌症的人，道德“癌变”了。
1、道德的癌变首先表现在道德个体在集权压制下的病态生存，呈现出了病态的道德个体，这在小说中多有体现。
高级干部鲁萨洛夫，年轻时靠着出卖别人而走向高层，到了医院里几乎和所有的人都发生过口角。在小说里他几乎完全是集权政治的代表。小说以他进医院拉开了序幕，这也预示着道德“癌变”的体现是围绕着他展开的，他是道德“癌变”根源之一的形象代表。他刚一进到医院就开始抱怨医院的环境，抱怨医生，而且通过院长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特权。这在一开始就把人的等级层次分开了，集权代表利用政治权利压制了崇高的敬业道德。于是本应该是给人生命力的医院成了死气沉沉的“癌症楼”，院长也成了权力腐蚀下的蛀虫，医生在压制下工作，“救人”的职业从侧面上看和“杀人”齐名。在集权的控制下敬业这一道德“癌变”了。
鲁萨洛夫是政府的高级干部，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年青人，本来“民族利益”这个共同的目标是足以让两人走到一起，可是在压制和反压制的关系下，两人对抗了。在集权的压制下，作为爱国精神道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呈现出了不道德的行为，道德不再是完整的道德，它“癌变”了。
如果说道德在集权压制下癌变了显得可怜，那么道德在压制和恐怖的气息里，不自觉的互相对抗起来，战友变成了敌人则更叫人可悲。在“癌症楼”的气息里，原本高尚的两个个体也疯狂的走向了不自觉的对抗。这充分地表现在了医生要给病人输血以帮助治疗，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死活不愿输血这件事情上。在这里，病人和医生之间，两个原本同为战友，同为受害者的个体对抗了，道德“癌变”了。
2、在癌症楼里，癌变了的道德不和谐的对抗不仅仅反映在个体与个体的斗争之上，还反映在个体内部的对抗上，如文本中董佐娃和科斯托格洛托夫。
医生董佐娃是敬业的典范，她用射线给病人治疗，射线给人造成的危害巨大。工作给她带来的是内心的罪恶感。在她的内心里，自身的对抗无时不吞噬着自己的生命，崇高与罪恶化成了苦难的泪水将董佐娃淹死，最后她得癌症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个博学的学者，他教焦姆卡读书，诲人不倦，显得大度和蔼，但他又认为自己的血一点也不给别人，和人交往有时也那么的粗暴无礼，这时他似乎又是那么吝啬粗暴。战场上，面对千军万马他不怕牺牲，而验血时他又宁愿忍受女医生蔑视的眼神，变得如此胆小，这些方面的比较，他似乎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而分裂的背后是内心个体的自我不和谐和对抗。
在癌症楼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崇高的道德得了癌症，不再完全是崇高，变成了苦难，道德得了“癌症”，成了“癌变”的道德。
《癌症楼》是一部空间意象复杂的伟大作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善于通过压缩的空间和时间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社会关系与环境、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实质。
——叶超（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癌症楼》小说尽管是写实的，但又如此隽永到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关于人性和精神的寓言。表面看来，作者写的“国家之癌”是指类似于“古拉格群岛”这样的苏联式集中营，但从更深层看，其实是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带给人们的精神奴役，这种奴役的病菌已经疯狂地在人间传播。这个得了病的国家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制正使人麻木，自由在不知不觉消失，人们并没有察觉，还在兴高采烈地接受奴役，思想上也甘愿接受国家为了所谓最高利益灌输给个人的种种谎言。《癌症楼》中的鲁萨诺夫就是这样的典型。
——齐宏伟（南京大学，副教授）
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这正是前苏联时期各种黑暗帝国的成因。任意剥夺个体权利的冲动形成了人类机体之癌。小说中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发现了社会的病症和人们灵魂的癌细胞——对于个体性的蔑视、压制、消解。无论是官僚主义，还是个人崇拜情结，实际上都是对无数个体独立品格的蔑视、压制、消解。这种意义上的癌症是反个体综合症。当它爆发时，人们会以集体、理念、正义的名义为自己进行合法性授权，理直气壮地剥夺他人的个体性，并因此体验神圣之感。小说中的癌症楼是个体性泯灭之所。它被命名为13号楼，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倘若《旧约圣经》中的13代表使徒对耶稣的背叛，那么，癌症楼就象征着对人类的背叛。人类是个体的复合体，剥夺人的个体性就是背叛人类。这是个素朴的真理，但人类为了认识它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凤凰网
小说《癌病房》主人公的癌病，也是作家心中的癌患——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也可视作整个国家的患处、弊病。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活了，没有因癌患死去，这正是作家的期望。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希望医好的，不仅是人的癌病，更是国家的病患。
文学史上以苦难为线索的小说很多，大都是对物质和肉体的描写，但直击专制根源和在这种根源下人的灵魂曲变，并置身于这种狂热的环境而真言写作的人非常罕见。《癌症楼》致力于剖析灾难发生的病理学根源。该小说有着俄罗斯艺术特有的厚重感和索氏的“复调”式叙述，即使对非俄罗斯世界来说，也以其对时代的发人深省的启示而具有同等强烈的吸引力和震撼力。
——21cn网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竟没有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用在斯大林主义上，或者别的东西上。主题显而易见是关于癌症的。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俄罗斯作家，二战时的苏联炮兵连长，因勇敢获得二枚勋章，1945年因通信中不敬被流放哈萨克8年，此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作品的主题。他1962年出版反映集中营生活的作品，被吸收进作协，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随后获得1970年诺贝尔奖，随后因出版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国，到美国后毫不留情地批评自由主义，苏联解体后又大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毁了俄罗斯，立场让左右两派都无法相处。他死后，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作品有：《第一圈》、《古拉格群岛》、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辽娜的房子》、《克切列托夫卡车站事件》、《为了事业的利益》、《右手》等。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豆瓣读书.2023-11-07
癌症楼.豆瓣读书.2023-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