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4 19:12
日耳曼人（Germanic people或者Germani）是在公元前后一千年分布在欧洲的一个民族集团，其分支多达20多个支系。他们最早出现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以狩猎、畜牧为主要生活来源，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游牧生活并不断迁徙。古日耳曼人不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而是各自独立的部族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首领，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在纪元初，日耳曼人的总人口估计有600多万。日耳曼语是日耳曼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分为四个支系：东日耳曼语、西日耳曼语、北日耳曼语以及南方日耳曼语。古日耳曼人在当时没有可以真正记录历史的文字，直到公元7至8世纪时使用的是卢恩字母(Runen)。由于古日耳曼人有很多分支，因此古日耳曼的卢恩字母也并不统一。在中世纪，拉丁语因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而得以维继。公元8世纪，法国卡罗琳王朝时期，为了适应流畅快速的书写需要，产生了卡罗琳小写字体，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使用。直到17世纪末，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和南欧的政府文件，还是以拉丁文为主。
公元前1000年起，日耳曼人在多瑙河以北、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南、莱茵河以东、维斯瓦尔河以西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日耳曼人逐渐扩散到多瑙河、 莱茵河、维斯拉河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不断向南推进， 与凯尔特人和罗马人发生冲突。大部分日耳曼人在公元一二世纪定居下来，成为罗马帝国的北方邻居。条顿堡森林战役的失败使得罗马占领日耳曼地区的脚步停滞不前。在安托尼努斯·比乌斯统治时期，罗马将其边境进一步向日耳曼地区推进。公元167年马克曼战争爆发，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领导的军事行动征服了入侵的日耳曼人，但180年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死后，他的儿子科莫德斯恢复了过去的防卫性战略，与日耳曼人修和。从三世纪左右起，日耳曼人部落开始结成部落联盟。其中较大的部落联盟有法兰克、东哥特、西哥特王国、苏维汇、汪达尔、盎格鲁·撒克逊和伦巴德等等。在公元376-568年间，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境内大规模迁徙，形成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运动。公元568年，伦巴德人建立伦巴德王国被认为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最后一幕。在此期间，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也逐渐升级。在公元376年，西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人选择向罗马帝国求救，以躲避匈人的威胁。罗马帝国同意他们的请求，让他们渡过多瑙河，并在罗马边境行省定居。然而，西哥特式建筑人后来因不堪罗马税务官员的压榨而起义。在378年的亚得里亚堡战役中，罗马皇帝瓦伦斯遭遇惨败，这场战役加速了罗马帝国衰亡。而东哥特人在410年攻陷了罗马古城。日耳曼人在原有西罗马帝国版图上建立诸多小国，包括西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法兰克王国、勃艮第王国、东哥特王国、伦巴底王国等。约公元370年，汪达尔人等日耳曼部落与阿兰人汇合后向西迁徙入侵高卢。公元409年，这两个民族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作为西罗马帝国的同盟者，汪达尔人占据西北部和南部，阿兰人占据了西部。公元435年，阿兰国王盖萨里克占领了迦太基，从此建立汪达尔-阿兰王国，成为海上强国。五世纪中叶，朱特人、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这是三支日耳曼(条顿)部落）不断入侵英国。朱特人首先抵达不列颠，随后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也相继来到不列颠。在6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已经先后征服了勃艮第、图林根州、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公国的各日耳曼部落，成为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根据《凡尔登条约》条约，加洛林帝国一分为三。西法兰克王国逐渐演变为近代的法国。中法兰克王国则逐渐演变为近代的意大利。东法兰克王国于公元962年改称为“神圣罗马”，即德意志第一帝国，最终演变为近代的德国。11世纪，西法兰克人开始与高卢的原住民罗马凯尔特人相融合，形成了法兰西民族。与此同时，东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斯瓦比亚人和撒克逊人开始归并为德意志民族。这两个民族的构建过程漫长而艰巨，而且由于民族性的衡量标准一直在变化，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
在文明成长过程中，日耳曼人不但延展着自身族群谱系的原生要素，更受到罗马时代残留的隶农制、大地产制的影响，并在后来吸收了罗马法等因素，精神上皈依并信奉基督教，还创造了一系列新事物诸如采邑封建制、封建等级制、庄园制等。日耳曼法是西方传统法律的重要基础，与罗马法、教会法一起构成了近代西方法律的三大渊源。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被日耳曼酋长废黜，标志着其结束，并且拉开了中世纪的序幕。查理大帝执行基督教化的国策后，使得西欧的基督教发展更为顺利，基督教教会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日耳曼人独特的妇女情结对中世纪乃至近代欧洲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欧洲文明。而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耳曼种族要主宰世界的理论，给欧洲和世界的成百万的人们带来了灾难性的毁灭。
“日耳曼人”一词并非日耳曼人的自称。日耳曼人的许多部族虽各有自己的名称，但因他们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联合的组织，所以也始终没有一个总称。
皮提亚斯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航海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旅行记提供了关于日耳曼人最早的确切材料，他记录了居住在琥珀海岸的古顿人和条顿人。弥伦霍夫认为古顿人可能是从条顿人一词错写而来的。古典作家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在公元前80年左右，使用希腊文“Γερμανoὶ”记载日耳曼尼亚人称呼莱茵河以东的居民。恺撒在他的《高卢战记》中也使用了日耳曼人这个名称，来指代来自莱茵河东部的混合人口。
“Germani” 一词在希腊罗马著作中借以指代莱茵河以东的相邻部落和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各个蛮族部落的人或其居住的地方(也用Germania一词)。“日耳曼”这个名称最早是罗马人对莱茵河附近边疆民族的蔑称，但在塔西佗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它被赋予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语言学-人种学上的含义。
根据塔西佗的记载，“日耳曼尼亚人”这一名称最初并非用于称呼日耳曼尼亚地区的所有居民，而是专门用于称呼第一批越过莱茵河、驱逐高卢人的图恩格尔人，或者被译为佟古累人(Tungri)。后来，这个名称逐渐流行开来，成为所有居民的通称。真正最先越过莱茵河而侵犯高卢人的那一支人，现在被称为佟古累人 (Tungri)，在当时却称为日耳曼人。最初仅由于这一族战胜了的人用这个名称恐吓高卢人。后来，原是一支人的名称便逐渐流行起来，以致把“日耳曼人”这个名称加在全部落的身上。
公元初，日耳曼人为分为东、西、北三支， 北支留居北欧。公元8世纪，诺曼人（Normans或Northmen、Norsemen）为北方日耳曼人，自称维京人(Vikings)，意即“海上武士”。“诺曼人”是欧洲南方居民对他们的称谓，意思是“北方人”。原居住在日德兰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半岛及其邻近岛屿，分作三大支: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
Germani该词源于高卢的凯尔特语，而希腊罗马史料转用了高卢的凯尔特人叫法。“日耳曼”一词在高卢凯尔特语中是由“邻近”(ger)和“人”(mani)组成。“Germani” 一词在凯尔特语中意为“吵闹的”，如布列塔尼语与康沃尔语中的“叫喊”作garm，爱尔兰语中“呼唤”作gairm，那么日耳曼人就是指的“吵闹的家伙们”。该词还有“鲁莽的、忠诚的战士”的意思，这也与早期进攻高卢的日耳曼部落有关。学者还提出“Germani”一词由日耳曼语的“矛”(ger)与“人”(manni) 合成，这种合成方式是由于早期日耳曼人使用矛作为主要武器。
吕西安·费弗尔认为，日耳曼人(Germani) 这个部落的名字渐渐变成了一个地方的名字，又从地名变成对这个地方居民的称呼，最终成为一些人的名称，而这些人的血统、语言和习俗都与原来叫做日耳曼的那些人不同。吕西安·费弗尔还提供了关于日耳曼词源的另一种可能性:罗马人可能由于文字原因而弄错了，因为在罗马人的文字中有一个与日耳曼人(Germani)相近的形容词:germanus，其含义是真实、自然。由此很快就在民间产生了一种关于词源的说法:日耳曼人即高卢人，真正、纯粹、上等的高卢人。
“日耳曼”在广义上作为欧洲北部早期民族的统称，具有民族、地理和语言等多方面的含义，后世的德意志人或德国人只是其中一支；狭义上则指后来的德国，英语“Germany”成为德语之外对德国最通用的名称。而日耳曼人分支的名称也影响了一些国家对德国的称呼。
公元前1000年起，日耳曼人在多瑙河以北、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南、莱茵河以东、维斯瓦尔河以西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活。这种相对平静的生活在匈奴西侵之后被打破。
公元前8到6世纪左右，日耳曼部落开始迁徙，它的原因包括内外两方面。内部原因包括人口增加、土地和牧场不足以及贫富分化等。由于缺乏足够的铁制工具和有效的生产组织手段，他们无法开垦更多土地来安置新的人口。外部原因则来自匈奴同盟的侵袭。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日耳曼人逐渐扩散到多瑙河、 莱茵河、维斯拉河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不断向南推进， 与凯尔特人和罗马人发生冲突。
在公元前180年左右，巴斯泰尔人作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后来成为最早的雇佣步兵，为马其顿国王柏修斯和罗马人打仗的军队效力。
在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其他一些日耳曼种族类型集团开始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边陲，包括斯维奔人、巴特维尔人、卡宁内伐人、马可曼尼人等。这些日耳曼人分布在罗马帝国势力范围的广大边沿地域。在公元前后的几十年中，出现过两个类似国家的部落联盟，但不久就因为内部分歧而分裂了。此后，日耳曼人的历史几乎成为各个种族类型集团与部落的历史。塔西佗所提到的印盖沃人、伊斯泰沃内人、伊斯特里奥人和赫尔朱洛内人可能是最初的宗教联盟，甚至可以与那些有实物和推论证明了的日耳曼人部落联系起来。
公元前1世纪，盖乌斯·恺撒占领高卢，使得日耳曼人成为罗马人的直接邻居，但这个接触始终不和平。恺撒将莱茵河看作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边界，于公元前55年和前53年渡莱茵河对日耳曼人进行惩罚性进攻。
公元9年，日耳曼人反抗罗马人的大规模起义的高潮在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揭开序幕，史称“条顿堡森林战役”。瓦鲁斯率领三个军团和一部分辅助部队，在密林中遭到阿米尼乌斯为首的日耳曼战士的伏击，结果全军覆灭，阿米尼乌斯一战封神，被冠以赫尔曼(Hermann)的称号，成了家喻户晓的日耳曼民族英雄。条顿堡森林战役是古罗马最强盛时期所遭遇的一次惨痛的失败。战役的失败使得罗马占领日耳曼地区的脚步停滞不前。
公元167年，马克曼人、夸地人、伦巴德人、汪达尔人和其它部落进入潘诺尼亚省，导致马克曼战争（167年至180年）。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领导了四次军事行动征服了入侵的日耳曼人。在安托尼努斯·比乌斯统治时期，罗马将其边境进一步向日耳曼地区推进。公元167年马克曼战争爆发，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领导的军事行动征服了入侵的日耳曼人，但180年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死后，他的儿子科莫德斯恢复了过去的防卫性战略，与日耳曼人修和。
此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人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建立了防御工事——日耳曼边界墙(Limes Germanicus)。这道墙将莱茵河地区被分为上日耳曼省和下日耳曼省两个省。它作为军事和文化的分界线，将莱茵河以西居住在高卢的日耳曼部落，与莱茵河以东保留日耳曼语言和习俗的日耳曼部落永远分隔开来。因为边界墙，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和平相处了近200年。
从三世纪左右起，日耳曼人部落开始结成部落联盟。其中较大的部落联盟有法兰克王国、东哥特、西哥特王国、苏维汇、汪达尔、盎格鲁·撒克逊和伦巴德等等。
日耳曼人大迁徙发生在公元376-568年间，由于罗马帝国奴隶制危机和衰落，以及日耳曼人原始公社制的解体和部落显贵、军事首领及亲兵对土地和财富的渴望，加上人口自然增长对生产力的压力，导致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境内大规模迁徙，形成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运动。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导致了罗马古典奴隶制的灭亡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开始。公元568年，伦巴德人建立伦巴底王国被认为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最后一幕。
哥特人的部落有两个，分别是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西哥特人生活在摩尔多瓦、瓦拉吉亚和牙利南部等地区，而东哥特人则生活在比萨拉比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德涅斯特河谷一带。
在公元376年，西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人选择向罗马帝国求救，以躲避匈人的威胁。罗马帝国同意他们的请求，让他们渡过多瑙河，并在罗马边境行省定居。然而，西哥特王国人后来因不堪罗马税务官员的压榨而起义。这导致罗马皇帝瓦伦斯在378年的亚得里亚堡战役中遭遇惨败，4万罗马精锐军团损失尽，瓦伦斯也因此战死。这场战役对罗马帝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速了其衰亡。而东哥特人在公元376年越过多瑙河，并在410年攻陷了罗马古城。东哥特人没有接纳罗马的历史遗赠。在提奥多里克之后，东哥特人被东罗马帝国的将军们驱逐出意大利，也驱除出历史。
公元711年，穆斯林的入侵毁掉了西哥特王国。在东哥特王国覆灭后，东哥特人被驱逐出意大利。但在西哥特王国覆灭后，西哥特人并未遭受同样的命运，而是继续生活在西班牙。西哥特王国人和早先生活在西班牙的原住民后来共同臣服于摩尔人。在穆斯林统治西班牙后，拥有相同基督教信仰的西哥特人和西班牙人因共同憎恨异教徒和渴望获得自由而团结在一起，最终形成了新的国家。西哥特王国史也成为了西班牙史的一部分。
汪达尔人 (Vandals) 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最初定居在奥得河(Oder)和维斯瓦河(Vistula)沿岸地区。历史上的汪达尔人分为两个部族阿斯丁人(Asdings)和西陵(Silings)人。在迁徙时期，西陵人进行了大规模迁移，最终在公元411年在西班牙南部定居。在那里，他们学会了航海，并在国王盖泽里奇的带领下于公元429年到达北非，公元439年征服了迦太基并建立了帝国。从此，他们开始在地中海地区进行海盗活动，并在公元455年攻占了毫无防备的罗马古城。
汪达尔人频繁地从海上进攻西罗马帝国，先后占领了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约公元370年被人打败的一支伊朗游牧民族分散成几支，汪达尔人等日耳曼部落与其中一支阿兰人汇合后向西迁徙入侵高卢。公元409年，这两个民族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作为西罗马帝国的同盟者，汪达尔人占据西北部和南部，阿兰人占据了西部。大约公元426年，西哥特人入侵阿兰人的地界，杀死阿兰王阿达克斯。剩下的阿兰人拥戴汪达尔王君德里克为阿兰国王。公元435年，阿兰国王君德里克的继承者盖萨里克占领了迦太基，从此建立汪达尔王国，成为海上强国。公元457年，勃艮第人占领高卢东南部隆河流域，建立勃艮第王国。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诸部落的一个联合体，大约在公元220-240年间出现在下莱茵地区。他们曾与阿拉曼尼人联手行动，但在公元357年被凯撒打败。在罗马帝国的西部“民族战争”中，来自莱茵河的李普利安法兰克人与阿提拉联合，而来自尼德兰的萨利法兰克人则站在罗马人一边。最终，在克洛维一世统治的公元481年，法兰克人建立了政权，推翻了罗马在高卢的统治。
公元486年，高卢北部的罗马军则被法兰克人彻底消灭。克洛维以苏瓦松为首都，建立了日耳曼人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法兰克王国。东西哥特王国占领了整个南欧（西班牙、意大利与法国南部）的2/3，而法兰克人则征服了西欧大部分地区。日耳曼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建立了众多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存在的时间都不算太久，很快就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所消灭。日耳曼人中的法兰克人在高卢所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却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
法兰克王国从西边的多河地区一直延伸到东部的日耳曼人地区（现在的法国和德国西部）。克洛维是洛温王朝的皇族成员，大约在公元500年皈依了天主教。他并不是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国王，在此之前，其他国王已经加入了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罗马教会已经发展为罗马天主教会，将阿里乌斯派视为异教徒，即那些信仰非官方教义的人们。皈依天主教让克洛维获得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支持，而此时天主教会正急于寻求身为天主教徒的日耳曼重要统治者的友谊。克洛维死后，他的儿子们根据法兰克王国人的惯例，瓜分了新建的王国。在6世纪和7世纪，一度统一的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北部的诺伊斯特里亚、由莱茵河两岸的法兰克地区组成的奥斯特拉西亚，以及昔日的勃艮第王国。
西欧的大部分土地都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领土。查理大帝去世之后，加洛林帝国很快瓦解。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 (814-840)继位，他无力控制法兰克王国贵族，也无法制止他的四个儿子的持续混战。843年，虔诚者路易去世后，他尚存的三个儿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根据该条约，加洛林帝国一分为三，秃头查理(843-877)获得法兰克西部（西法兰克王国）。日耳曼路易 (843-876) 获得东部地区（东法兰克王国）。罗退尔 (840-855) 承袭皇帝头衔，得到从北海到意大利，包括荷兰、莱茵兰和北部意大利在内的地区，称为“中部王国”（中法兰克王国）。中部王国成为其他两个法兰克王国统治者和他们的继承者无休止争战的根源。事实上，后来的法国和德国为了中部王国的领土征战了数个世纪。
法兰克王国的分裂导致了三个王国之间的政治竞争和领土争端，从而再也没有重新统一。西法兰克王国逐渐演变为近代的法国。中法兰克王国则逐渐演变为近代的意大利。东法兰克王国经历了名称和疆域的变动，于公元962年经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改称为“神圣罗马”，即德意志第一帝国，其全盛时领土包括了德意志全境，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西西里岛、捷克、瑞士和爱沙尼亚，最终演变为近代的德国。
盎格鲁人(Angles)原居住在丹麦南部，撒克逊人(Saxons)原居住在德国北部，朱特人(Jutes)原居住在日德兰半岛(Juteland)，他们都属于日耳曼部族。由于匈奴人侵入欧洲，公元450年后的50年间，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乘船渡海分批涌进不列颠建立殖民地。盎格鲁人与撒克逊人的语言和风俗非常相似，很难区分，因此历史上常常将他们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
公元5世纪，与大陆日耳曼人关系密切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朱特人和法兰克人等海洋日耳曼部落开始从北欧地区向不列颠群岛（现代英国）和高卢（现代法国）迁徙。朱特人首先抵达不列颠，他们居住在朱特兰岛（现在的丹麦南部），主要从事打鱼和农耕。随后，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也相继来到不列颠。从公元442年到公元500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这期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徙曾一度停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在英吉利生物的土地上，形成了七个部落联盟，也就是七个王国：肯特(Kent)、南撒克逊(Sussex)、韦塞克斯王国(Wessex)、东撒克逊(Essex)、东盎格利亚王国(East Anglia)、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与默西亚王国(默西亚王国)。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七国时代”(Heptarchy，公元6至9世纪)。在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后，他们在南撒克逊(Sussex)、韦塞克斯王国(Wessex)、东撒克逊(Essex)等地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统治期从5世纪末至6世纪初。到了6世纪后半叶，来自德国北部的盎格鲁人也来到不列颠，他们在东英吉利(East Anglia)、麦西亚（默西亚王国）以及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定居。与此同时，他们也把名字赋予给了英国人。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民族在7世纪初，控制着康沃尔、威尔士和坎特伯雷等地区的西部。日耳曼人成功地在整个岛上筑起了小王国，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就是其中一个。
公元6世纪初，朱特人、巴伐利亚州人和兰戈巴德人等部落开始迁徙，朱特人迁徙到意大利并形成了朱特人王国，兰戈巴德人迁徙到意大利北部并建立了兰戈巴德王国，而巴伐利亚人则迁徙到现代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公元6世纪，原居于易北河左岸的日耳曼人的一支伦巴德人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南迁徙，移居潘诺尼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匈牙利地区。公元568年，伦巴德人首领阿尔勃音率军入侵北意波河流域，占领亚平宁半岛的中南部地区，以帕维亚为都，成立了伦巴底王国。伦巴德人与东哥特人不同，他们统治手段较差，很少在意罗马的统治结构和传统。伦巴德人建立伦巴德王国被认为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最后一幕。
在6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王国已经先后征服了勃艮第、图林根、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的各日耳曼部落，成为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公元774年，加洛林王朝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征服了伦巴第王国后，经过多次战役又吞并了萨克森，使帝国的疆域达到全盛。伦巴德人自此结束了对意大利的统治。
在11世纪以前，定居于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和定居于帝国边境线之外的日耳曼人之间几乎没有民族认同的感觉。然而，到了11世纪，西法兰克人开始与高卢的原住民罗马凯尔特人相融合，形成了法兰西民族。与此同时，东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斯瓦比亚人和撒克逊人开始归并为德意志民族。这两个民族的构建过程漫长而艰巨，而且由于民族性的衡量标准一直在变化，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在现代，日耳曼后裔分布在英国、荷兰、卢森堡、德国、丹麦、奥地利、列支敦士登、瑞典、挪威、冰岛、瑞士、比利时等国家。
日耳曼人属于印欧语族的日耳曼语支。他们与凯尔特人有着共同的体征：金发、碧眼、高鼻、体形高大；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语言基本可通，在迁移中形成不同的部落和部落联盟。
根据《日耳曼尼亚志》的描述，日耳曼人在其社会生活中展现了善于作战的精神和尚武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游牧军事文化特色。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公元98年）中生动详实地记录了日耳曼民族崇尚武功的习俗，他认为日耳曼人视武器为珍宝，武器是日耳曼人的代表符号；日耳曼人视战斗为生命。他们的时间一部分用于打仗，另一部分就是流血后的宴请。
凭借这种全民尚武的观念，日耳曼人占领了一片片原本不归他们管辖的领土。即便是文明已经发达的凯尔特人，在他们面前也不得不落荒而逃，几乎是拱手让出世代居住的家园。直到遇到强大的罗马帝国，日耳曼人的威名才受到挑战。
对妇女的尊重是日耳曼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女性在日耳曼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日耳曼人认为女性身上有一种无法代替的力量。在日耳曼社会中，任何重要的事情都需要与女性商量。她们的意见受到重视，并经常被考虑。这种做法客观上体现了日耳曼人的男女平等。除了少数贵族外，大多数人都只结过一次婚，这表明他们的一夫一妻制。日耳曼人对妇女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督教父权制文化语境下的男女两性关系，也为西方妇女追求个性解放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并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明显印记。
日耳曼人原先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半岛南部、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公元初，日耳曼人为分为东、西、北三支。 北支留居北欧；东西两支分批南迁，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与罗马帝国对峙，东面与斯拉夫人隔维斯杜拉河相望。3世纪时，日耳曼人结成许多部落联盟，其中较重要的有： 东哥特、西哥特王国、汪达尔、法兰克王国、苏维汇、盎格鲁、撒克逊、伦巴底和勃艮第等等。
古日耳曼部落可以大致分为三大块：
恩格斯考证，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有二三十个分支，可归为五大支派。
欧洲人数在3000万以上的民族有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等。这些民族都是由日耳曼人演变而来。所以在现代，日耳曼人分布几乎遍布整个欧洲，尤其是西欧。
封臣制起源于日耳曼社会，封臣向领主宣誓效忠并为其战斗，作为回报，领主提供土地和保护。8世纪时，随着政府权威的消解和贵族对土地的控制，封臣制度逐渐形成。封臣从领主那里获得土地，作为回报，他们必须为领主效劳，提供作战服务。到了中世纪早期，贸易量低，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收入，土地成为领主能够补偿封臣服兵役的最重要的赠礼。确立领主与封臣的关系需要经过公共仪式，效忠于领主是一项重要的美德。
公元前后，日耳曼人处在从游牧族向初期农耕者转化的过程中，其社会组织“百家村”是从畜牧条件下所产生的土地（牧场）分区而来。自孩童时代起，日耳曼男子便成为军事首领的随从，成为部落的一员。他们从军事首领那里获得武器和食物，而并不从事农业生产。专注于战争的行为将青壮年与王侯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扈从关系。王侯会因战争中掠夺的大量财物而赏赐扈从，扈从则依赖王侯的慷慨大方。这种以战争作为日耳曼人社会分配物资的方式，使得日耳曼人的社会群体不是按照自然居住点或职业来划分，而是按照适合战争的集结方式和提供兵源的方式来划分，形成了所谓的“百家村”制度，即能够提供100个士兵给养的经济单位。
当日耳曼人最初进入西欧时，由于迁移的关系，他们原先的部落组织被打散，新的社会共同体只能根据地缘关系在新占领的土地上构建。因此，由小家庭组成农村公社，称为马尔克（本意为边区，亦即新占领的地方），成为日耳曼人的基础单位。马尔克共同体实行财产共同所有制，即公社制，它是一个法律实体，共同持有财产，同时也是共享土地收益的社团。这种共同占有制的核心在于确定谁可以使用的物品，使用就意味着分配。卡尔·马克思也认为，日耳曼公社是日耳曼人社会的基础，其经济结构以个体化发展为主导。在北欧和中欧，尽管日耳曼公社的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其生命力顽强，有些公社甚至一直存在到近代。马克思认为，日耳曼公社制度与中世纪时代的联系在于其军事组织机制如何适应罗马崩溃时期的社会状况并演变为封建制度。
在6世纪，马尔克制和庇护制逐渐融合，为采邑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在采邑制体制中，尽管土地所有权属于授封者，但实际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归属于受封者。采邑制是一种土地制度，领主将土地授予封臣以换取其服兵役的承诺。随着加洛林帝国的分裂，采邑制逐渐发展并变得越来越复杂。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是自由民之间的荣誉关系，没有奴役的含义。封臣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兵役，并在法庭上给予领主必要的支持。领主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军事保护和解决封臣的日常开支。
当法兰克人迁入罗马人的居住地后，他们接受了罗马的地块形式和生产方式，但采用了马尔克共同体的习俗（即公社制）来分配土地。这些长条形的土地经过多次分封和继承被分割，使得土地归属于不同的使用者，而再三被分配的土地又交叉分布在各地。然而，分散且交叉的耕地因轮作的原因必须统一耕种，即由集体按照习俗决定同时播种和收割。这种简单的生产工具、轮作的耕种方式和收获方式对个体农耕者的生产方式有很大的约束，迫使农民成为一个依附性较强的社会群体，形成了农村社团（Gemeinschaft）。这种住户式的共同体与长条型耕地的耕地形态构成了庄园制度的基础。
中世纪早期，庄园制成为了主要的土地制度，庄园由领主管理，农民耕种，监工监督农民的劳动。大量的自由农转变为农奴，他们必须为领主服劳役、缴纳赋税并接受领主的司法管辖。领主在自己的庄园内拥有对农奴的生命和财产的实际控制权。农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尽管贸易衰退，但仍未完全消失。
日耳曼语是日耳曼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是印欧语系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语族。它分为四个支系：东日耳曼语（已消失）、西日耳曼语（包括荷兰语、弗拉芒语和英语）、北日耳曼语（包括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和冰岛语）以及南方日耳曼语（德语）。
(1)东日耳曼语是生活在奥得河、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脉的东日耳曼人（包括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哥特人）所讲的语言。尽管他们也曾建立过一些国家，并产生过一些影响，但并没有留下自己的语言，因此这一谱系到今天已经消失。
(2)西日耳曼语是包括保加利亚语到今天的荷兰语、弗拉芒语和英语。荷兰语和弗拉芒语可以追溯到低地德语，它们在书面上的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口语中却是两种不同的形式。英语则是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到法语、拉丁语、丹麦语以及诺尔斯语的深刻影响，含有上述语言的大量词汇，因此今天的英语已同德语有了很大的差别。
(3)北日耳曼语的重要分支有丹麦语、挪威语和冰岛语。瑞典语、挪威语和丹麦语在口语上有其共性，甚至不同国家的人之间可以通话。挪威语和丹麦语之间的共同之处较多，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结合了古代挪威方言演变而来。然而书面文字则不相同，特别是丹麦语和瑞典语之间，无论语法上还是发音上均很不相同。
(4)南方日耳曼语即德语，已成为今日德国大部分地区的通行语言和书面语言，但在个别地区发音和词汇也已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早在公元一世纪开始，德语就出现了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的差异。这种差异在16世纪后更成为具有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正式区分：高地德语主要用于城市和官方文件，而低地德语则流行于乡村。此外，欧洲犹太人所讲的意第绪语也属于日耳曼语族。
日耳曼人在当时没有可以真正记录历史的文字，因此歌谣成为了一种承担这一任务的方式。在战争中，高唱赞歌是一种鼓舞士气的手段。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在临阵时总是首先唱一首力士赞歌，同时发出一种特别的呼啸声，这种呼啸声被称为“拔力吐”。
西罗马帝国解体后，拉丁语失去了作为帝国通用语言的优势。在不列颠群岛，由于条顿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挪威人的征服和定居，这些新来的、确立了主人地位的人确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而废弃了原来的拉丁语。在基督教传入大陆东南地区的哥特人之前，南部和北部的日耳曼民族已拥有自己的字母和符号卢恩符文。卢恩文字有两种书写类型：简单日耳曼型和复杂的哥特式。这种文字至今仍有遗迹存在。1734年在石勒苏益格发现的一支刻有符文的金角，与四世纪乌菲拉斯翻译《圣经》所用的语言相同。直到7至8世纪时，古日耳曼人使用的是卢恩字母(Runen)。由于古日耳曼人有很多分支，因此古日耳曼的卢恩字母也并不统一，根据文字学家的分析，卢恩字母受到拉丁文的影响。卢恩字母常用于占卜，并刻在木条、兵器、饰物和墓碑上。
在中世纪，拉丁语因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而得以维继。拉丁文是基督教书写印刷出版《圣经》使用的文字，拉丁语是神职人员进行宗教礼仪时所使用的语言。公元8世纪，法国卡罗琳王朝时期，为了适应流畅快速的书写需要，产生了卡罗琳小写字体，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使用。
西哥特族的一位主教乌菲拉以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为蓝本，结合哥特族原有文字符号，创立了哥特文，并用哥特文翻译了《圣经》。乌菲拉的哥特文《圣经》译本是日耳曼文学和文字方面的重要文献，但现仅保留了一些断片，这些羊皮纸上的文献保存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图书馆里。哥特体，又称英国古体，是在卡罗琳小写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15世纪，约翰内斯·谷登堡印刷《四十二行圣经》时，采用这种字体制作铅字，使其得以广泛传播。哥特体具有中世纪的浪漫气息和宗教神秘感，其特点在于结构紧凑、笔画粗重，具有视觉冲击力。
15世纪，由于活字印刷术技术发展和文艺复兴，迅速推动了拉丁字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流传下来的罗马大写字体和卡罗琳小写字体通过意大利等国家的修改设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直到17世纪末，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和南欧的政府文件，还是以拉丁文为主。
在早期，日耳曼人的农业并不发达，他们的饮食主要依赖于野果、野味和牛奶、乳酪等，这使得他们看起来还像原始人一样。他们的土地是公社共有的，会根据人数进行分配，所以基本上仍处于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据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所述，到公元1世纪时，日耳曼人已经从游牧逐渐转向定居生活，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们开始使用先进的农具和耕作方式，这使得土壤更加肥沃，粮食产量也得到了提高。
在耕地的分配方面，他们按照每个耕种者的比例将土地分配给全体耕种者，然后再按照等级在内部进行分配。这种方法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
在谷物种植方面，他们每年都会开垦新的可耕种的土地，并且只收获谷物。这与现代社会将一年划分为多个季节的做法不同。此外，日耳曼尼亚部族对于季节的划分也有着独特的认知，他们只有冬季、春季和夏季，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含义和名称，而不知道“秋季”以及该季节的收获。
最后，粮食在日耳曼尼亚部族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用大麦或小麦酿酒。
根据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的名著，日耳曼人的家畜数量虽然很多，但品种并不优良。他们的马匹外形丑陋，缺乏能够快速奔跑的骏马。牛羊的体型也都很小，牛甚至没有长出角来。
在早期，日耳曼人从亚洲带来了金属加工的知识，但在与罗马人的冲突中可能失去了金属开采和加工的技术。然而，在塔施堡沼地出土的文物显示，当地的金属工业水平很高，包括钮扣、装饰用的金属片、银盔、锁子甲和金发等物品。
在公元2世纪初，罗马军团撤出莱茵河流域，转向战略防御，这使得日耳曼部落停止战争并出现稳定和生产力提高的可能性。罗马的生产工具、贸易交往和在罗马军团中服役，使日耳曼人了解了罗马的农业和手工业，这对于日耳曼人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到2世纪末，与社会分工的深化相联系，日耳曼人的经济向前发展了。根据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已经出现了手工业者阶层，他们不从事食品生产，而完全依赖手工业劳动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其中一部分手工业活动与农产品加工相关，如磨粉、纺织、制革、木材加工和手制器皿等，这些活动按传统习惯仍然局限于个体家庭经济范围内。而属于职业手工业范畴的则是那些已经超越个体家庭工艺条件或与农业劳动不相容的部门，如冶金和金属加工、轮制陶器、骨角加工，以及车、盾的制作等。
到了将近3世纪初时，金属加工业已遍布日耳曼全境，日耳曼人已经掌握了铁器的热银、冷锻、熔接和铆合技术。
日耳曼人最初信仰的是原始宗教，后来受到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日耳曼人没有祭司，也没有成套的宗教仪式。他们的信仰以具体的神灵为主，例如日神、火神、月神等。
吴盾神（Woden）在古代日耳曼人的信仰中地位最高，他掌管着日月轮转和昼夜交替、农业、诗歌和巫术，并且是智慧的化身。他用白腊树造男人，用恺木造女人，他在人们死后负责管理，并且特别厚待在战场上捐躯的英雄。他的妻子是弗雷雅（Freya），她是春神，专司保护婚姻和各家的炊灶。他的长子是托尔（Donar），他是雷神，经常在太空中遨游，乘坐的是一辆由两匹公马拉的车辆，手提一把大锤，把闪电打进人间，形成雷雨滋润庄稼而赐福于人类，或者相反使庄稼欠收而降灾于凡世。他的另一个儿子是提乌（Tiu），他是独手战神，他的另一只手在收服一头恶狼时被咬掉了。
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过程是渐进的、漫长的，且呈阶段性。在特征上，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大都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并带有强烈的日耳曼色彩，在推行过程中文治与武治并举。
许多日耳曼人，例如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或汪达尔人，皈依的并不是被尼西亚宗教会议在公元325年所认定的正统基督教，而是被视为“错误”的阿里乌教派。这是因为阿里乌教派所推崇的至高无上的圣父信仰与日耳曼部族中的等级制度更为契合。在他们的等级制度中，往往存在一个绝对的宗族首领，他被视为与圣父和圣子同样的存在。
日耳曼人对基督教信仰的接受是分地域、时段进行的，大致是以罗马教会所在地南欧为中心，向西北欧扩展。基督教正统思想在北欧渗透得较晚，罗马教士从公元9世纪起开始在此传教。
根据《日耳曼尼亚志》对日耳曼尼亚人的村落布局和建筑风格的记述，日耳曼尼亚人的房屋之间留有大片空地，他们的建筑使用未经修剪的木材，用灰泥作为装饰。他们还有挖掘地窖作为住所的习俗，以应对严寒的冬季和避免敌人的破坏和搜查。
日耳曼人的建筑样式从罗马式高大的穹形拱顶和结实的墙壁，同时采用了交叉的拱券和肋拱等结构转变为哥特式。哥特式建筑的特点包括尖形的拱门、高耸的尖顶、圆花窗、精细的窗格、精工细雕的正面、众多的柱子以及以《圣经》内容为题的绘画和雕塑装饰。哥特式教堂内部体现了“神圣的忘我”，比任何别的建筑风格的教堂更能激发人们的宗教情感。它的美一是建筑形式上的美，二是宗教情感上的美。
日耳曼人的食物在土豆和玉蜀黍属被引入欧洲之前，主要是以谷物、蔬菜和水果为主。谷物中，黑麦的种植最为普遍，大麦、小麦和燕麦也很常见。此外，小米、斯佩尔特小麦、二粒小麦、一粒小麦等也是当时的经济作物。荞麦在中欧地区的种植也比较广泛，但它的种植时间较晚，因为它的引入是中世纪晚期欧亚地区塔塔尔族入侵中欧的结果。
相比之下，蔬菜的种类比较单一，种植方式也较为简单。当时的豌豆和蚕豆种植较为普遍，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要菜品。除此之外，有些草类植物也被当作蔬菜食用。结球白菜和胡萝卜出现时间很晚，约为中世纪结束前夕，是贫穷家庭的主要食物。
在水果方面，果树种植技术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取得了巨大进步。在中世纪早期，大量果树被引入到罗马人统治的阿尔卑斯山北麓一带日耳曼蛮族居住地区进行栽种。随着10世纪罗马人重犁技术的普遍推广和使用，果树栽培面积进一步扩大，水果收成不断提高。不过，这种情况仅限于罗马帝国与日耳曼蛮族居住地区接壤的边境地带。在重犁技术引入之前，地处中欧地区的日耳曼人所掌握的果树栽种技术相对较少，他们多以采集野果为主。随着重犁技术突破罗马人构筑的利姆斯防御墙进入中欧地区，该地区许多教会和修道院中有文化的僧侣们首先克服了气温偏低和土壤肥力不足等自然条件缺陷，从10世纪开始在北欧平原大面积栽培果树，由此使苹果、梨、桑、桃、李、栗、榅桲、樱桃、葡萄等果树扎根中欧。
公元16年以前，盖尔马尼库斯就向他的士兵描述过日耳曼人，说他们不戴甲胄，只拿着柳条编成的或薄板做成的盾牌，只有他们的先头部队才有真枪，后面的部队只拿着烤硬的尖根。由此可见，威悉河畔的居民当时未必知道金属的加工。根据塔西佗的著作，当时的日耳曼人们的服饰状况，大多数人以粗布遮体，也有赤裸着身体的，但最富有的人已经有了合身的服装，并使用毛皮。妇女和男子的衣服相似，但妇女也常常穿着没有袖子的亚麻布衣裳。小孩子则常常光着身体。
日耳曼民族勇士的形象也展示了他们独特的装饰风格。他们的武器、配饰均饰以繁密纹样，各种带扣饰牌往往是各种人、兽、植物图案勾连相交形为一体，盾牌上的狮子等食肉目或怪兽则炫耀着他们的勇武尚战。日耳曼人的衣服只是一件袍子，以各种饰物扣起来，肩带饰牌和各式别针多以动植物混合交接的图紧装饰，镶刻精美。
早期日耳曼家庭是一种复杂的组织结构，包括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姻亲关系的亲族。家庭成员不仅包括核心家庭成员，如父亲、母亲和子女，还包括奴隶和亲戚。这种家庭以家长权力为基础，重视亲属关系，外在表现为家族和亲族。在家庭经济中，家庭成员不仅居住在一起，还包括依赖家庭的奴隶和亲戚。
从婚姻形式的角度来看，早期日耳曼家庭逐渐接近于专偶制下的对偶制，但专偶制家庭在那个时代尚未完全从对偶制中发展出来。早期日耳曼家庭是父系亲属的家族和母系亲属的亲族的联合体，以家长为中心，而非个体家庭。
早期日耳曼家庭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在氏族部落的对偶制家庭和个体家庭之间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自记录日耳曼历史以来，日耳曼社会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这为日耳曼部落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尽管封建化以后的日耳曼人受到后罗马文明的影响而迅速安逸化，以致到墨洛温时期国王和贵族开始公开实行一夫多妻制，但一夫一妻制家庭仍作为主流婚姻形式而保存下来。
在古代，日耳曼人只有名字而无姓氏。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名字不仅仅是他的识别标志，而且是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取什么名字往往会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乃至他的一生。父母在孩子的名字上寄托了他们的愿望，通常选取具有优秀品质的人的名字，如历史上、传说中或文学作品里出现的英雄人物或圣徒等。
古代日耳曼人的常用名字通常由两个词干组成，表达了尚武精神和战斗相关的含义。这些名字中，男性的名字通常包括武器、战斗、骁勇、英武、胜利等元素，而女性的名字也多与战斗有关。相比之下，象征聪明智慧的名字较少。这些名字体现了日耳曼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圣经》上圣徒的名字和外来语传入的名字在日耳曼人的名字中也有所体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取名的原则和习惯也发生了变化。现代父母更倾向于将孩子的名字与他们的爱情联系起来，通过从父母名字中各取一半来组成孩子的名字。许多名字都有爱称，但有些爱称是男女共用的。
12世纪起，为了避免同名混淆，日耳曼人们在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别名，这些别名逐渐发展成为姓氏。德意志人的姓氏可以分成五类：表示职业、身份地位的姓氏，由名字发展而来的姓氏，表示身体特征的姓氏，以祖籍地名为姓氏，外来姓氏。
贝鲁希特日是日尔曼民族的民间传统节日，在每年的1月6日举行。节日举行游行，参加游行的人们身上背着或戴着各种装饰。希望丰收的猎人，背着比自身高出两米的实木板，上面装饰着鸟兽的标本；希望发财的商人，在木板上装饰首饰怀表等贵重物品；年轻人则头戴高有两米的红色圆锥形帽子帽子上装饰着各种图案。游行队伍走到十字路口，人们就开始跳舞，直至夜晚。
古代日耳曼人用歌唱来赞颂神和英雄事迹，反映生产和战争，祈求丰收和胜利。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这些早期作品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前基督教时期的日耳曼文化大部分保存在冰岛早期文学中，其中主要是神话与英雄传说；英雄史诗则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为代表。
《贝奥武夫》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背景，通过描绘英雄贝奥武夫的历险故事，展现了日耳曼民族的勇敢和北欧神话的色彩。同时，受时代和地域影响，该诗也带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尼伯龙根之歌》史诗完成于公元1200年，晚于《贝奥武夫》。但是与《贝奥武夫》一样，其叙事和人物脱胎于《埃达》和《萨迦》。相比《贝奥武夫》，它与萨迦和埃达的联系更加紧密，是以冰岛文学为创作基础，在萨迦《沃尔松格传》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历险故事。该史诗中表现出对暴力、战争、武力的崇尚，以及追求荣耀和实力的生活态度，继承了北欧维京海盗精神，渴望用武力征服对手获得资源。虽然受到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但该史诗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北欧神话的精髓和泛日耳曼文化的精神。
《贝奥武甫》等早期英雄史诗在传抄过程中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将敌对者格兰道尔称为该隐的后代。而在后期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基督教文化与日耳曼文化结合得更为紧密，作品中不仅强调了“行侠”“忠君”的主题，还增加了“护教”的内容，用基督教的思想对日耳曼文化进行了扩展。在国家建立、法制观念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之前，个人受到的伤害常常被视为对个人或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一批人的侵害，而纠正伤害的唯一途径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复仇被视为一种讨还正义的手段。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尚武勇敢、重视荣誉的日耳曼部落格外关注复仇这一主题。
自墨洛温王朝时期，法兰克人开始将珠宝首饰设计的意匠用于手抄本设计中，人物形象虽显稚拙，但各种飞禽走兽、游鱼虫整都很生动，它们往往自由扭曲以适应可利用的空间，或纠衔拼合成字母，并常常使用十字架母题。
在抄本设计方面，拜占庭的影响和复兴罗马的愿望使插画其有了写实化的倾向，首字母的装饰传统与爱尔兰人和受凯尔特文化浸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设计天才结合起来，使得那些抄本更臻于精美。
在莫扎勒布人的设计中，他们以伊斯兰教风格设计制作基督教主题的手抄本和其他物件，这种色彩鲜艳夺目、感情充沛、平面化、大胆夸张的风格被称为“莫扎勒布风格”，当时北方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文献是毕图斯在8世纪所作的《启示录经解》，它激励着基督教徒反对穆斯林的统治，因此被大量阅读、抄制及绘制插图。莫扎勒布风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启示录经解》手本。
奥托王朝的手抄本设计主要从加洛林王朝的精品中汲取营养，发展成典雅细腻的风格。金属制品设计同样可祝作对加洛林设计的继承，只是技艺更精湛、纹饰更趋规整、更华贵富丽。
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占据并统治了英格兰，与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布列塔尼的古老凯尔特人互相交流渗透，发现于他们在公元5世纪就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古老的凯尔特人以基督教精神感化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但基督教从未真正扑灭古老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神话和奇异想象。日耳曼人的神话由于基督教化的缘故，相关记载大多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耳曼人地区发生基督教化最晚的北欧地区的日耳曼神话，也就是北欧神话。
日耳曼法是西方传统法律的重要基础，与罗马法、教会法一起构成了近代西方法律的三大渊源。日耳曼法在世界法律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主要指的是形成于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侵入罗马帝国境内并各自建立王国这一历史时期，一直延续到9世纪欧洲大陆查理曼帝国解体、11世纪英国被诺曼人征服的时期。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国被称为“蛮族国家”，所以主要颁布的成文法典被称为“蛮族法典”，这是日耳曼法的主要来源。其中一些重要的法律文献包括《尤列克法典》《西哥特法典》《勃艮第法典》《利特勃兰德法律》等。
日耳曼人与罗马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矛盾。首先，日耳曼人对于罗马法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经典分析持怀疑态度。在日耳曼人中，私有财产只能在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拥有，这与罗马法中的财产观念存在显著的差异。此外，日耳曼人在公开的民众法庭上迅速做出判决的习惯与罗马审判程序的繁琐仪式、抗辩和延期显得格格不入。对于日耳曼人来说，使用他们不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依据的法律也让他们感到不适，这无疑增加了他们与罗马法之间的隔阂。更令人不满的是，罗马人还曾使用武力来强制日耳曼人服从，这使得自由的日耳曼人感到被压迫和剥夺了权利。在日耳曼人看来，他们只是屈服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而罗马人的目的只是为了征收赋税、进行勒索和受贿。
日耳曼人具备步兵、骑兵和水军等多元化兵种。在骑兵方面，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拥有大量骑兵，并善于使用骑兵，例如在盖乌斯·恺撒和高卢人作战时，日耳曼尼亚骑兵驰援速度之快，几乎冲入罗马营地。此外，韦格蒂乌斯在《兵法简述》中也详细叙述了匈人拥有大量能征善战的骑兵，并借鉴了匈人对罗马骑兵战术的改进。
日耳曼人中也存在步兵和水军等兵种。例如，塔西佗记载日耳曼尼亚人的步兵更强，而卡提人以拥有优秀的步兵而闻名于世。苏伊奥人拥有强大的水军，他们的舰船样式不同于标准舰船，可以随时准备向两个方向行驶，可以在河流中凭借不固定的船桨提供前进的推动力，如有需要可以逆向航行、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
日耳曼民族的入侵从客观上加速了罗马帝国灭亡的速度。公元476年，日耳曼酋长宣布废黜西罗马皇帝，这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此后拜占庭文明逐渐固定在东方希腊语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拜占庭文明；而西欧则获得了罗马因素、日耳曼因素以及基督教因素融合发展的时机，形成了独特的西欧基督教文明。日耳曼民族最终取代了罗马帝国，昔日的庞大帝国被瓜分成为一个个民族小国。这一过程在地理上打破了地中海区域的边界，并导致了以地中海为内海的亚非欧交界处西方古代文化圈的颠覆。日耳曼人的征服和罗马帝国的灭亡，不仅改变了地中海区域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西方古代文化圈的演变。日耳曼人被罗马帝国辉煌的文明尤其是宗教文明所征服，并开始一步步由“野蛮”走向“文明”。这一转变标志着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启，中世纪的序幕缓缓拉开。
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基督教会受到蛮族国家的排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法兰克王国等地传播开来。克洛维一世成为第一个接受罗马基督教的国王，随后查理大帝继续执行基督教化的国策，使得法兰克人成为正统的基督教徒。此后，西欧的基督教发展更为顺利。基督教教会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大主教区管辖着相当于行省的广大地区，权力极大。
日耳曼各民族在不同时代中的身份不同，尤其是基督徒身份的变化较大。随着基督教跨越地中海来到欧罗巴的土地上，基督徒的身份也不再局限于罗马人的界限内，而是跨越民族来到日耳曼各个民族中，被日耳曼人所接受，并成为西欧民族文化传统重要的一部分。最终，基督徒的身份超越了民族身份，成为欧洲共同的身份认同，为今日的欧洲一体化打下了稳固的信仰上的基础。
日耳曼人独特的妇女情结对中世纪乃至近代欧洲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欧洲文明。这种尊重和重视女性的态度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也对后世的文化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日耳曼女性在欧洲社会中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形成了独特的女性精神。这种精神在日耳曼历史上的伟大女性身上得到了体现，如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瑞典的克里斯田娜女王和丹麦的马格丽特女王等。这种对女性的尊重和重视，使得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她们对于各自国家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日耳曼人独特的妇女情结对中世纪的骑士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骑士制度中的保护妇女原则体现了日耳曼人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这种尊重和保护不仅体现在骑士的行为准则中，也影响了他们的爱情观。这种爱情观在骑士制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构成了骑士制度中忠诚、荣誉和爱情三大要素之一。
最后，日耳曼社会独特的婚姻形态——一夫一妻制使得家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而也促进了当时日耳曼社会的稳定发展。这种稳定的婚姻形态也对欧洲社会的婚姻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比之下是非常进步的。因此，日耳曼独特的妇女情结很好地诠释了日耳曼社会宝贵的文明，对后欧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阿道夫·希特勒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以日耳曼主宰世界和纳粹统治欧洲为核心，他通过战争来夺取“生存空间”，并以此作为他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基本点。他对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充满了刻骨仇恨，并认为雅利安人，特别是日耳曼人是主宰世界的种族。他主张纳粹应该统治欧洲，利用欧洲的资源，并将其他民族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奴隶。他认为“不受欢迎的分子”必须灭绝，特别是犹太人和许多斯拉夫族中的知识分子。希特勒的这种日耳曼种族要主宰世界的理论，给欧洲和世界的成百万的人们带来了灾难性的毁灭。
日耳曼人作为一民族族群已经从中世纪转入民族国家分化、瓦解，今天去定义一个古老民族已经很难。“古日耳曼人”这一概念在欧洲学术界中具有争议和复杂性。有学者认为将“古日耳曼人”细分为“西日耳曼人”和“东日耳曼人”，以及将英格兰人称为“北海日耳曼人中的一支”的做法，都被视为缺乏学术态度的心理暗示。
到了11世纪，西法兰克人开始与高卢的原住民罗马凯尔特人相融合，形成了法兰西民族。与此同时，东法兰克人、巴伐利亚州人、斯瓦比亚人和撒克逊人开始归并为德意志民族。民族的融入和合并，形成了法国和德国有若干日耳曼人的民族国家。在现代，日耳曼后裔分布在英国、荷兰、卢森堡、德国、丹麦、奥地利、列支敦士登、瑞典、挪威、冰岛、瑞士、比利时等国家。日耳曼裔族群在不同国家的占比因国家而异，以下是部分日耳曼裔国家的现状：
日耳曼裔是德国的主体民族，占德国总人口的80%以上，还有少数丹麦人、吉卜赛人、索布族人和犹太人。德国通用德语，德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族。以日耳曼后裔比重较大的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联合国重要成员国之一，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同时，德国也是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的重要成员，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德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曾连续六年保持世界头号出口大国地位。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世界经济体，享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声誉，这为欧洲货币一体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也为欧洲货币一体化提供了保障，确保了货币的稳定和信誉。德国文学在18世纪达到顶峰，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代表作家包括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海因里希·海涅、席勒、莱辛和格林兄弟。20世纪最著名的作家有托马斯·曼、海因里希·伯尔和贝托尔特·布菜希特，其中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分别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音乐是德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造就了众多音乐大师，如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费利克斯·巴托尔迪、瓦格纳等，柏林爱乐乐团更是享誉世界。
瑞典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日耳曼裔在瑞典总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并不是主体民族。瑞典是民族成分比较单纯的国家，瑞典人占90%，北部有芬兰族约3万人、萨米人近2万人，此外还有丹麦人、挪威人、德意志人、犹太人等外国移民及其后裔93万人。瑞典人是北欧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北欧类型。瑞典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并参加了欧洲19国自由贸易区。瑞典同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密切的联系。此外，瑞典也是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的重要成员，如世界贸易组织等。19世纪中叶以前瑞典曾是欧洲贫穷的农业国，在此后近百年内，瑞典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发展成为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瑞典的民族语言是瑞典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北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