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17 20:09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语：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英语：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1931年3月2日-2022年8月30日），曾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是唯一一任苏联总统。
193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出生于苏联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普利里沃利诺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52年，戈尔巴乔夫加入苏联共产党，并于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1956年8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斯塔夫罗波尔市共青团第一书记，随后，他被任命为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1966年9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1970年4月，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78年，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书记，他在党内的地位稳步提升，于1979年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1980年成为正式委员。1985年3月10日，在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1990年3月14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苏联总统。同年，戈尔巴乔夫获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向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交接总统事务并同意苏联政府机关将在12月30日停止运作。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和苏联武装力量统帅职务，并把使用核弹的权力转交给叶利钦，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卸任后，戈尔巴乔夫通过出书、接拍广告片和参加演讲等的方式来赚取收入。1996年，戈尔巴乔夫参与竞选俄罗斯总统，但获得的选票不到1%。2006年，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亿万富翁亚历山大·列别杰夫合作，购买了独立报纸《新报》近一半的股份。2014年，在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后，戈尔巴乔夫给予积极评价，称“克里米亚公投纠正了历史错误”。在同年11月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活动中，他又警告说，正在进行的顿巴斯战争使世界处于新冷战的边缘，并指责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采取了对俄罗斯过于强硬的态度。2022年8月31日，戈尔巴乔夫因长期重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91岁。
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为口号，进行改革。对内，1985年至1988年，戈尔巴乔夫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他提出“加速”经济发展战略，并提出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未能使苏联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太大的改变，也未能阻止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的趋势，苏联经济改革的起步实际上陷于失败。1988年6月至1989年底，戈尔巴乔夫将改革领域从经济转向政治，从一般的“民主化”、“公开性”、“意见多元化”进一步发展到“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把改革的矛头指向政治体制的核心，改革的目标也从原来的“完善社会主义”转变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反而使经济改革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对外，戈尔巴乔夫采取一系列行动缓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干涉政策。此外，戈尔巴乔夫还主导了苏联红军从阿富汗撤离。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进行全方位改革，向西方国家靠拢，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他在西方受到拥护，在俄罗斯国内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苏联的解体是一场悲剧，带来了十年大范围贫困，也让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被削弱。
193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出生于苏联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普利里沃利诺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随后，他在莱特斯尼考尔村的教堂接受洗礼。1935年，年仅4岁的戈尔巴乔夫患上了淋巴腺结核病，后虽痊愈，却因此落下了耳部感染的后遗症。
从十多岁起，戈尔巴乔夫就一直在普利沃诺耶村的拖拉机机械站工作，直至1941年8月3日，他的父亲在战争动员中被征召入伍，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中断了学业，开始承担家中各种事务。1944年11月6日，戈尔巴乔夫重返学校，回到学校的他一开始对学习并不感兴趣，但在其父母的大力支持下，他逐渐对物理、数学、历史，尤其是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后来的采访中，他表示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1946年，戈尔巴乔夫加入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校内，他积极参加业余戏剧和体育活动，在他所在的戏剧社中，他经常同其他成员一起到村庄巡演，为35个学童购买了上学穿的服装和鞋子。同时，戈尔巴乔夫还在每天放学后帮助父亲维修联合收割机，并于1947年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
1948年，戈尔巴乔夫前往边疆区中心上中学，同年，他当选学校的共青团书记，他的公共生活从此开始。
1950年，戈尔巴乔夫从中学毕业并获得了银质徽章，同年，他成为了苏共预备党员。毕业后，他一边继续在斯塔夫罗波尔的一家国营农场里做驾驶联合收割机的工作，一边向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招生委员提交入学申请，希望进入该校法律系研读，几日后由于他的“工农出身”、预备党员的身份、获得的政府奖章及对于社会工作的积极参与，他跳过面试和笔试，被莫斯科大学直接录取。进入莫斯科大学后，戈尔巴乔夫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但他很快便适应了在首都的居住生活。他还对学习充满热情，在课堂上也勇于直言不讳的对教授的讲解提出不同意见。由于他在学业及社会工作上的杰出表现，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加里宁奖学金等多项奖学金，同时，他还善于交际，出于团组织的需要，他同许多同学都保持着同志般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工作。1950年，他在莫斯科市克拉斯诺普莱斯内斯基区的国内选举中心担任副主任一职，在此期间，他参加了许多选举活动，在莫斯科选举运动中心之一的工作和他所参与的第一次选举中，他邀请选民到投票站或选举中心来解答他们的问题，并致力于解决选区内水电气设施资金不足及房屋破旧等问题。由于他在选举运动中的积极工作，大一的戈尔巴乔夫便被推选为共青团书记，之后他又当选法律系共青团副书记，负责此系思想工作。戈尔巴乔夫在共青团的主要工作是过组织生活，他主持操办了一系列的课外活动。1952年，戈尔巴乔夫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1953年9月，升入大学四年级的戈尔巴乔夫与赖莎结婚。1954年，戈尔巴乔夫进入莫斯科的沃兹基区法院和基夫斯基区行政委员会实习，在后者的实习生活一方面让他更加深刻的了解莫斯科苏维埃的生活和活动，也为他的毕业论文《群众参与管理国家问题：基于地方苏维埃的考察》提供了资料，这篇论文主题是社会民主对于西方民主的优越性。1955年，戈尔巴乔夫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并得到了“红色毕业证书”，随后同妻子赖莎迁居至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戈尔巴乔夫从事共青团的工作，赖莎在当地的学校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1955年6月30日，戈尔巴乔夫被分配到苏联检察院工作，但由于1930年代大清洗之后苏联政府严禁法律系应届毕业生到中央司法机关工作，他失去了这份工作。
1955年7月末，戈尔巴乔夫开始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边疆区检察院工作，但由于过去工作分配的糟糕经历，他在实习期结束后便离开了检察院。接着，他联系了边疆区共青团委员会，并通过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得到了边疆区团委宣传动员部副部长这个职位。在他任职期间，戈尔巴乔夫经常前往当地基层村庄，会见共青团积极分子、考察团组织活动并为当地团组织的建设提供建议。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话，批判了约瑟夫·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放宽了苏联的镇压和审查制度，戈尔巴乔夫被派到基层宣讲二十大成果，在此期间，他通过在维修车间、养殖场和工作队中举办小规模会议，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与信任。
1956年8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斯塔夫罗波尔共青团第一书记，随后，他被任命为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
1957年1月5日，随着女儿的出生，戈尔巴乔夫因资金的缺乏过着窘迫的生活，但在同事和团委领导的帮助下，他在合住公寓分配到了两间房间，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当时的处境。
1961年，戈尔巴乔夫以正式身份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主题的中心议题是批判个人崇拜并审议通过了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此时，戈尔巴乔夫已意识到赫鲁晓夫在分析极权主义问题上的局限性及新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纲领》对于复杂社会问题的过于简单处理，他也指出赫鲁晓夫的政治思想“受制于旧的束缚”。同年，边疆区党委开展了培训农业人才的运动，鼓励函授学习，戈尔巴乔夫在好友的建议下，报名了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并参加了此系的函授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他对经济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1964年，戈尔巴乔夫原被任命为组建农村党委系统的负责人，但他对此并不满意，请求利奥尼德·叶夫列莫夫为他安排市里或区里的工作，也遭到了拒绝，随后，12月22日，他被任命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主席团成员，负责组织部领导工作。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事业得益于库拉科夫的提携，戈尔巴乔夫曾有两年与库拉科夫密切共事，接受了他安排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任务，陪他走遍了边疆区的各个角落。同时，库拉科夫调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戈尔巴乔夫仍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
1966年9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他对这份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后，戈尔巴乔夫和市党委工作人员提出了斯塔夫罗波尔在未来二十五年的总体发展规划，这份规划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在他们的努力下，斯塔夫罗波尔市在各种基础建设上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1967年，戈尔巴乔夫从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毕业。1968年8月5日，在叶夫列夫莫夫的提拔下，戈尔巴乔夫当选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0年4月10日，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会上，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拥有选任本地区领导班子的权利及所有人事任命的最终决定权，上任之后，他制定了边疆区的农业发展规划，提出使用工业技术提高生产专业化和集约化，改善农村人口生活。
1970年秋，戈尔巴乔夫起草了一份关于修建从库班河沿岸至卡尔梅克草原的运河的报告，并为此请教了时任苏联土壤改良与水利工程部部长及相关专家，同年12月，在巴库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上，他向勃列日涅夫递交了这份报告并得到了认可。
1976年8月，戈尔巴乔夫起草了一份致政治局报告，报告中他对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特殊情况下向“旱地耕作系统”过渡进行了论证，希望减少冬小麦的播种，搞休闲地，得到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同意，随后他同库拉科夫起草了政治局和政府关于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采用旱地制作制的决定草案，得到了通过。1977年，得益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休闲地的积极作用，斯塔夫波尔地区的获得了大丰收。
1970年代，戈尔巴乔夫去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等国家，都是受到所在国共产党的邀请，或作为代表团成员访问，或前往度假。由于当时的苏联人们去西方须通过严格的思想审查、苏联国内的有关国外信息十分难得且经过筛选，戈尔巴乔夫对这些访问都十分感兴趣，这让他对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道，他的“先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观点有所动摇”，并意识到了“当时苏联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及先进工艺落后”的情况，此外，他还指出当时的“领导层不是去探索克服这种落后局面的方法，不是去阻止国家和体制陷入更深刻的危机”，而去“编造新的、虚假的思想观点”，这让他意识到当时苏联的变革只能从上而下地开始，这也坚定了他调到苏共中央工作的想法。此外，他还阅读了一些西方左派作家的书籍来，如路易斯·阿拉贡的《苏联的平行历史》、罗杰·加劳迪的《法国社会主义模式》、朱塞佩·博法的《苏联史》和《马克思主义史》，以及关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托里亚蒂的书，以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书，这为他更深层次探索在领导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发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使得他在后来领导苏联过程中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本质，即共产党对社会和经济的垄断。
在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中央前，他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系列高级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结识了时任克格勃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经过几次交谈，他们的关系逐渐亲密了起来，在相处中，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了友善和宽宏的态度。戈尔巴乔夫与阿列克谢·柯西金也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自相识以来，一直就“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和对人的行动的激励问题”展开讨论。此外，他在苏共地位的稳步上升也有着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支持。
1978年，戈尔巴乔夫在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会见中，通过了他们挑选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的接位人选的考察。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获全票通过，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书记。上任后，戈尔巴乔夫主要负责监督中央决议的贯彻落实和重要干部的选派任命，一开始的时候，他不仅受到了同事的轻视，在书记处会议上也总感到约束，但不久后，他便凭借着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使这种情况得到了好转。在农业政策规划问题方面，戈尔巴乔夫针对当时苏联与西方国家在对待饲料和畜产品方针上的不同、苏联环境的破坏问题及计划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提出了用购买粮食来缩小同西方国家在农产品上的差距的方法，但这直接导致了他同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的冲突，也影响了一些资深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在重返莫斯科后，戈尔巴乔夫起初住在供刚上任国家领导人临时居住的的一个郊外别墅内，后又被分配到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曾住过一个位于索斯诺夫卡的别墅内。此外，戈尔巴乔夫还经常和其夫人一起游览莫斯科及其周围地区，甚至在此过程中成了戏迷并观看了他们感兴趣的所有戏剧。
1979年12月，正在皮聪大度假的戈尔巴乔夫从媒体报道上得知苏联已入侵阿富汗且美国切断了先前已签署协定同意提供的粮食供应，察觉到食品供应形势已经告急，他随即赶回莫斯科，提出要制订一个不再依靠进口粮食的计划，即《食品纲要》。针对纲要所面临的款项和资源的支持问题，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无偿贷款机制，此外，他还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由计委、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和农业工作者委员会组成的委员会，用于讨论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这个关键问题，但因有人造谣称他是出于控制国民经济的个人目的且想要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而设立农工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便由部长会议接手。198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成为最年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主管苏联农业部的书记。
1982年5月24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食品纲要》及农工联合体相关方面的一组决议均在中央全会上获得批准。为得到农民、场长主任和整个社会的接受，他在《共产党人》《世界马克思主义》上刊登了他关于《食品纲要》及党的农业政策方面的文章。同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一次全国农业专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敦促放弃“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
1982年1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接见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代表团时，得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同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成立治丧委员会的决议，由尤里·安德罗波夫任主任委员，随后，12日，安德罗波夫被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3年4月27日，在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举荐下，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列宁113周年诞辰纪念日上发表了正式讲话，开启了个人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讨论，在谈话中，他引述列宁的一系列讲话，提出要建立社会生产架构以支撑重工业的进步、创建最先进的消费工业并改变造成经济畸形的膨胀的军工联合体的经济结构。同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受邀出访加拿大，但因受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反对，原本10日的出访计划缩短为7日。在此次出访中，他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农业部长惠兰并参观了加拿大的国家畜牧研究中心、温室、农场、农产品加工厂、重型卡车生产厂及牧场等来研究该国经济的运转方式，在同一个成功牧场主的交谈中，他得到了土地所有制的推动国家的支持这个重要结论。在此次出访中，他还受到了加拿大媒体的刁难，有记者声称他在部长家里参加过招待会之后突发心脏病去世，更有记者直言挑衅他同安德罗波夫的关系，但均被他一一化解。
1984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的葬礼。6月13日当晚，他及其他代表团成员在苏联大使馆的别墅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成员并就意大利的自由独立及世界的新形势进行了诚挚的谈话，次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时任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并回到莫斯科。同年12月15日，戈尔巴乔夫到英国访问，这也是苏联代表团在1969至1984年这15年间对英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在英国议会上，他正式阐述了自己对有关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的观察和想法，随后，他同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会见，得到了媒体的大量报道，此外，他还会见了英国内阁大臣、政党领袖和商界代表等。12月20日，时任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去世，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提早结束访问，返回莫斯科。
1985年3月10日，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等人决定在同日晚上11点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反驳了维克托·格里申急于将自己确定为治丧委员会主席的决定，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随后，在契尔年科葬礼期间，他会见了各国重要人物，此外，他还单独会见华沙条约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并表述会尊重友邦的独立和主权，从根本上否定了“勃列日涅夫主义”。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行动纲领被苏联中央全会的批准和采纳，这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正式开始。接着，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召开了多次会议，并前往圣彼得堡举行了见面会，在列宁格勒，他视察一些大工厂并与参加“强化——90博览会”的技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见面，他还在斯莫尔尼宫发表了讲话，公开讲述了该市面临的许多问题。这次列宁格勒之行标志着公众公开讨论有关过去、现在和将来问题的开始，树立了先例和定下了基调，具有里程碑意义。同年6月和7月，戈尔巴乔夫前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举行了会议和与公众的直接对话。此外，他还对秋明地区进行了视察。随后，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中央委员会召开关于科技进步的全国性会议，解决了国家的工程类工业实现现代化的资金问题。这些最初的步骤和公开化为他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随着198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进入高峰时期且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沼，世界局势变得愈发紧张紧张，戈尔巴乔夫逐渐意识到缓和美苏关系的必要性。1985年11月19日，戈尔巴乔夫与时任美国总统隆纳•威尔森•雷根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在此过程中，他们针对军备竞赛、军备控制、人权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次日，他们签署了声明，声明宣布“永远不要诉诸核战争：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这次会晤的成功举行表明美苏对于建设一个无核化世界的共同意愿，戈尔巴乔夫此后在回忆录里将其称作“日内瓦精神”。
1986年2月25日，在党的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打破以往在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报告的惯例，决定做政治报告，集中注意力于战略问题上，报告评估了当时世界的总形势及苏联社会的发展道路并特别强调了改革的公开性以打消人们的疑虑。同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使得苏联社会和政府受到的巨大冲击，国家财政状况也变得更加复杂，对此，戈尔巴乔夫于6月起草了关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这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实现社会质的变化，包含了新的路径，即号召将所有工业转变到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包括增加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加强企业的作用和责任，以及掌握经济管理方法。同年夏，针对美国对苏采取的强硬政策，以及里根和沙特阿拉伯合谋压低石油价格影响苏联的石油经济，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晤，会谈中，他们就战略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战略防御计划上未达成协议。1986年11月27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印度，同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签署了有关建立非暴力世界原则的《关于无核与非暴力和平原则的德里宣言》，内容概述了一个新的和平概念，其基础是新的政治思想，实现和平将使人类免于核灾难，是苏联与印度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的结果。同时，在党的领导层部分成员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通过了加强打击非法收入的决定，包括侵吞公款者、受贿者和敲诈勒索者，11月19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个人劳动行为法》，这部法律反映出私有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和国家领导层中间的分歧。
1987年初，由于苏联在工业生产和新技术领域均情况不佳，戈尔巴乔夫等人决定举行了一次有关经济问题的中央全会以筹划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同年2月，苏联当局公布了《企业法》草案，得到了工人的强烈支持。随后，4月3日，戈尔巴乔夫等人举办了筹备1987年6月中央全会的报告及摘要的会议，在这次非正式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应当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改革，但不能停留在造成社会走下坡路和扼杀人们创新精神和热情的框架之内。”接着，他们又针对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了数次争论，其中，对于改善各共和国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以及重组各部及机构的规定草案的问题，为了达成一致意见，戈尔巴乔夫还邀请了尼古拉·雷日科夫等人前来参会。同年6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中央全会开幕并做了关于苏共在全面重组经济管理方面的目标的报告，报告以民主化为出发点，将食品、住房、商品和服务置于优先位置，并再次确认了民主化进程和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式，此外，还解决了人事问题，这次中央全会是改革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事件。在大会结束后，他们还对《企业法》草案做出了修正。
1987年11月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做了题为《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次报告是他第一次拒绝做出结论性的“裁定”，为历史学家、理论家、政治家和整个社会打破了讨论过去的禁忌。11月4日至5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为与会者提供了展开有趣讨论的场所，他们对国际和苏联形势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提出”历史发展的多种不同演变路径指出两种制度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并宣布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拒绝对真理的垄断”，号召人们发表不同意见。随后，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同里根签署了《美苏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美苏双方共同同意销毁某一个类别核弹的协议，为削减核武器打下了基础。同年，为促进苏联公民对于改革及苏联领导层的理解，戈尔巴乔夫还撰写了《改革与新思维》，该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改革启动的经过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观的建立过程，在书中，戈尔巴乔夫运用他的思想和看法来描述改革进程，而他的思想和看法也构成了苏联国内改革和外交政策的基础。这本书是对改革信条的第一次详细宣示。
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在5月1日起的十个月内从阿富汗撤军，随后，苏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并达成了正式协议。1988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里根访问苏联期间，再次与其在莫斯科见面。1988年6月末，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决议，宣布了政治改革的方向。1988年10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家立法机构）主席，巩固了自己权力。随后，由于经济改革受到党内阻挠，他试图通过重组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来摆脱苏共的控制。于是，在两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成立了一个新的两院制议会，称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部分成员由人民直接通过竞争性的选举（即多候选人）中直接选举产生。
1988年11月下旬，戈尔巴乔夫第二次出访印度同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见面，在会谈中，双方再次表明了对《德里宣言》的赞同及积极实施此外，他们还讨论了对华关系问题，他们都认为应当积极改善与中国关系，并应尽最大努力确保中国不会对苏印两国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心。1988年12月初，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了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他们就范围广泛的国际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专门商讨了两国领导人会晤的重要问题，通过这次会晤，戈尔巴乔夫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同月，戈尔巴乔夫还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三届大会，大会上他起草并提交了以促进国际合作为目标的概要计划，此外，他还向联合国大会讲述了苏联在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以及从几个东欧国家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军方面采取的具体步骤，并介绍了苏联采取的一些民主举措，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1989年，新任人大代表选举出新一届最高苏维埃，这是一个拥有实质立法权的常设议会，同年5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保留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身份。
1989年底至1990年，戈尔巴乔夫着手对苏联的国家结构形式进行改革，然而，他的民主化路线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权力下放所产生的新自由导致了几个加盟共和国（如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内乱，及一些加盟共和国（如立陶宛）试图实现彻底独立的运动。对此，戈尔巴乔夫动用军事力量镇压了几个加盟共和国的种族间冲突。此外，他还改进了宪法机制，规定共和国可以从苏联合法分离。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共产主义者，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通过民主选举，非共产主义政府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纷纷上台后，戈尔巴乔夫同意将苏联军队分阶段撤出这些国家。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同意了东德与西德统一，甚至默许了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年，由于“在东西方关系的根本变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戈尔巴乔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3月14日，在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苏联总统。同年4月13日，在时任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公开宣布苏联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战俘和囚犯管理总局的名册和其他档案材料，其中包括1939年——1940年间被关押在科泽尔斯基、奥斯塔什科夫斯基和斯塔罗别利斯基集中营的波兰公民名单。接着，10月中旬，在戈尔巴乔夫的协助下，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制订了一份妥协性文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战略》。同年，戈尔巴乔夫在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即设立部长内阁以取代苏联部长会议以及其他几项加强行政权力的措施，并建议举行民主投票来决定是否保留经过改革的平等主权国家联邦的苏联的存在。
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提议召开了新奥加廖沃9+1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并决定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来稳定国内形势和克服危机，此次会议召开后，戈尔巴乔夫批准了瓦连京·帕夫洛夫领导的政府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共同起草的一个综合性的反危机方案，即“关于苏联内阁与主权共和国政府将摆脱国家经济危机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部分的联合行动方案”。
1991年7月30日，随着苏联中央政府逐渐与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之间在国内形成了相对的政治平衡，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时任哈萨克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秘密讨论在《联盟条约》签署后，他们可采取的政治步骤及行动，此外，他们还决定暂时同意举行苏联总统选举并对苏联内阁人事和地位做出调整，但此次的谈话遭到了克格勃的监听，这促使几个高级官员做出了参与策划和发动政变的决定。
1991年8月19日，八一九事件爆发，正在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在取代政府改革者的共产党强硬派的政变中被软禁在福罗斯的疗养地，同日，时任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但在鲍里斯·叶利钦和其他在民主改革中上台的改革者的努力下，戈尔巴乔夫得以恢复苏联总统一职，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地位却因这次政变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随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结盟，此外，他还迅速采取行动，将基本政治权力移交给以俄罗斯为首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8月24日，随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彻底崩溃及国家权力平衡的打破，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继续致力于缔结联盟条约的工作，他同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签署新《联盟条约》，1991年11月4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国家委员会会议，讨论新《联盟条约》草案，得到了参会领导人原则上的一致赞成，但在11月14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鲍里斯·叶利钦坚决反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关于建立联盟国家的建议，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叶利钦最终妥协。随后，11月25日，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签署了根据国家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形成的一份联合声明，同意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一个民主联邦国家》草案提交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这份条约草案于11月27日公开发表。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
1991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胡桃厅向鲍里斯·叶利钦交接总统事务并同意苏联政府机关将在12月30日停止运作。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和苏联武装力量统帅职务，并把使用核弹的权力转交给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当天晚上，克里姆林宫顶上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三色旗取代。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并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同月，戈尔巴乔夫创立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研究俄罗斯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并与其他组织进行广泛合作，直到去世他一直担任该基金会的主席。
1992年，卸任的戈尔巴乔夫还在全球论坛的邀请下担任国际绿十字会的创始主席，同年，俄罗斯发生通货膨胀，戈尔巴乔夫退休金严重不足，于是，1993年，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给退休基金会写了询问信。1994年秋，俄罗斯当局通过专门决定，规定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为国家最低退休金的40倍。同时，戈尔巴乔夫还通过出书、接拍广告片和参加演讲等的方式来赚取收入。
1996年，戈尔巴乔夫参与竞选俄罗斯总统，但获得的选票不到1%。
2000年，戈尔巴乔夫联合其他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后该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随后，2004年5月，因竞选方向存在分歧，戈尔巴乔夫辞去党领袖职务。但由于该党未能达到俄罗斯法律要求将政治组织列为政党的最低标准，即在俄罗斯大部分地区设立至少有500名成员的地方办事处，该党于2007年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取缔，同年，戈尔巴乔夫又创立了社会民主党联盟。
2006年，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亿万富翁和前立法者亚历山大·列别杰夫合作，购买了独立报纸《新报》近一半的股份，该报以其敢于质疑克里姆林宫政策而闻名。
2007年，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戈尔巴乔夫对“新冷战”发出警告，他认为美国计划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的举动，有可能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和冷战。
2008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反击美国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演讲的指责，称美国领导人的承诺不可信，又在同年9月8日接受西班牙埃菲社采访时称西方企图孤立俄罗斯。同年9月30日，戈尔巴乔夫和列别杰夫想要组建一个新的政党，但以失败告终。
2013年，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新闻社的演讲中认为苏联解体的责任应由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负责，因为叶利钦所主张的改革方针“不负责任”，且称自己“为改革贡献了许多”，又说自己为国家带来了自由。
2014年，在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后，戈尔巴乔夫给予积极评价，称“克里米亚公投纠正了历史错误”。在同年11月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活动中，他又警告说，正在进行的顿巴斯战争使世界处于新冷战的边缘，并指责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采取了对俄罗斯过于强硬的态度。
2018年10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将退出“中程弹道导弹条约”，作为条约的签约人戈尔巴乔夫批评特朗普鲁莽不智，这一决定将威胁世界和平。
2021年1月20日，戈尔巴乔夫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美俄关系“令人非常担忧”，并呼吁约瑟夫·拜登与克里姆林宫展开会谈，以使两国的“意图和行动更加明确”和“关系正常化”。同年12月24日，戈尔巴乔夫还表示，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变得傲慢和自信”，“因此产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张的想法”。
2022年8月31日，戈尔巴乔夫因长期重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91岁。戈尔巴乔夫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紧邻其夫人赖莎所下葬的墓地。
1985年3月至1988年上半年，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初期阶段，改革从经济体制开始，并重点在经济领域进行，一是提出“加速”经济发展战略；二是提出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1985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举行全会，会上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的施政纲领。首先，他提出了“加速”战略，认为共产党的使命是“领导全民争取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运动”，并规定从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中，苏联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提高居民社会福利等方面均得到相应的提高。此外，戈尔巴乔夫指出“必须加快生产集约化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变革”，“从试验转向建立完整的经营管理体制”。此次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开始着手筹备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以期制订一个改革的纲领，并开始从上到下改组苏共各级领导班子。
1986年2月25日至3月5日，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并对党章作了修改，此外，他还叙述了苏共对改革的构想和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包括形势“要求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完善”政治体制等。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纲领主要是针对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僵化停滞状态以及教条主义理论观念，然而它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一些僵化观念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经济改革在最初几年便出现了变形和“空转”。1988年，苏联正式实行国家订货缺席制度，希望改变过去由政府部门给企业下达生产指标的传统办法。 然而，在计划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许多机关部门通过该制度用超出国家规定的订货比例下达订货任务，订货额可高达企业生产能力80%-90%，并未实现扩大企业自主度的目标。在收入分配方面，由于在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并缺少相应的约束机制，导致职工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状况，消费品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在苏联民众中得到了很高的期待，然而改革未能使苏联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多大的改变，也未能阻止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的趋势，苏联经济改革的起步实际上陷于失败。
1988年6月至1989年底，由于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效，戈尔巴乔夫把“加速战略”未见成效和经济改革进展缓慢，归咎于党内所谓“保守力量”的阻碍和苏联社会制度的限制，将改革领域从经济转向政治，改革的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已从一般的“民主化”、“公开性”、“意见多元化”进一步发展到“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把改革的矛头指向政治体制的核心，改革的目标也从原来的“完善社会主义”转变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而发生这种变形的重要原因是作为苏联社会领导力量的苏共本身、它的活动内容和它与劳动人民的联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形”。对此，戈尔巴乔夫提出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并把它提到“首位”、把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及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等观点。此次会议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按照会议提出的基本设想，在苏共一党领导体制原则基础上，充分保障了人的各种权利，实行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实现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系统向国家权力机关的转移，在根本政治制度下引入适当的权力制衡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法律取代行政命令，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第一准则。接着，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198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后，党的机构改革进一步具体化。
此后，苏联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很快，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由于苏共领导人在改革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唯意志论、急于求成的老毛病始终未能克服，也由于在改革过程中缺乏对具体改革措施结果的认真分析、总结，致使政治体制改革逐渐陷入困境。改革进程逐渐被激进势力、激进的社会政治情绪所左右，最终导致苏共及其领导人丧失对改革进程、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反而使经济改革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导致了苏联局势的急剧恶化，加速了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
苏联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民族问题也随之解决了，对民族问题的评价一直都比较乐观。1986年2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苏共新纲领，声称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得到顺利解决。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在民主化、公开性这一宽松的气氛下，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开始出现。1986年12月，阿拉木图事件爆发，阿拉木图的群众抗议苏联当局违反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即每一个民族都有权选出自己的领导人，接着被苏联当局镇压。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承认，“今天在扩大民主和民族自决的背景下，族际主义进程在加深。在民族关系方面存在我们要与之进行斗争的消极和变形现象”。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还提到了阿拉木图事件，强调族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性，强调在领导干部中要反映民族构成。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变相鼓励了民族主义者与联盟国家斗争，1987年，苏联发生了许多民族事件：1月，里加发生了反俄罗斯人的示威；8月23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举行了“波罗的海之路”抗议游行，要求恢复历史的真相；从10月起，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自治州爆发了要求同亚美尼亚共和国合并的运动。
在民族分离主义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面对日益突出的民族问题，戈尔巴乔夫没有予以重视，盲目遵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把维护理论的纯洁性而不是国家的统一放在了首位。在1989年9月苏共召开的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仍反复强调苏共的民族政策要坚持民族自决这一基本原则。在加盟国纷纷要求独立后，戈尔巴乔一方面强调要尊重各共和国人民和各民族的权力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分权要求；另一方面，要通过对联盟的深刻改革、把联盟转变为真正的联邦来加强联盟。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切实解决如何在尊重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重建联邦制的问题。
1990年6月，以俄罗斯联邦为首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通过主权宣言，戈尔巴乔夫加紧制定新联盟条约，希望通过新的盟约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行为。然而，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效不佳，政治体制改革又使苏共权力开始削弱，戈尔巴乔夫处于被动地位，签署新联盟条约必不得不倚靠俄罗斯联邦等加盟共和国的支持。
1991年8月14日，苏联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新联盟条约的签署工作预定在8月20日开始，然而8月19日，八一九事件爆发，以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为首的保守派希望废除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维护苏联的联盟体制，随后为鲍里斯·叶利钦等人镇压。
以维护苏联原有的联盟体制为目标的八一九事件失败后，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生命的终止实际上宣告了苏联解体已无法逆转，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截止到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存在“，三国领导人叶利钦、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一项声明中说，由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走进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并建立独立的国家已成为现实。三国领导人宣布，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调机构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赞同其宗旨的国家均可参加。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11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并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口号，提出放开意识形态领域管控。1988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拿到会上，要求把苏共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大力推进以“新思维”为指导的改革进程。随后戈尔巴乔夫发出了“不留有空白点”的号召，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推动大规模进行揭开“历史空白点”舆论宣传，为此甚至采取组织手段，大批提拔那些能够贯彻他们主张的人员，让他们掌管苏联的重要新闻机构和舆论阵地，以加大宣传力度。过度的宣传且未对舆论加以引导，导致反思过去就变成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就的全部现实; 批判约瑟夫·斯大林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变成了否定苏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的酒类需求不断升高，在斯大林时期人均每年不超过5升的酒精登记数字在1984年达到了10.5升，戈尔巴乔夫认为酗酒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道德价值观衰退，对于劳动的热情锐减，是苏联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开展禁酒运动。
1985年5月7日，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苏联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克服酗酒的管理办法》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的第410号决议《关于克服酗酒以及禁止私自酿酒的管理办法》。这两项决议规定所有党和行政组织坚定且广泛地加强同酗酒的斗争，其中包括显著缩减酒类饮品的生产、限制售酒地点、控制售酒时间段等。接着，5月16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指令《关于加强同酗酒的斗争以及禁止私自酿酒》，赋予禁酒运动以实际的行政和刑法问责权，相关指令也同时在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内发布。此外，工会、整个教育与医疗保健系统、所有公共组织甚至是民间联盟也参与了禁酒运动，在民间各领域内展开了广泛的禁酒宣传。
禁酒运动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1986年酒精的人均消费量降至4.3公升，送到醒酒所的人数相比去年减少一半，酒后犯罪减少20%。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全国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禁酒运动。然而，由于民间的广泛反对，一些生产葡萄等酿酒原料的集体农庄遭受损失以及禁酒导致的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宽了禁酒措施，禁酒运动以失败告终。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4分，位于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现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在进行维护测试过程中发生严重事故并引发爆炸和火灾，致使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严重污染，甚至远在欧洲的瑞典、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都检测到了大量放射尘埃。戈尔巴乔夫第一反应是询问爆炸是怎么发生的，并未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但他同意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负责调查事故起因以及善后事宜。4月28日，对于是否应该将事故信息向民众公开时，他认为此次事件属于苏联内政，仅承认了当时西方政府已知事实，对于后来人们对于苏联政府隐瞒真相的质控，他也予以了辩解和否认。随后，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市民及其他国家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表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公开讲话，讲话中，他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进行了谴责并承诺当原子能机构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苏联将提供一份完整的事故报告，此外，他还表示希望能与里根在广岛市会面，共同签署一份禁止核试验条约，他希望通过广岛事件来转移焦点，将美国陷于矛盾的焦点中，让世界不再过于关注切尔诺贝利事件但一失败告终。5月15日，政治局要求斯拉夫斯基和他所在的部门负责并自主决定如何“掩埋”爆炸的核反应堆，将其永久封存以防止辐射扩散。6月初，政治局批准了建造石棺，即在受污染的土地上覆盖一层厚厚的混凝土的方案，但此方案由于没有合适的设备，进展缓慢且严重损害了工人和士兵的健康，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了进一步的污染，此外，由于苏联经济的下降，政府也无力承担它的后期维护工作。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军队的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
在阿富汗战争（1979-1989）中，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支持阿富汗政府军，而美国政府则秘密支持反对派。为改善美苏关系，戈尔巴乔夫在阿富汗做出了让步，在1986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强调苏联军队有必要再一两年内撤退，以便保证美国不会进入这一真空地带。1988年4月，在联合国帮助下，有关阿富汗的和平协议签订，苏联红军于1989年2月撤离阿富汗，美苏两国还同意阿富汗未来的“不结盟”状态，以及两国“绝不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部事务上卷入冲突或加以干涉”。1989年，苏联结束了在阿富汗长达十年的军事占领。
在对西方欧美关系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积极地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在1985年至1988年间，他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频繁的会晤，缓解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恶化美苏关系。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举行双边会谈，双边就涉及导弹防御的“星球大战”计划、美苏各自参与的代理人战争和两国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对话。这次会议的联合声明中称，将定期举行美苏之间的各级对话，为之后美苏之间的冲突的制约与合作的进行创造了条件。
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谈，就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展开对话。尽管美苏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就中程弹道导弹的相关问题的谈判仍然持续了下去，经过多次谈判，1987年美苏两国达成了《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在协议中苏联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根据该协议，美苏都将销毁所有射程在300~3400英里以内的地对空导弹。此外，戈尔巴乔夫还和里根探讨了捕鱼权、增派留学生和加强文化科学交流等各种广阔的领域的问题。1989年后，美苏两国的继续展开互动，戈尔巴乔夫同里根举行了多次会晤，促进了美苏之间双边关系的缓和，也促进了美苏之间互信的发展。1991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莫斯科正式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根据条约，双方在7年内将把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约30%，届时每一方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发射弹道导弹、重型轰炸机的总数不得超过1600件，其所携带的核弹头不得超过6000枚。
戈尔巴乔夫还不断强调苏联与西欧的联系，他宣扬“欧洲的分裂已经结束”，并说欧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积极地同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这些国家也同美国一样对苏联和日益独立的加盟共和国进行了经济援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的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3月14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在会谈中，戈尔巴乔夫表示中苏关系改善不能只局限在经济，要谈政治，提高对话的级别。1987年起，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中苏重启了中断九年的边境谈判，并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1988年，随着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戈尔巴乔夫把重心放在了敦促越南撤军柬埔寨上，苏中关系开始改善，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国党政最高领导赵紫阳、李鹏和杨尚昆等都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对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这些活动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全面恢复正常。
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对外“新思维”的核心是结束勃列日涅夫主义，实行不干涉原则，但在其外交实践中，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对于支持苏联改革的东欧国家，戈尔巴乔夫一般是采取不干涉的政策，鼓励这些国家及其共产党的改革，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尼亚，他明确要求罗政府进行“深刻彻底的改革”，1989年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讲话时，公开警告该国党的领导人“不要误了改革最后一班车”；对于各共和国出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分裂国家的思潮、组织和派别，戈尔巴乔夫则采取容忍和支持的立场，在改革受到质疑后，戈尔巴乔夫直接在媒体上表示不满，并支持各国反对派。
1989年初，第一个在苏联集团国家中由非共产党人担任总理的波兰联合政府的成立，苏联集团也自此开始解体，但为维护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守住自己上台之后在外交方面取得所有的“外交果实”，戈尔巴乔夫依然奉行不干涉政策，此外，他还切断了对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额费用支持。因此，苏联集团内其他缺乏人民支持的国家政府开始纷纷垮台，到1989年底，东欧各国执政党纷纷下台，新政府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戈尔巴乔夫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不能再用旧的眼光，而要用新的、正确的观点，来认识苏联所置身于此的新世界。“新思维”的概念是戈尔巴乔夫最初用来指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构想，后来随着改革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新思维”的内涵被逐渐扩大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理论形式，“新思维”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即改革、展望及描述社会主义新面貌、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贯彻外交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就是我们对今后一个时期自己的任务我们工作的意义和内容的认识”，其最终目的为“深刻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他提出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阶段性的工作，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中，苏共应具有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此外，戈尔巴乔夫还重视改革和决策的艺术，认为改革是有限度的、辩证法的艺术，要善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
对过去70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对未来社会主义前途的展望和描述，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理论的重要内容，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理论，是“新思维”中的基础理论部分。 首先，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他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区别开来，从而肯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其次，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加强社会主义；最后，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理解和定义，并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的相关内容。
民主是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革新的主要内容，也是“新思维”理论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对待民主问题就是要从约瑟夫·斯大林向列宁回归并把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和目标。此外，戈尔巴乔夫认为公开性是达到民主的手段和程序，主张扩大政治公开性和透明度。
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有，一、核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二、安全是不可分割的，要实现国家安全必须通过政治上的协商和军事上的裁军；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在核时代己经成为全人类生存的条件；四、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不能把苏联在非常条件下形成的发展道路绝对化，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必须秉承完全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五、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核战争中没有赢家和输家。
戈尔巴乔夫是近现代最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2022年，戈尔巴乔夫逝世后，各方均发文悼念。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推特上对戈尔巴乔夫的去世表达了哀悼。马克龙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和平之人，认为他为俄罗斯人“开辟了一条自由之路”。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戈尔巴乔夫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他在声明中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他在外交、经济、社会挑战全面发生复杂、急剧变化的时期领导了我国。他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并试图为紧迫问题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发文说，“戈尔巴乔夫在我国历史上的戏剧性时期做出了十分与众不同、时而非常困难的决定，他为苏联政治体制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世界各地的全球性变革奠定了基础。”
法新社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西方受到拥护，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俄罗斯国内，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苏联的解体是一场悲剧，带来了十年大范围贫困，也让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被削弱。
“今日俄罗斯”网站刊文称，戈尔巴乔夫时代因社会经济改革而被铭记，同时代的人们对这些改革的评价褒贬不一。在他的领导下，苏联首次举行公开竞选，向西方国家靠拢，但与此同时，苏联的危机也愈演愈烈，进而导致内部冲突和随之而来的解体。关于戈尔巴乔夫对自己在苏联解体中所扮演角色的评价，文章援引戈尔巴乔夫此前接受RT采访时的话作为结语：“我所做的是为捍卫联盟直到最后一颗子弹，但我没有成功。”
俄罗斯新闻社刊文称，有句谚语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充满了善意”，戈尔巴乔夫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善意”能够把整个国家带入地狱。“戈尔巴乔夫很长寿，他成功地见证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考验，以及所克服的无数挑战和悲剧。这位领导人是否为自己作出了结论不得而知，但这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得到了经验教训。”
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表示，他不同意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久加诺夫说，他看到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等多位领导人的表态，称戈尔巴乔夫为人民带来了“自由、独立和尊严”，但是他绝不赞同这些评价。久加诺夫说：“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戈尔巴乔夫属于那一类统治者，他们给俄罗斯人民、我们的盟友带来了绝对的灾难与悲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戈尔巴乔夫在关键时候没有挽救苏联，没有挽救苏联共产党。他负有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历史人物要放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看。戈尔巴乔夫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优秀俄罗斯文化结合，和俄罗斯的国情结合，最终没有成功。
早在1991年11月4日，戈尔巴乔夫就因解体苏联国家被苏联检察院起诉并被要求承担刑事责任，但苏联检察院迫于压力，很快就取消了起诉。2013年5月，戈尔巴乔夫又被要求剥夺圣安德烈勋章，俄罗斯REX通讯社与一些网友为此在网上传发了一份有几千人签名的请愿书，指控俄罗斯的最高勋章奖不应颁给亲手毁掉苏联的罪人，这侮辱了那些建设并捍卫苏维埃国家的人们。
2014年4月10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中三个党派的一些议员致函俄罗斯总检察院，要求调查苏联解体事件并追究造成这一后果的相关人士，这其中便包括戈尔巴乔夫。此外，戈尔巴乔夫还曾被议员指控建立了他所领导的苏联国家委员会，议员们认为这个机构涉嫌违法通过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决议，建立这个机构和对这个机构的授权均违反苏联宪法。
2015年9月，戈尔巴乔夫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告上法庭，日里诺夫斯基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之后》一书中发表的极端言论破坏了他的名誉和尊严并要求他赔偿100万俄罗斯卢布，这些言论包括1993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大部分选民投票给提出极端口号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以及1996年戈尔巴乔夫在鄂木斯克州与选民见面时遭到袭击，“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插手了这一挑拨行为”。同年12月2日，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斯基法院作出判决，部分满足了日里诺夫斯基关于保护名誉、尊严和信誉的诉讼要求，处罚戈尔巴乔夫支付6300卢布的诉讼费用，但驳回了原告对全球出版社的所有要求。
1992年，戈尔巴乔夫接到了一家德国影视公司的邀请，这家德国影视公司准备拍一部之前民主德国儿童教育的纪录片，准备邀请戈尔巴乔夫来这部剧中饰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本人。在完成了这部影片的拍摄之后，戈尔巴乔夫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影酬”，随后，他便开始不断地接戏，比如德国电影《咫尺天涯》中继续扮演自己。据统计，戈尔巴乔夫曾经在70多部电影中“自己演自己”，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1997年，戈尔巴乔夫为必胜客拍了一支广告，在短片中，他去必胜客吃比萨，店内的人们很快认出了这位前苏联领导人，开始争论戈尔巴乔夫是带来了机会和自由，还是政治经济学的动荡。广告的最后，一位老妇人打断了争吵，她表示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大家才能够吃到必胜客。
2000年底，戈尔巴乔夫“改行”在一部12集的访谈片中担任访谈人，访谈了多位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2007年8月，戈尔巴乔夫代言路易威登皮包广告，由著名摄影师安妮·莱波维特兹拍摄。广告中，戈尔巴乔夫坐在一辆名车之中，身着一袭黑色的大衣神情凝重，身旁放着一个皮包，望着车窗外的柏林墙缓缓而去。据悉，戈尔巴乔夫起初并不情愿接拍这个广告，直到路易威登承诺为他的环境慈善组织“国际绿十字”捐款并在广告中提到该组织。
2020年2月1日，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指责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负有部分责任，对此，戈尔巴乔夫驳斥称，这种言论玷污了为反法西斯主义胜利而牺牲的人，他强调，“最好的做法是向那些遭受巨大苦痛和灾难，并拯救人类的人们致敬。”
戈尔巴乔夫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农民，他的父亲谢尔盖在集体农场工作，母亲是玛丽亚，他还有个弟弟亚历山大。
戈尔巴乔夫的妻子是赖莎，赖莎于1932年1月5日出生于西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铁路员工家庭，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担任教师工作，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赖莎作为第一夫人经常与丈夫一同出席公开场合，并且穿戴很讲究，树立起了一个人性化的优雅的形象，1999年，赖莎因白血病去世。他们有一个女儿伊琳娜。戈尔巴乔夫有两个外孙女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西娅·谢多娃，二人分别于2003年4月30日和2010年3月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