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9:07
《白虎关》是中国国家一级作家雪漠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讲述了掘金潮和商业开发大潮下西部农村的变和农民的灵魂焦渴。西部大漠中的牛路坡发现了金矿，人们蜂涌而来，村落随之而成为小城镇，农村因此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流传千年的信仰，传唱千年的花儿，日益被机器的噪声淹没。旧的价值体系面临塌，灵魂的焦渴与现实的挤压都在叩问这片古老的土地。
该作品以兰兰、莹儿、月儿三个农村女性的苦难人生和自我救赎为主线，剖析西部人深层的文化心理，塑造了一批鲜活的西部农民形象，对传统的农牧文化进行反思，揭示当代农村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面临的许多困境和产生的阵痛，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
老顺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憨头暴病死去，留下大媳妇莹儿。小儿子灵官与嫂子偷情，那似乎是甜密的爱情。二儿子猛子转眼间长成了大人，不时与村上的女人偷情。老顺头想教育他，一句话就被他顶回去：“你给找一个”。猛子搞野女人还理直气壮。贫困农村找媳妇谈何容易。兰兰被换亲换给了莹儿的哥哥白福，但白福经常实施家庭暴力。兰兰实在忍受不了残忍的家庭暴力，就跑回家来。该小说始终有条线索，就是莹儿的哥哥要兰兰回去，兰兰不回去，就要把莹莹弄回娘家，但莹莹又不愿回娘家。兰兰不甘心成为父辈命运的复制品而全力抗争，她跟白福离了婚，从佛教信仰中找到了灵魂的依。
老顺头家琢磨着把莹儿改嫁给猛子但最终没有成功。月儿为了跳出农门，到城里打工，染上了性病，她和孟子结婚后，两人的情深却阻止不了性病的恶化，月儿只好独自走向沙漠，在大火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猛子不甘被贫穷和愚昧双重绞杀，加入了淘金队伍，一次因井塌被埋在井底，差点送命；莹儿依然在等候灵官归来，她想守候心中的净土，却被母亲强行嫁给屠夫，绝望之下吞金自杀。这就是西北农村的现实生活境况，苦难中磨砺的人们还在顽强地存活。
1999年6月，中国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一个从此影响新世纪中国西部发展面貌的重大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出台。
《白虎关》作品，描绘了21世纪初现代工商业吞噬甘肃武威沙漠边缘的村民时触目惊心的图景。
莹儿
莹儿是老顺的媳妇。莹儿爱灵官，灵官是她的希望之火，是她的“盼头”。可是灵官离开她去了城市，她只能借花儿寄托对灵官的思念：“白纸上写一个黑字来，黄表上拓着个印来，有钱了带一个笑脸来，没钱了挂一匹布来，有心了看一回妹来，没心了辞一回路来，活着了捎一封书信来，死者托一个梦来。”情意绵绵的“花儿”，是莹儿唱给灵官的情书，深切体现了一个困境中的女人对爱的渴望。灵官的爱对莹儿而言是对她的救赎，有了灵官的爱她就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
可是失去丈夫的莹儿不能自行选择以后的人生道路，更不可能跟自己的小叔灵官结合。在夫家与娘家的战争中，她再次感觉到了自己只是一个物件的本质。夫家要的是她生的孩子，娘家要的是她能再换一次钱。莹儿成了再次出售的货物，盐场的经历让她认识到男人对她的追求都是基于身体的需要，回家时她目睹了母亲的行径，认识到母亲为了成全一门亲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和女儿的身体。这个坚强、忍耐的女人被丑恶的现实击败了。她心里的那个灵官可能已经忘了她，即使没忘，他们的结合也有悖伦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最终这个如诉如泣唱着花儿的女人结束了她花儿般的生命。
兰兰
兰兰是老顺的女儿。兰兰这个可怜的女人换亲成为莹儿的哥哥白福的妻子，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不说，身体上还要遭受丈夫的蹂躏和虐待。在去盐场深陷沙坑感觉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晚上，她向小姑莹儿哭诉自己的遭遇，“‘我’最怕的，是那牛鞭。你知道，老牛挨那么一下，都得塌腰哩。人家一抡，就是半个时辰。半个时辰是多少？是一个小时，是六十分钟，是三千六百秒。那一场下来，身子就叫鞭子织成血席子了。然后呢，他又抓了碾面的盐，往伤口上撒，他说是怕感染——感染了，家里又得出钱。那疼呀，比挨鞭子还盛百倍哩。记得，‘我’梦里都躲不过鞭子，老是从梦里吓醒。”
女儿死后，兰兰逃回娘家执意要与白福离婚，这时她原先的情人花球找上了她。失去女儿的兰兰原本以为在旧情人那里可以找到安慰，她觉得自己有好多话想跟花球说，她回忆起当年与花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可是兰兰发现花球想要的只是她的身体，而不是与她进行精神上交流。没有了女儿，也没有了情人，兰兰对生活的盼头全部转移到对“金刚亥母”的崇拜上，她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走下去。可是宗教也不再是一方净土，女信徒之间互相妒忌、诋毁，花球尾随到修行的场所试图占有她的身体。当她最终抛除所有杂念立志修行时，尘世的生活还是不留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父母劝她回去尽孝，丈夫劝她回去做一个妻子。她在里面修行，外面关于她和花球的绯闻已经传的满天飞，花球的媳妇已经一头吊在她家的庄门上。兰兰原本想借助宗教远离尘世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她不得不回到尘世里来，继续忍受终将她拖垮的生活。
月儿
月儿美丽、心高气傲，她有自己的想法，看待任何人或者事情都很实际，她跟着莹儿学山歌“花儿”，但不是像莹儿那样寄托对灵官的思念，她学山歌“花儿”是要去兰州市的“花儿”茶座里面挣钱。她厌恶像村里的女人们那样灰头土脸的过一辈子，她要走出去，要过城里人的生活。她跟了一个有钱人，结果招惹了病。最后瞒着病情的月儿以欺骗的方式和猛子结了婚，但是纸包不住火，全村人还是知道了她的病情，一村子人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在生命即将逝去的日子里，猛子是她爱的稻草，她将自己最真挚的爱献给了这个男人，但是心中又为自己不再是一个纯真的女人而痛苦不已。
在月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即将自杀离开人世之际，她在沙地里等猛子归来的身影，两人在沙地里发誓要做三辈子夫妻。月儿虽然误入歧途，最终导致她身败名裂、自杀身亡，但是她有走出去寻找另外一种生活的勇气。
猛子
猛子是老顺的儿子。猛子到处去偷情，甚至骚扰自己的嫂子莹儿。猛子不甘被贫穷和愚昧双重绞杀，屡屡抗争，先是打摸糊淘金，后因偷沙被金掌柜捉住，为了自己的尊严，他宁愿当沙娃也不愿屈服，却因井塌被埋在井底，差点送命。
主题思想
《白虎关》主题思想：在大时代背景下寻找“出路”、重构灵魂
《白虎关》以兰兰、莹儿、月儿三个农村女性的苦难人生和自我救赎为主线，揭示了当代农村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面临的许多困境和产生的阵痛。
西部底层乡民，因为贫困，以“活着”为唯一目的。乡民在整个生命进程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模式之中，当忍受、沉默、卑微熔铸成性格的一部分并潜移默化地控制着思维支配着行动时，乡民对自身身份的自觉认同，使得外在的任何一种刺激都会使他们对原始生存状态产生根本性质疑。
随着20世纪末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为主体的“人类文明”以胜利者的姿态强势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存在的焦虑被无限地放大。处在转型期和深刻变革阶段的中国社会，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扩张，作为“传统”积淀最深厚的乡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化进程中被解构的对象，乡村中的人也由此产生如都市人一样的生存困境。
在城乡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拉扯中，由于生存空间被挤压，生存技能被弱化，作为弱势群体的西部乡民游离在新与旧、城与乡的夹缝中。乡民身份的悄然转化带来的是对于原始存在方式本身的质疑和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土崩瓦解。
乡民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定是通过对乡土社会传统的道德伦理、风情世故甚至封建迷信观念的认可形成的，这种经过千百代不断强化聚合而成的顽固的心理结构在初遇现代工业化的挑战时因为准备不足而付出代价。《白虎关》作为大众文化时代下“钙质”的存在，其小说展现的美学氛围与创作意旨巧妙地契合了宏大时代背景下的关于个体存在，尤其是城镇化背景下，乡民的灵魂重构的探索的时代主题。
现代工业文明对乡村的冲击，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乡村被迫卷入工业化进程的无奈，使得农民原有的知识体系、认知结构、道德伦理观念遭遇了颠覆性挑战。对自身存在的追问，对何以安身立命的追问，在固有公信力突然断裂的情况下，内心的惶恐与焦虑，产生了对传统、对土地、对世代因袭下来的生存方式的质疑是雪漠小说所探讨的主题。
当然由于农民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小农经济、土地对人千百年来的束缚使得这些变化都潜移默化地在潜意识中进行，而外在的表现形式或荒唐、或无奈、或绝望，并最终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舒解心中的苦闷与无助。由于现代文明对乡村的入侵使得农民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于是为大时代背景下转型期的农民寻找“出路”、重构灵魂就成为了《白虎关》的主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者并存的社会中，后两者以“现代”自居，并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着对农耕文明的解构与颠覆。农村遭受现代化侵蚀，现代以追求利益为终极目标的商业主义对乡村的瓦解与诱惑，欲望开始蓬勃生长，演化出新的困境与灾难，乡民在欲望的支配下，进行着残酷的精神裂变。
该作品全景式地关照了乡村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外在物欲不断膨胀的社会导致处于贫困状态下的农民的劣根性一触即发，从而凸显了西部乡民精神生态系统艰难而痛苦的现代转型。乡民生存的艰难状态与渴望摆脱困境的焦灼的心路历程表现在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做着救赎的努力，对“出路”探寻而不得的悲剧性结局。“城市化”化掉了乡土的精、气、神，市场经济颠覆了传统的乡村世界，乡民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乡土的文化底蕴被侵蚀。
当现代化强势地介入乡村社会后，处于混沌状态的乡民们被迫放弃那种从未被怀疑过的残酷、原始的生存方式，当他们试图屈服于“现代”，放弃原始的生存惯性时，却又被所谓的工业文明、都市文明抛弃，生存的失意困境凸现出来。
作者借喻山歌“花儿”意象，领悟了民间艺术形式中蕴藏的西北之魂与西北人根深蒂固的生命精神，在“花儿”与该长篇小说人物生活之间建立的对话关系，既是从民间汲取生命力量，也是让现代与传统生活展开辩证。但是，小说中莹儿、兰兰和月儿三个女子的悲剧，又告诉读者，仅仅依赖传统的顽强精神无法应对当下生活。
西北的生活处境与常年的艰辛如弥望的大漠，是一个看不到头的过程，往往生命时间有多长，辛苦就有多久。走到生命后半程的一家之主老顺，用四个字概括其生活哲学为“活人了世”。其内涵是：“人”要活下去是全部目的，任何一个阶段的生命目标只是求生，这些“活”着的阶段累积为人生一“世”，“了结”了这一辈子的时间，自然生命也就完了。
西北人大抵活得如老顺，既坚韧且消极被动，该小说中老顺的两个儿媳莹儿、月儿，一个女儿兰兰也和她们的前辈一样被动地默默度日。她们也曾积极主动求生，但最终都用不同的方式“了”却自己的生命。
将该作品中的两代人对比一番，可以看出西北现代生活进程的艰难。老一辈男人如老顺一样逆来顺受，“老天怎样给，‘我’就怎样受”；儿子辈不甘心完全重复父辈的生活，要么像灵官那样走进城市，要么就是猛子那样在本乡本土较量争夺生存空间。女人们活到兰兰的婆婆、妈妈那个份上，已经变成极为实际的经济与自然生命，她们的情感与皮肤一样地粗糙起来，她们的行为方式也变得泼辣村野而不乏无赖气息，因为她们知道难逃这受穷受累受打骂的婆婆妈妈命运，而在最终的年限到来之前应该少付出一些、享受点人应有的生活，她们知晓后辈应该避免如自己一般生活，却又无从努力；后辈的女儿们因父母给定的境遇而不得已地受穷，同时承受男人打骂的家庭暴力。小说中的兰兰和莹儿，因双方家庭的经济困窘而被交换婚姻。女儿们“被换亲”而决定了相同的命运，她们充当的是以男女两家经济基础确立的婚配中的一般等价物。这个交易是不容反悔的，任何一方有不能为长辈见容的行为，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兰兰因为不堪丈夫白福的暴力，跑回娘家来了，紧跟着就是白家要求自己的守寡的女儿莹儿回娘家来另行改嫁，以图收回儿媳妇跑掉带来的损失。
该长篇小说中家庭间关系结构的中心是“换亲”。被换的两个女子成了逐渐凋零的“花儿”，莹儿被换来嫁给憨头，丈夫有生理缺憾而且不久便亡故了，小叔灵官填补了她生活中的空缺。这是公开不得的生活，对男方尤其有心理压力。灵官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待下去，他“想出去，看看外面”，他和当代中国的许许多多乡下青年一样，要到城市中去寻求别样的生活。从此，莹儿便陷在无穷无尽的思念中。
“花儿”歌唱爱情，在青年男女的心中唤起的是“图腾”般的爱的信念，莹儿便依靠这内心的信念滋养着自己，在来自娘家、婆婆家的重重压力下生活。她幻想自己站在“高大的沙丘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灵官的影儿”，“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让自己沉浸在“花儿”的世界中，这就是莹儿在拥有孩子之外的全部意义，孩子取名“盼儿”，与“花儿”的唱词合二为一地实现她对灵官的想象。
民间称“花儿”为西北之魂，民间也叫做“漫花儿”，演唱不拘泥于任何形式。唱花儿必须对人生有特殊的感悟。曳血带泪，只有心灵的体悟，无需语言的诠释。唱花儿的人最重要的是仍然保有一颗青春的心，歌词中最为普遍动人的内容是爱情，西北男女常常要借助歌声漫过茫茫大漠向远方的心上人传情。从《白虎关》看“花儿”的功能，与其说它为少男少女而作，不如说它最适合抒发少妇的情思，其歌咏的情景与经验往往是从恋爱中走过来的人才拥有，它常常是对在极其艰难的情境中成熟起来的、过往的爱情的反复咀嚼和回味。所以，心里藏着一个灵官的莹儿最需要“花儿”来抒发，她能够与“花儿”融为一体。她唱起“花儿”来一曲曲荡气回肠，其中包藏着她一次次刻骨铭心的记忆。她能唱有声韵的“花儿”，也能感受无声的“花儿”，在大自然中领会“天籁”般的音韵。
该长篇小说中有一段精彩动人的叙述，是莹儿教月儿学唱“花儿”，它一点不输于兰兰、莹儿在沙漠中夜间与豺狗子惊心动魄的战斗。莹儿教月儿吟唱，来到了村外的沙丘上。她“在这黄沙掩映的世界里，唱出了一抹醉人心弦的风景。”莹儿自己是一道风景，她融化在自然中，成了大自然日产天籁的一个出口，一切都是那样浑然天成。
似乎莹儿成就了西北之魂，她与花儿浑然莫辨。莹儿在村外的沙丘上幻化成一幅古典图景。然而古典的和谐终究要被现实世界的参差打破，“花儿”唱透的其实是西北人愿望难以实现的悲剧。少女月儿学唱花儿并非因为审美，她不甘于在如此单调乏味的大漠边缘过惨淡人生，纵使她的花儿唱得和莹儿一样，也不过一样重复千千万万西北乡村女人终老于黄沙飞舞的世界中的生命轨迹。她有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理想，要进城去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从报纸上看到的机遇是个诱惑，省城兰州市有“花儿茶座”需要会唱“花儿”的女孩，月儿所有的资本便是她是“女”孩，学会唱“花儿”就有了进城谋生的本领。月儿的城市生活的实际情形是她的“资本”被剥夺了，她回到家乡的时候，不再是一个清纯的女孩了。乡间传统的“花儿”在城市中是被消费的对象，已经全然失去了与歌唱者身心融合的可能性。城市摧折了如花的月儿，也打破了古典审美的幻梦。叙述者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执著传统唱“花儿”的人遭遇现代生活，她们的悲剧来得更快、毁灭得更不容商量。
月儿终于回到了白虎关下，她随身带去的是唱“花儿”的曲调与“令”牌，带回来的是一身病毒。她被染上了梅毒，并不治而亡。“花儿”不是一门用于表演的技艺，它是西北人生命的自然流露。“花儿”在现代语境中被用于表演，这是一种异化。中国现代化的突变把一只无形的巨手伸入后发现代性的西北大漠，它攫取的不是某种民间艺术，而是扰动、中断这一语境中的人的生命形式。月儿学唱花儿，用一个录音机将莹儿唱的音调歌词都录制下来，然后再用自己的嗓音把它复制到“花儿茶座”中去。“花儿”成了一种被交易的对象，成了金钱交易的商品，再也没有了野外山间沙丘上的散漫与自由。月儿随身带去的唱花儿的技艺，却成了城市中情色想象的附加价值。“花儿”非但没有给月儿带来生活的改善，反而成了推她下火坑的助力。
月儿从城市中抽身撤离，也部分地体现作家雪漠对城市中的现代世界的某种拒绝。兰兰喜欢“花儿”，她曾经满怀憧憬地唱着“你带‘我’躲过村口的黄狗，你带‘我’走脱十八年忧愁，你带‘我’去赶长长的夜路，你带‘我’去看东边的日头。”然而她从被“换婚”就掐断了万丈情思，始终走在夜路上，既不摆能脱忧愁，也没有看到光明的日头。躲避家庭暴力而回了娘家，夫家又不停地催逼其回去，“换亲”的脚色地位让她在家看到小姑也心下难安。她与同村青年花球有过青梅竹马的恋爱，但现今的花球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男人。她不如小姑莹儿有个盼盼，她有过一个女儿却死了；她也不能够象月儿那样有新的开端，乡村丑陋的风俗习惯力量让她无法离婚。于是，她选择了“修炼”。兰兰信了藏传佛教中的金刚亥母，非常虔诚地日日打坐默祷。
“花儿”与“金刚亥母”共同的作用是影响人心，但对世道人心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一个积极，一个消极。“花儿”体现原始的生命力量，富有青春的抗争气息；“金刚亥母”完全是退回内心，除了维护人身的基本独立以外，对外部世界的生活追求基本放弃。兰兰反复地参与“打七”，排除一切困扰，闭关修炼自己的笃定操守。仍处于年轻阶段的兰兰，还想通过“斩赤龙”的修炼中断自身的生理潮信，她只想做个无性无欲的修行者。既然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希望，自己又无法走出现在的处境，而且时时面临着来自夫家的威胁，只有信了金刚亥母方能明白显示自己无欲无求而又决不妥协的态度。兰兰似乎出世了，其实这全是不得已的选择。她要躲避这个世界，躲开这用贫困、争夺织成的人际关系之网，起码让别人再也无法将她当作发泄打骂的工具、当作牛马。
既然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有力量的精神资源，那么就调转方向，祈求传统的民间艺术和宗教给人心以安慰。普通人心太需要安慰了，现代社会崇尚的物质力量，压迫着老顺那样的一般人家。在该长篇小说中，这个力量被设计为“金子”。白虎关的淘金既是写实，更是一个破坏驱逐传统魔力的隐喻。
白虎关淘金带来了山川地貌和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的裂变。《白虎关》呈现的西北现代性的巨大的断裂与破坏，它赤裸裸地来到了，除了金钱还是金钱，像不断蚕食着绿地的沙漠一样啮食人心，它让本来就脆弱的人际关系极度失衡了。于是有钱的人更有机会成为暴富者，陡然暴富的人将权势与淫威施加于贫弱的人们，金钱与权力联手，欺压普通的乡村民众，也引发了极度的仇富心理与行为，暴力、血腥成为屡见不鲜的场景。猛子等青年人徒劳地对金矿拥有者进行种种暗地里的破坏。然而，金钱威胁的终端仍然是莹儿一辈乡村妇女。娘家一定要莹儿回家，改嫁给由屠户暴发为矿主的淘金者。为破坏她对爱情的坚守，她的母亲竟然配合地方上老二流子对莹儿强暴的企图。人欲横流与道德伦理的崩溃，比之“花儿”的原始生命力量要强大得多。“花儿”的古典静穆，与开掘金沙的机器的现代噪音之间的对话，必然是后者压倒前者。
白虎关成了现代性侵入西北土地的寓言。白虎关淘金的叙述是粗糙的，小说的写实叙述的表面冷静并不能掩盖作家雪漠对掠夺性的开发的遗憾。病态环境的压迫终于酿造出莹儿与兰兰逃离灾难、越过沙漠去寻找自己的生活的动因。于是，读者看到了沙漠上的惊心动魄：夜晚巨蛇钻进入睡的莹儿的裤筒、凶残的豺狗子群集发动进攻、骆驼走失而面临断水、偶一不慎就有被流沙淹没的灭顶之灾，种种生存的巨大考验落在这两个女子的头上。她们来到盐池上接受另样的艰辛，她们要面对的是另一种血腥，如此种种终于让她们不得不折返到白虎关。在该小说后半部，叙述已经失去了对“花儿”的尊崇与激情，“花儿”与人一起渐渐丧失了生命的力度。
中国西部人的生活有大漠的贫瘠，也有红柳般坚韧的生命力。《白虎关》之所以能够体现人的生命顽强，精神源头在那块土地。生命力不被大漠风沙扼杀，是因为在风沙中生长的民间文化中有人的主体抗争。以地域为标志的小说《白虎关》写出了西部的精魂。作者古道热肠地写出西北人的生命特质与灵魂重构，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艺术特色
写作手法
《白虎关》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但作者的立足点和内容的整体象征意味超越了文本的时空，写的是西部却又不仅仅是西部。作者没有沉浸在对西部神秘的描写上，而是以一种挚爱的、忧郁的目光凝视着脚下的厚土并思考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悲欢离合。被生活的现实与难言的伤痛煎熬着，敏感的心不能安然，因此，一种深刻而悲凉的人生哲学便贯穿其中。
在《白虎关》中，作者描写了西部农村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奇异的大漠风光，以及商品经济给西部农村与农民生活带来的表层变化。这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乡村青年男女的恋情、偷情，婚嫁礼仪与生活习惯的描写。对相亲习俗的描写风趣、诙谐，“丫头一过去，就是掌柜的，左手抓住，右手捧银，前脚踢秤，后脚关库房门，有你们老两口享的福呢。”
齐神婆生动、鲜活、夸张的语言，让相亲的主角猛子偷偷的笑，也让读者忍俊不禁，齐神婆职业媒人的形象跃然眼前；
2、对民俗音乐“花儿”的描写。“花儿”是西部文化的象征之一，也贯穿在这部小说的始终。沧桑的土地赋予了“花儿”生命力，富有生活气息的“花儿”凝聚了西部农民日常的喜怒哀乐，给贫穷的日子增添乐趣或是给绝望的心带来一点希望。苦难的生活让莹儿变得执着与坚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花儿”则让她有了“惨痛后的微笑”，“凉州女人在花儿中读懂彼此的心”；
3、对大漠风光的描写，荒凉无边的黄沙中也有蓬勃的生命力。沙漠里有可怕的豺狗子，有晚来疾的漠风，有沙狐子、沙老鼠、沙娃娃、沙米，也有盐湖和抵御风沙的芨芨草，这些不屈的生命力让广袤的沙漠不再沉寂；
4、对西部农村女性生活的描写。前三个方面的展现让人以愉快的心情领略了西部风光，然而这一生活表象的描写却让人悲从中来。艰苦的环境腐蚀了女儿性，青春在满目的黄沙中昙花般开过，晶莹的心过早地为生计而劳碌。没有爱情也没有尊重的婚姻摧毁了女性最优秀的东西，“兰兰又挨打了，白福抡着牛鞭，跟捶驴一样，捶了她一顿，红的紫的血道儿织了一身”，“更可怕的是，谁都觉得这是命”。这冷静的叙述里有着比贫穷更可怕的东西；
5、商品经济给西部农村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白虎关的金窝子多了起来”，隆隆的机器声，飞扬的尘土，喧嚣的人群，曾经安静的乡村不再宁静，月儿也回不到记忆中的家乡了。作者对农民形象的描写没有符号化，在表现他们的表层行为时，深入到他们的精神深处，“仓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们勤劳、善良也不乏狡诈与愚昧，文明的程度往往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作者为读者呈现了农村生活的真面目。
作者展现了西部农村生活的变迁。显性的地域文化与隐性的哲理思考相结合，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思辨的哲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文学之限。
词语意象
1、女性意象：
“性阉割”文化冲突的隐喻：情爱本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母题”。不同的是，雪漠扎根于西边地的乡村书写，间隔的是读者阅读心理的陌生化效果，具有的是浓郁的边地风情的文化味。
以月儿的情爱而言，其爱情母题的书写极具文化冲突的隐喻意义。就月儿患上了“梅毒”来说，其结果就是月儿与灵官的生理之欲“被阉割“。这般题旨的虚设，即为“去性存爱”的隐喻化表达，它弱化的是本然之欲的焦渴，强化的则是精神之恋的超逸。
源于灵肉失衡的偏仄，文本中在“性而上”有意味的叙事形式背后，内隐其中的是对当代工商业社会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因为，从月儿患病的始源上来说，给她带来“梅毒”的是北京市老板，这种“北京+老板”空间化人物符号的指代，它并非某一确指的边地之外的城市，相反，不过是空间诗学的隔山喊话式文化冲突的隐喻，寓意着工商业文化对边地乡村文化的冲击与破坏。
在文化冲突论上，横亘在东部与西部、世俗与宗教之间，表征的是现代文明业已侵袭至边远的西部乡村。在现代城市文化的强势传播中，时代性的欲望症候被充分激起。
在《白虎关》中，猛子说“全村害了瘟症一样呀，眼里只有钱，只差喊爹喊万岁了。”正是在金钱社会的洗礼中，月儿在“淘金热”的白虎关的现代称谓的发廊里，不期染上了“杨梅大疮”，最后亦自焚于沙漠之中。
从女性的患病与自焚结局上来说，这显然不是都市文学的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感官化与时尚化描摹。因而，该小说文本中的城里“老板”也好，白虎关的“淘金”也罢，边地的“乡风”处于“市声如潮”的文化裂变中。就其病毒的外来而非边地自生而言，折射出的是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不满。但问题是，在当下的经济社会，欲望的对象也是崇拜的对象，欲望的幽灵漂浮于西部的边地土地上。因而，雪漠小说题旨的“阉割性”叙事，它犹如纯思的精灵搏斗于欲望逻辑的历史语境中，其结果自然显得颇为飘渺与玄远。
再就是性的“元叙述”。月儿那种有“性”无“交”的颇为吊诡的叙事话语深层，其实是性的减法思维的“元叙述”。《白虎关》中以猛子母亲为代表的老一辈人认为“娶女人，只要会过日子就行。打到的媳妇揉倒的面，好调教。”于是，便会滑入惯常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话语之列。
从叙事视角来说，灵官不过是“出走者”与“归来者”双重身份一体化的在场，在看似“平视角”的背后，其实是“归来者”之“俯视角”的一则视角的变奏，作者再现的是一种生存的灵魂史，写出的是边地女性生存观的那个“味”，而这种“味”却带有内敛、清新、自然、苦涩、厚重的乡土气息。
因而，这个“味”既难以脱离于具体的时代语境，更难抽离于特定地域症候的文化语境。再就是“换亲”的表述。“换亲”是一种古老的婚姻习俗。从现代文明来看，无疑是一种文化陋俗。在“五四”以来启蒙论乡土文学以及女权主义者那里，无疑都处于被批判之列，甚至被批判的体无完肤。但是，根植于乡土民间话语体系中，它却有着自己的存在史与发展史。
如月儿与莹儿的换亲，结果就是月儿嫁给白福，莹儿嫁给了憨头。然在换亲的背后，则源于经济话语的一个“穷”字，可以说是经济的贫困带来了精神的贫困。从双方父母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要完成的是他们的使命，于是不自觉地依循祖上传下来的规矩选择了换亲，然女性却成了婚姻交换的工具与手段。这其中，《白虎关》中的花球与兰兰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然而换亲的结果，就是他们都成了渴慕爱情而得不到的“爱情”牺牲品。
婚后的兰兰在婆家遭受丈夫的打骂。在传统的男权意识下，丈夫白福说“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驴，任‘我’打来任‘我’骑。”叙事叙事话语的呈现，体现的是男权规训意识的历史最强音。在现实婚姻的苦厄面前，她回到娘家与花球倾诉衷肠，而花球又是兰兰带着长大的，两者有着未言明的渴慕之心。但这场幽会还是被花球的媳妇发现了，于是花球媳妇跪倒在兰兰面前说“‘我’再见你们好了，‘我’就死在你们的庄门上。”实际上，花球的媳妇也是花球强暴后嫁给了花球，性的“贞洁”观念规约着婚姻的嫁娶。因而，在男权主义文化中，花球媳妇的人身依附性显示的是卑微者的生活逻辑。
2、“金刚亥母”意象：
兰兰在与白福的婚姻失败后信奉“金刚亥母”。“金刚亥母”原是藏传佛教的“猪神”。藏文中，此神名为多吉帕母（“金刚猪母”），因猪在十二生肖中属亥，故一般译为“金刚亥母”，此神与女性有关，并表现为猪的形象。
在佛教传统教义中，猪是作为三毒或称三垢，指每个人具有的贪、嗔、痴三种缺点的“痴”的象征。痴即愚昧，所以金刚亥母自然就成了清除人们“痴毒”的斗士。在莹儿与灵官的“乱伦”中，源于道德禁忌所带来的洗不去的“罪恶感”，促使莹儿归依“唯心净土”的内省世界中。兰兰因为“换亲”与婚姻之后对“爱情”希冀的绝望而归依佛门，走向“境由心造”的般若智慧以求内在精神世界的解脱。当然，幸不幸福，这与外在世界无涉，相反却是将内心饱满的苦楚化作宗教皈依的清宁。
《白虎关》是一部生命体验饱满、细节描写精彩的，表现农民西部生存的作品，非常耐读，坚实有力。《白虎关》作品是直指人心的。该长篇小说，是一部精神性内涵比较丰厚的小说。《白虎关》对人的信仰、对人的精神、对人活着的意义有较深入的思索，这些正是当代人心最匮乏的。
——雷达（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
《白虎关》中“花儿”的历史是女人们的青春生命史，她们的上一辈婆婆、妈妈也曾经有过一样的“花儿”的生活，但是她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早已失声。惨烈、困窘的生活处境逼着她们不顾及女儿的幸福与尊严，此一女儿的妈妈仇敌般对待彼一女儿的妈妈，亲家如冤家。两亲家之间的矛盾，自始至终都紧扣在这省俭的男女婚配交易上了，两代人都纠缠在买卖婚姻的境遇中。兰兰的妈妈和婆婆都是充满生活趣味的人物，就连那个说媒的神婆，也是活脱脱的一个王婆再世。
这“花儿”是生命，是宗教，是信仰，是爱，也是西北土地上古典的美学。
雪漠，原名陈开红。中国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院长。1963年，出生于凉州区城北洪祥乡。代表作品：《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等。
《白虎关》（雪漠）.中国作家网.2016-12-14
雪漠长篇小说《西夏咒》、《白虎关》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网.2016-12-14
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网易.2016-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