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08 18:55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孟氏，名轲，表字不详。战国时期邾国（今济宁市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出生于姬喜四年（前372年），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人，长于邹国，曾受业于战国初期儒学大师孔伋的学生，并由此奠定了对儒学学说的信仰。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杨朱、墨子之言充盈天下，面对混乱和功利的局面，孟子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于邹国学成出仕之后，他周游齐、梁、宋、滕、薛、鲁等国，见过齐宣王、魏惠王、滕文公等君主，并积极向各国君主阐述其仁政、王道思想，期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天下统一、社会太平的愿望。晚年，孟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会被诸侯所采纳之后便不再出游，与学生万章、公孙丑等设问答，著《孟子》一书，记叙他的活动和阐明其各种主张，最后于周郝王二十六年（前289年）在邾国去世。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现如今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被尊称为“亚圣”。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孔伋的思想，宣扬“仁政”，提出了“性善论”“王道之辨”“人格修养论”等思想主张。孟子在历史上的地位曾几经沉浮，其与弟子的著作《孟子》一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唐宋时期迎来巅峰，由原本的子书逐渐升格为经，与《论语》并列。在这个过程中，孟子的学说也愈发被推崇，尊孟思潮愈发盛行。孟子的思想对后世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影响深远，开启了儒学的新领域、新范畴，意义重大，现如今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孟子出生于姬喜四年（前372年），其出身是当时已经没落的鲁国贵族孟孙氏，其父早亡，孟子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其母教育的深刻影响，后受业于儒学大家孔伋的弟子门下，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
学成出仕之后，孟子先后游历齐、宋、薛、鲁、滕、梁诸国，游说诸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经历三十多年的游历之后，孟子深知自己的思想无法被施行，于是回到邾国，与弟子著《孟子》一书，并最终于周郝王二十六年（前289年）在邹国去世。
孟子的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中落，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东南）。孟子父亲曾在鲁国任职，孟父死后， 孟母带孟子迁于邹国。孟子幼年（一说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
长大成人后的孟子，曾在孔伋的弟子门下学习儒学，子思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孙子，也是战国初期大名鼎鼎的儒学大师。由此，孟子奠定了对儒家学说的终身信仰，他自命为孔子继承者，将孔子奉为自己学习的楷模。
孟子的政治生活，自其在邹出仕为始。在邾国游说邹穆公时，孟子意识到在邹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决定仿效孔子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
齐威王二十七年（前330年），齐威王招文学游说之士，孟子由邾国到齐国临淄稷下学宫授学。在此期间，孟子先后进行了几场重要辩论：与淳于髡进行关于礼、关于名实的辩论，与告子进行关于人性的辩论中。孟子在齐居住多年，“仁政”主张依然没有得到齐威王的重视，于是孟子决定离开齐国。
齐威王三十三年（前324年），孟子离开齐国来到宋国，他劝宋国大夫戴盈之实行什一税，废除关卡、市场征税等，但是并未如愿。在宋国期间，孟子虽未曾见到宋王偃，但在此期间他结交了滕国太子。
在意识到自己在宋国难以有所作为后，孟子就离开了宋国，其间在薛国停留了一段时间。离开薛国后，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邾国。
鲁平公元年（公元前322年），因学生乐正子得鲁平公赏识治理国政，孟子受邀来到鲁国与鲁平公会面，其间却因臧仓从中作梗，以孟子“后丧逾前丧”，不算贤者为由，令鲁平公取消了与孟子的会见。
孟子自薛国返回邹国期间，滕定公去世，与孟子结交过的滕太子即位称滕文公。孟子离开鲁国后便前往了滕国，他向滕文公详细阐述了“仁政”“民本”思想，并提出了“制民之产”“井田制”等一系列主张。在滕国期间，孟子还与农家的陈相进行了辩论，对社会分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同时提出了自己对商品价格的认识。
然而，因当时滕国只是一个小国，夹在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没有条件去施行孟子的想法，恰好此时魏国的魏惠王招纳贤者，孟子便启程去了魏国。
魏国梁惠王因国力衰败，希望招纳贤士以东山再起。姬定元年（前320年），孟子来到魏国。在魏国期间，孟子与梁惠王进行思想交流。梁惠王穷兵武，不能贯彻施行“仁政”，在他死后，孟子认为继位的梁襄王不适合做君主，便离开了魏国。
孟子离开魏国时，齐宣王继承王位不久，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孟子再次入齐。孟子施行“仁政”、民本等思想与齐宣王厉兵马的作风相背离，最后因双方在齐伐燕一战上意见相左，致使孟子对齐宣王彻底失望，于是此后孟子离开齐国回到邾国。
公元前312年，孟子回到邹国。在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会被诸侯所采纳之后，孟子不再出游，与学生万章、公孙丑等著述《孟子》一书，记叙他的活动和阐明其各种主张。在此期间，弟子常有新的提问，孟子对此亦有回答。由于时间宽松，条件充分，这一部分的内容丰富，记录也比较详细，主要集中在《滕文公》和《离娄》等篇。此种生活一直延续到孟子逝世。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三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子自己所撰。如著《孟子章句》的赵岐即持此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子死后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根据他生前的言论编定的。持此说的有唐朝的韩愈、清朝的崔述等。韩愈曾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与记轲所言焉耳。”第三种看法认为《孟子》是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编定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中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以上三种说法，现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是第三种，即《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定，主要作者是孟子。
《孟子》一书，普遍接受的说法是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定，其主要作者是孟子。《孟子》为《四书》之一，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哲学、伦理、经济、教育、文艺等多个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于《孟子》的篇数，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有七篇，而《风俗通义》和《汉书·艺文志》则均记载为十一篇，即除现在通行的七篇外，还有《性善》、《文说》、《孝经〉和《为政》四篇。东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时把《孟子》十一篇分为《内书》七篇和《外书》四篇，认为《外书》四篇属伪作，不予作注，因此，使得这四篇无人传授，渐渐亡佚。赵岐又将《内书》七篇各分为上、下，现在通行的《孟子》即为七篇十四卷，包括有：《魏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总计约13多万字。该书同《论语》一样，是以语录体这种特殊的形式记述作者的思想观点和生平事迹的。
《孟子》成书后，最初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到西汉时，孟子和《孟子》一书的地位仍不高。司马迁为孟子作传，篇幅很短，且未单独立传。东汉的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只是把《孟子》放在《诸子略·儒家类》中。但总的来说，汉朝的孟子研究，还是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表现在刘恒时立了《孟子》传记博士；东汉时出现了《孟子》研究的专著——赵岐《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他为各章所作的章指对后人理解《孟子》有很大帮助。
大约从唐朝开始，由于儒家“道统”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孔、孟并称的提法曰益增多，研究《孟子》的专著也开始时有出现。孟子地位的变化和《孟子》研究的发展，是在两宋时代逐渐升级的。到了赵顼时期，《孟子》被正式列为经书。宋代研究和阐释《孟子》的著作比汉唐时代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出现了题名为孙奭所作的《孟子注疏》，朱熹所作的《孟子集注》等影响较大的研究著作。
元明两代研究《孟子》的著述极多，但大多围绕朱熹《孟子集注》的观点，少有创新。清代的《孟子》研究，取得了较高成就，此时对《孟子》的研究从宋代的以阐发义理为主，转变为了以训考据为主的朴学研究。出现了焦循的《孟子正义》等经典新疏。《孟子正义》—书以东汉赵岐注为主，搜集了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是清代《孟子》注解中最详备的一种，代表了了乾嘉学派孟子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清代的孟子研究重要著作还包括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及康有为的《孟子微》等，这两部书形式上是解释孟子思想，其主要目的却是为批判旧的学术传统，阐发新的思想。这种研究不属于朴学范畴，也不普遍，但却代表了清代孟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战国时期，人性问题成为争鸣的一个焦点，其中有几个主要论点：一是告子主张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二是有人主张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这种观点认为，人趋于善或者恶取决于后天环境、教育的影响；三是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
孟子提出了与当时流行看法迥然有别的有关人性的新看法。他认为人性本善，而人的不善，不是由他的本性决定的，是违背其本性的。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新的观念，在孟子看来，人有自然的食色之性，但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在于人有内在的道德性，即知、情、意，这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属性。孟子不否认人有自然欲望之性，但是，如将自然欲望作为人之本性，则无法讲清人之与动物或他物的区别，故而只有道德本性才是人最根本、最重要的特性。而人内在具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道德的同情心、正义感、羞耻感、崇敬感，以及道德是非的鉴别、判断，这些东西就是道德理性“仁”"义”“礼”“智”的萌芽，把这些萌芽状态的东西扩充出去，就可以为善，而有人在事实上为不善，不能归罪于人所禀赋的质性上。
四端说是孟子对性善基本的论证。
孟子关于人性的讨论是从人的情感——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出发的。他认为人的道德的直觉，当下直接的正义冲动，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功利的目的。人作为道德主体，既是意志主体，又是价值主体，更是实践的主体。仁、义、礼、智、信等，不完全是社会他在的道德规范，同时又是本心所制定的法则。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心，既是理，又是情，皆是当前自觉生活中随时显现者，亦皆为价值的自觉，即“应该不应该”之自觉。
“端”即始点之意，由当前之反省，揭露四端，而透显价值自觉之内在，此为“性善”之基本意义。但孟子又进而说明，“端”只是始点，自觉心原含有各德性，但欲使各德性圆满开展，则必须有自觉努力。人刚刚降生时德行尚未完成，德性其实是价值意识发展的结果。
孟子把良心称为本心，本心是性善的基础或根据，也是上天赋予的。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思想和天道观，加之收到孔伋的影响，孟子强调了“诚”这个范畴。“诚”是真实无妄，是天道的运行规律，又是一种道德体验的状态，是对本心良知的最终根源——对“天”的一种虔诚、敬畏之情。按孟子的看法，善性良知是天赋于人的，是先于经验的，是人区别于他物的类特性、类本质，在人之类的范围内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同的人有诸多的差异，但又有共同的好恶，都欣赏美味、美声、美色。同样的，人的心也有其同一性，都爱好仁义礼智。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充分扩张善心，就能体知这一本性，也就可以体验天道，懂得天命。保持本心，培养本性，才能事奉上天。无论短命也好，长寿也好，人都应该悉心修养身心，善待天命，这才是安身立命之道。由此，孟子把心性、天统一了起来，“天”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
孟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前提的。他把道德仁义推行到社会、国家的治理之中，提出的推恩原则。他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反对以暴力和强制对待百姓，而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爱护百姓，指出只有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
孟子“仁政”思想是对孔子“德治”“重民”思想的发展，并由此提出“民贵君轻”的著名思想。他很看重民心的向背，认为民心的向背是政治上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在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问题上，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政权是次要的，国君是更次要的。孟子认为，如果君王有过错，臣子可以规劝他，规劝多次不听则臣子可推翻他。对于残暴的君主，人民也可以起来诛杀他。
仁政学说的目的是为民。因此，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先儒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孟子首次明确提出“为民制产”，认为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不会胡作非为，并接受教化。孟子认为仁政应从划分田界开始。人民有土地宅园，有桑麻、家禽、家畜，衣食无忧，是行仁政的结果。他反对不顾人民的死活，驱民耕战来满足人君的私欲。他反对暴政，反对滥杀无辜，主张轻刑薄税。如此一来，天下之民才会归服仁君，进而实现天下大同。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庶、富、教”和“富而后教”的思想，提出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孟子认为只有良好的政治手段是达不到征服人心，使百姓衷心拥戴的效果的；良好的教育才可以使人民心悦诚服。他认为如果上位者没有礼义，普通百姓没有受教育，就容易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使国家灭亡。与此同时，教育还可以可以造就德才兼备的人从政。孟子主张应该教会人民懂得并实践社会生活的准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德”与“位”的矛盾学说，提出“以德抗位”的观点。孟子十分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认为有仁德的人并不比权贵之人地位低。孟子提出“天爵”“人爵”的区分：天爵是在价值世界里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人爵只是世俗的功名利禄。因此，君子所追求的是天爵而不是人爵。
孟子提倡弘大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在利益和仁义发生冲突时，他主张把“仁义”放在首位，提倡先义后利。同时，孟子还提倡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他主张做官要“求之有道”。圣人的行为，各有不同，有的疏远当时的君主，有的靠拢；有的离开朝廷，有的身居巍阙，归根结底，都得使自己廉洁正直，不沾染污泥。
孟子认为为了修养良好的人格，应该做到养气、存心、知言。
在孔伋子的德气论的“五行”学说基础上，孟子创造了“浩然之气”的名词。他认为这种盛大流行之气，充塞于宇宙之中，而志是心之所之，是导向。志可以调动气，这是正向：反过来，气也可以影响志，这是逆向。孟子主张二者互动，持志与养气相配合。他指出要善于保养盛大流行的充满体内的气。保养浩然之气的根本在于养心，即恢复、保任四端之心。孟子主张调动气来配合道义，不仅使理义集之于心，而且使理义之心有力量，可以担当，可以实践，可以使理想变成现实，宠辱不惊。而养气在于养心，言为其心声；不正当的言论反过来会诱惑、伤害人的本心，所以需要知言。即对各种言论有独立思考，分析评判，不盲目信从。知言是为了辨志，知言也是养心的工夫。由此，以道德之心为枢纽，孟子把持志、养气、知言统合了起来。孟子的性善论肯定内在于人的生命中的超越的禀赋是人行善的根据。但人是否真正发挥其禀赋，就在于每个个体是否有修养的工夫。
孟子的师承众说纷纭，有受业于孔伋之门人的说法，直接受业于子思，或受业于子思之子子上三种说法。
按照传统的说法，孟子受业于子思，子思受业于曾子，由此构成儒学发展的正宗途径，但是也有不少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章太炎就认为，子思并未曾师从曾子，他认为《檀弓》一篇所记曾子和子思交谈中可见子思对曾子言语略微失礼，双方并不像师生关系。钱穆也赞成子思并非师承于曾子，同时还增加了一条证据——至少在《汉书·艺文志》之前，并无子思师承曾子之说。另外，从《孟子》本身来看，也找不出孔伋师承曾子的迹象。《孟子》当中也并没有关于曾子和子思师承关系的说法。
司马迁、赵岐等人认为孟子师承子思，但是后人通过对孟子生卒年的考证，认为孟子和子思在时间上不相接，且考究《孟子》一书中提及子思16处，却从未称其为夫子，所以这种看法后来受到了怀疑。目前的主流思想也认为孟子师承孔伋的门人。
后人考据孟子弟子，主要根据《孟子》本文进行推测。根据汉朝赵岐、元代吴莱、清朝全祖望等人的研究，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陈臻、充虞﹑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徐辟、孟仲子等13人作为孟子弟子基本上没有争议，而有所争论者只在季孙、子叔（疑）、高傒、盆成括、浩生不害、告子、滕更七人之中。其中，季孙、子叔后期经考究被认为并不与孟子在一个时代，不可能有师徒关系；高傒身份存疑；盆成括被认为没有学成就离开了；告子经考究比孟子年长，不太可能为孟子弟子；浩生孟子弟子说则可能是误读；滕更则是没有被孟子收入门下，故而这七人孟子弟子的身份皆较不可信。
孟子正处在战国纷争的时期，他总结了历史的、现实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虽然孟子的学说没有得到为政者的广泛应用，但是他却把思孟学派甚至整个先秦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高峰。他在孔伋“以德治民”、“爱民如子、与民同心同德”、“重民生、顺民意”民本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制民之产”等民本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对后世以及当代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子思和孟子都承继了孔子先富民再教民的观点。思孟学派认为统治者应该先给人民一定的生活保障，使他们安居乐业，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教化。人民生活安定，才能讲究礼仪道德，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达到富民的基础上，思孟学派都强调对民的教化，强调将孝置于首位。孔伋强调，教导民要从孝悌开始，进而上升到礼、道的层次，使自己的民众最终成为有德者，是他教导民的目的。孟子则有了更加理想化的认识，他认为人皆有向善的成分，只要受到合适的教导，则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
同时，虽然都强调富民的民本思想，但是针对如何才能使民富足，孔伋好像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举措，而孟子却提出了具体的有关措施，例如“治民之产”、“不违农时”、“数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以及井田制等。
在君民关系上，孔伋和孟子观点一致，它们不但认为君主和民众是心和体的关系，而且在政治活动中，也要求君主要向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民众，也就是君乃民之父母。同时他认为在政治上要重民意，看重国人的想法，参照他们的观点，也不能盲目的对民众的意见全盘肯定，而是要在一定的考察之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孔伋和孟子都没有严格的忠君意识。这种思想也源于孔子，他们都赞美和歌颂圣君，批判昏君。
子思和孟子都非常的注重对自己的反省，但是子思更重视的是君王对臣民所起的表率作用，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力求君主以身作则，反求其本，从而达到德治的要求。而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不仅仅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而且是将臣民也纳入了这个范围，倡导天下人都能反求诸己，这比孔伋的求之于己程度更深，表述的也更为直接。
滕文公是战国时期滕国的国君，他与孟子相识于宋国，届时滕文生尚未即位。滕文公是孟子游说以来第一个愿意听他讲“仁政”、“王道”思想并试图采纳实行的君主。但是由于滕国只是一个小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的小国，处境困难。滕文公无法真正采纳孟子的主张，孟子也觉得仅靠滕国的力量是不可能施行仁政并推行于天下的，孟子遂离开滕国。
梁惠王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其在位时间很长，前后共有52年之久。在他继位最初的二十几年里，魏国在战国诸雄中实力很强。但后来接连打了几次败仗，“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致使国力迅速转衰，昔日强盛不再。梁惠王深感耻辱，决心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于是重金招纳贤士，希望有识之士来到魏国，为他出谋划策，使国家迅速强盛起来。于是公元前320年，60多岁的孟子应招率其门徒，来到魏国，由此发生了孟子与魏惠王关于义利之辨、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和施行仁政的措施的交谈。
齐宣王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国君。孟子二次游齐期间，齐国因燕国内乱欲出兵伐燕，孟子对此表示支持的态度，但是提出“伐而不取”的原则，却没能得到齐宣王的认同。后来，齐国因吞并燕国招致赵、魏等国的不满，齐宣王询问孟子意见时，二人再次意见不合，二人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孟子因对齐宣王彻底失望离开齐国返回邾国。
孟子姓孟名轲。姓孟，可由《孟子》的书名及孟子的称谓得知。名轲，可证之于孟子自称。但是孟子的字却有不少问题，一说字子车，一说字曾子，一说字子居，但未有定论。
《孟子》一书中不见孟子的字，汉朝司马迁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无记载。汉代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孟子’名轲，字则未闻也”。魏晋开始出现关于孟子字的记载。一说孟子字子车，这种说法肇始于王肃。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说：“《圣证论》云轲字子车，而此志无字，未详其所得。”也有说字子舆的，《傅子·附录》说：“昔孔子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还有说字子居的，“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孟轲传》，《荀子·非十二子》篇杨惊《注》并云‘字曾子’。《孔丛子·杂训》云‘孟子车’。《注》‘一作子居’。”
也有很多人对孟子的字提出过怀疑。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指出：“孟子字未闻”，而字子车、子居、子舆等说法，“疑皆傅会”。清朝焦循《孟子正义》赞成这种看法，指出：“王肃、傅玄生赵姓后，赵氏所不知，肃何由知之？《孔丛》伪书，不足证也。王氏疑其傅会是矣。”
综上，孟子的表字，在司马迁、赵岐的时候已经不清楚了，所以他们都未加记载。到王肃作《孔丛子》《圣证论》，才有了字子车的说法。但《孔丛子》《圣证论》是王肃用来驳斥郑玄，与郑学争地位的作品，不能作为证据。《傅子》又根据“车”“舆”相通，有了字子舆的说法，这实际上仍然是沿袭了王肃之误。所以孟子字子车又曾子的说法，完全始于王肃。现如今一般采用赵岐的说法，认为孟子“名轲，字则未闻也”。
历史上关于孟子生卒之年，特别是生年众说纷纭，至少有以下九种不同说法：
1.生于公元前444年
元代《孟母墓碑记》认为根据邹公坟庙的石碑刻文，孟子是孔子之后三十五年生。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卒于姬匄四十一年（前479年），后35年为周定王二十五年（前444年）。
2.生于公元前438年
罗根泽《孟子评传》引潘眉《孟子游历考·生卒》说：“《史记索隐》云：‘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卒于周郝王二十六年，寿八十有四。’”然而周定王仅28年，没有31年，若以31年计，实为姬嵬三年（前438年）。
3.生于公元前401年
明代陈士元《孟子杂记·生卒》说：“疑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卒于王初年。”姬骄元年为公元前401年，其初年亦在其后不久。
4.生于公元前397年
明末黄宗羲《孟子师说》中则根据《史记》《史记年表》《孟氏家谱》等书分析认定孟子生于周安王五年（公元前397年）。
5.生于公元前385年
清朝魏源《孟子年表》说：“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年），孟子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孟子卒。”杨伯峻的《孟子译注》也持这种说法。
6.生于公元前382年
罗根泽《孟子评传》引宋翔凤《孟子事迹考辨·孟子谱之误》说：“以周郝王三年孟子七十余岁，则生于安王二十年前（前382年），……殁当在赧王二十年后，孟子九十余岁矣。”
7.生于公元前376年
清代臧庸《拜经日记》说，孟子“当生于姬骄二十六年乙巳（前376年），卒周郝王二十二年戊辰”。
8.生于公元前390年
钱穆坚持重游历、轻生卒，其所著《孟子要略》列有《孟子年谱》，这个年谱只是列出了孟子生平大事的年份，并未讲孟子生卒的时间，所以只相当于“孟子大事记”。但是，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诸子生卒年世约数》中，钱穆将孟子生卒定为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05年，寿八十六。此后采纳此种说法的人有逐渐增多的趋向，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孙开泰的《孟子年谱》曹尧德文学体的《孟子传》均用此说。
9.生于公元前372年
陈士元《孟子杂记》引《孟氏谱》说：“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周郝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寿八十四岁，墓在邹县四基山。”但是周定王在位仅28年，无37年，所以论者便有种种猜测，疑“定”或“安”字之讹，安王在位26年而崩，自安王二十六年乙巳至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凡88年，而这又与《孟氏谱》孟子寿84岁之说不合，于是再自赧王壬申逆推之，定孟子生于姬喜四年己酉（前372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前289年）。
综上所述，孟子的生卒年说法不一，学界目前主要以陈士元的观点为主流，认为孟子生于姬喜四年（前372年），卒于周郝王二十六年（前289年）。
人们常以“孔孟之道”指代儒家文化，可见以思想贡献而言，孟子是儒家阵营中唯一一位可比肩于孔子之人。但与孔子不同，孟子虽为“亚圣”，但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思想也曾历经沉浮。
秦朝时期，《孟子》因为列入子书，幸免于秦火。西汉初期，《孟子》一书被立为博士，但地位比五经要低，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到刘彻时，设立了《孟子》学官，专门负责《孟子》的习奠和传授，但是《孟子》博士学官在40多年之后，又被废弃。尽管《孟子》在汉朝列为官学的时间不长，也没有获得重要地位，但是在当时士人中间还是有广泛影响的，虽然当时也有以王充为首的非孟思潮，但是并非主流，孟子的历史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魏晋至隋唐的700多年里，随着玄学思潮的风靡一时和佛教的东进、道教的建立，儒学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逐渐失去两汉时期独尊的优势，陷入中衰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之学博大精深，其中不少内容，恰好能够满足当时的需要，故而唐宋思想家选择孟子作为更新儒学运动的一个部分，韩愈、王安石、二程等学者运用孟子的学说论道统、辟异端、谈心性，明浩然、辨王霸，孟子学说开始了升格运动。
北宋庆历前后，孟子升格运动进入初兴期。伴随着政治上求变呼声高涨和新政的一度施行，学界兴起了尊孟的思潮。除在思想上尊孟子外，尊孟在实际行动上也有表现——赵祯景祐五年（1038年），兖州区知县、孔子三十五世孙孔道辅在邹城市建成孟子庙。自此之后，孟子升格运动迅速发展，到赵顼熙、丰年间（ 1068-1085年）达到高潮。南渡之后，孟子升格运动已进入尾声。当时“新学”虽然被弃，但尊孟仍被统治者接受下来。赵昀时期，官方正式承认了程朱在道统上接受了孔孟，《孟子》也上升为经，与《论语》并列，孟子升格运动基本完成。
孛儿只斤·图帖睦尔至顺元年（1330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首次被朝廷封为“亚圣”。从此，在历史上“亚圣”便成为孟子的代名词。明清两代除发生朱元璋罢孟子祀一事外，孟子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纵观孟子政治学说的发展史，虽然孟子的仁政说并没有得到列国君主的重视，甚至在游说诸王的过程中屡屡受到冷遇，但是历代儒士却没有停止对王道仁政的推崇。
先秦之后，首先受到其民本思想影响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他同样主张爱民、重民，但是由于西汉中期强调君主专制，所以他的民本思想更倾向于君权，强调君王的权威性。同时他也反对霸政，认为统治者要尊天而保民，对无道暴君的讨伐是合乎天理的正义行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受到了思孟学派民本思想很大的影响，但是对其也有所发展，如他倡导德治和刑罚共用，而在思孟学派那里是反对刑罚的。
在中国古代的君王中，深受思孟民本思想影响而实践之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要数李世民。唐太宗亲历了隋末的农民大起义，深刻吸取了隋亡的教训，从而非常重视人民，重视调和阶级矛盾。
思孟民本思想不仅对君王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对处在君和民之间的臣阶层，也就是部分士人、文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君王眼中，他们是臣，在民众眼中，他们是为官者，他们和民众之间的距离较近，对民众的生活状态也比较了解，致使他们会对治民之术有更多的思考。白居易和范仲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生涯，深受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是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升华；白居易所撰《策林》七十五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提出了治理方案，一直贯穿其中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其主要内容亦是行仁政、施王道、与民同忧乐等，建议李纯省刑罚、薄税敛、重教化。
从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仁政说为始，到西汉初的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著《新语》，强调“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再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继承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原君》、《原臣》、《原法》等篇章中，多次直引孟子的“仁政”思想，对其推崇备至。直至近现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在整个社会趋向尊霸贱王的大环境下，也从孟子的学说中汲取精华。近代中国的维新派革命人士以及孙中山都对民贵君轻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进而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孟子的仁政说历经几千年，其许多仁政主张譬如：为政者应以民为本，力求做到“保民而王”；在执政上应选贤任能；应加强自身修养等，在我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制度政策中都能找到痕迹。
我国早在商朝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散体的文章，至今保留的甲骨钟鼎上成文的片断，可看作是这类文体的最早形式。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像《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一类的著作，这就是先秦历史散文。与此同时，各种士人在参与政治、游说宣传、授徒讲学的过程中，也纷纷著书立论，这就是先秦诸子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处于由语录体到议论文的过渡阶段，是由语录体向论说文方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过渡。
先秦诸子散文以《论语》为发端，《论语》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结集而成，收录了孔子和一些弟子的言论，其中大多是简短的对话，可视为语录体散文的典型。孟子及其学生所著《孟子》虽然仍属于语录体，但与《论语》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其中一些篇章，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论说文的雏形。从文章的篇幅看：《论语》最长的一篇“季氏将伐颛臾”章为273字，而《孟子》最长的一篇“齐桓晋文之事”章则长达1311字；从文章的记事看，《孟子》较《论语》要详细得多：《论语》记事相当简略，《孟子》则非常地详尽细致；从文章的说理看《.孟子》远比《论语》完备而充分：《论语》说理只是片言只语，基本上没有具体论证。如义利关系，文中只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论点，没有说明根据。《孟子》则严密许多，仅以治国方略的义利之辨为例，孟子以一整套理由劝魏惠王何必日利说明了单纯追求富国强兵的危害，对“何必曰利”的论点作了具体论证，有较强的说服力。
《孟子》对《论语》在文体上的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语录体的好处是短小精练，朴实自然，缺点是无法进行详细的记述和说理，这就决定了语录体一定要向论说文方向发展。
西汉哲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篇》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肯定孟子对儒学的贡献。
东汉经学家赵岐高度赞扬孟子，称“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然靡所不载，......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
东汉思想家王充则作《刺孟》批评孟子。
唐朝文学家韩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称孟子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北宋文学家柳开十分推崇孟子，称“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故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
北宋理学家孙复认为：“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巨。”
北宋思想家石介则说：“孟子既没，微言遂绝，杨、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诚行，放淫辞，以辟杨、墨，说齐宣、梁惠王七国之君，以行仁义。”
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把孟子引为千古知己，“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宋代名儒郑厚称孟子“其资薄，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岂君子长者之言哉！其自免于苏、张﹑范、蔡、申、韩、李斯之党者，挟孔子以欺天下也！使数子者，皆台其素，矫其习，窃‘仁义’两字以藉口，是亦孟轲而已矣......轲诵仁义，卖仁义者也！”
南宋思想家叶适对孟子有多方面的批评：“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读《孟子》，对“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子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句大为不满，认为此非臣子所宜言，命罢其配享，并下诏说，凡有谏者以大不敬论。
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大学士张瑰进言道：“先师祀典，有当更正者。”朱厚熜于是命令诸臣议：“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圣。赵恒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其四配称颜回，曾子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于是孟子去掉封爵，由“邹国亚圣公”直称“亚圣”。
清代康熙盛赞孟子：“岳岳亚圣，岩岩泰山，功迈禹稷，德参孔颜。”
清代乾隆对孟子尤为尊崇，盛赞其：“卓哉亚圣，功在天地。”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章句下·第十五节》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章句下·第十五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二节》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第九节》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三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第十四节》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第二十八节》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第二十八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八节》
以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三节》
来源于
邹城市市是中原地区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故乡，孟氏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孟府、以及历代祭祀孟子之所。孟庙就坐落于邹城市区南部。
孟庙又称亚圣庙，是一处拥有五进院落的古建筑群，以亚圣殿为中心，南北为一中轴线，左右建筑呈对称排列，共有殿宇64间，亚圣殿为庙内主体建筑。庙内建筑历代多次重修，现存建筑为清康熙重建，是国内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代表作品。孟府位于孟庙西侧，始建于北宋晚期，其建筑布局严谨规整，前后由七进院落组成。孟府前部为大堂官衙，中部为内宅，后为花园，西路为孟氏家学“三迁书院”。府内有楼、堂、亭、阁148间，是国内现存规模宏大、保存较完整的衙署与宅第合一的古翊坤宫。此外还有孟林，也称亚圣林，是孟子长眠的地方，位于邹城市区东北13公里。孟子林依山而建，气势宏伟，内存古树一万余株，是国内现存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家族墓地之一。
“先师庙”也称“孟轲庙”，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市华龙区孟轲乡孟轲村。
孟子死后，弟子们在他讲学著书处为他修建了庙宇，春秋祭祀。古干城的村民为纪念孟子，将孟子庙改为“先师庙”，将村名改为“孟轲”。后来，随着时局对孔孟的褒贬变化，孟轲村的名字也几经易更。清朝，尊孔孟之风盛行。爱新觉罗·颙琰六年（1801年），开州知州张极重修“先师庙”，并认为“大贤名不可以名村”，将村名易为“大贤店”。1919年“五四”运动时，复名孟轲。1974年“批林批孔”时，又将孟轲更名为古干城。1981年再次复名孟轲至今。
2000年11月11日，中国邮政发行了2000—20《中国古代思想家》纪念邮票，全套6枚，其中第二枚是古代思想家孟子邮票。
2021年12月21日，孟子研究院举行辛丑年冬至祭孟大典，纪念孟子逝世2310周年。孟子研究院全体同仁与各方宾朋共同参与，倡议共同祭拜亚圣孟子、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23年5月20日，时值农历四月初二孟子诞辰日，邹城市山东邹城举办了纪念孟母孟子大典，颂扬孟母功德，追思亚圣先师。
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孟母正在织布，问他道：“学习到什么程度了？”孟子回答说：“还那样儿。”孟母生气地用刀割断了她刚织的布。孟子害怕了并问母亲为什么这么做。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割断这布一样。君子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勤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就安宁，行动的时候就能远离祸害。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这就免不了会做下贱的劳役，而且没有办法远离祸患了。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半路上废止不做了，怎么能供丈夫和子女穿衣，而且保持不缺粮食呢？！女人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就只能做奴仆了。”孟子怕了，从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
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去世了，孟子的母亲对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视，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为贤。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母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可以再住在这里了。”孟母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样子。孟母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居住。”孟母又带着孟子去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学起了买卖屠宰猪羊的事。孟母知道了，又皱起眉头：“这个地方依然不适合居住”于是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孔子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母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于是，二人在此居住了。
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集市旁居住时，孟子看到邻居杀猪，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应到：“煮肉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深知做人要诚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并且她深深明白身教重于言传。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尽管家中十分困难，孟母还是拿钱到东边邻居家买了一块猪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貌，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样明白的？”孟子说：“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明白；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明白，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貌。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我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孟子说：“那么，大王的最大心愿能够明白了，就是想扩张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拜，君临中原、安抚四周的民族。可是凭您的做法去追求实现您的心愿，真好比是爬上树去捉鱼一样。”宣王说：“像这么严重吗”孟子说：“只怕比这还严重呢！上树捉鱼，虽然捉不到鱼，不会有后患。按您的做法去实现您的心愿，费尽心力去做了，到头来必定有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