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5:57
答崔立之书
斯立足下：仆见险不能止，动不得时，颠顿狼狈，失其所操持，困不知变，以至辱于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悯笑，天下之所背而驰者也。足下犹复以为可教，贬损道德，乃至手笔以问之，扳援古昔，辞义高远，且进且劝，足下之于故旧之道得矣。虽仆亦固望于吾子，不敢望于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晓者，非故欲发馀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复自明。
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词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既已为之，则欲有所成就，《书》所谓耻过作非者也。因复求举，亦无幸焉，乃复自疑，以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馀亦无甚愧焉。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词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子、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于今之世，其道虽不显于天下，其自负何如哉！肯与夫斗者决得失于一夫之目，而为之忧乐哉！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其他可否，自计已熟，诚不待人而后知。今足下乃复比之献玉者，以为必俟工人之剖，然后见知于天下，虽两足不为病，且无使者再克。诚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进者，岂舍此而无门哉？足下谓我必待是而后进者，尤非相悉之辞也。仆之玉固未尝献，而足固未尝刖，足下无为为我戚戚也。
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间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足下以为仆之玉凡几献，而足凡几刖也，又所谓者果谁哉？再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于知己，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愈再拜。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南阳市（今河南孟州）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因其常据郡望自称义县韩愈，故后世称之为韩昌黎；卒后谥“文”，世称韩文公。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疏时政之弊而被贬。李纯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市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文学上主张文以载道，其散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诗与孟郊并称“韩孟”。其诗力求新奇，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