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3:56
《绍兴县志》是由绍兴县地方志编委员会撰写，中华书局于1999年出版的图书。该书详细记录了绍兴市的历史事件和发展进程，修志工作始于1981年。
《绍兴县志》的出版，可能已是浙江省第一届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中市、县志的关门之志。本届修志始自1981年，迄今已历十余载，在此期间，市、地、县志书先后大量出版，缘何绍兴县志书出版处在最后？这是一个耐人思考的问题，其实是一项深思熟虑的高明之举。绍兴县修志，党政领导格外重视，部门全力支持，调集精兵强将，组成合理的修志班子，同时，而且异乎寻常地努力，修志的客观条件，经费、用房、设备等也都得到充分保证。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洞悉责任之重，修志之难，不满足修成一部一般之志，强化质量意识，决心下大力气，编出一部非同一般的，无愧于文化名城，无愧于越中父老，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志中佳作，文化精品。
志书的生命在于志书的质量。纵观修志历史，前事可鉴。精心编纂的宋《嘉泰会稽志》、《宝庆续会稽志》，被称为“志中双杰”，历代评价甚高：“详略得中，纪叙典核，而鉴裁精当，亦地志中之极有体要者”；“不漏不支，叙次有法”、“条理缜密”等，仅管迄今已历八百年左右，仍然为人称道。相反，有的志书，虽然成书较快，却因“繁简无法”、“笔力萎弱”，差谬甚多而被人搁置，似有若无。可见修志之道，事倍才能功倍，并无捷径可通。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本届修志首先出版者的开创之功，不能低估这些志书对本届修志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借鉴功能。但是修志毕竟不是竞赛场上的角逐，不能以时间来确定质量，安排名次。固然，后出的志书其质量也未必注定优于前面出版的志书。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善于学习，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有所发展，取他人之长，补己之不足，还要人十之，己百之，加倍努力，才能攀登新的高峰。老天不负苦心人，有志者事竟成，读了《绍兴县志》我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后出版的《绍兴县志》从三个方面下了大力气：其一，收集、整理、印行绍兴著名的旧志，以及其他大量相关的书籍、资料；其二，认真吸取历代修志和本届修志的经验和教训，使认识来一个升华和飞跃；其三，从绍兴县的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不断听取各方专家、行家的意见和建议，多谋善断，精心编纂。为此，《绍兴县志》起点高，基础实，不断完善，精益求精，终于大器晚成。其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地方，现略举其要：
第一，不同凡响的“凡例”。本届修志一般来说比较忽视对“凡例”的制定。其实“凡例”不可低估，体现了一部志书的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具体规定以及对一些矛盾问题的解决办法。本届修志之初，理论准备欠缺，实践经验不足，难以制定出比较完备的“凡例”。因此，不少志书的凡例，只是大同小异的简单几条，有的甚至相互套用。绍兴市修志同行深感制定“凡例”的重要。一部志书的发凡起例，既是修志的经验升华，又是编纂全书的指导，其间大有学问在。为此，制定“凡例”四十条，值得同行和读者的重视。
第二，深入挖掘资料，全志尚详。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志书的价值在于是否有全面、系统、翔实的资料，尤其可贵的是能够核实、订正人们忽视的一些差错和占有珍贵的独家资料。当今，对本届新志书的评议，比较共同的是，“志书有用，但又不够用”。鉴于此，《绍兴县志》在资料工作上狠下功夫，花了许多时间大量收录、精心选择古今各类资料，为全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诸如“建置”，从秦始皇二十五年开始，历记汉、三国、晋、南梁、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变化，给人以完整、系统的认识。对“区域”的记述，细到历记各个不同阶段的具体变化。在“土地”编中，详记绍兴市的土地开发，包括“撩荒垦殖”、“围湖造田”、“围涂造田”等；“土地制度”中，关于“私有制”，详记自秦之后，直至民国，历代私有制的具体状况及其变化。既有翔实的资料，又有丰富的知识，这是他志所少见的。
第三，从实际出发，着力显示绍兴固有的特色。地方志要重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已成为方志界的共识，许多志书都做到了这一点。《绍兴县志》对绍兴地方特色的记述，不满足于立篇、设章、列目，不满于一般记述，点到为止，而是引用大量资料，认真研究，加以分析深化。绍兴为百越之首，越中山水，社会经济，风土人物，方言民俗等都极具特色，《绍兴县志》对不少有特色的内容，紧紧抓住，充分展开，详细记述。不少章节类似专记，十分翔实、耐读。如绍兴市是著名江南水乡，“绍兴之发展史，实为治江治水之历史”，为此，水利设专编详记。其中对鉴湖的记述尤详，包括鉴湖开发的历史、功能、历代关于鉴湖的争议以及历代对鉴湖围垦的情况等等。在“文物”中突出文化遗址、越窑遗址、陵寝墓冢、古代建筑等，反映了绍兴作为文化之邦的特色。在“党派团体”中，记述著名的“光复会”，丰富了民国史的内容。在“人口”中，记述了流动人口和老龄人口等种种新情况、新问题，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对一些极具特色的项目，如绍兴师爷、堕民等均立专章，详记其由来、变化、状况以及种种争议，并选辑了大量原始资料，供读者查阅。
第四，志史结合，彰明因果。史和志既有密切的关联，又有一定的区别。在一部志书中如何摆脱常规，处理好史体和志体的关系，这是一代新志值得研究的课题。《绍兴县志》从实际出发，在志书中适当采用史体，作了可贵的也是成功的尝试。如在卷首中设“史略”附“大事年表”，简明扼要地记述绍兴市的悠久历史，从新石器时代，舜、禹遗迹，越国基地等直至当今，脉络清晰。同时详列历史大事年表，具体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给人以完整、系统、翔实的历史过程的认识。这样的设计比一般志书的“大事记”更加系统、厚实。各编的编前章前均设有无题小序，文风统一，内容简明扼要，真正起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之效。在整个编目设计上，不仅注意归属得当，排列有序，而且力图揭示因果，以显示志书的深度。
第五，言必有据，引文注意注明出处。一部志书是由大量资料编纂而成。常见的不少志书，由于种种原因，较少注明资料来源和出处，因此使有的学者不敢轻易引用，也使人难以深入核查志书以及有关资料，以便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为此，《绍兴县志》对大量引文认真校核，并注明出处。如“大事年表”和志书中应用的许多资料均一一注明资料来源，这是一件十分细致的工作。当然，要事事注明出处，势必增加大量篇幅，这是难以做到的。
第六，认真编好索引。工具书以及学术著作做出索引，以便于读者查阅、使用，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当今国际所通行的。浙江省出版的不少志书已编有索引，受到读者欢迎。但一般来说索引编纂较为简单，这是美中不足。《绍兴县志》编纂者有感于斯，花了极大的功夫编出了比较详细的索引，并与《丛录》合列为一卷，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第七，注意记述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细节生动，文风优美。当代已经出版的有些志书，叙事比较简单，缺乏过程，因此，可读性不强。《绍兴县志》比较注意记述典型事例，通过记实，体现事物发展本身的曲折性、生动性。行文注意概括、简洁，优美、生动，可读、耐读。其中有些章节使我爱不释手，一读再读，这是其他志书所比较少见的。此外还可以列举一些，鉴于篇幅，这里不一一细说。
《绍兴县志》的成功证明“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的基本格局是十分正确的。而且三者相联，缺一不可。绍兴市几届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修志，早已将此项工作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中，经常关心，提出要求，并创造优越的修志条件。修志部门的人员结构合理，相互补充，尤为可贵的是有一批具有相当水平，又铁心修志的修志人员。在这里“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修志行业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现。为此，历经八年之久，一部高质量、高水平志书的问世，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
序一
序二
序三
序四
凡例
史略
大事年表
第一册 地域 社会
第二册 经济 政治
第三册 文化 人物
第四册 丛录 索引
绍兴市大事年表
记事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1998年3月。采用编年体，酌用本末体。所录史事，力求反映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并撮叙要点，注明出处。因史籍浩繁，一事有多处记载，则只选用经史子集和历史文献之有权威者，一般袭用旧籍文句。对某些纯属地方史事，遂引用旧志。中华民国之后，则多用档案、报刊资料。如此之类，均为便于检索、浏览，粗知县事发展之要略。
新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
“河姆渡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第三、四层距今约7000～6000年之新石器时代，称“河姆渡文化”。
1973年在浙江余姚市河姆渡村发现。这个文化遗址中最大一个碳14数据为6955±120年。历史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可能是于越先人之活动地区，距于越中心(绍兴市)东约69公里。(《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
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
“良渚文化”，1936年在余杭区良渚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由“马家浜遗址”发展而来，密集地分布于太湖流域，除良渚外，还有吴兴钱三漾、杭州水田上层等。
“良渚文化”在农业、纺织、治水、制陶等方面有很高成就。这个文化类型中碳14测得有代表性数据为5260±135年(钱三漾)和4330±145年(嘉兴雀暮桥)。可以认为是于越先人文化，距绍兴市西北约100余公里。(《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
约公元前3000年
马鞍仙人山文化遗址，1985年在绍兴马鞍山市寺桥村仙人山发掘之“仙人山文化遗址”，面积约8000平方米，试掘110平方米，文化内涵与凤凰墩遗址相同，早期属“良渚文化”，晚期为“马桥文化”，上限约5000年。距城区北18公里。(《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
约公元前2500年
绍兴马鞍凤凰墩文化遗址，1983年发现、1984年发掘之绍兴马鞍山寺桥村凤凰墩文化遗址，分布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掘面积400平方米，经编号出土文物有120多件，主要为石器、玉器和陶器等。
文化层大致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相类又独具绍兴市文化特征。距今约4500年，证明于越先人已在这些孤丘上生活。(《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
传说时代
约公元前22世纪前后
“虞舜者，名曰重华”。
“舜，上虞区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姚丘，“在上虞县西四十里，一名桃丘，俗传舜所生处”。
据查，姚丘在汤浦之上浦，时属上虞，时属会稽或山阴，今属上虞市。现之绍兴、上虞一带尚有舜山、舜井、舜江、舜里与后人所建之舜王庙。
“大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
帝尧“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舜“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五帝本纪》、《史记·五帝本纪》引《会稽旧记》、《嘉泰会稽志·拾遗》、《史记·夏本纪》)
约公元前22世纪至前21世纪前后
“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郡(会稽之名始此)。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衡，平斗。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桐棺，穿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今绍兴市存有禹冢。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
“舜崩，禅位命禹”。“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位。”“国号曰夏朝”。(《越绝书·记地传》、《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20世纪前后
禹崩，“以天下授益(舜子)，三年之丧毕，益让大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史记·夏本纪》、《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夏朝 于越
约公元前20世纪至前19世纪
“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郡。”于越之称始此。(《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商周 于越
约公元前17～前16世纪间
陶里壶瓶山文化遗址，1984年发现，1991年初步发掘之绍兴陶里壶瓶山文化遗址，分布范围约20000平方米，发掘335平方米，出土石器、玉器和夹砂红陶器等。属商周时期，距城区北15公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报告)
姬诵二十四年(约公元前11世纪)
周穆王三十七年(约公元前10世纪)
周“伐楚，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鼉以为梁，遂伐越至于(越地，今无考)。”(今本《竹书纪年》、《文选·江赋》注引古本《竹书纪年》同)
春秋 于越
约公元前12～前10世纪
袍谷古文化遗址，1981、1986年在绍兴袍谷里谷社村两次发掘之袍谷古文化遗址，分布范围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出土文物150多件，主要为陶器、石器、玉器和网坠、板瓦等。上限为春秋战国时期及以前，下限接近西汉。(《考古》1989年第9期《浙江绍兴袍谷遗址发掘简报》)
周定王六年(前601)
“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盟吴、越而还。”(《左传·宣公八年》)
姬贵元年(前544)
“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
“春秋襄二十九年，经曰：阍弑吴子余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引《春秋左氏传》)
周景王七年(前538)
春，“灵王会兵于申，僇(辱)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使矫楚平王，命召公子比于晋，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于邓。遂入杀灵王太子禄。”(《史记·楚世家》)
姬贵八年(前537)
“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薳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