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5:56
肖涛 原名李英；胶东半岛人，文艺学硕士、文学博士；小说评论家、独立艺术批评家。18岁出海打工，十年西部流浪生涯。早年从事雕塑艺术，后考入文学博士，从事文学研究，曾在多种期刊、杂志等发表小说、评论、学术等文章，共计百万余字。2009年在左岸文学网创立“肖涛小说评介”专栏，迅速引起关注，颇具影响力，至今仍是最火爆最具批判精神的小说读评专栏。
“肖涛小说评介”贵以神速、真诚、独具慧眼的迥异文风，形成肖涛小说评论的独特风格。2010年赴台湾省在海峡两岸三地文学研讨会中提出“全媒时代的次生林写作”这一学术概念，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2011年创立北京睿读文化。现居北京市。
与源自“文革”时期的……
全媒时代的次生林写作
1.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是写作者以部落化的生存与写作形式聚集的转捩点。也正凭借读写工具、发表渠道和交往方式的媒介变革，才使得当代作家身份发生了变异，文学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才有可能。次生林写作亦藉此愈加兴盛。
何谓次生林写作？寻常所谓的次生林（secondary forest）乃原生林（vergin
forest）经不合理采伐和严重破坏后自然形成的森林。次生林分布范围广泛，种类繁多，为当今最主要木材供应源地。本文借鉴生态学中的次生林概念，指谓着原生林（体制内专业作家或传统型作家）、人工林（自由撰稿人、职业作家及畅销书作家）之外为数众多的那部分兼职或业余写作者。没有他们始终如一对纯文学热点问题的追踪、口耳相传的阅读和传播、持之以恒的热爱和孜孜不倦的表达，纯文学之林难免会大煞风景，寥落许多。其实我也明白，这样换汤不换药的玩概念手法，不过对能指符进行颠倒播撒的语言游戏而已。说穿了，所谓次生林写作，不过一个业余写作而已。
与源自“文革”时期的“地下沙龙”的悄然繁衍密不可分。“太阳纵队”、“X小组”、“白洋淀群落”、《今天》诗群、“第三代”诗人、“先锋文学”等等，莫不以近乎次生林般的写作身份浮出历史地表，渐次进入主流，并获得认同，从而让当代文学显示出五彩斑斓的样貌。诸如“边缘”、“少数”、“潜流”、“地下”、“异端”、“民间”等临时而歧义的命名方式，亦从不同侧面，丰饶着当代文学生态的绚烂景观，同时也衍生出了复调声音。
次生林这一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1980年代文化政治的产物。“第三代”诗人钟鸣在他的《旁观者》（海南省，1998年）第2卷中，多次提及一本鲜为人知的民刊。其中有一段钟鸣写道：
《次生林》是用最原始的手工艺完成的。它的命名也很偶然。我们一群人到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短暂的旅行。那里熊猫才是主人。森林，雨水，罐头，一连串的馊主意……最后是一位林业技术员无意之中帮我们解决了难题。他在讲森林概念时，提到了“次生林”：“原始森林在经过自然或人为的干扰和破坏后，在原来的林地上重新生长起来的次代森林，包括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两大类。在林龄不同的地方，这些森林有的已开发利用，有的还待开发。事实上，我国保存完好而未被利用的原始森林都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一带，大部分都趋于过熟，真正有生命力的，能代表未来的，仍然是富有朝气的次生林。”我觉得这个森林术语，对这代人是再好不过的比喻——毁灭后的生长，繁殖，一片新的郁郁葱葱的诗歌的象征之林。
这份1982年由钟鸣等在四川成都创办的民刊《次生林》，载有柏桦、欧阳江河和翟永明等人诗作，已表现出与北岛、舒婷式的“朦胧诗”意趣迥然的面貌。柏桦名作《表达》（1981）之所“表达”的，不过是一种基于反叛意识而生的复杂意绪和感性诉求。稍后，韩东、于坚等“他们”派诗人，则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并倡导“口语”，注重“语感”，趋向平民化叙事，从而揭了1986年两报“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这一表征次生林写作者集体崛起的大。自后，次生林写作者以此起彼伏的方式，不断维护着文学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自足功能与赓续递进的生猛态势。
2.当下次生林写作者，基本以群落化的形态，聚集于各个网站——如“左岸文化网”、“万松浦论坛”、“黑蓝”、“纯写作博客池”、“中国新小说”及其他各省市级作协官网，成为其注册会员，并通过发表作品，相互传阅、点评、举荐，藉此进入纸面杂志，获得发表机会，从而营造出百花齐放的良性氛围。即便已发表在纸面期刊上的作品，他们也将其张贴于网站页面，或置顶，让更多的人点评、学习和借鉴，不失为一种扩大影响力和转载率的合理举措。
因本文并不针对那些网络写手云集的文学网站和网络上的畅销类型小说进行分析，而着重于那部分纯文学网刊中的写作者。因此下面我着重以北京大学几个文学爱好者成立的“左岸文化网”中“小说会馆”为视窗，以本人“肖涛小说评介”栏目身份所做的部分小说作者问卷调查为依据，来进行一番简要分析。
先看一份名单：
(1)50年代的常青树：徐站夫、北河、刘隐璋等。
(2)60代的壮年木：盘索、张全友、丁国祥、邱晓鸣、德拉、云经立、海东升、沙玉蓉、宁可、吴永华、刘晨、秦峰、张北雄、刘凤阳、余一鸣等。
(3)70代的灌木丛：何雨生、李浩、徐则臣、尹守国、肖良国、熊万里、张可旺、安勇、陈集益、斯继东、鬼金、张爽、朱秀锋、虽然、雷默、徐永、弋舟、刘丽朵、李心怡、艾玛、方如、周海亮、筱桦、杨袭、高涛、木子车、祝红蕾、刘亮、张可旺、马车、蒋林、柳营、薛舒、王秀梅、赵月斌、张运涛、黄土路、郝炜华、程相崧、柏祥伟、范玮、宗利华、付秀莹、塞壬、娜、陈年、庄永、刘晨、杨遥、朱宏梅、杨袭、梅驿、舒绿痕、董增文、万家超、李大唐、杜怀超、吉方君、杨光路、谢宏、宗利华、大喜、黄书恺、钟二毛等。
(4)80后的幼生林：杨那羊、手指、甫跃辉、宁亮、鲁孟陶、乔洪涛、张墩墩、王西平、维斯小、朱小勉、陆荣斌、林楠、张小树、刘二曼、张小树、回璇、曹永、秦客、黄庆谋等。
（至于1990代出生者，尚未进入此列；另，上述名单中部分作者可能未在“左岸”上发表过自己的作品，但其身份及其写作状态，以“次生林写作”概念涵盖，同样有效。）
从年龄段划分上，你能感觉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为创作主体。同时1980年出生的后起之秀也逐渐增多。为什么生于1950、1960年代的写作者较少呢？我觉得要么是其文学梦已经破灭；要么是心态老化，接近“不惑”或“知天命”之年；要么生活工作皆比较稳定，闲暇娱乐方式、表达自我、忆旧追梦皆有其固定方式；要么就视文学创作淡若水，与现实、自我、他人之间引发的碰撞和焦虑能够通过非写作的方式获得疏泄。还有一个问题，即便是写作者，如果能坚持下来，这部分年龄段的人，大抵是功成名就，且进入了文学史秩序。
而大部分1970年代、1980年代出生的人，年龄正处于被卡住的尴尬阶段，上下两难，进退不得，成败难说，充满了许多未知数，特别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他们的反应最敏感，表意的焦虑也最迫切。
这些小说作者所从事的职业大致为农民、一线工人、小老板、企业老总、自由职业者、退休工人、学生、警察、教师、打工者、杂志编辑、公司职员、文化馆员等。即便加入各级作协者，也有其谋生主业。
对于其写作身份，问卷调查中95%的写作者自称为业余写作抑或是文学爱好者。其发表作品渠道，以向纯文学杂志靠拢为主，如《黄河文学》（该杂志07年与“左岸文化网”合作，每期推出一两篇见诸网刊上的小说）、《上海文学》、《佛山文艺》、《红豆》（推出10万元长篇小说新人大赛奖）、《鸭绿江》、《文学与人生》、《芳草文学选刊》、《十月》、《山花》、《收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和北京人张爽自费主办的《天天民刊》。博客也是每个写作者勤奋垦拓的自留地。
若按照小说类型及其主题而论，基本不出表述当下“中国经验”的范畴，如进城序列、乡村变革、学校与家庭故事、暴力演绎、动物母题、底层弱势群体、童年记忆与成长经验、爱情主题、欲望叙事、疾病问题、虚无主义与信仰迷失、情感认同。当然也不乏如舒绿痕、鬼金、郑小驴、刘丽朵等人的先锋实验和形式创新。总而言之，他们对既往历史与当下中国问题的敏锐捕捉和反应能力，超过了很多专业作家、职业作家和畅销书作者。
平心而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西化进程”和“先锋实践”俨然落下帷幕，次生林写作者更注重对个体经验的发掘和对汉语言文学特有质素的激活，从而敞露出时代变迁和生活遭遇所引发的相关思考。他们表述“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一种比较平实的平民立场和纯粹的个人化倾向。
3.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在同一时空下，皆存在着不同的写作生态。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一体化”的制序建构，与以业余身份为主而构成的次生林写作者的热心参与，密不可分。次生林写作者凭借与各级作协内成名作家的通信往来、交流座谈、拜访学习，加上个人孜孜不倦的努力，进入各级文化馆或作协系统，并成为一个梦寐以求的单位人，缩影了“学而优则仕”这一文化心理。农家子弟成为工人阶级之一员、工人子弟成为知识人、普通士兵获得晋升机会，都与彼时的作家培养机制有一定关联。“一体化”解体的1990时代，市场大潮开始让次生林写作者分流，一部分人“下海”并成为自由撰稿人和文化产业工作人员。问卷调查中很多出生于1960和1970年代的写作者有此经历。辍笔谋生的那段经历，成为他们重新捡拾其文学梦的主要题材来源；即便从事与文学无关的其它职业，他们也始终在关注着频仍变动的当代生活。从此看，他们未尝不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精神遗产之一。就我个人而言，与1980年代相生相随的青春期，的确得益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文学热潮，由此也塑形出了个人缱绻难忘的写作情结和文学理想。
当然，而今的次生林写作终究与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有着相随相生的辩证联系。因为传统的新人培养机制发生了变动，那么他们的写作将去往哪里？成为网络写手和各大网站的红人，论其才干和闯劲，似乎不太可能，而且这部分写作者的审美标准及其文学观念，并没有被市场彻底征集和完全同化；同时专业作家的晋级路径，也越来越狭窄。他们只能以游牧分子的形式自娱自乐，从而让一份文学梦保持薪火传承，绵延不绝。试想，如果有一天他们的生活再遇到困境或变更，这个文学梦能否坚持做下去，是否会导致文学精神的沙化、矮化和退化，也实在令人堪忧。
次生林写作者比较心仪的写作偶像，国外大抵不出弗兰兹·卡夫卡、瑞蒙·卡佛之辈，国内则以王小波、韩东、朱子奇等为效仿对象。这种身份认同本已表明：次生林写作者不仅是公共生活领域内的次生林，更是文学场域中占位靠后的次生林。因此，各种文学期刊编辑如何在审阅稿件之同时能够发掘出更多见诸网络上的佳作呢？终究如徐则臣、陈集益、付秀莹这样成功突围的次生林写作者，属于凤毛麟角，更多的则处于半明半暗、自消自灭状态。
同时，文学批评机制特别是学院象牙塔内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如何在厘清“网络文学”之歧义性的同时，能够近距离地对这部分作者的作品进行伯乐识马、中肯品评和客观辨析呢？
我们大学里的文学研究者，如何在大学语文教育、文学史知识普及、文学经典讲座、文学作品研讨会等工作之外，给予自己身边的业余身份写作者以必要的鼓励、提携，同时给予陌生的文学爱好者、写作新手应有的精神支撑和恰切的理论指导，我想，一定能有助于文学生态的薪火传承。比如上海大学除了一个郭敬明之外，还出现了一个刚刚在《收获》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的王若虚。对这样的“80后”在校学生和文学青年，我们应该爱护他，帮助他，让他的表达更有力度和深度，而不是泛泛地给予遮蔽、蔑视或否定。
还有，当下丰富多彩、驳杂多义的生活情景能否为文学生产提供新的经验呢？比如在《蚁族》社会学著作之前，生于1980年代的鲁孟陶、张墩墩等次生林写作者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个现象。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文学读者、批评者和文化研究人员，也没有及时对之作出信息反馈、也没有给以适度而精准的理论导向呢？
捎带着穿插一个问题，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成就及其接下来的文学史编撰，应该对我们上世纪诸多不谨严的文学史命名诸如“新生代”、“晚生代”、“70代美女作家”、“80后写作”等，进行修正和补充。仅仅“80后写作”，在我看来并非郭敬明、韩寒、张悦然、范继祖、李傻傻、周嘉宁、春树等依托“新概念大奖赛”获得者为代表，更多有势力的后起之秀，正在以非纸面发表而直接签约出版社的方式，来将写作进行到底。
另外，很多次生林写作者因甘居边缘和末流，对那些与之类同的个体常有独到而湿润的发现。比如残疾人因为饮食男女等基本问题而挣扎的“裸命”（baldliving）状态，在盘索、鬼金、周海亮等人小说中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呈示。这是否意味着“底层文学”之“底层”族群在身体甫一出生这个起点中即已经被排斥在外，并显示出某些异质性因素呢？
肖涛小说评介持续不断更新，臧否各类图书，褒贬力求品味，品论独具一格。
向肖涛有创造性的独立批判精神致敬。
肖涛小说读评专栏 节选
李云雷小说二篇简论
肖涛
李云雷无意于追溯宏大历史的踪影，反倒竭力寻根于小型历史亦即家族血缘关系之树上所盘结的那些亲情往事。其中，支撑并形成叙事动量的主导元素，不过记忆而已。
是的，记忆，应是令李云雷缱绻神往而难以释怀的叙事发动机。于李云雷而言，故事并不重要，情节亦难见波澜起伏，反倒那些琐碎的诸如鸡毛蒜皮、石头瓦块、草根花树一般的细节物象，常成其反复眷顾、百般着迷的情感源地和构思重镇。一棵花椒属、一座果园及其周遭的车间房屋、某种初尝过的食物……经由儿童陌生化眼光的亲密打量与肠胃铭记，时隔多年后，也播撒着回味隽永、勾人魂魄的神奇光晕。这些光晕，再经过一个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叙述主体绵延不断地把玩、关照后，骤然焕发出了催人泪下的审美力量。
散文、诗歌、小说、地方志、口述实录诸种文体，皆可在李云雷的文本中，得以鉴证，却总无法归拢成一个能以固体化眼光看待的自足体，因为李云雷所竭力拒斥的，或许恰是那个盖棺论定的被语文教科书、经典样本、绝佳范例所规训出来的“小说”概念。“梦想的诗学”，接合着对童年往事的“朝花夕拾”，或许比较契合李云雷的小说观——其实，这也是小说之从“小处”而“说”的真谛。
李云雷欲求抓住的就是那个以童年为圆心的横截面，从那里攫取一些令其感喟伤怀并用以塑形自我的材料。“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或者用其小说里的话说，“……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父亲与果园》）。从此看，李云雷的小说是散体的，却又是串珠的，你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寻常所谓的叙述主人公，却又总能感觉到有一个漫步时光河流、彳孑立的总体性叙述人，在今昔两个差异性较大的时空裂口中，进行着喃喃自语的自白与对话。被记忆捕获的“我”，又自甘被其不断地灼伤、不断地捏塑、不断地疗救，从而催生出另一个更强大、更完整也更饱满而湿润的新主体。
在李云雷的小说中，往昔的时空是稳固有序的，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皆建立在一个亲情伦理结构之中，且暗含尚未被快捷强力的现代生活所揉碎的平静而淡定、和谐且完好。李云雷小说建构起来的时空体，于一个穷且益坚、穷而有味的日子里，弥散出种种难以割舍的诗意之美。
诗意，的确！李云雷的小说中，还真的充满了诗意葱茏、诗情盎然的花木意象。一个舅舅家的院子，一个父亲劳动的果园，也会成为其用力经营的后土娘娘乐园。因此，李云雷小说童年用记忆架构起来的抒情文体，应属于乌托邦叙事的另类。这一传统与鲁迅的《故乡》、师陀的“果园城”，甚至更早如蒲松龄的“聊斋”、曹雪芹的“大观园”以及陶渊明的“桃花源”等等原始基型，共享着由乡村社会伦理文明濡染而成的大同市理念。
李云雷小说叙事的发语词，大都是一个“那时候”。这是一个小说写作者不知觉的捕捞记忆的抓手。顺着这个抓手，李云雷会将自己的生身讲述一辈子，直到把旧日的光影碎片，彻底还原，彻底纸面化，彻底复活，用以对照现实城市生活的平庸无奇以及那颗有可能被其随时涂改的忧郁灵魂。
生活在这样一个趋于七零八乱、废墟遍地而新秩序尚未成型的现代世界里，每个人所最终恐惧的不过失去自己，而失去自己最大象征则是失去记忆。对记忆的不断打捞，对记忆的诗意营构，对记忆的深切维护，皆意味着作为1970年代出生的集学子、论家和作家为一体的李云雷，在竭力为自己及其读者，表征出差异而独特的“中国经验”。
它是底层的，也是民间的，是无名的，也是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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