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24 16:01
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文学家，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任江州祭酒，不久之后，陶渊明辞去职务，并有了终老田野的打算。太元十九年（394），陶渊明的原配妻子去世，一两年后，陶渊明继娶夫人翟姓。隆安三年（399），陶渊明任刘牢的参军，隆安五年（401），陶渊明出任桓玄的参军。在此期间桓玄谋反，令陶渊明觉得自己轻率出仕是一个错误。元兴三年，陶渊明出任宋武帝的镇军将军参军，此后陶渊明又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一次入仕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义熙元年八月，陶渊明担任彭泽县县令，但在同年十一月便辞任还家，开始了归隐生活。义熙四年，陶渊明居住的园田居遭遇了火灾。园田居焚烧后，陶渊明一家又搬回柴桑城里的旧居暂住，义熙七年移居到南村。义熙九年（413），陶渊明拒绝了著作郎一职的征召，与雁门周续之，徐州市刘遗民并称浔阳三隐。义熙十四年（418），陶渊明又拒绝了著作佐郎一职的征召。从元嘉元年（424）开始，陶渊明就缠绵病榻，直到元嘉四年（427）十一月，陶渊明死于久疟。他的朋友颜延之为他做诔文，谥曰“靖节征士”。
陶渊明的代表作品有《归园田居》组诗、《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等。在两晋南北朝诗人中，陶渊明的成就最为突出。陶渊明的成就主要是诗，风格兼具消极与积极，静穆与金刚怒目，外淡内奇，浪漫幽默。陶渊明不以躬耕为耻，支撑力耕思想，正是农家思想的体现。不仅如此，陶渊明还具有理性的生死观和达观的人生观。陶渊明由唐朝起文学地位越来越高，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后世出现了“慕陶”现象。清代文人沈德潜称其为六朝第一流人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陶渊明成为了被美国汉学界研究最多的诗人。从西方汉学界的陶渊明研究来看，陶渊明不但早已“走出去”，而且成为西方汉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
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江西九江人，东晋文学家。
陶渊明可考的直系祖先是他的曾祖父陶侃。陶氏家族在当时严分流品的门阀社会里，始终够不上士族资格。陶侃生前虽然位重兵强，但并没有使其家族进入门阀阶层，他去世后，家族的地位、声望有减无增。到了陶渊明一代，陶家只能算是寒微门第。陶渊明的父亲去世较早，因此陶渊明直到青年的生活都较为清贫。他后来作《自祭文》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自己自生下来便与贫穷为伍，不仅需要自理家事，还需要亲自耕种。陶家虽然还可以说是一个官宦世家，陶渊明自己的身份，却可以说是亦耕亦读的寒儒。
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任江州祭酒，并在做州祭酒时作《劝农诗》。但初涉官场，陶渊明便“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在《饮酒》其十九中提及：“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并有了终老田野的打算。他的《饮酒》其十九中“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说的就是辞祭酒时的打算。太元十九年（394），陶渊明的原配妻子去世，一两年后，陶渊明继娶夫人翟姓。婚后的陶渊明与夫人翟氏过上了“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生活。渐入中年的陶渊明嗜酒，沉浸在躬耕闲饮的生活中时，又被州府征召做主簿官。陶渊明推辞了这次征召。
隆安三年（399），陶渊明任刘牢的参军，隆安五年（401），陶渊明出任桓玄的参军。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全然不顾国家大局，彼此争斗，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虽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正当犹豫之际，陶渊明的母亲去世了，他回浔阳服丧。在此期间桓玄谋反，令陶渊明觉得自己轻率出仕是一个错误。《宋书》本传所说的“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指的就是陶渊明曾做过桓玄的参军一事。在出任桓玄的参军期间，陶渊明曾请了一年的长假，在家中闲居了一段时间，《停云》《时运》《荣木》就出自此时的陶渊明笔下。除此之外，《陶渊明集》还有《和郭主簿二首》，唱和的对象与时间都未详。但诗中所写情景，接近早年休官闲居的状态。
元兴三年，陶渊明出任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宋武帝的镇军将军参军。但刘裕同样阴怀篡逆，此时陶渊明的政治热情已经大大消退。此后陶渊明又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为东晋名将刘牢之子，后来遭人排挤，于是借司马德宗复位之际“自表解职”，不得善终。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回到了故乡。
义熙元年八月，陶渊明担任彭泽县县令，刚上任不久，从“中秋节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归之情。”在同年十一月便辞任还家。
义熙四年，陶渊明居住的园田居遭遇了火灾。《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记载了这场火灾。这场火灾是他隐居生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陶渊明的归隐生涯恬悦而惬意，此后他则固穷守节，挣扎与贫富之间。《咏贫士七首》《饮酒二十首》等组诗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创作的。
园田居焚烧后，陶渊明一家又搬回柴桑城里的旧居暂住。这个住处属于仕宦家族的居住所，而非田园隐居之所。由于此处躬耕不便，因此陶渊明在义熙七年移居到南村。陶渊明在这里仍然从事躬耕与隐居读书。陶渊明的田庄不止园田居、南村两处，还有西田、下田两处。
义熙九年（413），陶渊明拒绝了著作郎一职的征召，与雁门周续之，徐州市刘遗民并称浔阳三隐。义熙十四年（418），陶渊明又拒绝了著作佐郎一职的征召。从元嘉元年（424）开始，陶渊明就缠绵病榻，直到元嘉四年（427）十一月，陶渊明死于死于久疟。他的朋友颜延之为他做诔文，谥曰“靖节征士”。
归园田居是陶渊明作的一组组诗，收录于《陶渊明集》。归园田居作于陶渊明归隐彭泽县的翌年。共五首。这组诗概写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感情诚挚，叙写真实，语言质朴。第一首写归田后的自由惬意。第二首表露对庄稼的关切。第三首表示不畏艰苦，只要遂志的心愿。第四首抒发沧海桑田、人事变幻无常的感喟。第五首抒发游归时的怅惘情怀。清沈德潜评曰：“储、王极力拟之，然终似微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作的一篇散文，收录于《陶渊明集》。此文约作于永初元年(420)。作者宅旁有五柳树，因以为号，作此传自况。为自传性文章。文中记述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思想性格和安贫乐道的节操，以黔娄妻“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之言为座右铭，最后以酣酒赋诗、忘怀得失终生。全文真实生动，反映作者一生的志节情操，可谓是一篇实录。清代评价家吴楚材、吴调侯称赞此文是“潇潇澹逸，一片神行之文。”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作的一篇散文，收录于《陶渊明集》。此文作于元熙元年(419)，一说作于永初二年(421)。原由“记”与“诗”组合成篇，题作《桃花源诗并记》。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言，但因为流传较广，已独立成篇。桃花源记塑造了一个无剥削，无压迫，人人劳动，个个欢乐，热情好客，互无争斗的田园乐土，又一“避秦时乱”四字表明桃花源中的百姓与世隔绝之久，揭示百姓对秦暴政的不满，借以喻当世。文末将作者同时代的刘子骥写进虚构之文中，与开端纪实文字相映照，旨在加强作品的真实感与艺术魅力。作者通过赞颂田园生活来批判黑暗社会。全文构想奇特，理想高尚，意境优美，情节曲折，文辞流畅，是一篇擅名千古之作。明代文人罗其鼎评价其“渊明文章风节，复绝一时，自其记若诗，传诵后祀，遂使桃花源名胜千古。”此文对后世影响极大，文人纷纷仿效，王维、刘禹锡、王安石并有《桃花源行》，韩愈有《桃源图》，苏轼有《和桃源诗序》等。
陶渊明以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大量诗篇，创立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流派。但是历代文学评论家均以为陶诗没有反映现实，所抒发的不过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陶渊明的归隐虽然含有消极成分，但其中也有反抗现实的积极意义。陶诗中确实反映了对人生无常的悲哀感慨，比如他在《归园田居》中说：“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但他的《归园田居》诗妙趣横生，最后的“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是归结于积极的：当早晨的霞光冲破昨晚的云雾，许多的鸟结对而出，飞出去寻找食物，在这里陶渊明是用这些鸟了比喻那些追求仕宦利禄的人。可是有一只鸟比别的鸟飞出得晚而飞回得早，天未黑就回来了，这是比喻自己很快就辞官归隐了。这就是一种积极反抗现实的思想。
学者朱光潜曾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则持相反的态度：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陶渊明的诗作中，兼具静穆与“金刚怒目”，静穆有“悠然见南山”，“金刚怒目”有“猛志固常在”。朱光潜认为陶诗具有“静穆”之美。如果把这种“静穆”看作是陶诗所达到的一种艺术的理想境界是可以的，但这并不足以评价陶诗的全部内容。鲁迅从思想性的角度，从现实斗争的角度，提出了“金刚怒目”式的论断，纠正了对陶渊明的片面认识。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诗歌，主要是咏怀、咏史诗，究其根源主要是对社会黑暗的不满和自身壮志难酬的愤懑。
陶渊明以描写田园自然风光为主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他把田园看成是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看成是一种与黑暗现实、浑浊官场完全对立的理想境界，因而他竭力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人生人格理想对象化，使田园与自我精神融会为一。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称自己所发现的诗意为“真意”。所谓“真”，即《庄子·渔父》中所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真”就是人与万物的自生自成、自在自为性，是一种真朴无伪之美。陶渊明是带着一种哲学与美学的眼光来看待田园风光、田园生活的。在田园中他领悟到一种最佳的审美境界，却无法用语词或概念表达出来。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强调劳动对人生、对自己坚持隐居的重大意义。陶渊明的这一部分田园诗正如《诗经》、汉乐府一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具有歌食歌事两方面的内容。陶渊明还有相当一部分田园诗是写闲居交游、饮酒赋诗等生活的。例如《游斜川》《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连雨独饮》等。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可以说是在各类田园诗基础上的一个升华。表现出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想。
陶渊明的创作特点表现为外淡内奇，淡指“平淡”“自然”与“真率”，奇则是指“奇情”“奇趣”。陶渊明的田园、咏史、咏怀诸作，莫不体现这种鲜明的趋向，这与他儒道兼宗思想、外和内刚的性格以及生活的玄言时代息息相关。陶渊明诗文的外在风格与内在的审美倾向，存在微妙而不易觉察的悖论形态，这种外象和内涵的悖逆，二者既是矛盾的，不平衡的，然而又非常协调有机地融化为一体，并协调统一地呈现出来。
陶渊明的“好奇”，首先最为显明地体现在好用“奇”字上。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黾勉四十年。（《连雨独饮》）”，“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二）”等，而最能体现陶渊明的审美追求与诗美境界的，就是他的“田园诗歌”。陶渊明诗所展现的“风光”，并非一味的平淡，而包含着不绝如缕的“奇绝异语”。他的田园诗是由“田园世界”与“官场世界”的对峙构筑的，田园的“风光”是由厌恶且横眉冷对的“车马喧”与“樊笼”作参照系强烈比照出来的，所以这类诗并不“平淡”。即使仅就陶渊明纯粹的“田园风光”来说，其审美追求也具有更深厚更广阔的社会意义。
陶渊明一生最大的关节就是隐居。他的隐居，是从五官三休的碰壁中领悟出。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逍遥乎园田之上。仕与隐，贫穷与温饱，理想与现实，始终矛盾而痛苦地伴随着他，还有年过知命的生死问题，形成种种冲突。而理想的破灭与现实苦难的不幸往往会滋生浪漫。陶渊明的浪漫精神表现得最为显著的是《读山海经》组诗。整组诗中的灵神异鸟、夸父、精卫以及仙界的光怪陆离故事，无不闪动着异常强烈的浪漫特性，从内容与表现手法上看，在一定意义上有些接近《离骚》。陶渊明在即将辞世之年，写了《挽歌诗》三首，《自祭文》和带有墓志文性质的《五柳先生传》，以幽默、变形包括浪漫的手法，总结了自己一生。
陶渊明的诗文中表现出了散文的诗化与诗的散文化。陶渊明的散文抒情色彩浓，常带诗意，与他的诗歌散文化互鸣，相互交流。诗与文在陶渊明手中呈露回响与呼应，最为昭著的显例，便是《桃花源记并诗》。此文简洁省净，首尾呼应，内容也很详备，但作者兴之未已，还接写了一首16韵160字的诗。《桃花源诗》与《桃花源记》前后呼应，彼此补充。
抒情性强，文字朴淡，是陶渊明散文诗化的另一特征。在《与子俨等疏》中，多以四字句连缀，完全回避了对偶，就像溪水潺潺，犊之情娓娓流泻出来，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钟嵘论陶渊明的诗“文体省净，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或者“风华清靡”，同样可以用来论这篇文。
陶渊明诗的散文化首先体现在结构上，即以散文常用的平铺直叙来安排结构，如《和郭主簿》其二，结构平铺直叙，显得像散文一样散缓。且陶渊明的诗常用夹叙夹议的写法，在这种写法中，所体现的散文化松缓特色更为明显，这也是他的诗表现出散文化的原因之一。《读山海经》其一就是叙议交错的写法，先写树木绕屋，好鸟相鸣，欣然得其所在；再叙写耕读生活，又发拒绝与官场来往的议论。再叙言有酒有菜与夏天如何凉爽宜人，还能称心如意读书。最后议论说，看看世界与人生，过这样的日子不让人快乐那才是怪事。《拟古》其七把写景与叙事交错，最后出之议论，也是同样的写法。
陶渊明的经历，不同于一般魏晋士人。即使把他看做“隐逸诗人”，他也与通常的隐士有别。陶渊明没有享用青山秀水的福分，只能亲自躬耕，长期农村耕作与农夫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也滋生了一种新感情，新观念，新意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新思想，也就是农家思想。陶渊明的农家思想，逐渐形成于归隐以后，主要体现在农夫观念上。他的农夫观念，在未归隐前则稍露端倪。《和郭主簿》其一是他最早的一首田园诗。其中“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是标准的“田家语”了。特别是后两句，完全是农夫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和观念在归隐以后的诗中反复出现，成为他的田园诗主旋律之一。陶渊明的农家思想和他长期参与农耕的实际劳动分不开，这主要体现在对力耕的认同与赞扬。东晋前期是门阀社会士族垄断政权的时代，陶渊明退隐以后，门阀士族陷入虚弱，丧失了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力量。陶渊明做过桓玄、宋武帝的参军，看惯了乱与篡，因此有了归隐的想法。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雨于规林》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都表达了归隐的意愿。
陶渊明辞掉彭泽县令后，在归隐后的第五年写了《庚戌岁五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篇即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中的自力经营衣食表达出了他的农家思想。陶渊明不以躬耕为耻，反以为乐。这种苦乐观、荣耻观，支撑力耕思想，正是农家思想的体现。
陶渊明的生死观十分理性，直到死亡就要来临的时候，他对生命都不抱任何非理性的幻想。陶渊明认为死亡是彻底的结束，因此会写“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同时，他也以一种解脱的态度来理解死亡，“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就表现出了他这种态度。他认为随着死亡，生前的得失、是非，死后的荣辱，都无需计较了。陶渊明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写《拟挽歌辞》与《自祭文》，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之事：“葬之中野，以安其魂”，“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可见陶渊明生死观的理性。
陶渊明的人生观十分达观。兼具儒释道的思想。一方面，他接受庄子的达观学说，在《形赠影》《影答形》《神释》三首，结构奇极，发挥哲学思想，得出了一切顺应自然的结论。另一方面，他和慧远居近，虽未进白莲社，但很谈得来。佛道的达观人生态度和矢志不渝的田园生活，在他去世前不久写就的《拟挽歌辞》（如“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句）和《自祭文》（如“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句）中抒发得淋漓尽致。最后，陶渊明对孔子也相当尊重。譬如在他的《饮酒》之十六，他写“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刘熙载《艺概》曰：“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苏轼评价陶渊明，说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是对陶渊明豁达的人生的精辟点评。
在两晋南北朝诗人中，陶渊明的成就最为突出。陶渊明的成就主要是诗，歌咏隐居田园、饮酒赏菊、乐天知命的闲适生活，意境恬淡，词句质朴自然。陶渊明四言诗的成就综合了《诗经》体四言和实字四言体的优长，魏晋四言诗在陶渊明手里达到最高峰。他由唐朝起文学地位越来越高，被看作田园诗的开创者，陶渊明后一直到隋朝，田园诗创作都是沉寂的状态，山水诗从谢灵运后有延续发展，直到唐宋两代对田园诗才有继承和发展，唐朝的田园诗是从陶渊明发展而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初白巷诗评》评《归园田居》“王、储田家诗，根发由此。”宋代的文人对陶渊明的文学风格和人格精神初见丰富，把陶渊明与杜甫相提并论，这种慕陶之风，在北宋中期大炽，尤以苏轼的“和陶诗”及陶渊明评论为著名。元初北方诗坛延续宋金以来的慕陶传统，隐者以慕陶自释，仕者以慕陶为依托，慕陶之风盛行。诗人尊陶重陶，陶渊明形象中原有的隐逸、高洁等特点被继承并得到认可，豪爽、刚烈等特征被特别强调突出，出现了“陶李”“屈陶”并称之说。在诗歌创作上，以和陶、咏菊与咏桃源、题陶画三类最具特色，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形式多样。用诗歌评陶、论陶、学陶、慕陶成为元初北方诗坛的重要特征。到了明清时代，文人篆刻开始流行，陶渊明走进了篆刻艺术。今见最早的涉陶印章出现于明代，文徵明、文嘉、张凤翼、项墨林等都有相关作品传世。其中，文徵明不仅有大量的印鉴“停云”传世。在诗文及书画艺术中也表现了对陶渊明的接受，其字号（停云生）、书斋名（停云馆）中都有陶渊明的身影。郑板桥晚年辞去官职，以出售字画为生，其字画上有不少涉陶印章，分别有“富贵非吾愿”“游好在六经”“不求甚解”“修竹吾庐”等直接或间接涉陶的印章。
20世纪之后，陶渊明研究成为晋宋文学研究的最热点，80年代以后，对陶渊明的关注更是高于之前，各类专著论文比比皆是。如，逯钦立《陶渊明集》是“文革”以后陶渊明研究的开创之作，以宋元刻本为底本，对陶渊明集进行了校勘，为进一步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廖仲安的《陶渊明》以评传的方式，讨论了陶渊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包括陶渊明所处时代，家世，青年时代、出仕到归隐的人生履历。并着重分析了《饮酒》组诗、《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等代表作品，最后较全面地评价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进入90年代，邓安生的《陶渊明年谱》是这一时期陶渊明基础研究的代表作。该书罗列排比了能搜集到的各种陶渊明年谱，对陶渊明的里居、家世、作品系年、交游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考证辩析。陶渊明思想研究一直是陶渊明研究的重点。逯钦立在《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这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这一观点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赞同，堪称学界主流观点。
陶渊明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诗人。最早被他影响的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20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也出版了多部陶诗的译作和研究专著。西方对陶渊明研究最早的形式是对陶诗的翻译，较早翻译陶诗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其所著的《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1918）中收入其所译的12首陶诗。美国较早的陶诗译本是张葆瑚和Marjorie Sinclair译的《陶潜的诗》（1953），此书是最早的陶诗全译本。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海陶玮教授译的《陶潜的诗》（1970）是西方陶诗译本中较有影响的一部，该译本除了译诗外，还有不少注释，对诗中的典故和背景加以解释，对西方读者理解陶诗有较大帮助。戴维斯的译本《陶渊明：他的诗歌及其意义》（1983）是西方规模最大、最有学术性的一个。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陶渊明成为了被美国汉学界研究最多的诗人。邝龑子的《陶渊明与中国诗学传统：文化身份之追寻》（1994）研究了陶渊明与魏晋玄学以及陶诗与六朝文学传统特别是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2005）从手抄本文化视角，揭示陶集文本如何因后世读者的趣味和需要被重构与改造的情况。罗格斯大学东亚系教授田菱的《阅读陶渊明：陶渊明接受史之范式转变（427—1900）》（2008）是西方第一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专著。该书不但探索了陶渊明如何在历代被阅读，且努力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特别是对关注较少的明清时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作了探究。从西方汉学界的陶渊明研究来看，陶渊明不但早已“走出去”，而且成为西方汉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
沈约《宋书·隐逸传》：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萧统《陶渊明传》：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钟嵘《诗品》：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颜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颜延之《陶徵士》：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孑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阳休之《陶集序录》：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
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赏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王维《偶然作》：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韩愈《送王秀才序》：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邪？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
李白《九日登山》：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
白居易《访陶公旧宅》：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在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苏轼：（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欧阳修：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姜夔：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断不容作邯郸市步也。
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肮脏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平生本朝心，岁月阅江浪。空余时语工，落笔九天上。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属予刚制酒，无用酌杯盎。欲招千载魂，斯文或宜当。
元朝文人元好问《论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赵梦頫《题归去来图》：生世各有时，出处非偶然。渊明赋归来，佳处未易言。后人多慕之，效颦惑蚩妍。终然不能去，俛仰尘埃间。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青松卓然操，黄华霜中鲜。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眠。抚琴三叹息，世久无此贤。
宋濂《题张和陶诗》：陶靖节诗，如展禽仕鲁，三仕三止，处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异于俗，而动合于道，盖和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也。
王世贞《艺苑卮言》：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后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谓为自然，谬以千里。
刘朝箴《论陶》：靖节非儒非俗，非狂非，非风流非抗执，平淡自得，无事修饰，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饥寒困穷，不以累心，但足其酒，百虑皆空矣。及感遇而为文词，则牵意任真，略无斧凿痕、烟火气。
顾炎武《日知录》：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
沈德潜《说诗晬语》：陶公以名臣之后，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钟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
龚自珍《杂诗》：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
朱光潜：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鲁迅：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鲁迅：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
陶靖节祠又称陶靖节祠，原在九江县马回岭，1982年迁建于九江县城沙河街东北蔡家洼。祠坐西北朝东南，为一进两幢砖木建构古建筑，面积246.9平方米。明嘉靖年间重修。祠内上堂檐首及中堂原有匾额两块，各书“羲皇上人”“望古遥集”，为清代翰林九江刘廷琛所书。大门首直书“陶靖节祠”，耳门首横刻“菊圃”“柳巷”。祠外柳树成行，风景优美。距祠20米处建有陶渊明纪念馆。
陶渊明墓，在柴桑区马回岭。墓坐北朝南，长7.9米，宽4.1米，高1.62米。外壳为长形拱顶砖石结构。墓碑首横刻“清风高节”，中间直刻“晋徽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有《五柳先生传》《墓志》两碑，右有《归去来辞》碑。该墓系乾隆元年(1236)重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重修，保存完好。
陶渊明纪念馆开馆于1985年7月30日，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沙河街东北隅，占地约2.6万平方米，是为纪念东晋诗人陶渊明而建立。陶渊明纪念馆的馆址原是陶靖节(渊明)祠。1982年迁建于今址，祠内原有塑像、匾额、楹联、石刻得到了全面修复。2005年，柴桑区投资30多万元对纪念馆按照原貌进行了再次修复。修复后的陶渊明纪念馆分为陶公墓、陶靖节祠、归来亭等景点。
陶渊明重阳节无酒可饮，怅然枯坐于东篱菊丛之中，这时一位白衣人前来，原来是友人江州刺史王弘派来送酒的，陶渊明当即痛饮而返。
义熙元年(405)冬天，陶渊明任彭泽县（今江西湖口县）县令，这时郡守派督邮到彭泽县来视察。督邮刚到彭泽，就命人叫县令来见。在陶渊明动身要走时，县吏拉住他说：“大人，且慢。按常礼，参见督邮要穿戴整齐，着官服，束大带，恭恭敬敬地去参见。不然，对您会不利啊！”陶渊明听了，长长叹了口气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陶渊明对音律不了解，却有一张没有弦的琴。喝酒的时候就会抚琴，每当有客人到访，陶渊明就会与客人一起喝酒，如果陶渊明先醉，他就会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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