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2:10
苏灵扬（1914年-1989年）原名苏美玉，常熟市石梅人，是一位中国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工作者。她曾任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和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在1930年代，苏灵扬秘密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并在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周起应（周扬）的接触中产生了感情。1934年，两人结合后，苏灵扬正式投身于革命工作。她的社会活动和教育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苏灵扬的生平事迹和贡献对中原地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提起苏灵扬，很多常熟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她比较陌生，但若说到她的丈夫、曾任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周扬，那可是上个世纪中国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苏灵扬与周扬，他俩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一对亲密伴侣，革命战友。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相识而结合，一直并肩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苏灵扬原名苏美玉。1914年出生于常熟石梅附近的一个贫寒之家。美玉童年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幼年的苏灵扬很体谅母亲的艰辛，小小年纪便跟母亲学绣花，分挑生活重担。她在石梅小学读书时虽经常忍饥挨饿，但意志坚强，学习非常刻苦，因而成绩优良。从小学到初中，全凭优异的成绩和优良的操行得到免缴学费的奖励。 16岁那年，美玉辞别母亲，进入松江区女中读书，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减免学费。在勤奋的学习之余，她凭着少年时代跟母亲学到一手绣花绝活，为有钱人家的小姐绣嫁衣，挣一点钱补贴生活。就这样，她边读边绣，迎着生活的风雨，读完了高中。1932年，19岁的美玉考入了光华大学教育系。那时，进步的文化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已经成立。受进步力量的影响，她以苏灵扬的名字秘密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在与左联的接触中，她认识了左联党团书记周起应（周扬）。1934年，在周扬已有妻子的情况下，苏灵扬与周扬结合。在周扬的影响下，苏灵扬从一个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正式投身于革命工作。1935年5月，她加入左联，为光华大学“左联”小组成员。同年底转入复旦大学就读。她在左联中担任了宣传部干事，从而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思想觉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爱慕苏灵扬，有好几个别名的周起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扬。三十年代的上海市，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对中国工农红军苏区的军事围剿，加紧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白色恐怖的阴影无处不在。1935年春，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我党领导下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披荆斩棘，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段时期，苏灵扬一直陪伴在周扬身边，成为周扬最得力的助手。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苏灵扬与周扬不得不经常搬家，有时就在楼梯下面堆放杂物的地方栖身。当时，两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因此生活十分困难，挨饿是常有的事。每到断炊的时候，不得不向人借钱买粮，聊补无米之炊。好在周扬能搞翻译，就熬夜突击翻译点稿子，挣一点稿费，以此来维持生计。他除了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外，还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而苏灵扬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有时需要装扮成富家太太的样子，言行举止还要像演戏一样进入角色，这对一向朴实无华的苏灵扬来说，实在不容易。一次，在沪的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在一个电车站邂逅了这对夫妇，她目睹他们的窘迫，了解了他们的困难，于是倾囊相助，虽然数目不大，但对周扬夫妇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对此，她和周扬一直心怀感激之情，多次在家人和同志面前提及，表示没齿不忘。 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时，需要20块钱的住院费。为此，周扬跑了好几家均未如愿，最后在郑振铎那里才借到了。建国后，一次看戏碰到郑振铎，周扬开玩笑地对他说：“密密（即女儿周密）欠你20块大洋，还没有还呢！”
1937年春，苏灵扬怀着对延安的向往之情，跟随周扬、艾思奇、何干之、周立波等11位革命的文化人士奔赴延安，9月抵达延安。苏灵扬在安塞安下了家。受到毛泽东信赖的周扬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等职，不久又担任了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而苏灵扬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食宿在延安，很少回家。在学习期间，她刻苦勤奋，表现突出，于1938年入了党。党中央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后，苏灵扬童年时代学会的一套编织本领有了用武之地。她领来羊毛，纺成线，染上色，然后编织毛衣。她一天多就能织成一件开胸大毛衣，速度可谓惊人。她本不是农家出身，但种菜也是能手。她在自家大院前的一块空地上，种上瓜菜，长得非常好，不少人都来向她学习取经，其中甚至有不少当地老百姓，大家都称赞她比当地老农种得还好。由于她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员。 1943年，周扬任延安大学校长兼鲁艺院长，苏灵扬在鲁艺担任女生指导员，在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的同时，她还千方百计地学习医药和日常护理等方面的知识，居然在日常生活中派上了用场。1940年秋天冼星海夫人钱韵玲临产，躺在炕上痛苦得大声呻吟，苏灵扬手脚麻利地为她接生，使她顺利地产下一女；作家严文井的夫人生了孩子没有奶，而当时她的儿子正好在哺乳期，她二话没说，又给严的孩子喂奶。她工作细致，关心同志，热心助人，几十年后，一些当年与她共过事的人，无不对苏灵扬关心帮助别人的往事，依然印象深刻。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扬率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苏灵扬跟随丈夫离开延安市，到华北地区工作，在塞北重镇张家口市安了家。她被分到了《晋察冀日报》社当编辑，因人手不够，所以工作相当繁忙，常忙到深夜才能回家。那时地方上不大太平，有不少土匪活动，一到夜间，往往冷枪四起。环境险恶，她几乎天天冒着生命危险摸黑回家。 1946年夏，在中国国民党大举进攻张家口的前夕，苏灵扬一家随机关撤退。途中，他们一家乘坐的马车不慎从山路上翻了下去，还不满6岁的儿子不幸被沉重的文件箱砸死，她和女儿受了伤。夫妻俩悲痛欲绝。因为有了这一段痛苦的经历，所以她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建国后，她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学校里有一批军烈属和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她对这些学生特别关心，倾注了最大的关怀，为他们精心安排周末和假日活动，有时还请她们到自己家里去作客，使孩子们感受到学校的温暖。学校有不少中央领导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为了这些领导干部子女的安全，每当周末，她就安排一位同志送他们回家，叮嘱要亲眼看着他们进中南海才可放心返回。她这样精心呵护学生，哪知“文革”中竟有人以此诬陷她监视江青的女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苏灵扬在大学里学的是教育专业，因为她热爱教育工作，所以建国后进了北京城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教育部门工作。在她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期间，北京市要调她到市教育局工作，可她没有去。她热爱学校工作和她的学生，堪称桃李满天下。有人翻阅了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通讯录，对1952－1957届的毕业生做了个小统计，发现大部分都是处级以上干部和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有些还是女将军和女部长。上世纪50年代末，苏灵扬先后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担任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一次，她在讲课时忽然昏倒了，到医院一检查，是上消化道出血。由于长期劳累，胃出血多次发生，最后动了大手术，切除了大半只胃，元气因此而大伤。由于健康的原因，她离开了基层。自1962年起，她到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主管电影工作。 1966年1月，周扬因肺癌开了刀，在天津市养病，苏灵扬前往照料。“文革”开始后，周扬被安置在天津郊区一个保密的地方养病。造反派把苏灵扬从天津的住所押回北京市，送到中央音乐学院接受批斗。疯狂的红卫兵用低碳钢丝拴了很重的石头挂到她的脖子上，并用大棒打，皮靴踢，再加上皮鞭抽，欲置之于死地，令人惨不忍睹。他们为什么要用如此灭绝人性的手段对待她？原来是要逼她说出周扬在哪里，她的子女又在哪里。苏灵扬宁死不吐一字。拿定主意：天塌下来由我一个人来顶！在医院，她度过三天三夜可怕的时光，脸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脖子上被铁丝勒出了深深的血印，人肿胀得完全变了形。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再这样折腾下去性命难保。中宣部新部长陶铸以本部要批斗为由，将她要了回来。过了几天，又把她送回天津市。天津市委当即请医生给她治疗。过了些时候，伤好了一些后，又让她继续陪周扬养病。 1966年12月1日，周扬被揪回北京市，关进了卫戍区，苏灵扬也被抓去受审。关押一年多后，她被下放到了贺兰山下的五七干校劳动，但不能与人接触。直到1972年秋天，苏灵扬才回到北京治病。一天，“周扬专案组”把周扬的几件大宗商品送到苏灵扬处，她虽感到情况不妙，但没有问什么，也没有掉眼泪，只是深沉地对女儿周密说：“不管她们最后给我什么结论，我仍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问心无愧，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你爸爸可能永远出不来了，你不要背包袱，要走自己的路！”并从每月30元的生活费中拿出2元钱作为党费，虽没有地方可交，但她也要留出来。不久，秉承“四人帮”旨意专搞诬陷的专案组竟荒唐地给她下了“叛徒”的结论，并要她签字。她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用讥讽的口气说：“当叛徒也得有条件么，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她的话使专案组人员面面相觑，无言以答。稍后，她虽摆脱了管制，但仍遭受歧视和折磨。 1975年夏，周扬终于被放出来了，他一回到家就流着泪对苏灵扬连连说：“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连累吃苦了。”苏灵扬却很平静，反过来安慰他。老两口劫后重逢，夫妇感情和战友情谊都经受了一番生死考验。
粉碎“四人帮”不久，苏灵扬恢复工作，在教育部上班。在王震将军的建议下，教育部成立了巡视组，由文革前的几位资深的老校长组成，苏灵扬是这个组的负责人。这些有着丰富教育经验的校长们，深入实际，到处调查，为振兴和发展青少年教育事业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苏灵扬，深知教育这块阵地，在十年浩劫中是个重灾区，一片荒芜，所以对巡视调查更是重视。她们去过许多基层的中小学，在深入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以教育家的高瞻远瞩，建议首先办好三件事：第一件是提倡美育，第二件是建立少年科技活动站，第三件是民办教师的转正和待遇问题。为此，她打了不少报告，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受到了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首肯和赞扬。她深入基层，参与教学改革，还被推选为“全国中学语文教学学会”的副会长。她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教育和教学方面的文章，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对教改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9年7月31日，在病床上躺了几年的周扬去世。三个月后的9月30日，苏灵扬也与世长辞了。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对苏灵扬做过这样的评价：“她经历过悲惨的命运，但从她那谨慎、庄重、微笑的表情上，却丝毫看不到饱经风霜的痕迹……”
苏灵扬.常熟市人民政府.2023-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