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37
光华大学（Kwang Hua University）是民国时期上海市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于1925年9月创立，1951年院系调整后结束使命。
1925年6月3日，圣约翰大学的553名学生以及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同年9月，在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的支持下，光华大学成立。1937年，光华大学一部分内迁至四川省，次年，成立“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上海本部不再公开招生。抗战胜利后，上海本部恢复，成都市分部交四川省地方人士接办，新校名称为“私立成华大学”。
光华大学设有文、理、商3个学院和国文、外文、教育、政治社会、法律、数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经济、工商管理、会计、银行、铁路工程14个系科。张寿镛、朱经农、廖世承先后担任光华大学校长，并聘胡适、钱锺书、徐志摩等著名学者执教。光华大学建校26年期间，曾入校就读的学生共14000余人，毕业生总计4000余人，完成大学学业得学位者2400多人。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张青莲、邓拓、林华，知名学者周有光、张芝联、杨宽，作家周而复、田间、穆时英，出版家赵家璧、储安平，政治活动家汪道涵等都曾求学于光华大学。
1951年10月，光华大学（上海本部）除商、法和土木等系科外，其文、理科与大夏大学等校的相关科系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光华大学1925年至1951年的档案全宗及光华附中的部分档案也一并移交华东师大。1952年9月，成华大学与西南其他高等院校的财经专业合并，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1985年11月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自2011年60周年校庆起，将光华大学建校日（6月3日）确定为学校每年的纪念日。2012年10月8日，西南财经大学发布公告将建校时间确定为1925年6月3日光华大学成立之时，校庆日为每年6月3日。
1925年5月15日，上海市的日资纱厂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激起全体上海人民的义愤。5月30日上午，上海学生、市民两千余人示威游行、抗议宣传，竟被租界当局逮捕百余人；下午群众万余人集合在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巡捕悍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时，曾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一年书的聂光樨目击惨案情形，决定到圣约翰大学去作宣传，让母校的师生明白事情的真相，进而发动学生前去声援。当晚，聂光樨返校向同学们报告了帝国主义的暴行。当他在校园里宣讲时，聆听的学生越聚越多，被美籍校长卜舫济发现，下令赶他出去。圣约翰大学师生义愤填，群情激昂，当晚就集会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去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商量好几所教会中学同学前来参加罢课，同时以圣约翰学生会名义上书圣约翰教授会。卜舫济率美籍教员力主不准罢课，如罢课，即驱逐出校。
1925年6月1日，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卜航济召集教授会，在教授会上，国学教授钱基博愤然陈词：“吾不敢自忘为卜校长聘任之教员，然尤不敢不矢誓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呼吁学校应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现代著名教育家孟宪承教授担任翻译，声泪俱下，可是卜舫济坚决不允许学生摆课，扬言学生如罢课，就必须立即出校。双方相持不下，用无记名投票表决，最终以31票对19票表决，通过允许学生罢课，照常住校的议案。校长卜舫济却宣称此事校长有擅自决定的权力，不为教授会决议案所束缚。
第二天，卜航济召集教员、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议决罢课七天，如届期仍然没有平息，就提前放暑假。罢课期间，学生须照章严守秩序。学生并要求从次日开始，在校内下半旗致哀，卜航济表示同意。
第三天（6月3日）早晨6点，童子军升旗，将国旗（五色共和旗）下半旗，然后圣约翰大学学生会在礼堂集会，开完会，全体到旗杆前致哀，可是中国旗却被卜舫济偷偷拿走。大家都很惊讶，派代表跟卜航济理论，卜航济推翻之前会议决议，坚持不准下半旗。代表见没法沟通，就向童子军团部取来五色国旗，把国旗放在礼堂讲坛上，大家脱帽行三鞠躬礼。正准备唱国歌时，卜航济闯了进来，登上讲坛宣布解散集会，并下令学生立即出校，不许逗留在校开展活动。全体学生特别气愤，圣约翰大学及其附中学生553人宣誓永远离开圣约翰大学，然后整队出走。中国籍教员孟宪承、钱基博、伍叔镜、何仲英、蔡观明、洪北平、顾草丞、林铁西、张振铺、蒋湘青、吴邦伟、薛迪靖、于星海、朱荫璋、金秋涛、周子彦、陶士玮等17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也声明辞职，即日脱离圣约翰大学，这就是“六三事件”。
圣约翰学生离校后，受到复旦大学、交大两校学生欢迎，寄居于徐家汇上海市复旦中学宿舍。为之后的安排考虑，离校学生成立了“约翰学生离校善后委员会”。这些学生先是希望寻求能接收他们的学校，却没有如愿，为避免失学，他们希望能自己筹建一所新大学。1925年6月4日约翰学生离校善后委员会开会时，学生王华照父亲王省三捐助沪西法华乡家族田地90余亩作为自办大学的校园基地。学生赵铁章父亲赵晋卿则租了霞飞路的房子作为他们的临时校舍。张寿镛、许秋帆等家长也都捐钱、租房为学生建校提供帮助。特别是张寿身为地方长官（沪海道尹），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捐资3000元，资助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筹办光华大学，并担任筹备会会长。数日后，筹备新校委员会成立，委员25人，包括王省三、许秋帆、张寿镛、赵晋卿等学生家长，面粉大王“荣宗敬”等商界人士，还有很多学界委员包括：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袁观澜、江苏省教育会干事朱经农、江苏省教育会骨干殷芝龄、圣约翰离校教授孟宪承和钱基博、沪江大学教授陆士寅、复旦大学教授何葆仁、南方大学报学系主任汪英宾等。这些学界人士不仅协助筹建新校，一些教授还留在成立后的光华大学，为离校学生带来更好的教育资源。朱经农被推举为筹备校务主任、教务长，陆士寅出任新校附中主任，汪英宾作为南方大学报学系主任，则拟担任新校未来的报学系主任。
随后，在筹备新校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校董会，由王省三任董事长。在董事会的推荐下，张寿镛担任光华大学首任校长。学校名称为“光华大学”，寓意“光我中华”，以“振刷爱国精神”为办学宗旨。校名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知行合一为校训。光华大学又将这一宗旨表现在校歌之中：“观国之光远有耀，重任在吾躬。中华民气原俊伟，奋起自为雄。”6月3日为学校成立纪念日。
1925年9月，光华大学正式开学。因爱国事迹，获得社会广泛同情，投考者众多，首批学生有600多人。其中，教会学校沪江大学60余名学生转入光华，许多教会中学的学生也投考光华大学或转入光华附中。甚至有武昌的教会大学博文大学学生退学，申请加入光华大学。
初创时期的光华大学十分简陋，暂时租借霞飞路（今淮海中路）534号为临时校舍，宿舍分为四处。大学部464名学生，中学部562名。由张寿镛任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严恩椿为文科主任，容启兆为理科主任，何德奎为商科主任，杨才清为工科主任，陆士寅为附属中学主任。后来朱经农改任副校长，由容启兆为教务长，并请孟宪承为总务长。1926年1月，学校在王丰镐所赠大西路地内建筑正式校舍。当年9月，新校舍基本建成，大学部和中学部先后迁入上课。
建校初期，学校设文、理、工、商四科14个系，其中文科包括：哲学、西洋文学、政治、教育、历史、国文、社会；理科包括：数理、化学、生物；商科包括：经济、工商管理、会计、银行；工科不设系。另有附中一所。
1929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个学院，工科停办。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理学院设数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张东荪，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曾任文学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长，金其眉，薛迪靖、谢霖、沈章甫、岑德彰曾任商学院长，各院系教授亦多为国内知名人士。在校学生最多时曾达1700余人，其中大学800余人，高初中900余人。至1938年，毕业大学生1118人，高中生1026人，初中生509人，共计毕业2653人。
1932年，以教育系同学为主，创办光华大学实验中学（1933年立案时改称光实中学）和光华大学实验小学（后改称光实小学）。文科和附中的学生还利用课余时间举办光华义务小学和平民夜校，为附近的农村子弟扫盲，普及文化知识。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光华大学进入最困难的时期。11月2日，大西路的光华大学暨附属中学校舍被日本侵略军焚毁，图书、仪器损失惨重，只得在租界另外寻找校舍复课。当时大学教职员89人，学生500人左右。
同时，校长张寿镛和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将学校一部分内迁入四川省，在成都设立光华大学分部，加聘谢霖，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康宝志为校董，并请商学院院长谢霖担任筹备主任，全权筹备一切。不久，学校租定成都新南门站内王家坝街房屋为校址，开始修，并由谢霖垫开办费。1938年成立“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由谢霖教授任副校长，薛迪靖为附中主任，于1938年3月1日正式开学，上海市本部不再公开招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于抗战胜利后结束，由四川省人士改办为成华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张寿镛校长为避免日军干涉和汪伪组织的勒令登记，他将上海光华大学名义暂行隐蔽，对外改为两个学社，将原来的文学院对外改称诚正文学社，由蒋维乔教授主持；理、商学院改称致理商学社，由容启兆和薛迪靖负责，这样表示非正式学校，避免了敌伪文化控制与奴化教育，保持了光华大学的纯洁性。这一时期，光华大学教工待遇菲薄，往往需多处兼课、兼职才能维持生活，但师生们艰苦地度过三年半，直到抗战胜利。张寿镛校长于日本投降前27天在沪病逝。
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校董会推朱公谨主持复校工作，上海市本部得以恢复，仍在证券大楼上课。
1945年10月，校董会改组，翁文灏任董事长，聘朱经农为校长（由朱公谨代），朱公谨、廖世承为副校长，廖兼附中校长（由张芝联代）。1946年秋，光华大学暨附中迁至欧阳路上课，其时学生达1700余人，创建校以来最高纪录。纺织界钜子荣德生捐建德生堂，作为宿舍大楼；翁文捐建图书馆；学校又修建游泳池。恢复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原来的学科设置全部恢复。添设的法律系后并人华东政法大学，土木专修科后并入同济大学，铁路工程专修科后成为华东工业专科学校，并为保险公司培训保险专业人员。光华大学在26年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先后入学者1万多名，获得光华毕业证书（文、理、商三种学士）者2400余人。
由于当时教育部有大学规程不准永久设立分校的规定，张校长寿镛与谢校董霖当初商定成都分部永久留川的计划，决定将光华成都分部移请川省地方人士接办，并将全部校产一律奉赠。根据新校董会议定，新校名称为“私立成华大学”，于1946年2月1日在成都实行交接，王兆荣为成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所有校产，经校董会议决赠与四川省。
1951年7月华东教育部主持将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两校的主体（原有的文学院、理学院等）合并重组为“华东师范大学”，以大夏大学原有的校园为校址；而在光华大学校园设置了“华东师大附中”。光华大学院系调整，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大学，铁路工程专修科并入华东工业专科学校，其它院系全部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光华大学完成了历史使命。
光华大学在筹办时，在《申报》刊登的招生广告上，就阐明其办学宗旨是：“以培养高尚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主。”
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光华大学也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把办学宗旨统一成了“私立光华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
文学院
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其中文学院院长为张东荪，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为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为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为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为潘光旦。
理学院下设数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理学院院长为任彦光。
商学院下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商学院院长为谢霖。学校还陆续增设了土木工程系、法律系、铁路工程专修科。设有光华大学附中，成为当时上海市三大知名中学之一。
教师队伍，初期为四十余人，后增加到八、九十人。
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孟宪承等19位中国教师作为光华大学初期的教学骨干，另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当时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张东荪、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曾任文学院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院长，金其眉、薛迪靖、谢霖、沈章甫、岑德彰曾任商学院院长。
胡适、徐志摩、吴泽霖、吴梅、刘湛恩、卢前、李石岑、梁实秋、韩湘眉、何炳松、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彭文应、周有光、周煦良、钱锺书、田汉、张尔田、章乃器、唐庆增、童伯章、沈有乾、金井羊、郭云观、薛迪靖、杨荫溥、杨宽、安绍芸、胡朴安、黄炎培、萧公权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光华任教。
“六三”离校的学生中有9位是应届毕业生，他们出于爱国义愤，不愿领取圣约翰大学毕业证书，而要获得当时草创的光华大学毕业证书。这9位同学被称为光华大学“特届毕业生”。
1925年至1937年，大学部在校学生亦从初期的400余人增加到800余人（从1929年起招收女生），其中文学院人数最多，商学院次之，理学院较少。
至1938年，毕业大学生1118人，高中生1026人，初中生509人，共计毕业2653人。
1946年秋，光华大学暨附中迁至欧阳路上课，期间学生达1700余人，创建校以来最高纪录。
光华大学自创办到解放后调整院系为止，共26年历史。先后入校学生达14000余人，完成大学学业得学位者2400余人。
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光华曾实行学分制并积点制，以六十分为及格，满七十分的每学分得一积点，满八十分的每学分得二积点，满九十分的每学分得三积点，修满八学期得一百三十八学分，并获得八十八积点者，方得毕业，分别授予文、理、商学士学位。
学校管教甚严，纪律严明，学风较佳。特别注重国文、外文和数理等基本科目教学，教员上课多用英语，学生们在致力于学习的同时，课外活动和体育竞赛也开展得生气勃勃，在江南八大学校的官话、英语演讲比赛中屡居前茅，还曾获江南八大学校网球、足球、越野赛的锦标。
在校长张寿镛的主持下，光华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体现了文理兼修、主辅结合、重在适用的鲜明特点。如文学院强调“深观社会现象”与“精心读书”。理学院学生除必修专业课外，还要必修国文、国文作文、英文、英文作文。专业方面，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服务社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工商管理等。在张寿镛创议下，光华大学还办有光华银行，1940年前后，学校举行作文竞赛。因而光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基础扎实，社会实用性亦强。
光华大学在发展历程中还显现出兼容并蓄、中西交融的特点。校长张寿镛光华初创时，学习北京大学蔡元培“兼容”的办学方针，聘请的各方人才，以及全国有名的学者充任兼职教师。一校友回忆道：“我们在简陋的饭厅里可以听到鲁迅、林语堂的演讲；在草棚里可以听到胡适之、钱基博、吕思勉、蒋竹庄、吴梅、胡刚复、朱公谨、颜任光、廖茂如、潘光旦、章乃器、王造时、罗隆基、薛迪靖、金井羊、杨荫溥、安绍芸、何炳松等教授的讲学；在休息室里可以看到张歆海和徐志摩在谈诗，李石岑在谈人生哲学。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发奋学习，蔚成良好的学风。这是光华这棵幼苗成长时期的写照。”
光华学生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光华大学的课外活动主要分为六项：一是学术之探究，二是体育之修进，三是社会之服务，四是闲暇之修养，五是智能之竞争，六是乡谊之联络。学生们借课余之闲暇，做有益身心之活动。光华的学生在为民众服务方面也颇有特色，他们举办光华义务小学、平民夜校，为附近农村子弟扫盲，普及文化知识。光华学生的课外学术研究会，有中国语文学会、历史学会、教育学会、政治学会等；文娱体育组织，有美术学会、摄影学会、京剧社等。光华学生还办有各种刊物，仅1925至1935年间，就创办和出版“CollegeWindow”（英文周刊）、光华周刊、光华半月刊等17种各类刊物。
光华大学的学生组织课外学术研究会，设有中国语文学会、历史学会、教育学会、政治学会、哲学会、科学会、商学会等，进行学术切磋，并请教授、学者指导。此外，文娱体育组织有美术学会、摄影学会、京剧社、国乐会、话剧社、唱歌队、西乐队、体育会、武术会等，活跃了课余生活。
张寿镛（1876—1945），字泳霓，又字伯颂，别号约园，浙江宁波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书家、财政经济家。张寿镛可谓家学渊源，父亲张嘉禄是晚清进士，他本人也中过举人。从1900年入江南制造局做文案起，到辛亥革命止，张寿镛历任过仕学馆提调、警察局提调、淞沪厘局提调等，还当过布政司衙门专管财赋和人事的藩属总文案兼新政文案等。辛亥革命后到1931年，张寿镛先后当了十多年的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理财，历任上海税务司司长、浙江省财政司司长（后改称厅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职。出任光华大学校长时，他尚任淞沪道尹。1931年辞官，以办学、编书为乐。张寿镛的文学、学术著作包括《皇朝掌故汇编·外编》《约园杂著》《约园杂著续编》《约园杂著三编》《约园文存》《约园演讲集》《诗史初稿》《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经学大纲》《文学大纲》《游蜀草》等。
张寿镛还曾主编《四明丛书》八集计千余卷，弥补了一代文献和学术思想研究的不足。抗战期间，与郑振铎等人在上海沦陷区抢救流失的古籍，使大量古籍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或炮火所毁，保住了一大批民族遗产。张寿镛一生藏书颇丰，其夫人蔡瑛于1952年将其藏书四万余册全部捐献给国家，获中央人民政府褒奖，其中《四明丛书》全部雕版捐赠给浙江图书馆。
1925年6月至1945年7月，张寿镛任光华大学校长。
朱经农
朱经农（1887-1951），名经，字经农。江苏宝山（今上海市）人。同盟会元老，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光华大学创办人之一，光华大学第二任校长。1904年，朱经农赴日留学，学成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国公学。辛亥革命后，历任《民主报》编辑、《亚东新闻》总编辑。1916年再次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曾担任中国公学、齐鲁大学校长，1930年、1944年分别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1945年至1948年担任光华大学校长。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圣约翰书院师生为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与校方发生冲突，最终引发师生集体离校，并在离校学生家长张寿镛、王省三等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筹组光华大学。朱经农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并辞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积极参与学校筹办。朱经农亲自参与了“光华大学”校名的定制，后被推举为教务长，负责学校章程和组织细则的起草及师资延聘。1926年秋，出任光华大学副校长。
1926年光华大学社会学会在全校开展的一次调查中，对于“你对于本校教员中最赞成的是那三位”这个问题，填表的301人中，投给朱经农的有90票，名列第二，可见朱经农在学生中的威望。在1928年的《光华年刊》中，也在开卷特别致敬朱经农，将他的创校擘画之功，与捐地助学的校董王省三和校长张寿镛并列。
创校伊始，朱经农借用赵元任于1914年编配的《尽力中华》的曲谱，创作了光华大学校歌《光华歌》，凝聚光华精神。
1945年7月，张寿镛校长不幸病逝，同年10月，校董会决定聘任朱经农担任光华大学第二任校长。历经抗战的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更名为成华大学，全部交由四川省办理；上海本部大西路校区则被日军夷为平地。在朱经农等人的努力下，光华大学先在汉口路复校，1946年，又迁入虹口区欧阳路，朱经农辞去教育部政务次长一职，正式上任。1951年，朱经农逝世。
廖世承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教育家。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就学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留学美国布朗大学。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后更名东南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1927年赴上海光华大学任副校长兼附中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湖南蓝田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1947年回上海，任光华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校长。1951年起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院长等职。注重教育实验和教育科学发展，积极提倡和推行智力测验。对中学教育有深入研究。著有《教育心理学》《测验概要》《教育测验和统计》《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等。
光华大学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有：张东荪、钱基博、王造时、张歆海等；先后担任理学院院长的有：颜任光、容启兆等；先后担任商学院院长的有金井羊、薛迪靖、谢霖等；先后担任副校长的有：朱经农、颜任光、廖世承、朱公谨、容启兆等。
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校董会推朱公谨主持复校工作，由蒋维乔任文学院长，容启兆（解放前夕出走）任理学院长，谢霖为商学院长（未到任，由岑德璋代），仍在证券大楼上课。
一九四五年十月，光华大学校董会改组，翁文灏任董事长，谢霖、钱新之为常务校董，聘朱经农为校长（由朱公谨代），朱公谨、廖世承为副校长，廖兼附中校长（由张芝联代）。
从1925年的六月三日到抗战爆发前的十三年间，光华大学一切从头做起，物资设备图书仪器都是从无到有，校舍的建造也逐渐粗具规模。基地不够，又承何家角乡绅杨秋苏先生捐助，并向周围征得部分土地。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为大礼堂等。
光华大学建立初期，为改善办学条件， 学生王华照之父王丰镐先生捐赠大西路墓田余地 60 余亩，1926 年学校在此建筑正式校舍。新校舍于1926年1月5日兴工建造，同年9月1日落成。第二学年就在新校址开学。起初限于财力物力，只有两幢教学大楼、两座宿舍，另盖一排二三十间夏不蔽暑、冬不庇寒的草棚作为临时教室，还因陋就简利用饭厅作礼堂。
1935 年，值建校十周年和张寿镛校长六十寿辰之际，全体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热心教育的人士募集资金为学校添建校舍以作纪念， 先后添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全部建筑物毁于敌火。
1946年秋，纺织界巨子荣德生捐建德生堂，作为宿舍大楼；翁文灏捐建图书馆；又修建游泳池，恢复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于1938 年春开学，校董张仲铭将成都杜甫草堂附近的六十亩田捐出， 作为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永久校基，基本奠定成都分部的基础。于是学校设立复兴建设委员会和新校舍建筑事务处，建设校舍。自1938年破土开建至1942年竣工，历时近四年，校址扩充达150 余亩。陆续建有礼堂、教室、餐厅和图书馆等共 600 余间，在内迁大学中，规模是比较大的。
1925年9月，光华大学成立，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租房上课。
1926年1月，光华大学在王丰镐先生所赠上海法华寺大西路建筑正式校舍。当年9月，新校舍基本建成，大学部和中学部先后迁入上课。1937年，学校被日军炸毁。这里现在是东华大学延安西路校区。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址正好处在两军激战地带，被日寇焚毁，仅剩一间约286平方米的平房（现位于延安西路1882号东华大学校区）。光华大学全校迁入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卷交易所八楼上课。
1938年3月1日，光华大学到四川设立分校，租定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街房屋为校址，1939年初，成都新校落成，全体学生由市内王家坝校址迁到西郊草堂寺迤西，此地改名为光华村。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光华大学得以恢复，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政府把欧阳路旧日侨学校拨给光华大学做校址。
初创阶段（1925-1928）
1925年学校成立后，租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房屋作为大学校舍，图书馆设立，隶属于庶务处。当时的图书馆仅占据教室一角，藏书几百册，只能算是阅览室。学生家长李基鸿曾捐赠家藏经史子集丛书4000余册予图书馆，教职员和学生也踊跃捐赠，藏书量遂不断增加。不到一年时间，图书馆已经有图书6000余册。
蓬勃发展（1929-1937）
1934年图书馆动工典礼举行，馆舍面积约为370平方米。到1935年，图书馆共有阅览室二间，办公室一间，书库一间，参考阅览室一间，储藏室一间，阅报室（即走廊）一间。阅览室可容纳近百人，书库及储藏室均能容纳万卷图书，共占面积390平米。1935年，光华大学年度施政目标之一是充实图书馆，不遗余力购置中外图书。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补助15000元，用来扩充理学院图书设备，图书馆分得3000元，专门用来面向国内外购置科学图书，图书馆的国学书籍数量众多。截至1936年，线装国学书籍达16000册。
自1932年起，光华大学选择重要杂志按卷装订并编目珍藏。图书馆除了购买杂志以外，还将馆藏副本杂志编制成目录，发函到国内的各大图书馆请求交换，丰富馆藏。图书馆征订报纸中文十二种，英文两种，日语一种，对于重要的报纸都按月装订。
截止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前，图书馆共有中西文书籍约36000册，中西文杂志另册25000余册。1937年秋，上海光华大学的校舍全部焚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
抗战时期（1938-1945）
1938年张寿镛校长改变了学校的部分组织机构，设秘书处、教务处和会计处，图书馆隶属于教务处。到1941年，图书馆有阅览室一间，书库二间，储藏室一间，办公室一间，馆藏图书20000余册，其中中文线装书11150册，西文书6184册。由于西文图书的价格较战前上涨六倍以上，中文图书的价格也上涨二至三倍，购买新书的数量大大减少。
1939年，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远三兄弟捐国币一万元作为图书馆建筑经费，纪念他们的父亲季琴先生，定名为季琴图书馆，由永盛营造厂承建。抗战时期，后方图书仪器的置备非常艰难，成都市分部尽力充实图书仪器，除了在成都陆续购置之外，还由上海市本部购置并运到成都。截至1945初，图书馆共有图书16436册，其中，中文图书15238册，英文图书1098册。
抗战结束后（1946-1951）
1946年郭心晖接任图书馆主任职位，郭女士上任后竭力整顿，图书馆占用三大间教室，馆藏中西文书籍约20000册，订阅新书杂志八九十种，阅览室可同时可容纳一百人，恢复一定规模。图书馆经费的主要支出是添购各院系指定的参考书及各种辞典工具书，同时还竭力购买新出版的文艺作品。从燕京哈佛学社购得全套索引五十三种及国学书籍多种，都是坊间罕得的书籍。同时，图书馆对校友开放，只需在图书馆领取专门的借书证，就可以享受与教职工同样的借阅待遇。1947年校庆，校董李祖永为纪念其父亲捐建图书馆一座，定名为“清永图书馆”，1948年新图书馆竣工。为了提高学生的研究兴趣，化学系学会组织了化学会图书馆这是关于光华大学专门性图书馆的最早记录。
1951年，光华大学的院系调整，结束了26年的历史，图书馆的部分图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光华大学校名中“光华”二字寓“光我中华”之意，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光华大学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
光华大学校徽采用挂链式，材质是银质，形似含苞欲放的花朵，景泰蓝工艺制作。徽章上部是“光华”二字， 中间是四柱牌楼式校门， 校门上有“光华大学”四字，校门里太阳光芒四射，校门口弯弯月亮映校训“日月光华，自强不息”，徽章背面有款、号。
光华大学的校训原为“知行合一”，1930年改为“格至诚正”。
6月3日为光华大学学校成立纪念日
光华大学招收爱国学生、培养救国人才是光华办学的基本理念。光华刊登的第一封招生广告，即言明“以培养高尚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主”的办学宗旨，招收大学文科理科上课各级及高中初中各级新生。
光华大学注重考察学生之爱国精神。考生不仅要在考场上挥汗如雨地答题，笔试后继以口试，由教务主任按次接谈、籍以测验意志、联络感情。光华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国家观念与人生志向，作为录取的重要指标。在光华大学第一次开学典礼上，时任代理校长张寿镛致词勉励学生“静·勤·实”三字，并谓本校教育根本于国家观念，以“严公”二字为旨。
自主招生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的主要招生模式。私立大学较公立大学享有较大的自治空间，但在招生考试、课程设置、毕业考核等重要环节上，必须符合教育部政策规定。光华大学数次修正大学章程，使其办学活动符合教育部对私立大学的管理，并接受教育部审查，积极申请立案。光华自行编撰的招生简章、制定招生计划和入学试题，其整体要求与教育部政策一致。
报考资格
光华大学招生简章规定的报考资格为：（甲）一年级头考生须在新式高中或其他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乙）二、三年级插班生须在经本校认可之国内外大学得有一或二年学分者。报名要求一年级投考生必须提供高中毕业证书，二、三年级插班生须索取空白转学证书一纸自行填注，更须在转学证书后面粘有本人最近四寸半身照骗一张，均须请原肄业之学校校长或教务长签证，与国立大学、省立大学招生简章的报考资格规定并无差别。
招生时间
招生时间稳定。统计1925年至1949年光华大学刊登在申报（上海市版）上的招生广告，其数量发布、时间分布呈现稳定且规律变化的特点。1925年至1942年，光华大学在申报（上海版）刊登招生广告平均每年近36次，1926年高达65次，受战争影响1942年至1944年间光华内迁成都市，没有在申报（上海版）上刊登广告。总体上，光华大学自主招生持续稳定。从光华招生广告出现月份来看，1925年至1949年间广告刊登月份为1月、2月、5月、6月、7月、8月、9月、12月，其中广告数量最为密集的为寒假期间即1月、2月，分别为99次、62次，暑假期间即6月、7月、8月，分别为77次、122次、167次。光华招生广告一般早于招考日期两个多月见报，给予投考生充分时间备考，例如1927年6月9日刊登该年招生广告，考期则为8月24日、25日、26日。
招生规模
光华大学招生维持在100～150人，坚持小规模办学模式。光华大学1926年至1931年的申报（上海市版）招生广告中，均明确了拟招生数，从1926年起，光华大学每年一年级生学额控制在100～150名左右，1929年将一年级与二、三年级插班生合计为200人，但插班生一般设置在各年级50人。光华大学从创办到解放后院校调整为止26年，先后入校学生达14000余人，光华大学部学生规模基本上一直维持在400～500余人，以小规模办学形式运作。
生源保障
光华以大学、附中同时办学，迅速具备了成形的中高等教育系统，附属中学为大学输送了一定数量的优质生源。1925年创校之际，光华即以“先办文理商法四科，他科容后续办，中学除维持约翰中学各班外，男加初级中学”，中高等教育同时开始。光华招生均以“光华大学暨附属中学招生广告”的形式登报，大学、附属中学一起招生。出自光华附中的学生，在投考时受各大学青睐有加。对光华大学来说，成绩审查（保送复试）也成为招收本校系统内部生源一种方式。
招生制度
光华大学的招生简章是完整的招生制度文件。光华大学招生简章共八方面，包括学额、资格、地点、考目、考期、报名、公布七项及附录。考试地点一般都设置在本校举行。考期一般设置为两日，一年级投考生与二三年级插班生同时进行。
光华大学考试制度严格。一旦发现学生考试作弊，即行除名。申报专撰“光华大学注重考试”一文，指出“光华大学规定每学期举行月考三次大考一次，严格考试如查有舞弊者立即开除，不予宽假，附中学生有因考试作弊已开出两名云。”以1931年为例，光华招生广告预计招收大一新生150名，插班生50名，放榜则实录大一新生94名，插班生2名。光华大学办学26载培养了14000余名学子，但获得学位证书的实际上只有2400余人。
光华大学招生考试科目须测试的国文、英文、算学、社会常识、科学常识，考察学生知识面的宽广性，以适应各学院一二年级的共同必修课程。
光华大学学杂费不包括住宿、实验费、讲义费，这些费用入校注册时还需在会计处另缴，否则科主任不签字。光华办学经费绝大部分须由学费支撑，家境清寒的学生因此经济负担较重。周有光先生忆求学光华，付不出学费，后争取到张校长文书员一职勤工俭学，才解决难题。上海市日据时期，光华大学内迁成都市，经费更是日益紧张，唯有依赖收取学费。1943年物价飞涨，成都光华大学全体教师和主要职员开会讨论，议定每一学生应缴本学期学杂费等一千元九百元，但公布后即遭到学生抗议，指谓“学费过巨”，抵制副校长谢霖，甚至还出现了“欢送谢霖先生离开光华，以娱晚年”的校内标语，几经波折，最后学杂费定为一千七百元，无法再降。
1925年，光华大学成立不久，胡适就在光华大学学校作过一场《思想的方法》演讲，上千名学生涌入教师听讲，胡适对光华印象深刻。1927年，胡适在好友朱经农力邀下，放弃北大教职到光华大学担任哲学讲席，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各系学生慕名前往旁听，附中的中学生也去一瞻风采，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当时光华建校不久，胡适的课堂只能安排在八面透风的茅屋之中，上海的冬天寒风刺骨，但热情的学生将茅屋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外都有人站着旁听，胡适十分兴奋，妙语连珠，竟然在大冬天里讲了个满头大汗。
徐志摩与陆小曼新婚之后来到上海，接受光华大学的聘书，到外文系教授“英国诗”和“英国散文”课程。徐志摩开着私家汽车进入校园，有崇拜者在校门口守候，簇拥着他进入教室。徐志摩上课率性随意，既有剑桥的自由风气，又有魏晋的名士派头。有一次，徐志摩课堂上讲珀西·雪莱的《西风颂》，寒风从茅屋的窗户缝隙中吹进屋来，徐志摩正在兴致上，用标准的牛津英文迎着寒风徐徐吟唱。春天到了，窗外绿意盎然，志摩又会招呼学生，走出教室，跨过篱，到大自然去上课。他依在梧桐树干上，带领同学们大声吟诵英国名诗。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3年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1935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赴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1937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后赴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1938年回国，任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英语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教授。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出版。1949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53年，调入文学研究所工作。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一级研究员。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3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罗隆基，安福县人。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1913年，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在全国招生，以江西省总分第一考入清华大学。1921年，考上公费留美学习，先后入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又从美赴英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学成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因发表反对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而被捕。1949年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等职。1957年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1965年12月7日，因病去世。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追述了罗隆基先生的一生，热忱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认为他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
蒋维乔，江苏武进人。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养生家，曾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895年，考入江阴南菁书院，次年又考入常州致用中学。1902年到上海市参加了“中国教育会”。1903年，入爱国学社任教员，并进商务馆编译所。1905年，发起并主持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培养了3届师范生。1907年，接任爱国女学校长。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被邀任教育部秘书长。1922年，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25年，接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1929年，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教授，后历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1958年3月于上海市去世，享年86岁。
曾就读于光华大学的知名人士有周有光、汪道涵、赵家璧、张青莲、邓拓、周熙良、林华、张芝联、杨宽、张允和、周而复、田间、穆时英、储安平、乔石、姚依林、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黄辛白、黄鼎臣、邵洛羊、杨小佛、谢云晖、杨纪珂、张承宗、吕翼仁、袁则留、姚昆田等。
张青莲江苏常熟人，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辅仁、清华、北京大学等大学教授，中国质谱学会首届理事长。张青莲于1908年7月31日出生于常熟市县支塘镇。在光华大学他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读完了所需的学分，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31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选择无机化学专业，完成研究稀有元素领域的论文三篇，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公费出国留学名额并取得博士学位。1955年，张青莲协助教育部组织并与戴安邦、严志弦、尹敬执合写了《无机化学教程》（高教社1958年出版）。1955年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委员。1957年张青莲赴莫斯科参加全苏同位素应用会议，提出“精密落滴法分析重水”的报告，1959年赴东德莱比锡市参加同位素应用会议，作了“各种密度法分析重水”的报告，因而被编入1969年《原子科学名人录》。
张芝联，出生于湖北汉口，祖籍浙江县。历史学家。父亲是光华大学创办者张寿镛。1935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两年后转入光华大学。1941年重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194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1947年又横渡大西洋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并到法国参加国际讨论会。其间，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历史和学术思想。回国后，先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51年北上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世界史。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2008年5月2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张芝联是我国法国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中国人认识法国、了解法兰西历史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推动了中法文化交流和中西文明对话。他还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主要组建者。
周而复，现代作家，原名周祖式，旌德县人，生于南京。1933年秋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在光华大学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捕。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左派文艺活动，参与创办《文学丛报》，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夜行集》。1938年，周而复大学毕业后奔赴延安市，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任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2月入党，同年秋作为边区文协与八路军总政治部派遣前方文艺小组第五组组长，赴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参加反“扫荡”、百团大战等战斗，记录了许多生活素材，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
周而复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名誉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常务理事等，在70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杂文和文艺评论等，共计1200万字。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越、俄、英、意等国文字，许多名篇被收入教科书，拍成影视剧。
1985年3月10日，光华大学校友会在华东师范大学正式成立。华东师范大学自2011年60周年校庆起，将光华大学建校日（6月3日）作为学校每年的纪念日。
2011年06月16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正式启动《光华大学史》的编。
2012年10月8日，西南财经大学发布公告将建校时间确定为1925年6月3日光华大学成立之时，校庆日为每年6月3日。
2015年6月3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纪念师大的前身光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
2017年4月，光华大学现存唯一的遗址（现东华大学校园的“校友之家”），被列为上海市长宁区文物保护点。
2019年5月24日上午，郭廷芳、张束夫妇向华东师范大学捐赠一块额名为“王省三先生暨费佩翠夫人昭德之碑”。此碑为华东师大前身光华大学在建校五周年之际，即1930年6月3日校庆日竖立的纪念亭和纪念碑，系为表彰外交家王省三夫妇捐赠沪西家族田地为校地而立。